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2024 (783)
2025 (53)
自鄧小平以來沒有真正取信於民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信譽。國家沒有信譽，萬事不能立。.
中國自鄧小平以來，沒有真正取信於民。
用鄧小平理論來取代毛時代的政治，經濟模式是飲鴆止渴，是短板的，不會長久的。
中國自改革以來無誠信可言，一直在騙民眾。
從給四人幫定罪開始。
四人幫沒啥錯誤，隻是政治立場不同而已。
給定了非常嚴重的罪名，這麽做是不對的。
政治立場不同，不用人家就是了。
犯不上對簿公堂。
這是中共開了不好的先河，最終在曆史上交代不了，沒法交代。
一個執政者不單單要對現時代負責，要對曆史負責。
今天的中國執政者麵對的是經濟危機，也要麵臨政治危機。
中國現在很危險，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失德，失能，還失職。
整個政府機能在空轉，政府說話民眾不聽，也聽不進去。
民眾說話，政府不讓說。
政府與民眾形成了隔離帶。
這種官民衝突，對立，敵對趨勢，政府，民眾硬傷是遠久不能修複的。
國家執政基礎是民眾。
沒有執政基礎，政權就是空中樓閣，水中浮萍，沒有根基，現在的領導人，在這方麵已經意識到了。
但是，很不全麵，采取的措施，很不得當。
中國現在缺的是人心。
四十年中國把老百姓心傷苦了，傷透了。
用百姓疾苦拉動經濟，這樣做很不人性。
政府出台好的政策大多針對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根本沒得到政府給予以政策紅利。
中國用特色路線這條政策，一走四十年，也算是人間奇跡了。在任何國家都行不通，一天都行不通。
中國將麵臨新的選擇，政府需要勇氣，膽識，來帶領民眾來開辟新的裏程。
轉載原博文《中國老百姓生活在恐懼和無望中》
新加坡李顯龍說，中國老百姓生活在恐懼和無望中，李顯龍說，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信譽，國家沒有信譽，萬事不能立，李顯龍接著說，中國自鄧小平以來，沒有真正取信於民，用鄧小平理論來取代毛時代的政治，經濟模式是飲鴆止渴，是短板的，不會長久的，中國自改革以來無誠信可言，一直在騙民眾，從給四人幫定罪開始，四人幫沒啥錯誤，隻是政治立場不同而已，給定了非常嚴重的罪名，這麽做是不對的，政治立場不同，不用人家就是了，犯不上對簿公堂，這是中共開了不好的先河，最終在曆史上交代不了，沒法交代，一個執政者不單單要對現時代負責，要對曆史負責，今天的中國執政者麵對的是經濟危機，也要麵臨政治危機，中國現在很危險，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失德，失能，還失職，整個政府機能在空轉，政府說話民眾不聽，也聽不進去，民眾說話，政府不讓說，政府與民眾形成了隔離帶，這種官民衝突，對立，敵對趨勢，政府，民眾硬傷是遠久不能修複的，國家執政基礎是民眾，沒有執政基礎，政權就是空中樓閣，水中浮萍，沒有根基，現在的領導人，在這方麵已經意識到了，但是，很不全麵，采取的措施，很不得當，中國現在缺的是人心，四十年中國把老百姓心傷苦了，傷透了，用百姓疾苦拉動經濟，這樣做很不人性，政府出台好的政策大多真對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根本沒得到政府給予以政策紅利，中國用特色路線這條政策，一走四十年，也算是人間奇跡了，在任何國家都行不通，一天都行不通，中國將麵臨新的選擇，政府需要勇氣，膽識，來帶領民眾來開辟新的裏程。
《青年誌願者》們為到山區邊疆去墾荒，這些青年主動“請戰”，用鮮血寫下“決心書”！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此時的中國，從戰爭創傷中走來，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工業基礎幾乎為零，且糧食短缺問題嚴重，全國普遍存在饑荒狀態。
為扭轉這一局麵，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將開墾荒地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隨後，團中央號召全國青年“向荒山、荒地、荒灘進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邊疆去”。
新中國第一支青年誌願墾荒隊。這是一位24歲的北京青年用鮮血寫下的“決心書”：“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墾荒戰士，我要永遠做個墾荒戰士，去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黨所交給我們的任務，要把一切貢獻給祖國。”
一個個鮮紅的字，凝結著他對黨、對墾荒事業的無限忠誠。寫下這封血書的青年叫楊華，被譽為“新中國青年誌願墾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歡送大會上，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向楊華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誌願墾荒隊旗幟。
當晚，這支“光榮的第一隊”——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高舉旗幟，唱著《青年墾荒隊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車。幾天後，墾荒隊到達三江平原北部的邊疆縣——蘿北，在茫茫荒原上，豎起了中國青年誌願墾荒隊的第一麵旗幟。“窩窩頭用鎬刨，棉鞋棉褲用棍敲，虱子臭蟲用火燒”，成了那時青年墾荒隊員們最生動的生活寫照。
受到墾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躍躍欲試。到1956年底，全國二十多萬青年成為墾荒隊員，在荒原上綻放他們的青春歲月。
1956年，為改善生態環境，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號召。3月，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陝西、甘肅、山西、內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區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著樹苗、鐵鍬，拎著水桶，浩浩蕩蕩分途奔赴至延安楊家嶺、寶塔山、清涼山、棗園等地，種下一棵棵載著希望的樹苗。
此後，各地青年在團組織的帶領下，將“綠化祖國，向荒山禿嶺進軍”“給沙漠披上綠裝”等口號變成實際行動。
我為祖國獻石油。1953年6月，溫州師範學校速師班的女學生們響應號召，懷著滿腔熱血毅然奔赴黃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軍之中。
在經曆了半年多理論學習和野外實踐後，1954年4月，姑娘們被分配到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甘肅玉門油田。在這裏，她們主動向領導申請，組建成立了404女子測量隊。
女子測量隊的動人事跡迅速傳遍了全國，此後，無數青年也接續投身祖國的石油事業。
1959年9月底，中國石油勘探隊在東北鬆遼平原的黑龍江肇州縣境內，打出第一口穩產油井，人們將這個油田命名為“大慶”。
