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意被台灣《統一》嗎?
讀博文《台灣—戳心之問》。有的內容認同。有的內容不認同。但也不是全盤否認這篇博文的內容。更不是逐條去議論。隻是讀後感覺台灣蔣經國的治理確有可讚之處。別忘了,蔣經國的“恩師“是前蘇聯。
要說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台灣蔣經國要比習近平強。讀了《台灣—戳心之問》感覺台灣社會某些方麵做得不錯。有些比走資派習近平要好。這次沒落將亡的台灣國民黨在過氣的馬英九努力說服下,習近平會不會同意被台灣的偽中華民國《統一》嗎?
請看看蔣經國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
1925年,蔣經國想學法文,以便遊曆法國。當年舊中國有多少進步青年去法國。
當年在上海日本在華紡織工廠所發生勞資糾紛,爾後演變為所謂五卅運動,更發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蔣經國參加四次示威活動,每次都當選浦東中學示威隊伍領隊,也當選抵製外國貨品小組領隊。他受到同學和老師讚揚,但校方卻執行政府指令,以“該生行為不檢”為由,開除其學籍。
1925年6月,蔣經國告別上海去北京,進入共和革命元老吳稚暉主辦之一所私立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語。不久,他又加入當地學生發動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示威遊行,被軍閥當局判處兩個星期監禁;恢複自由後,他從天津乘船到廣州。那年暑假,他前往廣東探訪父親蔣介石;廣東當時是國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廣東”成為爭取挺身對抗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之嘹亮口號。尤其他父親是革命軍最高負責人。抵達廣東後,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在那裏他遇到許多俄國人;蔣經國渴望參加國民革命軍。但此時蔣介石並沒有同意少年蔣經國請求,不讓他立刻實現願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學。蔣經國參加中國國民黨。
蔣經國回到北京求學。期間他開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學的想法,而在當時蘇聯也安排東亞國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讀培訓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蔣經國隻待在北京幾個月,因為邵力子在那裏介紹他結識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李大釗住在蘇聯大使館,引介蔣經國認識很多俄國人。在蔣經國決定去蘇聯之前,曾經把此事向吳稚暉報告。許多朋友建議蔣經國到蘇聯留學。兩周後,蔣經國已經決定到蘇聯去,就再去看吳稚暉;吳稚暉見蔣經國赴蘇意誌堅決,就說青年人多嚐試一次都好。此議深合蔣經國心意,他想熟習蘇聯政治組織,決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為準備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於是蔣經國離開吳稚暉,動身南下;臨走時,吳稚暉還親自送蔣經國到火車站,祝福蔣經國一路平安。
蔣經國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告別上海,乘搭貨輪前往莫斯科。在海參崴上岸後,改搭普通列車轉往莫斯科。11月底,蔣經國抵達莫斯科。12月,蔣經國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並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紮洛夫”。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編輯明日壁報“紅牆”到午夜。和蔣經國同學有廖承誌、林祖涵、烏蘭夫等許多共產黨人。蔣經國以俄語學西方革命史、政治學和經濟學。
當時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這包括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由於蔣經國信仰堅定,加上他又是蔣介石兒子,所以當他到達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黨支部便吸收他為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後來又升為預備黨員。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請蔣經國到群眾大會,題為“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用俄文對3,000人發表演說。這是他首次對公眾演說,不過卻使俄國人民大為激賞。一周後,他在鐵路工人大會上,對大約3,500人發表演說,題為“偉大的孫逸仙先生”。以後常常有人請他去演講,每都受到聽眾熱烈歡迎。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全麵清黨,一部分共產黨分子被捕,其他共產黨分子則去從事秘密活動。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接踵而來,莫斯科中山大學群情嘩然,一致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嚴懲蔣介石。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集會上登台演講以譴責蔣介石的背叛,幾天後則在塔斯社發表公開聲明而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這年夏天,蘇聯當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學部份學生回國,蔣經國卻未被遣送回國之列。在斯大林眼中,蔣經國是他手中的一顆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重打交道時也許能派上用場。當時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蔣經國回中國比留在莫斯科對他們威脅更大。1927年4月,蔣經國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同一群畢業同學要求回中國,卻未得他們允許。
