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
1917年毛主席還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學生時，就寫下《體育之研究》，對當時學校中課程過於繁重的現象提出批判：“吾國學製，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觀其意，教者若特設此繁重之課以困學生，蹂躪其身而殘賊其生。”
毛主席認為，“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顧知之者或寡矣，或以為重在智識，或曰道德也，夫知識則誠可貴矣，人之所以異於動物者此耳，顧徒知識之何載乎，道德亦誠可貴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顧徒道德之何寓乎，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兒童及年入小學，小學之時，宜專注重於身體之發育，而知識之增進道德之養成次之，宜以養護為主，而以教授訓練為輔，今蓋多不知之，故兒童緣讀書而得疾病或至天殤者有之矣，中學及中學以上，宜三育並重，今人則多偏於智，中學之年，身體之發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傾之者多，發育不將有中止之勢乎？”
毛主席強調要加強體育鍛煉，“人獨患無身耳，他複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隨之矣，善其身無過於體育，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於吾人研究之中，宜視為重要之部，學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毛主席並提出了著名的體育思想：“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毛主席著重指出，“體育之效，至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誌，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誌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體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6-72頁）
1921年8月毛主席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又曆數課程過繁的壞處：“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課堂，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它的壞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在此，毛主席深刻指出，課程過繁的兩大害處是影響身體健康和個性發展。
毛主席非常重視學校教育中德智體三方麵的全麵發展。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看到反映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後，毛主席專門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對青少年學生學業負擔和身體健康的深切關注，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這一富有遠見的方針，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和提高我們民族的身體素質，具有深遠的意義。（《給馬敘倫的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3頁）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學生健康問題再次致信給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信中說：“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一件付上請察閱，其中第三項即談到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
此後，教育部采取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精簡課程、教材和學生的課外活動，整頓學校教學秩序等一係列措施，貫徹毛主席關於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給馬敘倫的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3頁）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及生活情況給中央和華北局的報告中說，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於勞動人民的家庭和低薪製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對學生有所幫助，但還不能解決問題。小學根本無助學金，隻有減費免費名額，在公、私立小學分別約占全校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和二十。中學生的夥食，一般仍很差，營養不夠，醫療衛生設備少，而功課和課外活動又較繁重，學生健康狀況雖較過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為了改善這種狀況，計劃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學，公私立中小學一律免收學雜費。
報告還說，目前幹部子弟學校中，學生所得待遇雖較一般中小學學生為優，但也極不一致，一是學校之間夥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幹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設有公費生，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曆史和職位分為三等。上述差別對幹部子弟和一般學生都影響極壞，應該改變。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對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情況的報告的批語中說，周總理：（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32頁）
1953年5月21日晚上(根據《毛澤東年譜》分析，可能是這次會議上的指示，但也有可能是5月18日晚上那次，那次也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
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毛主席對青少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學生助學金。學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夥食不好，衛生不好，功課重，課外負擔過重，太忙。
毛主席認為要增進學生健康，要增加營養，搞好衛生，減少負擔，少緊張些。毛主席說，要吃得飽，學得太多，可少學點，要克服忙的現象。要一方麵增加收入，一麵減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學金，改善夥食。另一方麵克服忙亂現象。因此，會議決定大學生增加到十七萬元，高中生除少數有錢子女外，一律發給助學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學金。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的談話中又對“減負”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會成年人已經學會了的許多東西。
毛主席：但是，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的負擔都不能過重。尤其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勞動強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樣。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後還要戀愛、結婚。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毛主席：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祝賀他們身體好；二、祝賀他們學習好；三、祝賀他們工作好。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隻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著，醒不來。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青年們要睡好，教師也要睡足。革命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於疲勞。現在要保證大家身體好，保證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幹部都要身體好。
毛主席：當然，身體好並不一定學習好，學習要有一些辦法。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太多，也應當減少。一方麵學習，一方麵娛樂、休息、睡眠，這兩方麵要充分兼顧。工農兵青年們，是在工作中學習，工作學習和娛樂休息睡眠兩方麵也要充分兼顧。