這位被譽為“鐵人”的1205鑽井隊隊長王進喜，用鋼鐵般的意誌和拚搏苦幹的作風，把自己的名字和大慶石油會戰緊緊連在了一起。
經過三年多奮戰，1963年當年，大慶油田產原油達到439.3萬噸，占全國原油產量的67.3%。這一年，中國終於甩掉了貧油的帽子。
聞名全國的“燕子突擊隊”。這是一張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的海報，上麵的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接見，是當時家喻戶曉的明星。
1958年，年僅17歲的邢燕子中學剛一畢業，就響應中央號召，放棄了在大城市就業的機會，回到了家鄉寶坻縣司家莊村，決心“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
邢燕子帶領村裏的女共青團員，組成一支生機勃勃的“燕子突擊隊”。
1960年，她們一鼓作氣開墾了560畝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獲了4萬多公斤糧食，幫助鄉親們度過災荒。
就是憑著這股“要使石頭長出糧”的幹勁兒，邢燕子成為“發憤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
新中國成立以後，一代代青年響應號召，迎難而上，把青春獻給祖國，成為黨和人民的助手和生力軍。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奮鬥精神，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源泉，更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偉大動力！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告別了母親，背起行裝，踏上征途，遠離故鄉。穿過那無邊的田野，越過那重重山崗，高舉著墾荒的旗幟，奔向遙遠的邊疆……”許多年了，這首《青年墾荒隊隊歌》的歌聲不時在耳邊回響，將我們的思緒拉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將記憶追溯到那個樹立起不朽的北大荒精神的時代。曾任天津農莊主席、共青農場教育中心黨總支書記的杜俊起就是在這熟悉的旋律中走進北大荒，成為共青農場第一代墾荒人，也成為廣大勞動人民勤勞勇敢奉獻的精神踐行者。
在去北大荒之前，團中央組織了培訓班，對支援北大荒的青年們進行了深刻的“思想武裝”。麵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未知的困難，杜俊起和他的隊友們必須建立牢靠的思想基礎，隻有思想堅定，才能完成國家給予的任務。
真實的北大荒比想象中荒涼，杜俊起說：“那裏夏天沼澤遍布，蚊蟲成群，晚上螞蟻和蛇會爬到被窩裏，冬天風雪極大，嚴寒難耐。剛到北大荒的我們，時常因艱苦的環境感到恐懼”。談到那段歲月，回憶起很多戰友將生命奉獻給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濕潤。最讓他心痛難忘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名戰友，剛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電擊打犧牲了，戰友們一直沒有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時仍帶著思念兒子的遺憾。還有一位戰友，妻子和兒子都不幸被壓在了沙墩下，自己依舊拖著病重的身體堅持勞動，最後將生命獻給了北大荒。杜俊起說，像他們這樣在北大荒奉獻了生命的戰友還有許多，他們將青春獻給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寫了北大荒精神。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事實上，直到1955年，雖然當時國家積極引導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務農，但還沒有考慮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支援農業的問題。由於國家難以為城鎮中小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都是由國家組織起來，自主學習，等待分配，所以這部分城市無業青年的情況並不穩定。
1955年5月，團中央組織代表團考察蘇聯共青團組織城市青年遠征墾荒、建設“共青城”的情況，提出參照蘇聯共青團的經驗，發起城市知識青年到山區和邊疆墾荒的“青年誌願墾荒”運動，以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開墾258萬公頃荒地的任務。
同時，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文件。7月6日，共青團中央在《關於組織青年參加邊疆建設問題的一些意見》中說：請求參加邊疆建設的絕大多數是應屆、往屆畢業的初中、高小畢業生和部分沒有職業的社會青年。
在今後一定時期內，國家還沒有力量解決全部高小、初中畢業生的升學就業，以及城市中部分無職業青年的就業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一個困難。
因此，需要動員一部分城市青年參加墾荒工作。團中央的號召在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中間引起巨大反響，全國報名者人數眾多，僅天津就有17000人報名。其中北京挑選了60人作為第一批誌願墾荒隊的隊員，上海批準了98名隊員，天津則選拔了52名隊員等，全國各省市共組織了50多批次，共有3.7萬城市知識青年參加了青年遠征墾荒隊。
移民墾荒並不是這時候才有的，而是建國伊始就實施的一項就業安置政策。1950年，勞動部發布《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失業工人應由工會根據自願原則，組織並鼓勵他們回鄉生產。
由失業工人救濟處發給本人及其家屬所必需的旅費外，並酌量發給救濟金作為生產資金的補助。”據《內蒙古大事記》所載：1950年2月16日，綏遠省（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人民政府發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礎和自然條件較好的綏東7個縣（今烏蘭察布市）迅速進行準備安置北京移民工作。
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北京市遷移綏遠轉入農業生產的，共安置4728人。與此同時，上海也動員農村來城的失業工人返回農村，當年有3500人移民，此後動員人數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萬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報》綜合報道，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家有組織地進行移民，從山東、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內蒙古、黑龍江、甘肅、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區的移民達43.3萬人。廣東、福建、遼寧、吉林、浙江、江蘇等18省在省內移民29萬人。
