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人民公社好不好農民最有發言權
揭開撤銷人民公社“懸案”，這裏給出最中肯的答案！
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最有發言權！
今天還給新時代人民一個真正的人民公社真相！
農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從群眾中產生的一種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也是黨中央集體決議建立的。這種體製在新中國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經過了各個時期的風雨考驗，既適應了大搞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60、70年代，又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國農業落後生產條件的大規模改造，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等曆史任務，支持了社會主義農村20多年的創業發展，成為牢固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基礎，數億人民群眾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時間內沒有任何人曾提出過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這種體製將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與中國農村的社會實際恰當結合，堪稱是社會主義史上的一次寶貴而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種組織形式卻在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之後的1983年被平白無故地取消了。為什麽走資派特色政府撤銷人民公社?對這個問題至今看不到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有過權威性的綜合說明，稱得上是一個曆史的懸案!
是因為體製上有問題，或者沒有優越性嗎？
不是。眾所周知，這種體製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並無什麽不適應。尤其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等。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80年代初，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都出現新的發展局麵，人民公社製度更加穩定和完善，進一步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撤銷農村人民公社，是因為公社的組織機構不適應、效率不高、行政腐敗嗎?
不是。農村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行政管理組織，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其實是與當時農村工作的實際需要相適應的，是實事求是的。它機構精簡、人員少、效率高、幹群關係密切。公社機關吃財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隻相當於目前鄉鎮的十分之一還不到。而且公社幹部一律參加勞動，沒有吃吃喝喝、跑關係等腐敗風氣，基本上是一種統一、精簡、高效和勤政廉潔的組織機構。而正是在社改鄉之後，鄉鎮機構迅速膨脹，親屬、關係的人員大量進入，辦事效率低下、腐敗叢生，幹群關係逐步走向惡化。
是因為農民群眾對公社體製不喜歡、不接受嗎？
不是。幾十年來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熟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成為一種常規和習慣。當時沒有任何農村幹部和社員發出要求改變公社組織形式的聲音。直到改革以後的80年代初，黨中央都一再強調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文件中明確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農村集體經濟在多數地方已經得到鞏固，農業集體化方向已為廣大農民接受。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農業的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
在中國的條件下，不能設想可以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可以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可以使農村根本擺脫貧困和達到共同富裕。因此，毫無疑問，農業集體化的方向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43、544頁)至少到1982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講話和黨報黨刊上對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讚揚的。例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z陽在當年4月一次《關於我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內形勢》的談話中就說：“這幾年農村形勢很好，主要是因為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國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農民組織起來，都成為人民公社的社員，這條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60頁)又如，1982年第二期《紅旗》雜誌在一篇《依靠集體經濟建設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過典型調查材料，說明了當時人民公社經濟和社隊工、副業的迅速發展，盛讚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等等。
然而，時隔幾個月，到1983年1月，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就下達了關於撤銷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麵還說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要“穩定不變”，而後麵就決定撤銷，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這時，也沒有任何文件說明公社體製有什麽問題，它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麽不適應。