毛主席：兩頭都要抓緊，學習工作要抓緊，睡眠休息娛樂也要抓緊。過去隻抓緊了一頭，另一頭抓不緊或者沒有抓。現在要搞些娛樂，要有時間，有設備，這一頭也要來個抓緊。黨中央已經決定減少會議次數和學習時間，你們要監督執行。有什麽人不執行，就要質問他們。
毛主席：總之，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有些領導同誌隻要青年工作，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你們就用這句話頂他們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為了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
毛主席：我們這一代吃了虧，大人不照顧孩子。大人吃飯有桌子，小人沒有。娃娃在家裏沒有發言權，哭了就是一巴掌。現在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他批評當時有些領導同誌“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他認為，是否“為青年著想”，是否“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是一個方針問題，是新舊社會的一大不同之處，“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
在此，毛主席正式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77-278頁）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座談中論及“青少年的教育”時指出：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魯迅很懂得這個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潑，要頑皮。他說“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魯迅全集》第六卷第84頁）
毛主席：在有些地方要讓我們的後一代學我們；但有些地方就決不要後代再學我們，再學我們就糟糕。我們總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僅學校如此，就是托兒所也要很好注意。現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兒所還好，一送到托兒所就“機械化”了。在這些方麵，我們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們的青年、兒童變成朝氣蓬勃，生龍活虎一樣。
毛主席：有這樣的人民，建立這樣一個國家，那我們中國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時候，正是性格、品質慢慢形成的時候，如果在這方麵不會教育他們，將來的損失就很大。
毛主席寄希望於青年一代，曾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毛主席希望“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要摒棄“娘炮”之風，爭做有朝氣、有追求、負責任、敢擔當的時代新人。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針。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6頁）
走資派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裏，任何人都可以憑借自己的奮鬥，抓住向上流動的機會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記了：這其實是某種特殊社會結構的產物。
具體來講，就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消滅私有製》後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基本上創造了一個機會平等的新社會。
然而在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過程中，這段溫水煮青蛙過渡的特殊社會時期，這段時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是僅有的獨一無二的時期。
自走資派們讓少數人先富形成資本象後，工人下崗後，農村私有化包產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後，貪富階級形成，有了階級固化之後，就不能再來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了。
就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樣，隻能是一個理想狀態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
在現實生活中，教育並不總能改變命運，即使能改變，改變的程度也因人而異，並且未必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奮鬥。
在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後，貧富差距拉大，階層的再生產，階級的再固化之後怎樣呢？
在“高考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中，最打動人心的無疑是階層的流動性，它許諾一個人可以憑借自己的個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階層出身，獲得破格提升的機會，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現代學者通過更細致深入的分析早已發現，科舉製度發展到後來，後天能力的競爭已越來越不如先天性的積累，明清時代的一些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寒門子弟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競爭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新式教育更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因為學堂和大學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費用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結果是民國時代的知識精英出身於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這導致鄉村社會失去穩定性，整個社會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壞。
在美國，也有很多人關注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實現社會公平性的最重要機製。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學者葉禮庭曾說的，根據自由主義政治的理念，“‘一個好的國家’這個概念本身便意味著，所有好的事物對於任何人而言，隻要肯努力就有機會能得到。”
這些年來，美國社會頂層依靠自身長期積累的資本和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相對穩定地保持著他們的優勢。美國社會底層則很難爬出貧困陷阱，隻有社會中層的人或許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還稍微多點。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學者們開始警覺起來，擔心這最終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無法把一個更好的美國帶給下一代。
這種狀況發現21世紀初的美國階級差異比五六十年前還要嚴重，由於貧富階層之間在家庭結構、鄰裏社區關係、學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麵都拉開了差距，僅僅“機會平等”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中上階層的父母有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在對孩子的培育上，而掙紮在貧窮社會和家庭的孩子卻得不到，在此情況下，受教育過程與其說是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倒不如說是服務於階層固化。
實際上，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個社會裏，教育成了每個人實現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麽在眼光、才智等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白領的兒女肯定比清潔工的孩子有更多資源去抓住這個機會。中產階層尤其有內在動力去這麽做，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掙來”的，而貴族和貧民則常常都覺得教育對自己身份地位的影響微乎其微。
正因此，幾乎不論在哪個國家，最熱衷於對子女接受良好教育進行投資的，往往就是現代城市中產階層。如美國在教育領域也大大市場化了。其結果，雖然美國北方各州在19世紀末就建立起了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體係，但長久以來國家在教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極。