國家對這項工作給予很高重視，僅黑龍江、甘肅、青海和內蒙古自治區等9個省區，國家即投入安置資金1億多元。至此，青年墾荒隊的安置，己同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移民結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時城市人口為502.9萬，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達到699.7萬，其中僅無業社會青年就有30萬人。此即是說，在解放後的6年時間裏，人口淨增近200萬人。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長率加快，另一方麵則是由於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在上海不作為國家“重點發展地區”的情況下，上海就業壓力巨大，已經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
因此，1955年2月上海實行“緊縮人口和加強戰備”的方針，對城市人口進行了曆時一年的大規模移民外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的運動。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種去向：
一是去內地支援國家建設，二是回鄉生產，三是到外省參加移民墾荒；計劃疏散的城市人口約為53萬人。
其中上海與江西達成協議，計劃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萬餘人，連同家屬在內共約30萬人。
到1956年6月移民計劃被終止時，安置了33081人，隻完成原計劃的一成。移民計劃之所以被終止，原因在於安置成本過高，移民與當地農民矛盾突出，很難在當地進行有效生產，而且沒有戶籍政策的法規約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況嚴重等。
事實證明，墾荒移民的政策並不成熟，這不是解決城市人口壓力的有效方式。與此同時，青年墾荒隊的組織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計劃被終止，但青年墾荒運動卻作為全國性移民計劃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來，成為當年移民運動的僅存碩果。
當時上海青年墾荒隊也有去黑龍江的動議，經過勸說，改去淮河流域開墾荒地。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以後，建議上海青年墾荒隊以去江西為好，不僅氣候適宜，飲食習慣也相近，有利於盡快適應環境，投入生產勞動。
隨後又委托主持領導青年墾荒運動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探望慰問墾荒隊。胡耀邦來到上海青年墾荒隊所在地，轉達了毛主席的慰問和期望，以渡過“愚昧”和“貧窮”這兩條大河為比喻，形象地說明了知識青年參加墾荒運動的光榮曆史任務。青年墾荒運動是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先行者，他們吹響了城市知識青年“向困難進軍，把荒山變成良田”的號角，成為整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一麵光輝旗幟。
《工人下崗》是被《還鄉團》走資派右派蔣介石國民黨還鄉團複仇的結果。這裏不講《工人下崗》的事。講講《公私合營》的事。
從1953年到1956年大約三年時間搞《公私合營》。為什麽要搞《公私合營》？如何搞的？有沒有如同走資派那樣心狠手毒地將工人下崗一樣逼成家破人亡，自生自滅延至今日。《公私合營》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需要進行的。《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化。而《工人下崗》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是《社》和《資》兩條道路之爭。也是階級鬥爭的體現。強迫《工人下崗》是對《公私合營》的複仇。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後，至一九五三年初，對一片戰亂一窮二白的舊中國進行了全麵的大清掃。不僅要清掃生活垃圾，還要清掃精神拉圾如妓院賭場吸毒等。同時要肅清蔣匪留下的特務間諜黑幫組織。部分地區如海島新疆等還沒有解放，抗美援朝等戰爭的存在。工農業等各行各業都按|日中國的一套保留下來。有一些小的私人企業工廠資本家對工人的工資欠著時，還得由人民政府幫著先給付了。大約三年多後基本完成了清掃工作，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新中國人民政府開始改造工商業，亦稱《公私合營》。從1953年開始到1956年結束了《公私合營》。
從1953年起，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新中國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於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務，初步建立起了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國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新中國實現以集體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之日起就已經確定的理想和為之奮鬥目標。
但由於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和要素從來沒有得到獨立發展。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不可能馬上建立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但又絕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先建立一個帶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在國家的經濟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從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至1948年9月，全黨的共識是：革命勝利後必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才能進入社會主義。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比較具體地估計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限。