1983年1月，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下達了一個《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體製改革”、實行“政社分設”的問題，即：公社和生產大隊的行政管理職能單獨設立，變成基層政權組織，分別改為“鄉”、“村”。原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集體經濟其名稱、規模和管理機構的設置由群眾民主決定。但在實際上，在各級黨政的緊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變。到1984年“社改鄉”的任務即在全國基本完成。這一發展了25年、並由憲法規定的公社體製，隻依一紙“通知”就被全部廢除。
按照中央當時的一種說法，無論是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還是實行“政社分設”，都屬於管理形式的變化，都不改變集體經濟的根本製度。直到多年後的今天，許多農民群眾仍然把“鄉”稱作公社、把“村”稱作大隊，“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稱作“社員”。他們不願考慮二者之間的實質性區別。
很長期間主流媒體一直宣稱：自從撤銷人民公社之後才帶來農業的大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事實是，自從上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之後到整個70年代，中國農業就一直是持續發展的。尤其是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產量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從未出現過波動。這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是給予明確肯定的。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資料，僅從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的時間內增長了56.7%，年均增幅達3.5%，尤其是1975年以後這種增長更出現加快的趨勢。以1978年為例，就比1977年增長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長了9%。我們說，糧食產量在十幾年時間內一直保持穩定增長，沒有出現一年滑坡的現象，這是迄今中國曆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所從未有過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當時中國從總體上告別了貧困，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就連D1982年也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D文選》、第二卷第405頁)而這種穩定、快速的發展正是在被稱為“一大二公”、“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時期實現的。
無疑，在1978年後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國農業出現了新的發展局麵，群眾生活進一步改善。這種發展其實正是70年代農業發展的繼續，完全是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實現的，它與實行“分田到戶”並不相幹。相反由於“分田到戶”拆散了集體資產、水利設施和大型生產工具，從集體的大片耕地劃分成個體小塊承包地致使大型機械設備無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實現農業現代機械化成為泡影，造成生產手段不斷降低，因此生產後勁很快消失。事實上這種增長到1984年就達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現了糧食產量下降的局麵，此後就進入長期徘徊狀態。而這個時間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被撤銷之時。眾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銷的，而從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時間裏，全國糧食產量隻增加了2338萬噸，
即由40732萬噸增至43070萬噸，年均增長率隻有0.4%。增長速度才隻是人民公社時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僅670斤，這比1979年還低，全國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2600多元。而這種情況恰恰發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銷之後。
不僅糧食生產增長速度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85-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僅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農村安全狀況和社會風氣日益惡化，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降低，社會不公現象大量出現，鄉鎮政府機構膨脹、人員十數倍地增加，鄉村幹部腐敗風氣盛行等，大量社會問題都是在農村改製之後產生的。誰能說出自從人民公社被撤銷後農村究竟出現了哪些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人與人關係和諧的新景象?
相反人們看到，當初有少數對“分田到戶”持懷疑態度、頂著不辦而一直堅持走集體道路的大隊，如河南省的劉莊、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天津市的大邱莊，北京市的韓河村、竇店村，河北省的周家莊公社、半壁店，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連市的後石村，廣東省的崖口大隊、容桂鎮，浙江省的藤頭村、望海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寶山村，江西省進順村、花園坪村，山東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區嘎措鄉人民公社等，全國大約有3000多個這樣的集體，它們的經濟發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進入共同富裕的先進行列。與大多數農村不同的是，他們那裏沒有貧窮、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大量社會矛盾，集體福利和保障健全，無一不是當地的最發達、和諧的社區。實踐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謂“集體道路不能使農民富裕”的謊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廣大農民群眾拋棄的，而是被走資派鄧小平們利用行政手段強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長官意誌、以言代法的體現。在其背後顯然是有一種Z治上的圖謀!
在新聞《應試教育之外，誰來接納那些“壞孩子”》文章來源: 青年誌Youthology 中有一條評論：《有些人根本不配有後代》。
這《有些人》是指誰？誰《根本不配有後代》？誰配有後化？
看來那些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都是忽悠的。口頭上的。
文章中說的那些《壞孩子》是誰家的孩子？是農民工的孩子？
《有些人根本不配有後代》？是指幾個億的農民工《根本不配有後代》嗎？
那些《壞孩子》是怎麽形成的？