美國曆史的發展結果是：接受國家資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體係運轉不良，隻為那些別無去處的寒門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階層的家長們則想盡辦法讓孩子去上教育質量更好的私立學校。這看上去是自由、多樣的，但從整體上看則缺乏係統性，教育仿佛成了一個“為不同消費群體提供差異化服務”的消費品。
其結果，正如曆史學家托尼·朱特所說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錢讓孩子脫離這一體係”。在這種社會選擇之下，富人們都想著去買到一種窮人無法買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學校和教育消費蓬勃發展，而窮人們則被這一市場機製擋在門外。
這還不僅僅是誰能“花錢買到更好教育”的問題，真正的差異在於教育方式上。這就是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的核心觀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對孩子投入的時間精力不同、日常對待孩子的言傳身教不同，最終將影響到孩子未來能否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意味著，那些孩子的成功，不僅取決於父母給他們的先天積累、他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還包括父母對他們施加的後天影響。《不平等的童年 : 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魯 著，宋爽、張旭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資派中國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國化。
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階級的代際繼承固化後，通俗地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不僅如此，這還通過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產給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樣的方式育兒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之後，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不分高貴低賤人人平等之下，這原本不是個“要改變命運“的問題。傳統上新中國的父母幾乎全都是讓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長”模式的。
現在回想起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那個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輕鬆。他們基本上隻管孩子穿衣吃飯，也不用每天接送，兒女們四五歲就自己走路去幼兒園。至於學業，雖然父母都是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已經算得重視教育了，但除了學齡前教孩子們認字算術，父母們忙於工作勞動幾乎從未輔導過孩子們的功課，高中後更明確說：“你的書我和你爸都已經看不懂了，以後都靠你自覺了”。
這不是個別現象，那個時代全中國的同學的家長甚至連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試都不知道，對學業的關注也就可想而知了。與現在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學生們在毛澤東時代那時的課餘時間都是學生們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長也並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麽。毛澤東時代也沒現在這樣名目繁多的課程或活動，學生們從沒參加過一天補習班或任何這類興趣課程，最多是同學間自發組織的互助式興趣小組。
毛澤東時代的家長自然也望子成龍，但他們好像僅限於抱有這種期望，並沒有明確周密的規劃每天去做什麽來讓孩子成鳳成龍。有時和朋友聊起，都有人開玩笑說：“真想穿越回那個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時代早已不同，當年的做法也不見得適用於現在——恐怕絕大多數家長的第一反應都會覺得，這樣的“放養”絕對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看看如今公共討論中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所彌漫的焦慮情緒，不難想見，如今城市中產階層的年輕父母，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協作培養”模式。
甚至不論他們喜歡與否，因為學校老師也會要求家長必須花精力去指導孩子的學習，注意按規劃好的方案係統性地共同深入參與其中，以至於出現“爸媽重新和孩子學奧數”的情景。周圍不少朋友因為工作繁忙，被老師認為不夠積極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長其實和孩子一樣苦不堪言，因為協作培養很花時間——特別多的時間。社會學家西奧多·卡普羅發現，在1924年，隻有60%的美國父親每天花超過1小時的時間陪伴孩子，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高達83%。
在中國，這一比例或許更高得多——絕大部分家長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當年多花數倍的時間來輔導孩子的學業。前些年《中國青年報社》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37.1%的受訪家長每天都會陪孩子寫作業，44.2%的受訪家長平均一次陪伴時間在30分鍾～1小時。84.0%的受訪家長會因陪孩子寫作業而頭疼，63.0%的受訪家長認為陪孩子寫作業應以監督為主，必要時進行輔導。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在國內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覺中追隨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模式，但中國式的“協作培養”和美國畢竟還不大一樣。
同樣是家長係統深入參與到孩子教育中，同樣是“發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國中產家長對能力的培養並不單單偏重智力層麵，也沒有受到學校方麵那麽強大的壓力，他們更多是以自己的言傳身教，有規律有係統地塑造著孩子的生活體驗，例如帶他們到處去參加各種有組織的活動，或指導他們進行條理分明的活動，過一種嚴格時間控製的生活。
此外，這種美式協作培養還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長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講道理的方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以相對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對話，甚至被鼓勵對成年人提出質疑，用拉魯的話說，“他們常常用提問的方式來回答問題，並且隻要有可能，就會領著孩子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給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們的孩子更具自信，兩代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對抗更少。
最後，無論他們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於像中國家長那樣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更不會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說孩子“怎麽那麽笨，都懷疑是不是我們親生的”這種話。
沒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國更常見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這裏的“教育”往往僅指智力教育，而且階層性也不像美國那麽明顯，因為無論私立還是公立學校的老師對家長幾乎提出同樣的要求——全部檢查孩子的作業，輔導孩子糾錯，有時夫妻倆不得不分工負責孩子各科目的功課。
為了應對這些任務，一位朋友甚至下載了一堆APP，自己不會就上網查，然後再講給孩子聽，有時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裝懂了。最糟的結果是：由於父母輔導、檢查了孩子所有作業，老師往往無法掌握學生的真實情況，因為家長都事先批改過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父母的“協作培養”往往由不得自己選擇，培養重點僅偏重功課，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導孩子自行解決問題，更別提鼓勵他們質問成年人，開展平等對話了。