他說：“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基於這樣的判斷，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規定：“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共中央的這一觀點，在建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到了體現。《共同綱領》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劉少奇、周恩來分別對此做了解釋。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致閉幕詞時又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這一認識基礎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決議：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其中心任務是要繼續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等到條件基本成熟，便向社會主義過渡。
但到了1952年，毛澤東的判斷發生了改變。根據現有的文獻記載，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說：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不是10年以後才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的改變，此後，已不再是探討何時開始采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問題，而是討論和確定從現在起多少年內完成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改變，與會的中央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沒有提出明確的異議。
為什麽新中國剛成立三年，毛澤東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而提出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呢？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一時興之所至。
首先，這時國家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占43.8%，私營占56.2%，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國營經濟已超過私營經濟，從而使中國具有了逐步過渡到集體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主要物質基礎。
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這些實踐表明，在某些方麵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
其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將結束、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把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標誌著社會主義革命即將開始，社會主義改造擺上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第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著兩個革命階段轉變時間銜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結束時，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就對民族資本實行“利用、限製”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設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但是，就沒收官僚資本而言，似乎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務。對待兩部分資產階級的不同政策和沒收官僚資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的認識比較模糊，可以有兩種理解，容易在實踐中發生改變。
總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有其合理的曆史根據，也符合當時多數人的心理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條件又具備了，為什麽不趕快過渡呢？為什麽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呢？所以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沒有人反對。
1952年10月，趁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去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機會，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就過渡問題征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表示讚同。他說：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斯大林的表態，無疑是對毛澤東的極大支持。
經過半年多的醞釀，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裏包括了過渡時期的起點、時限和總任務。起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前，毛澤東提過渡的起點是1953年）。時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時間。總任務，包括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兩個部分。這一提法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專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濟建設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了全麵闡述。他說：“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製度和社會製度中，不是要等到那麽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采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說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做到‘水到渠成’。”