文章開篇就說：“中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城市化的發展，讓大量農村人口往城市遷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稱為“留守兒童”，被帶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動兒童”。2020年，中國留守兒童6693萬，流動兒童7109萬，受到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1.38億，將近中國兒童總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
有的孩子在城裏上了幾年學，得回到戶籍所在地考試、上課，成為了“回流兒童”，既被城市拋棄，又融入不了農村。有的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顧和關愛，或者遭受暴力無人訴說、或者自己變得暴力，成為“問題兒童”。
問題是，如何讓那些幼小的孩子，免於被本就自顧不暇的打工父母家暴；如何讓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獲得平等的教育；如何讓那些無法融入學校的孩子，“有一個學校之外的選項”。“
“中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正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讓大量農村人口往城市遷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稱為“留守兒童”，被帶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動兒童”。“
有多少這樣的兒童？“2020年，中國留守兒童6693萬，流動兒童7109萬，受到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1.38億，將近中國兒童總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
這麽一個1.38億的兒童，“不配有“嗎？
以色列民選的強人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個《獨裁者》。奈何？
正四麵楚歌，以色列人示威遊行，要求他下台，對《內塔尼亞胡》進行審判。奈何？
以色列的反對黨，奈何？
貪汙腐敗醜聞纏身的《內塔尼亞胡》，民選上台。上台易下台難。
3萬多巴勒斯坦人被《內塔尼亞胡》殺，巴勒斯坦人，奈何？
100多記者被《內塔尼亞胡》殺，記者協會，奈何？
近200聯合國員工被殺，聯合國有製裁嗎？奈何？
而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數政府》執政的黨領容易得多。而《少數黨政府》執政時想搞獨裁，必須要同一個反對黨結盟組織一個《大多數政府》。例如：現任加拿大聯邦政府。這樣可不用再次民選。臭味相投結盟後就可以《獨裁者》四年或八年了。
而這些《獨裁者》在決策這些大事時，大部分的《獨裁者》對全人類沒有造成巨大的危害，隻是對本國的一部分人受到影響。因此也沒有必要如同什麽犯了大罪似的，也沒有必要惡狠狠的罵人家是：《獨裁者》。但如同以色列民選的強人總理，《內塔尼亞胡》，這樣的《獨裁者》對世界人類社會造成了傷害。然而也沒有人惡狠狠的罵人家是：《獨裁者》。而這些說中文的反共分子開口閉口必稱的“民主“或“獨裁者“隻不過是看門犬或站街女，隻會對著路人亂叫或呼叫男人。
其實《獨裁》隻是個詞組，對一件事物的描述。作為領導者決策時，不是民主就是獨裁。這是一個不同的方法和過程，不是決策的結果。所以一個領導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而己。《獨裁者》也不是終身製。
有少數《獨裁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對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雖說隻是這個領導者人生中的一段時間，這樣的《獨裁者》獨裁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原諒的。例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剿殺猶太人。例如：以色列民選的強人總理，《內塔尼亞胡》。
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德國己成“民主國家“了。所以稱《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也是不合式的。一個國家存在己幾十幾百年，經曆了無數的曆史時代，替換了無數的領導人，能說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一個人沒有《終生獨裁》或《終生民主》。一個黨也沒有的所謂《民主》或《獨裁》之分。說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是在胡說八道。
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美國有沒有獨裁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就是一個獨裁決策。造成中國人死傷，遇到中國走資派軟柿子，忍了。敢炸俄羅斯駐外使館嗎？
以巴戰爭半年多，《獨裁者》以色列民選的強人總理，《內塔尼亞胡》有樣學樣，《內塔尼亞胡》盯上了伊朗。
《內塔尼亞胡》故意轟炸伊朗大使館，打死伊朗高級將領，展現以色列的強悍，震懾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但伊朗不是中國樣軟柿子，不會忍了的。伊朗肯定會發動報複。伊朗會對以色列報複，也不排除會對美國下手。將很快見識伊朗人的憤怒和報複。看到新的殺戮。
以色列製造了一起“炸館事件”，出動戰機轟炸了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炸死10多人，包括伊朗高級將領。伊朗很憤怒，發誓要報複。伊朗肯定也會報複。
畢竟，使館是一個國家領土的延伸，“炸館事件”是伊朗的奇恥大辱。
伊朗畢竟不是哈馬斯。伊朗已明確發出威脅，要讓以色列感到後悔。
以色列自然不敢懈怠，以軍正高度戒備，以政府關閉了20多個駐外使領館。
又如前美國總統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說伊拉克有“大殺傷性武器“，就狂轟濫炸伊拉克，給伊拉克老百姓死傷無數。小布什的這個獨裁決策造成了中東戰亂幾十年。給中東帶去了“民主“嗎？
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獨裁決策的全民醫保似乎結束於川普。
前美國總統川普獨裁決策在美墨邊境修高圍牆似乎隨他的下台而停止了。發動美中貿易戰也是川普的決策。但川普沒有發動武裝侵略，以及和朝鮮和談等也是獨裁決策。他想拿個和平獎。但沒給他。
現任總統拜登獨裁決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說了。例如：支持烏克蘭，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獨裁之作。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以色列的這個總理，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獨裁者了。當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與走資派鄧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獨裁貪了不少財，遭到了反對黨的揭發。三任上來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脫法律製裁時，民眾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轟轟烈烈時，找個借口宣戰，狂轟亂炸加沙，造成無數婦女兒童傷亡。別說是以色列國民能“民主“一下，別狂轟亂炸加沙了。就是聯合國，其他國家堅決反對強烈抗議下也不能阻止。這就是獨裁者。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頭四年《大多數政府》執政，獨裁決策《大麻合法化》。當時民眾反對，反對黨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樣立法通過。第二個四年是《少數黨政府》執政，就與新民主黨結盟，四年之內推翻不了。好處是可以獨裁。