但至少在一個地方是毫無疑問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種課內外活動，以至於連和家人的互動機會都減少了，更不用說和其他親戚們之間的交往了。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閑暇時光都被製度化了。
由於城市孩子普遍過著這樣的生活，以至於他們中的很多人過的是“沒有玩伴的童年”：我們那時還有很多放學後的閑暇時光，可以和小夥伴們無拘無束地遊戲，但現在的孩子“檔期”都太滿，就算要湊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長們幫忙約定好時段之後才能進行。家長們都過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動，那不再被認為是“孩子們之間玩的事，家長不用管”，而是牽扯了父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輩人相比，如今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沒有多少傳統的教育方法可以依憑，年輕的家長們既不想讓孩子像自己當年那樣經受痛苦的舊式教育方式，與此同時在望子成龍、主動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麵卻又比上一輩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是一直在孩子頭頂上盤旋的“直升飛機父母”。有些父母的焦慮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學生家長在輔導孩子作業時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讓人心裏不堪重負的是，人們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時又懷有對孩子矛盾的雙重愧疚——既愧疚於自己可能不夠關切，又愧疚於這樣的關切使孩子喪失了一個能盡興去玩的快樂童年。
就像我一個朋友說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成為明理而寬容的家長，但“實在是太難了”，每次控製不住自己對孩子發飆，而這“其實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媽媽，這個打擊簡直是巨大的”。這到最後造成了一種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長也沒了自由。
在把中國社會的狀況與美國進行對比時，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差異。中國城市中產夫婦雖然也深深參與孩子的教育，但卻並不完全符合美國式“協作培養”模式；至於那種“成就自然成長”模式，在中國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過去的傳統教育方法，又或者體現為地理空間上的城鄉差異，這恐怕得歸結為中國城市各階層之間比美國更平等，而社會差異更多體現在城鄉差別或沿海/內地差異這樣的空間結構上。
確切地說，我所接觸的中國父母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時光，讓他們“快樂成長”，但即便如此，他們很少會真的放任孩子們去玩，也並不覺得孩子們的業餘活動是無足輕重的。
對此的一個明證是：現在的城市學齡兒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裏幾乎沒有不上課的。不久前有新聞報道，浙江海寧一所小學三年級某班想在星期天組織一次秋遊，讓孩子們放鬆下，結果，全班40多個孩子隻有4個能參加，剩下的都說要上興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所描述的美國社會現象中，不同家庭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說，就是有錢人家的家長剛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國卻未必如此，有時候，家境不錯的孩子，但父母卻文化程度不高或忙於工作，結果對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門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養他們成才。如果這樣說來，她所說的那種典型美國中產家庭的“協作培養”模式，在中國還隻是一種被逐漸接受的新理念，不過已經在教育觀念的市場上取得了越來越明顯的優勢。
當然，一個社會上的教育模式不會隻有兩種，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中隻是歸納成了兩種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書中並沒有去評價哪一種模式更好，雖然她講到家長協作培養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也被培養得更有條理，但也指出他們無法像窮人家的孩子那樣自主掌控自己的時光，時常空下來就感到“無聊”。
這其實是生活過度製度化才會造成的結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來卻又不知道幹什麽，但一個習慣了自由支配自己時光的農民或遊牧人，卻不會有這種“無聊”感。也就是說，父母的關注，對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壞事，有時過多的關照與約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視更糟。
她的重點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種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這種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長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的綜合體現，並憂慮這會以一種無形的、但又是強有力的方式衝擊著孩子的人生經曆，過早地限定了他們未來的成敗。
這一點也還是有進一步討論餘地的。因為她這其實是假定了孩子從小的家庭環境對他的成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顯然可以舉出無數反例來——比如喬布斯的養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對他差不多是放養的，但這並未阻止他成才。“協作培養模式”雖然也強調了父母先天的社會資本積累對孩子的影響，但無疑更偏重後天，這潛在地也貶低了天賦在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這裏隻討論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顯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學校教育至少是同樣重要的，有時甚至一個好老師就能影響學生一生。因此，隻要教育體係在招生時沒有按階層分配，那麽仍然能在相當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對一個人的成功來說，少年時養成的品質也可能比智力層麵的更為重要，而某些品質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發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協作培養模式”下成長的孩子能具備更強的競爭力，但至少在中國，這一模式過強的關注也可能對孩子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麵影響——過早榨幹潛力、缺乏自由發展自學能力和孩子對學習的焦慮感乃至厭學情緒。但不可否認，從整體相關性來說，她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洞察，認為不同的家教可以讓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隻不過不一定每個個體都是如此。
回到中國的語境下，對我們來說，最具啟發意義的一點恐怕在於：在一個價值日漸多元化、因而階層和群體不斷分化的社會中，教育體係如何確保基本的公平性，從而為每個人提供開放而均等的機會。
美國的狀況也表明，教育過度市場化會有損於這種公平性，法國、德國等歐洲公立教育體係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如果能消除職業歧視，既不讓贏家通吃，也不讓輸家落下，不同群體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那麽家長們也就無須那麽恐懼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了吧。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改革開放後的教育完全恢複了舊式教育的模式，共產黨的那種延安“抗大”式的試驗性的辦學思路完全被拋棄了，原本是旨在抗議舊式教育中隻為培養尖端人才的現象的“交白卷”行為成了笑柄。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後的教育政策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嚐試的“反動”。如果說，電影《決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對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掌控的舊式教育話語權的決裂的話，那麽，改革開放以後的複辟了舊式教育政策就是後者對前者的徹底決裂。也就是說，電影中所全盤批判的，正是改革開放以後所全盤肯定的。這就是文革中兩種教育理念的較量!