蔣經國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的“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就讀,並且在蘇聯紅軍第一師擔任學生兵。1927年12月,蔣經國則轉往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進修,並且在此學習軍事戰術、行政管理、交通運輸、地形學、火炮原理、軍隊政治工作、軍事戰略、戰爭史以及遊擊戰術等正規軍事教育。該校規定須研習三學年課程。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請加入聯共(布)的蔣經國獲得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聯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黨。12月15日,蔣經國正式以第四類黨員的身分加入聯共(布)。1930年3月28日,列寧格勒軍事委員會正式批準蔣經國為聯共(布)候補黨員。5月,蔣經國在該所學校畢業。
附《台灣—戳心之問》博文如下:
台灣地是中國領土,這是事實之一;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是事實之二;
台灣的執政者是台灣人選舉的,不是大陸委派的,這是事實之三;
台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事實之四;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3.5,超出日韓,雄居全亞,也超過美國歐盟,隻是弱於卡塔爾、摩納哥、冰島這些小鍋,這是事實之五;
台灣下轄19個縣市的民選首長,30年來無一個貪腐犯罪記錄,這是事實之六;
台灣所有的民選首長,均向民眾公開自己的家庭財產明細及納稅記錄,這是事實之七;
台灣的農民退休費與下台總統一樣,這是事實之八;
台灣所有人看病100%免費不算,還提供免費的飲食,這是事實之九;
台灣的老年人如果居家養老,政府給他的子女發護理工資,這是事實之十;
台灣人在國際上受到普遍尊敬,170多個國家免簽證自由出入,這是事實之十一;
台灣老總統蔣介石辦公用毛筆,平時喜歡書法,常用高級宣紙。可是,到了台灣,大陸宣紙沒有了,日本產的宣紙不錯。他想要進口一些使用,結果被駁回:國家外匯緊缺,宣紙非急需物資,不能使用外匯。這是第十二;
台灣另一個老總統蔣經國住院,抗議示威者拿著喇叭對病房大喊大叫,罵他是獨裁者。身邊人看不慣,請求驅離,蔣經國卻說:“不要驅離,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權力。我不知道,究竟要我怎麽做,他們才滿意?”後來,毅然決然廢除國民黨一黨專製,而且把軍隊交給國家,把黨員清退出軍隊。這是第十三;
台灣退休總統馬英九過大年,自己在街道擺攤免費給老百姓寫春聯,而且騎著摩托車送外賣,這是第十四;
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下班回家,自己拎包搭火車,她是老小姐,沒有家庭,所以,有的是錢,可是,她一身行頭,不超過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把錢秘密捐獻,這是第十五;
台灣明年就要進行總統選舉,現在,各方諸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可是,一律要過這一關:人民政審。把你的個人履曆真實展示。家庭財產,全部曝曬。這是第十六。
“台灣問題”是大陸一麵之詞。台灣有什麽問題?答案是:台灣像人一樣,很健康,沒有問題。台灣的現政權是把台灣人當人看的政權。台灣人的福利待遇,處在當今世界前列。有人說“解放台灣”,解放你自己吧!
台灣的政治文明是當今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模版。
台灣經濟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地區之一。你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處於國際絕對貧困線以下,你有什麽資格擔心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台灣沒有官媒,輿論工具由老百姓掌控。所以,台灣沒有假話,瞎話,空話,套話,廢話,屁話,捧話,橫話,胡話,狂話,瘋話,夢話等等。
(轉自微信群)
有一評論:說台灣官員沒貪腐是瞎掰。不看台灣新聞。陳水扁如何進監獄的?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一是: 民族,最開始講的是驅逐韃虜,後來變成了五族共和,最後是放棄民族劃分,建立統一認知的“中華民族”。
二是: 民權,五權分立。
三是: 民生,簡而言之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使天下為公。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因為沒有軍隊,孫中山一直沒有掌握任何一支軍隊……。
而且孫中山沒事就愛跑國外,救外國援助。洋人不給麵子。
《舊三民主義》本身倒沒什麽大問題,隻是國民黨中沒人執行啊...
今天,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竄訪到大陸,參觀孫中山故居時,高叫“救中國”?拿什麽“救中國”?推翻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建立《中華民國》?
在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內,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看到了蘇共和中共在執行《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這一點時,也在蔣管區的贛南《試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蔣介石國民黨內大佬們的攻擊。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甚至說他《蔣經國》是蘇俄的共產黨!