獨裁決策的作品是《全民牙醫保健》。聽起來很高大上，為“全民”，又是昂貴的牙醫保健。不過，稍用一點腦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醫療製度的事實是：加拿大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以來，由於是在私有製下的醫療昂貴，支出巨大，占各種政府支出的過半以上，己經到了難於維持的程度，醫護人員短缺，急診室關閉，一直在縮小免費的項目，有政黨一直在推醫療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響，政府財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價房租高漲之下，實行《全民牙醫保健》可行嗎？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醫保健包括：有錢人自然有。有工會組織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還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醫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醫保健。沒錢的領福利金和殘廢金的都有牙醫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醫保健的。十八歲以下兒童有政府的牙醫保健的。產婦有牙醫保健的。六十五歲以上的有牙醫保健的。剩下的人沒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醫保健》嗎？這就是資本主義民選的獨裁的惡果。還口口聲聲稱“民主國家“？
小土豆的獨裁多著呢？瘋狂用高價采購來的新冠疫苗，最後送給一些窮國家還不要。最後過期作廢了多少？還汙染環境。浪費資源，財政赤字。誰來追責？一日民選，四年或八年獨裁。八年之後輕鬆退下安享退體後的幸福生活。這就是被反共分子們鼓吹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的寫照。
“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轉發《施一公：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 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 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 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施一公（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湖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院長）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 70%至 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 62次，血壓 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轉發《施一公：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 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 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 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施一公（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湖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院長）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 70%至 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 62次，血壓 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農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從群眾中產生的一種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也是黨中央集體決議建立的。這種體製在新中國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經過了各個時期的風雨考驗，既適應了大搞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60、70年代，又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國農業落後生產條件的大規模改造，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等曆史任務，支持了社會主義農村20多年的創業發展，成為牢固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基礎，數億人民群眾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時間內沒有任何人曾提出過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這種體製將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與中國農村的社會實際恰當結合，堪稱是社會主義史上的一次寶貴而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種組織形式卻在改革之後的1983年被平白無故地取消了。為什麽撤銷人民公社?對這個問題至今看不到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有過權威性的綜合說明，稱得上是一個曆史的懸案!
是因為體製上有問題，或者沒有優越性嗎？
不是。眾所周知，這種體製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並無什麽不適應。尤其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等。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80年代初，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都出現新的發展局麵，人民公社製度更加穩定和完善，進一步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撤銷人民公社，是因為公社的組織機構不適應、效率不高、行政腐敗嗎?