四十多年過去了，忽然間，人們發現，改革開放之後的複辟舊式教育雖然給了文革中少數被專政的人通過上大學而獲得個人成功的機遇，但隨著這一政策的持續，唯升學率、唯分數主義的舊教育觀卻為現實社會製造了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然，這樣被製造出來的人一定是當不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他們倒是為自己謀得了許多加官進爵和出國、發財的機會，至於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有沒有哪怕一絲的承擔的意識就很難說了。不過畢竟，他們是改革開放後教育轉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種社會製度轉型時期即既享受了社會主義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數人先富的大蓬車以及那些依靠轉型期一批推行的舊式教育製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樣，則人們難免不會激發起一種巨大的社會人士去追求的"中國夢"，也就是說全社會所有的想改變命運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進大學的身上。由於這種巨大的社會需求，所謂“教育產業化”以及伴隨之而來的“擴招”則成了大勢所趨，再也阻擋不了了。
然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推行舊式教育就合乎邏輯地演變成了低端人口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給極力為孩子謀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長們帶來無盡之負擔與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換來的是甜美的報償的話，家長們還是想得通的。可隨著經濟危機的逼近，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與每年成倍增長的畢業生數量、社會所能提供的職業與應屆畢業生擇業的心理預期之間的剪刀差將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變成了一個“定時炸彈”，極大的威脅著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就如電影《決裂》所隱喻的一樣，對於今天中國的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後不斷形成的舊式教育體製讓大量的應屆的畢業生成了隻能應付考試的“馬尾巴的功能”———他們的所學既與社會的需要脫節，他們的心態又與社會的環境脫節。除了憤怒，他們和他們將要麵臨的社會之間，還剩下了什麽呢？
為什麽中國的教育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層次上的原因，還在於“決裂”這兩個字。曾經有一位中國的老板說，其實，就業的機會很多，有的行業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專業對口的人，而許多職業是現在大學生不願意屈就的。為什麽許多的工作機會很多的大學生不願意幹呢？這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分不開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貢獻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而改革開放後的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為追求個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資本家、官員、技術專家。顯然，社會對後者的吸納程度畢竟是有限的。
本來，一個健康的教育製度應該可以向社會提供各種類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會有著多元化的自我期許。但由於中國的社會各種的價值取向在不同曆史時期經曆了一個相互決裂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過程，於是乎，教育在新中國建國後的曆史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的角色———要麽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要麽為培養尖端人才製造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該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養學生們結合實際社會需要的新式教育, 還是盲目地培養些學非所用如學馬尾巴的功能式的舊式教育的時候了。
電影《決裂》於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後期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重要代表作。電影的主要內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墾殖場場長龍國正，到鬆山辦抗大式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期間，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辦學方針與嚴重脫離生產實踐的學究式資產階級辦學理念做堅決鬥爭的故事。
不但大學這樣，小學也如此，又紅又專的辦學理念貫徹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小學一二年級，上半天文化課，另外半天是到農村去參加生產勞動。文革時期，綜合大學也有辦，主要培養以理論學習為研究課題的專業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專業院校，如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畜牧學院、工學院。按照教育要為生產實踐服務的方針，農學院下放到了農村，林學院被趕到了林區，工學院則辦到了工廠。大學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取消，改由工廠、農村、部隊基層單位推薦，大學的課程設置也要緊密結合地方的生產實踐。
如農業大學在南方山區道路崎嶇，主要牲畜是牛、豬，那麽主要專業課程應該是如何養牛、養豬，而不是講授馬尾巴的功能。在辦學理念上，反對高樓大廈，強調勤儉持家。
然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教育理念發生了華麗的大轉身。小學、中學自不待言，大學的變化更大。專業院校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興其徑，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 如林學院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天曉得這樣的學生跑到生產單位是一種什麽樣的結局。至於“紅”的培養方向，更是被金錢、權力所異化，“寧在寶馬中哭泣、不在自行車上笑”，就是當代年輕人價值觀的真實寫照。
如今的大學生沒有信仰，也就沒有做人的道德價值底線，也談不上為什麽理想而堅守；長期在生存壓力下，極易為物質利益所誘惑而隨波逐流。為名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為道。例如在當官發財的當下，區區一個政府機關的處長職位，可以引來50多個教授激烈競爭。今天的高校， 論文壓倒一切，一個學美術的藝術類教師為職稱可以去炮製在化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假文憑假論文等等什麽都有。隻要有名稱都可以造出假來, 還可以以假亂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給少數人帶來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許多好的人和事, 有許多的精華。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麵是很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比如舊式教育下的許多學生連韭菜與麥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當時的新式教育體製下，學會了割麥、插秧、打穀、車水。因為中小學又紅又專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學生參加工作後，很多學生經常多次地深入山區、林區的林場、農戶、林業站調查。
有的學生因為對基層情況比較了解的緣故，多次被有關部門領導邀請作為專家參加一些林業方針政策製定前的研討。不止一次在參加國家部委召開的專家研討會時，仍有一位林業專家悲哀地說：不超過10年，等新中國培養的老一代林業專家都退休時，這樣的會議就無法舉行了。因為，目前高校新進的師資基本全是從學校到學校、缺乏林業調查規劃實踐經驗、對林區基本情況不了解的學術研究型教師。
今天我們怎樣來看泛教育質量，怎樣來衡量泛學生的好壞?翻遍古今中外各種教育史，哪裏有什麽超階級的“統一的標準”。有人說什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是多麽虛偽。因搶救遭到嚴重蟲害的稻田，考試交了“白卷”的李金鳳，和那個“門門五分”，卻以自己剛學到手的一點技術向貧下中農“敲竹杠”的餘發根，這兩個學生，誰個好? 誰個不好?兩個對立階級所持的標準，又怎麽能一致起來呢?有人所要求的統一標準，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標準。你不同意他這個標準嗎? 那就是不講質量，那就是把他認定的壞學生當成了好學生。
當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談怪論，就要說你“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無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使之變成他們可以接受的東西，以便讓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重新稱王稱霸。
但是，不管資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怎樣危言聳聽，終究是唬不倒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鳳那樣優秀的工農兵學員，他們為革命勤奮學習，以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善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向黨和人民交了紅卷。他們的質量，無產階級滿意，貧下中農讚揚，就是不要資產階級宣揚的那種“質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龍國正說得很明確：“咱們共大培養的人材，既要有共產主義覺悟，又要有學問，還會生產勞動，要成為又紅又專的大學生。”這體現了無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的觀點。
李金鳳在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不但能夠識破而且敢於頂住劉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出“趙副專員的報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毒草”，這說明她有很高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方麵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她能夠培育出優良的稻種，能夠發現生產隊稻田的蟲害，並組織同學和社員一起把它及時撲滅，這難道不算學問，不算文化?