一九四一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內的黨團之爭中,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贏了,政學係贏了,孔宋的財團贏了,在舊中國《中華民國》的農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據著百分之九十的資產。少數人的利益被蔣介石國民黨的大佬們保住了,蔣介石國民黨卻被國民黨內的大佬們一步一步地推向失敗,推向滅亡!今天,台灣國民黨內的大佬們都一樣嗎。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作者:陳獨秀(1932.11.17)
在國際帝國主義榨取束縛之下的中國經濟,大工業之發展,趕不上農業及手工業破壞之速度,並且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之本身也帶有破壞農業及手工業的作用,這樣的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之剪刀式的發展,便是農業國的中國農村破產及其影響到一般經濟不安之根本原因。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空前大水災,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蹂躪中國南北經濟中心的區域,這三件事先後並發,更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大破產:不但農村並且城市,不但小城市並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漢口,甚至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勢,不但工人與貧農,即中等農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員,各機關小職員,這些占全國絕對最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破產,失業,借債,饑餓中度日。
誰都知道,不但是恢複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為隻是經濟恢複,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並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由外國帝國主義來提高中國的經濟嗎?不用說這是使中國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國的反麵。並且,由帝國主義勢力來發展中國經濟,其結果不是提高了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肥了外國的財政資本家和中國的少數買辦及半買辦的企業家,大多數人民仍泊陷於顛連困苦和饑餓,印度和朝鮮便是榜樣。帝國主義間相互爭奪戰爭更要變中國為廢墟。
由中國人自己來提高中國之經濟以複興中國嗎?“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著的社會,兩個力量決定一切。”即是:或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複興中國(俄羅斯的道路)。更具體些說,或由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或由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意識與力量之最高表現,中國現時隻有這兩大政黨,即將來也隻會有這兩大政黨,別的黨在政治上隻能立在附屬地位,並且有終於要融解於這兩大政黨之中,其中間作用與地位,隻能是最短時期的,甚至隻是名義上的。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能否複興中國呢?我們可以斷然的回答一個“否”字。
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
(一)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榨製。因為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
(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為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獨占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隻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地部分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製度之下犧牲幹淨,這不但阻塞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
(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ndarin(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
這三件事是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必要條件。
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什麽不為它的利益而辦到這三件事呢?這是因為它的利益根本是與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利益相聯的,它自身則是軍閥官僚的集團,它不但不願也決不能辦到這三件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隻有無產階級來完成,這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斷,而已是眾人目睹的事實。
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及它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當它宣布對俄絕交時,美報《密勒評論》曾有這樣的描寫:中國之封閉俄領署及要求俄員離境,此種姿勢顯然表示中國領袖今日之目光向於何方,誠如郭泰棋氏上星期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所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國追隨"盎格魯撤避之途徑",此其意味即彼願與美英為友而接受彼等之讚助是也。
中國已利用蘇俄之讚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長江流域及傳播國民黨主義於全國是,但今以俄共黨欲包攪中國之革命,中國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顯其本能,而與俄人決裂。中國乃相信西方列強尤其英美已準備與中國討論條約問題,假使列強於此,能急起應和,勿再斷斷於法律理由,稽延時日,則西方製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但此種新局麵必須以絕對平等給予中國為基礎,質言之,必須修改條約,使中國滿意,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權是已,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
但國民黨政府之"目光向於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價,不是"修改條約"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卻是擴大不平等條約,擴大外人在中國的領土,擴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權。在眼前的中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抵抗的黑龍江、吉林軍隊及義勇軍,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軍,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國各業之中國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禁止檢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電)並且造出"反日即是賣國"的妙論(最近蔣介石在南京軍校論說)。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槍炮和飛機炸彈,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國土地在中國殺人放火的帝國主義軍隊,而是用以屠殺中國農民的。它對於農民為饑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始終隻以"派兵剿赤"答複之,它始終不曾考慮一下,在農民國而有了廣泛的農民暴動,這決不是簡單的什麽赤化問題,在民主共和國而有要求土地的農民暴動,這不是擁護舊製度的農民暴動可比。至於國民黨的軍閥之橫征暴斂和官僚之黑暗貪汙,比之前清北洋時代更是肆無忌憚,這班飛蝗橫行全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賭晏安淫靡,腐爛中國,而且公然獎勵鴉片,以毒殺中國。