不是。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行政管理組織，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其實是與當時農村工作的實際需要相適應的，是實事求是的。它機構精簡、人員少、效率高、幹群關係密切。公社機關吃財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隻相當於目前鄉鎮的十分之一還不到。而且公社幹部一律參加勞動，沒有吃吃喝喝、跑關係等腐敗風氣，基本上是一種統一、精簡、高效和勤政廉潔的組織機構。而正是在社改鄉之後，鄉鎮機構迅速膨脹，親屬、關係的人員大量進入，辦事效率低下、腐敗叢生，幹群關係逐步走向惡化。
是因為農民群眾對公社體製不喜歡、不接受嗎？
不是。幾十年來公社製度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熟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成為一種常規和習慣。當時沒有任何農村幹部和社員發出要求改變公社組織形式的聲音。直到改革以後的80年代初，黨中央都一再強調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文件中明確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農村集體經濟在多數地方已經得到鞏固，農業集體化方向已為廣大農民接受。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農業的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
在我國的條件下，不能設想可以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可以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可以使農村根本擺脫貧困和達到共同富裕。因此，毫無疑問，農業集體化的方向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 ”(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43、544頁)至少到1982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講話和黨報黨刊上對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讚揚的。例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當年4月一次《關於我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內形勢》的談話中就說：“這幾年農村形勢很好，主要是因為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國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農民組織起來，都成為人民公社的社員，這條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60頁)又如，1982年第二期《紅旗》雜誌在一篇《依靠集體經濟建設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過典型調查材料，說明了當時人民公社經濟和社隊工、副業的迅速發展，盛讚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等等。
然而，時隔幾個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達了關於撤銷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麵還說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要“穩定不變”，而後麵就決定撤銷，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這時，也沒有任何文件說明公社體製有什麽問題，它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麽不適應。
1983年1月，中央下達了一個《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體製改革”、實行“政社分設”的問題，即：公社和生產大隊的行政管理職能單獨設立，變成基層政權組織，分別改為“鄉”、“村”。原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集體經濟其名稱、規模和管理機構的設置由群眾民主決定。但在實際上，在各級黨政的緊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變。到1984年“社改鄉”的任務即在全國基本完成。這一發展了25年、並由憲法規定的公社體製，隻依一紙“通知”就被全部廢除。
按照中央當時的一種說法，無論是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還是實行“政社分設”，都屬於管理形式的變化，都不改變集體經濟的根本製度。直到多年後的今天，許多農民群眾仍然把“鄉”稱作公社、把“村”稱作大隊，“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稱作“社員”。他們不願考慮二者之間的實質性區別。
很長期間主流媒體一直宣稱：自從撤銷人民公社之後才帶來農業的大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事實是，自從上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之後到整個70年代，中國農業就一直是持續發展的。尤其是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產量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從未出現過波動。這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是給予明確肯定的。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資料，僅從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的時間內增長了56.7%，年均增幅達3.5%，尤其是1975年以後這種增長更出現加快的趨勢。以1978年為例，就比1977年增長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長了9%。我們說，糧食產量在十幾年時間內一直保持穩定增長，沒有出現一年滑坡的現象，這是迄今中國曆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所從未有過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當時中國從總體上告別了貧困，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鄧小平在1982年也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而這種穩定、快速的發展正是在被稱為“一大二公”、“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時期實現的。
無疑，在1978年後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國農業出現了新的發展局麵，群眾生活進一步改善。這種發展其實正是70年代農業發展的繼續，完全是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實現的，它與實行“分田到戶”並不相幹。相反由於“分田到戶”拆散了集體資產、水利設施和大型生產工具，從集體的大片耕地劃分成個體小塊承包地致使大型機械設備無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實現農業現代機械化成為泡影，造成生產手段不斷降低，因此生產後勁很快消失。事實上這種增長到1984年就達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現了糧食產量下降的局麵，此後就進入長期徘徊狀態。而這個時間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被撤銷之時。眾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銷的，而從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時間裏，全國糧食產量隻增加了2338萬噸，即由40732萬噸增至43070萬噸，年均增長率隻有0.4%。增長速度才隻是人民公社時期的九分之一。 2003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僅670斤，這比1979年還低，全國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2600多元。而這種情況恰恰發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銷之後。
不僅糧食生產增長速度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85-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僅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農村安全狀況和社會風氣日益惡化，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降低，社會不公現像大量出現，鄉鎮政府機構膨脹、人員十數倍地增加，鄉村幹部腐敗風氣盛行等，大量社會問題都是在農村改製之後產生的。誰能說出自從人民公社被撤銷後農村究竟出現了哪些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人與人關係和諧的新景象?
相反人們看到，當初有少數對“分田到戶”持懷疑態度、頂著不辦而一直堅持走集體道路的大隊，如河南省的劉莊、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天津市的大邱莊，北京市的韓河村、竇店村，河北省的周家莊公社、半壁店，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連市的後石村，廣東省的崖口大隊、容桂鎮，浙江省的藤頭村、望海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寶山村，江西省進順村、花園坪村，山東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區嘎措鄉人民公社等，全國大約有3000多個這樣的集體，它們的經濟發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進入共同富裕的先進行列。與大多數農村不同的是，他們那裏沒有貧窮、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大量社會矛盾，集體福利和保障健全，無一不是當地的最發達、和諧的社區。實踐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謂“集體道路不能使農民富裕”的謊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廣大農民群眾拋棄的，而是被有人利用行政手段強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長官意誌、以言代法的體現。在其背後顯然是有一種政治上的圖謀!