有人誣蔑我們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讀書”、“不講學文化”，這真是奇談怪論。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曆來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要求把這三者辯證地統一起來，做到又紅又專。其實，任何階級看待教育質量的好壞，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我們說李金鳳是好學生，首先是因為她在校內校外，都敢於堵資本主義的路，邁社會主義的步。而曹仲和他們把李金鳳當壞學生，甚至開大會批她，首先也是因為她觸犯了“師道尊嚴”之“禮”，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軌，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敢於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鬥。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認為是好學生必須具備的條件，正好就是資產階級定之為“壞學生”的那些“罪狀”。一切文化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和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統帥下，我們曆來重視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而那些極力維護“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嚐是熱心智育，他們的真心本意，不過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第一而已。
當然，還有這樣的一些人，由於受舊傳統觀念禁錮，對於教育革命這一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專愛挑剔，這正象魯迅說過的那樣：盡管現代的玻璃鏡要比古代的銅鏡好，但他們總是頑固地認為：“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這樣的人，隻有從資產階級的偏見中解放出來，才能在教育革命的問題上和工農群眾有一種共同的語言。
四十多年前的電影《決裂》，總是使人思考著當前中國教育產業化資本化後的種種醜陋。電影文藝創作和現實鬥爭的結合是緊密的。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爭是息息相關的。反映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文藝作品，有一個究竟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問題。
改革開放後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進入了校內的課堂上! 教授們又開始大聲地講著《馬尾巴的功能》, 學生們也認真地又或是裝著認真地聽著非洲斑馬的馬尾到底有什麽功能呢! 而類似於《馬尾巴的功能》一樣的東東在各式各樣的學校裏還多著呢。怪不得學生走上工作崗位時很多都是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的。同時為了搶錢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後造成學生畢業後即失業之外, 還出現了許多買賣文憑造假學曆等等一係列的問題。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一所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即專門為農民子弟建起來的農業大學裏，學生的管理是采取“社來社去”的培養方式即從當地的農民中招生，畢業後再返回到農村去。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的一個老師是由葛存壯飾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裏教授正一本正經地在對農村招來的大學生們講“馬尾巴的功能”。這時，一個老農民來請這位教授給牛治急性病，卻被轟走了。教授認為他的“教學大綱”要比農民的實際困難重要得多。
建國後，圍繞著教育方針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方以劉鄧為主的認為教育規範化、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尖端人才是當務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澤東為主的則堅持教育的目的是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因而主張在教育的問題上應當繼承延安“抗大”的辦學精神，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爭論背後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層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針之爭不免演變成了政治路線之爭。
昨天是《五二O》，對於情人們來講：大聲高呼：《我愛你》。而對於走資派習近平，王滬寧們來講，喊了多年的“兩岸同胞一家親“、“兩岸都是中國人“等的《夢話大話》，是一個極大的《愛瘋癡》。
“台獨“們，大膽地往前走。先滅國民黨。再滅走資派。
“台獨“們，要有更大的夢想，實現大陸台灣統一，成為《中國統一獨立的大國》。這才可永存史冊。台島太小了。
走資派習近平，王滬寧們不會武統台灣。也不敢武統台灣的。
《將軍》篇：
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四十多年提拔了多少《將軍》？少將，中將不說。隻說《上將》。這樣多《將軍》，有幾個能“打仗“？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列表是自1955年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中，獲得上將軍銜、警銜的人員名單，共274位上將（275人次）。
1955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製，授予55位上將軍銜，之後於1956、1958年再授予兩位，總共57位，又稱開國上將。
1965年6月，軍銜製被取消。
1988年9月，走資派篡權上台，解放軍又實行軍銜製。9月14日，授予17名上將軍銜（其中建國初期的上將1名、中將2名、少將9名、校官5名），此後的上將均由中將晉升。
1989年1月，武警部隊實行警銜製，等級設置與軍銜類似，以武警中將為最高警銜。1995年12月，武警部隊總部升格為正大軍區級，相應增設武警上將。
1994年5月，修正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取消設而未授的一級上將，上將遂成為解放軍最高軍銜。大軍區級正職改稱正大軍區職。
2000年後，在任上將數量都未超過正大軍區職以上將領總數的2/3，即23－24名，後續每次正大軍區職中將晉升上將軍銜的名額基本以此為限。
2016年9月，正大軍區職改稱正戰區職。
2021年1月，新的軍官製度作出重大改革，軍官軍銜按照軍種劃分種類，在軍銜前冠以軍種名稱。
1988年以來，中央軍委共38次授予和晉升218位上將。
如1994年（19人），其中有王瑞林，長期擔任鄧小平的政治秘書。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長期擔任鄧小平的政治秘書。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十四、十五屆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紀檢委書記。