以這樣的國民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大任務,就是他們當中稍有知覺的青年黨員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非難國民黨,這是一種大過奢侈的說法,其實國民黨的罪惡,還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國主義,鎮壓農民的土地鬥爭和軍閥官僚之橫行,破壞了提高中國經濟的三個條件,阻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孫科、陳公博輩所謂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四年計劃,都等於伍廷芳之說鬼。在國際一般物價還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國資產階級政權也沒有像一九二八—三O年相當統一與穩定的今天,連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外資以實現暫時的經濟活躍,目前也還沒有可能。
最近胡漢民發表關於國民黨的問題之談話,他認為:近頃"外交之喪權辱國,政治現象之日趨惡劣,國亡無日",不能"歸咎於黨治","蓋五年以來,所厲行不改且有加無已者,實為民國以來相承一貫的所謂軍閥之治,而未嚐有所謂黨治。"試問國民黨據政五年,還仍舊是軍閥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謂"以軍權而於一切之故,形成以軍馭政,以政握黨之現象。"這樣吃飯睡覺不問事的黨,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於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胡漢民並且公然承認以下的事變:"自十七年後,各省北洋武力雖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統治則如故,二十年來所造成軍閥政治之環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凱以來相承一貫之所謂軍閥統治,亦遂繼續如故。"黨員"沉醉於'有槍斯有權'之謬說,甘心為軍人之附屬品。""人民自由權利橫被摧殘。""我人隻見借黨營私之個人,而不見有獻身革命之同誌,所謂黨員者或一切取給於黨,以黨的寄生,或倚黨而作惡行奸,於黨為蟊賊狡黔之魁,正樂得此輩供其指使。"這樣無惡不作的黨,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嗎?胡漢民為了一時快意,痛快淋滴的攻擊蔣介石而不自覺的把整個的國民黨之罪惡供認出來了。五年以來,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所勵行的一切摧殘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漢民一派的立法院所製定?他有什麽理由什麽臉麵可以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之治"?
又如宋慶齡罵倒了國民黨中無論那一派,這當然等於罵倒了整個的國民黨,她並且宜稱不懷疑國民黨已經給全國人民所唾棄,所蔑視,所憎惡,然而她同時卻又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從來沒有在那一天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嗎?孫中山以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實業的計劃,顯然是主張由外國帝國全義來複興中國經濟,因為一直到現在,還隻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而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孫中山在世所領導的黨,不隻一次宣布他們的革命政府將遵守一切國際條約,決不侵犯列強在華權益;不隻一次希求由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來打擊北洋派,他並且公然替帝國主義威嚇中國民族,說:“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之理論的根據。“四萬萬人都是像阿鬥”,“這些阿鬥當然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鬥,把國民黨看做是“萬能”的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名義上的“政權”奉諸不知不覺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蕩不羈”和“一盤散沙”而加以抨擊,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以軍閥官僚的權威壓倒民權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勸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宣布階級和平,用不著階級鬥爭,反對所謂"大貧"的工農,向所謂“小貧”的地主資本家鬥爭,教成千萬成萬萬饑餓垂死的農民,等候著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著國民黨政府規定地價幾十年後把漲高的地價歸公的辦法,來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鎮壓農民土地鬥爭之理論的根據。
這樣的三民主義,誰要說廣州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誰就不曾認真研究過三民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麽。
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能夠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嗎?
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複興中國,別派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麽,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隻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
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寫在政綱上的白紙黑宇,已經在它所領導的農村蘇維埃區域見諸實行,雖然還沒有統一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解決整個的帝國主義及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製,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製,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隻有它能夠召集。蘇維埃不僅是整個的無產階級聯合機關,而且是一種廣大而富於伸縮性的組織形式,一切覺醒起來,反資產階級反地主的城鄉被榨取的勞苦民眾,都能夠參加進去。蘇維埃政權不是由少數人在上麵統治民眾,而是由民眾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除了遊手好閑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會寄生蟲,都有參加這一政權的公民權利,它廢除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無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間的障壁,它引進了廣大民眾直接參加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之管理,它廢除了以官吏為職業的特權階層,它掃清了國會及地方議會等豬圈,它實現了直接選舉一切公務人員和隨時撤換的徹底民權。
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製,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製度,所以隻有她能擔負得起複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
我們這樣的主張,並非根據黨派的成見,而是根據理論與經驗,而且還要訴諸被榨取的大眾之政治好惡,必須由大眾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在民主的國民會議要求的鬥爭中,認識我們的主張之優點與需要,蜂起擁護我們的主張,這才談得自下而上創設大多數民眾直接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真正蘇維埃政權,是大多數民眾的政權,必須由大多數民眾自己創造起來,決不能由少數人創成交給民眾,少數人用民眾的名義宣布的蘇維埃政權,是經不起困苦艱難的鬥爭之試驗的。
現時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複興中國的共產黨。日軍從吳淞撤退時,日本軍官舉杯向中國接管人員演說:"自此以後,願中日兩國共同合作,以撲滅共產黨"。不幾日,十九路軍果然被調到福建"剿共"去了!這不但表示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協定,並且是國民黨政府向一切帝國主義表示其“目光向於何方”。
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屠殺工農民眾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政權存在一天,它的政績,隻有破壞國民經濟,擴大延長人民的饑餓,而不能提高經濟。
中國的民眾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之下,走向破產,饑餓,滅亡的死巷,或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革命合作,走向複興中國的大道!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了!