(作者：燕淩斯。激流網選自《澄清史實——對新中國前三十年若幹問題的研討》)
燕淩斯：人民公社為什麽被撤銷？
附文：大寨與小崗村現狀對比，驚呆國人！
前不久，有記者到小崗村采訪，村民對記者說：“我們是一步越過溫飽線，20年未進富裕門。”記者看到，還有一些農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裏，冰箱、彩電等生活用品在農舍裏難得一見。
為慶祝改開20周年而修建的友誼大道、小學校舍、村委會辦公樓以及開通的程控電話等，都是政府和社會讚助出資興建的，沒有一項是小崗村人自籌資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們嘲笑的毛澤東時代農村典型大寨，卻靠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在2000年以前讓農民生活實現了三有三不。
三有是：
小有教（從幼兒到小學免費上學）；
老有靠（實行了養老保險金製度，從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領到60元，70歲以上月領100元，共產黨員月領150元，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戰的月領120元）；
考有獎（凡考入大學、大專、中專的學生集體年發給獎學金，本科大學生年1000元；專科大學生年800元；中專生年500元）。
“三不"是：
吃水不用吊（自來水）；
運輸不用挑（汽車、拖拉機）；
看病不用跑（村辦醫療保健站服務上門）。
大寨人不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設施和建設環境方麵的改造是同步進行的，93年投資80多萬元建起了三層樓的新辦學校，改變了教學環境。
94年投資120萬元修築了3.8華裏的盤山公路，硬化了路麵街道。
96年投資160萬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從根本上解決了人吃淡水的問題。
95年開始建設大寨森林公園共投資1000多萬元，內有周恩來紀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覽館、農民文化藝術館、陳永貴墓地等景點，植樹造林，種植花卉1000多畝，不僅發展了旅遊事業，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寨的生態環境。
2000年投資207萬元，修築了一座能蓄水6萬方的水庫，可灌溉大寨的600畝良田。
被鼓吹的農村典型小崗村雖然花了大量納稅人的錢至今還是窮，而被精英們嘲笑的大寨不僅不花一分納稅人的錢，相反在2000年時上繳國家稅收就實現了350萬元，上交提留資金年300多萬元，人均上交國家1萬多元。
駁毛澤東時代是“普遍貧窮”說
所謂“吃不飽飯”、“普遍貧困” 、“挨餓”之類，完全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來的，把隻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的事情推論到整個“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時代，從生產力發展上說，正是中國動員大量資源投入工業、科技建設，獨立自主地實現工業化的時代。有人存心積慮地否定那個時代，所抓住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所謂的“吃不飽飯”丶“挨餓”、“普遍貧窮” 。怨婦似的裝腔作勢，真是煞有介事！如此醜化老一代勞動創業者、抹黑新中國的曆史，令人不齒！
這裏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新中國初的貧窮是如何產生的？是農業集體化道路造成的嗎？絕不是。
曆史清楚地告訴人們，它是舊中國近百年的封建製度、殖民地曆史，即帝國主義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壓迫所造成的。所謂“東亞病夫”的稱號早就聞名於世。連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都承認：中國曆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貧困，成為廣大老百姓起來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國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農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飯、甚至賣兒鬻女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家。這種沉重的曆史積墊，在任何社會裏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
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創業、治窮的曆史。從“一窮二白”基礎上開始，經過了近30年的建設，就己經成為一個具有比較雄厚物質基礎的工業國家，從而屹立於世界。它決不是一個“窮”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麽是真正的貧窮？比如一個家庭，全家省吃儉用，集一切財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辦了車馬、生產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貧窮嗎？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創建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建設積累了那樣多的物質基礎和家產，創造了那樣多的尖端工業和科技成就，那叫貧窮嗎？就隻說毛澤東時代創建的核武庫、“兩彈一星”、核潛艇等技術係統就值多少財富？還有當時建造的一係例大型工業基地、水利工程，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等，將相當於多少經濟實力？據有人推算，中國在1949—1979年三十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資金和勞動力價值）若按目前的價格指數計算就達3636萬億元 ，這麽大的價值都作為固定資產存在著。這相當於2007年GDP（24.66萬億元）的147倍。這難道不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嗎？如果老一代建設者當時不搞那些建設和積累、統統吃光分淨，無疑能改善生活，但還有國家的強大和後來發展的基礎嗎！