王瑞林在軍隊長期負責組織人事工作，不少高級將領都出自其門下。據悉，上世紀九十年代擔任軍委副主席的遲浩田、張萬年，都是王的山東同鄉，由其舉薦。王瑞林與鄧小平情同父子。“在40多年的歲月中，他以耿耿忠心，贏得了鄧小平的高度信任。”文革期間鄧小平落難江西，在1973年1月即將回京時，專門到進賢縣看望下放中的王瑞林。鄧小平之女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父親一向寡言，但內心的感情卻是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對王瑞林這樣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更是感情很深。這種感情，不同於對自己子女的骨肉親情，但卻又極其相似。」2013年，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王瑞林還專門到其故鄉四川廣安，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
1988年以來，中央軍委共38次授予和晉升218位上將。
被剝奪上將軍銜：
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被取消、剝奪上將軍銜者7人，均為中共十八大以後落馬，理由都是“違反紀律，情節嚴重，影響惡劣，已喪失軍人的基本條件”：
徐才厚，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徐才厚開除黨籍，7月30日，中央軍委決定給予徐才厚開除軍籍、取消其上將軍銜的處分。
郭伯雄，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郭伯雄開除黨籍，2016年7月25日，軍事法院一審宣判，認定郭伯雄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追繳的贓款贓物上繳國庫，剝奪上將軍銜。
田修思，2016年7月9日立案偵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確認對田修思開除黨籍。
王建平，2016年12月29日立案偵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確認對王建平開除黨籍。
王喜斌，2017年2月24日涉嫌職務犯罪被調查。
張陽，2018年，中央軍委決定對張陽開除軍籍，取消其上將軍銜，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對張陽開除黨籍，追繳涉案財物。
房峰輝，2018年，中央軍委決定對房峰輝開除軍籍，取消其上將軍銜，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房峰輝開除黨籍，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2月20日，軍事法院宣判，認定房峰輝犯受賄罪、行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追繳的贓款贓物上繳國庫。
《航母》篇：
讀《中國航母必須主動出擊 否則重蹈甲午海戰覆轍》
文章來源: 聯合報 於 2024-05-20
中國有軍事專家稱，中國航母在未來戰爭中不能采守勢而須主動攻擊。 圖為5月初完成首次海試的中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艦正進行高速大轉彎的動力測試。 （新華社）
中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艦”順利完成第一次海試，部分軍事專家稱中國航母未來將肩負“區域拒止”（阻絕美軍馳援台海）任務，但也有專家稱，航母作為最昂貴的攻擊性武器，不能被動防守必須主動出擊，否則將重蹈甲午海戰戰敗覆轍。
有專家談未來戰爭中中國海軍航母編隊隻是在第一、第二島鏈間的“海上拒止作戰”中“配合”支持其他軍兵種作戰，所以中國海軍搞航母不必對標美國海軍雲雲。
但有人認為，航母做為海軍乃至全軍最昂貴、攻防能力最全最強的單一兵器，如果航母編隊隻在拒止作戰，在海上用於防禦和拒止，把攻擊的主動權交給敵人，那等於將航母這樣體積巨大的主戰兵器給強大且作戰經驗豐富的美國海軍當靶子打。 以美國海軍的攻擊力強大和多樣，航母這樣的大型目標幾乎不可能生存的。 戰爭中有幾枚己方導彈被敵攔截、甚至損失幾架轟炸機或幾艘一般艦艇都不算什麽，但如果一兩艘航母被擊沉那是什麽政治影響？
走資派特色中國作為傳統國家，許多人包括相當一部分將軍根植於黃土的中國軍事意識深入骨髓，他們仍然是用黃土農民出身的陸軍軍人的眼光和思維來理解海洋、理解海軍、海軍兵器和海戰，而這正是中國海軍建設與發展的最大短板和危險！
當年無論是從數量和質量比較，北洋水師的艦艇都不比當時日本海軍的艦艇差，但雙方較量的結果卻是一麵倒！ 如果用黃土農民的眼光和思維與海洋海盜意識滲入血液的美國海軍作戰，那中國海軍恐怕比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海軍敗得更慘！
當年北洋水師，坐擁亞洲最大最先進的軍艦，卻隻用於在家門口沿海為運兵船護航，結果被人家在鴨綠江口堵個正著; 鴨綠江口戰敗後，軍艦甚至不敢出港了，把那麽多那麽好的軍艦當移動炮台守港口，你不被全殲誰被全殲呢？
把昂貴的航母編隊定位為防守、拒止和配合兵力兵器，這就是典型的黃土地上刨食的小農意識的寫照！
中國要想在海上軍事鬥爭立於不敗之地，光有先進兵器還遠遠不夠，必須更新軍事思維和軍事文化。 今後要想在海上跟人鬥爭，中國人必須吃透海洋，樹立海洋軍事思維和文化，擺脫根深蒂固的陸地黃土意識、擺脫畫地為牢重防守輕進攻的小農陸防思維。 海洋那麽遼闊，而且全球大洋是連通的，攻擊一方可以非常方便快捷地集結海空兵力和改變攻擊方向，防守一方怎麽防怎麽拒止呢？ 怎麽建立穩固的防線呢？
還說，航母做為海軍所有兵器中最昂貴攻擊力最強最全麵的兵器，它在軍事上的真正作用在於，一個“海上攻擊機機場”，除了可保護己方海上兵力兵器免受敵人攻擊，更可跨過重洋到對手家院子邊上快速建起移動攻擊機機場的能力，可以讓對方知道，我隨時可以闖進你家炸你！
航母天生就是用於製海和對陸攻擊的海上主戰兵器，天生就是遠洋進攻作戰的核心，它生來就是用來進攻的！
還說，“拒止”之戰真打起來，防不勝防，“不僅你的貿易通道會被立即卡斷，人家從西太的基地出發就能對你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各大城市各類經濟中心和重要軍事目標進行持續的常規打擊，而你的常規力量卻打不著人家的本土目標，持續打下來，你的損失會越來越大、力量會越打越弱，而人家本土生產不受影響，除非最後用核武器製止戰爭， 否則人家攻我們守這樣打下來我們勝算很小“。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針。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6頁）
1957年3月7日晚上，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頤仁堂和天津、山東、江蘇、河南、湖南、四川、陝西七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當前普通教育問題，他在講話中提出“課程要減少，分量要減輕，減少門類，為的是全麵發展。”。（《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8頁）
1958年8月毛主席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作的修改中指出:“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要是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麵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批語、按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41頁）
1964年2月13日（春節）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開座談會，就教育問題發表講話。他說：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學製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他還列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自學的事例。（《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2-23頁或《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314-315頁）