隨後，政協全國委員會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中，正式向全國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一路線從1952年9月毛澤東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時間，表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總路線的製定和公布，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和穩妥的步驟。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興起了一個宣傳活動。為了適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澤東要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學習和宣傳提綱，其中對總路線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
【（【中華民國】口誤？)中華民族過去經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兩岸中國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雖然兩岸在不同的體製下發展，但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該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中華民國過去經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兩岸中國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雖然兩岸在不同的體製下發展，但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國、都是炎黃子孫，應該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過去經曆了百年屈辱？這“百年屈辱“就是被趕到台灣島上去了。蔣介石國民黨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到了台灣的蔣介石父子一直想《反攻大陸》，但以失敗告終。想不到幾十年後的《習馬圓了蔣介石國民黨想反攻大陸的夢》。
馬英九的國民黨【最近三十年，在兩岸中國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最近三十年，在大陸走資派和台灣國民黨資本家們努力之下，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的複興之路。然而被台灣民進黨取代了台灣國民黨執政。
習近平對於馬英九口中的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一再默認，那就讓《中華民國》統一中國好了。然而，雙方還要看美西方主子的臉色行事。隻能是一中各婊維持現狀而己。
《習近平》《馬英九》兩人均為了自己能“名留青史“，秀相親。太虛偽造作了。在習近平手上能收回台灣嗎？到頭來“偷雞不成蝕把米“。四十多年來的惠台政策，拿大陸農民工的血汗，中國人民的財富，大陸漁民的命，去養肥台灣國民黨中的資本家大佬們。
馬英九是台灣國派來議和使節嗎？這題目中的《台灣國》不是筆誤也不是口誤。是根據習近平接見馬英九時的做法和說法得出的結果。
首先是做法：習近平接見馬英九時的地方是國與國之間的來使接見的大廳。這顯然是把馬英九當作台灣國派來的議和使節來接待的。各國來使來大陸國朝拜習皇時，都有專職大臣陪同參觀訪問，馬英九也享受同等之外國來使的待遇。這說明習皇己心中默認《台灣國》。
至以是否叫《台灣國》？或是《台灣中華民國》都行。
中國曆史上的《中華民國》己亡。
馬英九口中的《中華民國》是在篡改中國曆史。是在說大話。是在淏導年輕人。
馬英九口中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
那麽，馬英九是台灣國派來議和使節嗎？顯然不是。
台灣國執政的蔡英文當局給了馬英九使節符了嗎？
馬英九不是台灣國派來議和使節，談什麽兩岸和平不就是說大話。
馬英九執政八年無作為，如今下台了有作為嗎？
2015年，快下台時見了，九年過去了，兩岸和平了嗎？統一了嗎？
這次兩人在北京再次會麵時，“友好解決台灣未來問題“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
現在，越來越少的台灣人認同馬英九的觀點，即台灣必須視自己為大中華的一部分。
習近平在開場致辭中稱讚馬英九是一位推動了台海“和平發展”的愛國人士，並強調了北京的立場，即台灣必須接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
習近平又在說大話。馬英九的愛國是《愛中華民國》，又或是《愛台灣中華民國》。馬英九的“和平發展”是台灣的和平發展。
馬英九執政時放過來大陸的資本家，都是來剝削大陸農民工的。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習近平說。“製度的不同改變不了兩岸同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
又是走資派習近平的單相思一廂情願。台灣的各個黨派和人民認同“製度的不同改變不了兩岸同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又能怎樣？親兄弟們還獨立成家的。被習近平抓起來的人不都是中國人。貪窮的一千元以下的幾億人不都是中國人？兩個被台殺死的兩個福建漁民不是中國人？台灣民進黨也是中國人，但台灣民進黨不願接受你統治。
“兩岸同胞一家親“？又是自作多情說夢話。台當局殺了多少大陸漁民？
《沒有什麽勢力能把我們分開》？
又一大謊言和忽悠。
真的沒有什麽勢力能把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分開嗎？
這隻是大陸走資派習近平的《中國夢》。《夢》就是一個夢，夢中的情人，醒來時一場空。
真的沒有什麽勢力能把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分開嗎？
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分開己有很長時期，中國民國時代是《日治》。
近代七十多年一直是分治的。
今後，《沒有什麽勢力能把我們分開》嗎？
睜眼說瞎話加謊話，又在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麵前忽悠說大話。
這些勢力有：
一，美西方強大的勢力。就這一條夠勢力吧。
二，台灣民進黨的勢力。不強大嗎？從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又是八年。近代七十多年一直是分治的時期，除去蔣介石父子掌權外，馬英九國民黨隻有八年。民進黨幾倍於國民黨。
三，台灣國民黨的勢力。一中各婊不是獨立？兩岸分治不是獨立？
四，台灣民眾黨的勢力。台灣民眾黨想統一嗎？
五，台灣民意的勢力。台灣民眾願意接受習近平嚴管統治嗎？.