我們的道路上也有兩個困難,這是不應該對民眾掩蔽的。第一個困難而且是很大的困難,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向中國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新政權之圍攻。但我們隻應以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全國廣大的勞苦民眾的力量,最後還要結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難,而不應企圖避免此困難。因為這一困難的鬥爭,幾乎是中國革命之全內容,也就是提高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的根本條件。國民黨資產階級,正因為企圖避免此困難,而屠殺革命的工農和共產黨,而對蘇聯絕交,而投降帝國主義,而背叛革命,而斷送了複興中國的機會。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史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足以延遲革命甚至絞殺革命,也和別國共產黨中央史大林派一樣,他們在中國所做的錯誤擺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義和玩弄政治總罷工,在客觀上是不斷的破壞了城市工人運動複興的萌芽,過份的估量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圖以農民來代替工人的領導,並且連黨自身也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把發動民眾引導民眾到革命道路之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義議會主義而加以鄙棄,黨的這些錯誤政策,當然也是我們的道路上一個困難。但共產黨是全無產階級自己的先鋒隊,並且是全民族的領袖,革命的民眾不應該因為黨的領導者之錯誤而根本反對它,而是應該積極糾正黨的領導機關之錯誤,甚至於改造黨,以除我們道路上的困難,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的立場。
1932年11月17日《先鋒》第5期 署名:獨秀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時代抓壯丁。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國內外權威人士估算:國軍中被抓壯丁後的二十多年中,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中華民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
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製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製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不明下落的,下同)=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417萬人-32萬人=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422萬人-252萬人=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隻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88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係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裏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裏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麵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中的《官兵是不平等》的。
近年來,作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先後采訪230名曆史親曆者,內有135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22人、士兵99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等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勳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於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鍾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鬥作風”。克扣下來的餘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雲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裏,全無被蓋,隻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000人,送到重慶時,隻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貪汙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後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後,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還原最真實的曆史: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老百姓親眼目睹:
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xviii]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孫中山棄醫從政終身為《革命前行》:三民主義,即民主、民權、民生。敗後改為新三民主義,即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又失敗。難!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麵貌從此煥然一新。但也是萬裏長征,用命和血換來新中國。難!
1840年,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曆史的發展從此發生重大轉折。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麵對劫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奮起抗爭,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了一場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中的進步青年奮起反抗,仁人誌士奔走呐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
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1917年俄國爆發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十月革命不僅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而且推動中國人民去關心、去研究這個革命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1919年,他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思研究專號”,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有過不同經曆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先後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步進入廣泛傳播的階段。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示威遊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從6月5日起,上海六七萬工人為聲援學生先後舉行罷工。工人罷工推動了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隨後,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擴展到了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迫於人民群眾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協、讓步,五四運動的直接鬥爭目標得以實現。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它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舉行。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由於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舉行。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就遭反對。一直反到今天。從50多名黨員至今日有多少共產黨員了?反共分子能反了共產黨嗎?厚顏無恥!厚顏無恥對馬列主義說三道四。不知天高地厚妄議毛澤東。不知天高地厚到處胡言亂語。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但進入近代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呈現在世界麵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