1964年3月10日，毛主席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三月六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一關於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的來信後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這一期《群眾反映》。（《改革學校課程設置和講授方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76頁或《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322頁）
1964年7月5日, 毛主席在北戴河一號樓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指出:“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育製度要改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96頁）
1964年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指出：“以教育製度來說，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現行的學製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學生讀了課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麽也不知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許多學生不知道什麽是馬、牛、羊、雞、犬、豕，也分不出什麽是稻、粱、菽、麥、黍、稷。學生要讀到二十幾歲才能讀完大學，學年太長了，課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啟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看了共青團中央辦公廳1965年6月25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 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 健康狀況下降》一文後批示：“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中央文教小組組長、 國務院副總理)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關於學校要減輕學生負擔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391頁）
1965年8月8日, 毛主席接見以教育部長貢特·塞拉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時談話中強調指出:“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關於辦好學校問題的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32頁）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92頁）
從以上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對學生“減負”工作的高度重視，要求通過縮短學製、改革課程設置與教材和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
青年一代是祖國的希望與未來。毛澤東一貫重視青年的體育鍛煉，關心青年的健康成長。對重智輕體的舊教育製度，毛澤東深惡痛絕，倡導德智體三育並重，精辟透徹地剖析了三育的辨證關係。毛澤東指出：“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早在湖南一師時期，毛澤東曾擔任學生自治機構學友會負責人。他與周世釗等其他骨幹一道，以體育鍛煉為中心，掀起了全校課外活動熱潮。一時間，乒乓球台擺滿了一師，足球隊、籃球隊、遊泳隊、劍術隊，到處是學生鍛煉的身影。戰爭年代，麵對艱苦的環境，戎馬倥傯中的毛澤東還是抽出時間關心學生們的身體健康問題。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給當時所在地的延安保育院小學題詞“又學習，又玩耍”，表達了對兒童少年健康成長的一片愛心。
毛澤東很早就提出，“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位置”，首次提出體育第一觀。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反複強調，要將青年的健康與身體置於教育的首位。1950年，毛澤東給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針對剛起步的教育事業，毛澤東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要求。馬敘倫看信後怕是筆誤，趕忙寫信詢問。毛澤東在複信中明確指出：“關於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這是毛澤東正式提出“健康第一”的體育教育觀。
1951年秋，毛澤東接見湖南教育界人士時又談到了自己當年在湖南一師讀書時鍛煉身體的好處。他說：“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誌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能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大家不是讀過《紅樓夢》嗎？《紅樓夢》中兩個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賈寶玉是闊家公子，飲食起居都要丫頭照料，自己不肯動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愛哭泣，隻能住在大觀園的瀟湘館中，吐血、鬧肺病。這樣的人，怎麽能革命呢？你們辦學校，不要把我們的青年培養成為林黛玉、賈寶玉式的人。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需要堅強的青年，身體和意誌都堅強的青年。”1952年，毛澤東再次指出：“應該把青少年的體育運動看得比什麽都重要。”1953年，他在給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出指示時說：“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將“身體好”列為“三好”之最，以後成為我國學生評優的重要條件和標準。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信中指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中砍掉三分之一。”他還在不同場合指出：“應該把青少年的體育運動看得比什麽都重要。”“如果對青少年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毛澤東將體育置於三育之首，將青年身體健康置於對青年的首要要求，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青年一代健康成長的關心與愛護，也體現了毛澤東對青年一代體質健康的戰略意義的把握。
為了革命和建設事業，毛澤東堅持體育運動，以求強身健體，多做工作。同時，也為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和全國人民身體素質的提高，他多次發出指示號召，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其獨特的體育觀教育和激勵了一代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