六，世界各地的獨派的勢力。雖小，但也夠大陸特色政府夠麻煩的。
哪來的信心說《沒有什麽勢力能把我們分開》？
說實在的承認無能，無戰略眼光，不會反抗，不懂戰爭戰術，隻想當個太平皇帝也行。別用大話來忽悠。別充胖子。
兩個娘泡秀相親：
我倆好親近啊，我倆都是：
來自相同的《“丫“和“丫“基因》。
出自於同一對《亞當與夏娃》。
有著同一個祖宗《“皇陵”或“帝陵”》。
兩個娘泡就能《統一》了嗎？
沒有《美爹》認可，能《統一》嗎？
八屆十一中全會，把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確定下來，在組織上也作了重大調整。毛澤東接著考慮的是：怎樣采取果斷有力的行動，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形成席卷全國的風暴，猛烈地衝擊一切可能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的東西，開創一個新的局麵。
依靠什麽力量來實現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毛澤東這時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特別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紅衛兵身上。這不僅因為毛澤東認為他們年輕、受舊思想影響少、朝氣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擋的闖勁，而且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
毛澤東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毛澤東說：“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麽道路可以走，什麽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作法的。”
采取什麽辦法來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毛澤東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出席這次大會準備一套綠軍裝。這將是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穿上軍裝。同一個月前暢遊長江一樣，這個舉動富有鼓動人心的象征意義。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第六天，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這次大會的群眾規模和熱烈場麵是建國以來所罕見的。毛澤東一早就來到廣場。當天的新華社通訊報道：
“今天清晨五時，太陽剛從東方地平線上射出萬丈光芒，毛主席便來到了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會見了早已從四麵八方匯集到這裏的革命群眾。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主席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毛主席走過天安門前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主席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他們歡喜地說：‘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到我們中間來了!’”
幾萬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在大會上異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東西兩側的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和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都由紅衛兵維持秩序。新華社的報道說：“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的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麽也不怕。’”
這次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林彪在大會上講話，提出下一步的行動號召。
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周恩來接著在大會上講話。
他說：十一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十六條，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製定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一切革命的同誌，都要認真地學習它，熟悉它，掌握它，運用它。北京大學聶元梓和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學生，也在大會上先後講話，表示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大會結束後，浩浩蕩蕩的百萬人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城樓前，接受檢閱。
毛澤東在整整六個多小時內，一直堅持在場。當檢閱遊行隊伍時，他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新華社對這天大會的報道，還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對參加大會的中央領導人，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次序，把劉少奇列在第八位。這在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沒有宣布。這件事自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
“八一八”大會後的一個重大變化是：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地開展所謂“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的“破四舊”活動。
這些紅衛兵中的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當的“革命行動”。但他們政治上很幼稚，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十分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他們中間迅速泛濫起來，做出許多荒唐的舉動。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為所欲為，造成駭人惡果。從二十日起，在“破四舊”的旗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裏都相當普遍地發生強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踐踏法製的野蠻行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的人員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強行遣送回鄉。
運動中出現的這些極端行動，同毛澤東的初衷並不相符。《人民日報》不久發表的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中，一開始就提出：“毛澤東同誌反複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顯然是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但從總體來說，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麵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隻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製”和“打擊”。
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林彪轉送的反映有關“破四舊”行動的《文化大革命情況簡報》(解放軍報總編室編)上批道：“已閱，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
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提倡文鬥，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而在插話中又說：“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總是多數，壞人總是少數，怎麽就成流氓世界?”、“總之，我們不幹涉，亂他幾個月。我們堅決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壞人隻占百分之幾。”對西安等地紅衛兵提出要罷一些官的問題，他說：“我們不好答應，情況不清楚。”
經毛澤東批準，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二十一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這樣，紅衛兵越出學校、走向社會“破四舊”的烈火不但沒有得到遏製，反而越燒越旺。
毛澤東本來就期待能掀起一場群眾性的大風暴，猛烈衝擊一下他認為的舊思想和舊秩序，以便開辟一個“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發生的局麵，使他感到興奮。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剛去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唐平鑄、胡癡談話，把自己的心情說得很明白：“現在學生對一鬥二批三改不感興趣，心裏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一鬥二批三改，這是我講的，現在群眾不聽了，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現在學生心不在一鬥二批三改。我們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麵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
那時，社會上又出現一個原來沒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學校學生開始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外地學生也有不少到北京來。毛澤東認為，新出現的這種方式有利於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從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國，因此加以支持。
對前一點，毛澤東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出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有些壞人也會出去。壞人出去無非是放毒，在家裏放毒，到外麵放毒，都是一樣。”
對後一點，他說：“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夥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裏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借口。”談到許多地方的幹部遭到紅衛兵圍攻時，他說：“我們開了全會，還有很多人沒有轉過來，他們就是不執行。有些人當群眾圍攻他們時躲起來，這是臨陣退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原來設想的時間又延長了，說：“文化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