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和尊嚴,中國人民挺起脊梁,奮起抗爭,這其中,戰死沙場者有之,慷慨赴死者有之,蹈海酬國者有之,顛沛流離上下求索者有之。可是,鬥爭一次又一次失敗了,無數誌士仁人隻能為此抱終天之恨。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曆史新征程”。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偉大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毛澤東的肉體不能萬歲。毛澤東思想能萬歲。毛澤東名字能萬歲。毛澤東的話能萬歲!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複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複學習,反複運用。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幾年來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證明帶著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為了幫助廣大群眾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選編了這本《毛主席語錄》。各單位在組織學習的時候,應當結合形勢、任務、群眾的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選學有關的內容。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出版,對廣大群眾掌握毛澤東思想,推動我國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個同誌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2014年的時候,歌手韋唯參加了《我是歌手》第二期。在這個節目裏,她選了一首《太陽最紅毛澤東最親》,結果輿論一片大嘩。是的你沒看錯,輿論一片大嘩。媒體驚詫,驚問韋唯怎麽能選這樣的歌唱?韋唯為什麽唱紅歌?有些媒體則不懷好意,字裏行間夾帶嘲諷。韋唯自己則在一次訪談中退避式地為自己辯解,說自己那個年代,懷有崇敬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說她沒想到2014年那個時代懷有崇敬是不妥的。
這就是2002-2015年我們麵臨的網絡情況。這首歌唱的不好聽嗎?我個人覺得不錯,甚至比原版可能還契合時代風味。韋唯女生男相,霸氣豪邁,獨有韻味。她唱《亞洲雄風》,我覺得沒有第二個人唱得出來那個山風海嘯,屹立東方的氣勢。當然有人不喜歡這種風格也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媒體並不討論音樂和審美,他們隻是想反對毛澤東這三個字。所以你說網絡輿論這種東西是怎麽回事?媒體的風往哪裏刮就哪邊倒,我是曆來都很警惕他們的。
他老人家希望的中國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有大智慧,人人都清醒,獨立,看懂了問題並且共同解決問題。這就是Marx說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人民自己醒悟起來,自己保衛自己,那才是他老人家想要的東西。
但是,《革命前行》比《複辟倒退》難。要想飛躍更是困難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也是很難的。實際上地心引力是永遠存在,向下掉落永遠比向上攀登容易,因此人間永遠有寧願躺在地下的人,不肯站起來的人。如何讓人自覺站起並且攀登,是非常費腦筋的事情。最可怕的是,還有許多人胡說八道,把躺在淤泥裏說是“自由”。
用別夢依稀笑逝川 ,“思想越嚴控,道德越放開,利用的就是一般人很容易將之混起來看,把自由降低成一種近乎感官的感覺,便可輕而易舉地操縱人的思想。”、“他們想象的自由,一直都是一種屎尿屁的自由,括約肌不受限製的自由。你幹什麽都是可以的,寶貝,像牲口一樣都是你的自由。”
是的,向下墮落的自由不叫自由,那是地心引力給的,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隻有克服地心引力了,你才談得上自由。躺在牙床上吞雲吐霧吸福壽膏不是自由,像爛泥一灘不是自由。所以為什麽文藝界的人黃、賭、毒,總是和他們的屎尿屁一樣,和他們嘴裏的“自由”聯係在一起呢? 人一旦沾上了他們的東西,就會向下沉淪直至毀滅。
對於老百姓,曆來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把老百姓視為 “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群氓”,是應該“治於人”的“勞力者”,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下裏巴人”,是“難養”的“小人”。雖然他們中有的也總結出了 “民為邦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經驗,有的也能夠有畏民之心、撫民之舉,但是歸根結底,老百姓隻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統治對象,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是代表上天來管理老百姓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才是曆史的主宰。
毛主席的人民觀,推翻了幾千年的曆史觀,指出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的真理。
毛主席的人民觀,不但肯定了人民創造曆史的作用,而且確定了人民要做社會主人的使命。
毛主席的人民觀,充分地強調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的基本道理,他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已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此,他在革命過程中始終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群眾始終保持密切的聯係。
毛主席的人民觀,貫穿在政權建設的根本問題是:他認為,新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政府是代表人民來執掌政權。他要求政府,“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誡全黨同誌“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的人民觀,還體現在保衛人民政權的理論中。他明確地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隻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種人民觀,他心中時刻裝著人民,想著人民,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這種人民觀的偉大,中國人民的站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不可動搖就是靠的這種人民觀,正是這種人民觀深入人心、深入黨心的表現。
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歸根到底就是:一切為了人民。這個觀點是檢驗幹部的試金石。 實行這個觀點的幹部,就是好幹部;不實行這個觀點的,就不配當幹部;違背這個觀點的,就一定是壞幹部。這個觀點也是考驗一個政黨的分水嶺。執行這個觀點的 就是革命黨,反對這個觀點的就是反革命黨。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辦事,一切都好辦,否則什麽都不好辦。所以說,毛主席的人民觀是天下第一 觀。誰堅持了這一觀,天下無難關。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否!!!
據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再來對《複辟》的理解是,《複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澤東時代己進入《社會主義》,再行《資本主義》,這叫《複辟》。而己是《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這不叫《複辟》,而是叫《前行》。
《毛澤東時代》己成過去式。隻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範本。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有某些《社會主義》方麵的內容被采用。但這不是《社會主義》。
《走資派時代》自稱:《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特色資本主為》。走資派們自己都不承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特征:消滅了私有化製度,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資本家和流浪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要求共產黨員及幹部必須“繼續革命“,還不可多吃多占,隻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習近平願意嗎?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將皇宮整修一下住進去。習近平就住進去了,在川普來訪時《秀》了一下,當然在川普大富豪麵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
人類社會是在進步。不是說,讚美過去的社會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過去”。例如說,原始社會的《人》很自由,沒有貧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時代。
文革中的《複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製度:
《中華民國》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毛澤東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否!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複辟》了《中華民國》的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複辟》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一說到《複辟》,有人就嘰諷:就“回到那個時代去“。
又有人強詞奪理:誰想回到那個落後貧窮時代去。
文革中說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特指中國人民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
如果說,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就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政府是代表資本家地主階級利益的。
《中國民國》時代就己經存在著“少數人先富“的社會存在。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鄧小平等一邦青年就應該一直堅持參加國民黨,為什麽要離開蔣介石國民黨,又削尖腦袋鑽到共產黨隊伍中來呢?不知道共產黨的信仰是什麽嗎?
鄧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跟著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很積極投入的,打倒蔣介石國民黨也有鄧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勞。
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等一邦人保證《永不翻案》,積極認錯檢討,反複寫信給毛澤東,華國鋒保證《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
然而,篡權,翻案,讓自己先富起來了。
如果堅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如果讓《文革》存在,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複強調的《複辟》就是這個意思。要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走資派們的《複辟》資本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麽。
如今的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習近平本人也不會而且也不想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體係中,自從產生馬克思主義運動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些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婦女節,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低價住房等。難道能說是《複辟》社會主義嗎?人類社會的存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一直由人類中的少數權貴資本家地主掌握執政權。而大多數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在低層。共運曆史並不長,是新生的社會製度,還一直被強大的資本勢力所打壓剿殺,根本無立是之地。所以《複辟》資本主義是如今中國社會的現實。
年輕人不懂不要緊。但不要跟著走資派忽悠誤導年青人。
今天,大陸走資派的經濟發展,是踩在《毛澤東時代》幾億工人農民打下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這些工農業基礎,讓鄧小平在四九年建國時能行嗎?讓鄧小平在印度搞行嗎?
說《毛澤東時代》這個不好那個不行,又窮。新中國創業初期到毛澤東逝世,進步了多少?裝作看不見。隻挑一些不好的說。
假如《毛澤東時代》不被鄧小平篡權,再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對者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隻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來30年後的社會主義強國《新中國》。多少國家會來朝聖。
而走資派經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國還能撐多久?又有什麽可供世界或人類仰望?是廁所改造嗎?但廁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開四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在掌權。
走資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歡迎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來大陸。
四十多年來《無官不貪不腐》,不就是這些《還鄉團》。
近代中國的《三個不同的時代》: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
毛澤東共產黨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
是誰欺騙了人民? 是鄧小平。從1979年至今,也經過了40多年的實踐。鄧小平正式掌握政權十年,垂簾聽政八年,之後,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也進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來是將近三分之一世紀。它的成果是什麽?今天中國的勞動者,都有切身的體會。能再承認鄧小平理論的後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曆史又一次雄辯的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用它來指導我們的鬥爭,就無往而不勝,離開了它,革命事業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從今天現實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最反動、最沒落、最腐朽、最沒有出息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於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歎於毛澤東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製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曆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後回憶:“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曆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麽錯誤。他的智慧和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這是人民解放軍處理官兵關係、軍隊與人民群眾關係和對敵鬥爭的基本準則。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一個根本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政治基礎。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堅持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對於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好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官兵一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處理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幹部愛護士兵,士兵尊重幹部,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建立自覺的紀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