在當時“備戰備荒”的形勢下，國家每年的生產積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時, 即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裏的黃金儲備達1280萬盎司。全國糧庫充滿，存糧5000多億斤。(1978至1980年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還有500多萬噸棉花, 20多億美元。 1974年，陳雲向李先念建議，購進了600噸黃金等。這些實物就相當於現在幾萬億。那麽多的積累和財富在當時決沒有任何揮霍、浪費，它最終還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領導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給全國60%多的職工增加了工資。還用大量外匯進口糧食和成套輕工設備，1978年一次就引進22個大型化工和鋼鐵項目，使用外匯超過1950—1977年引進使用外匯的總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並逐步放開了生活品供應，大量增加對農業的補償和支援等。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人們清楚地看出，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創業者們“革命加拚命”生產而又“勒緊褲腰帶”生活所留下的積累，而決非來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飽食公共資產後，卻翻過來指責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沒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徑 ！
有些人所謂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窮”或許隻是指生活方麵的，但那也隻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過的現象，而決不能概括整個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狀況。
事實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後黨中央更加重視農業發展，號召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改土造田等，從而根本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條件，人民生活也逐漸好轉起來。突出的變化體現在糧食產量上，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是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僅1965年至1979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3212萬噸，14年間增長了71%，年均增長率達3.5% 。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六、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評價盡管是低調的，但這裏仍然使人們知道：糧食產量在十幾年間一直保持穩定、大幅度增長，無一年滑坡，這在迄今中國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奇跡！在人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1975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當年全國豬牛羊肉總產量是1062.4萬噸，人均10.89公斤。按照國際上劃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標準，當時中國的人均主食數量已大大超過貧困和饑餓階段，從總體上達到溫飽。說明從此中國的糧食安全、吃飯問題曆史地得到解決。
據國際組織關於世界各國人均食品消費量統計所提供的數據，1979年中國人均實際消費的糧食、豬肉數量分別是185公斤、10公斤，而當時居於亞洲富國行列的日本這兩項消費數量分別是126公斤、13公斤，韓國分別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賓分別是122公斤、7公斤等。從這種比較中明顯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國在基本食品消費量上已與日、韓兩國相差不大，（差別在生活質量上）在亞洲處於前列；而明顯高出當時的印度（人均糧食消費153公斤）等國。
鄧小平在1982年講：“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他這裏所講的顯然是農村改革之前的狀況。新中國僅以三十年的時間, 就在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裏“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這種成就在全世界來說也是少有的。
眾說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國雜交水稻、玉米、小麥等農作物新品種已經普遍推廣，畝產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畝產達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麥畝產達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國糧食並不短缺。生產隊除分配社員口糧外，在毛主席當時“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下，集體都有庫存蓄備。不說集體的分配，就隻說社員每戶自留地上的產品也夠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麽“吃不飽飯”問題！對於困難地區的社隊，國家每年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布等發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體中，哪有看著有人挨餓、受凍而無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關於七十年代中國還有“挨餓”現象的說法根本是沒有事實的！
事實是，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從總體上說也告別了生活貧困，大多數人到達了溫飽。如裏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下去，其實離共同富裕就不遠了。在工業化實現之後再反哺農業、擴大消費品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這本是工業化國家的普遍發展規律。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有些條件好的農村社隊就己經開始向富裕水平發展了。
例如，江蘇省華西大隊，在1978年糧食畝產就達到2720斤。工業和副業產值達100多萬元，占到全大隊總產值的78% 。每個工業勞動力每年創造產值5100多元。就己經踏進共同富裕的門坎。（《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
又如河南省的劉莊村，在七十年代就發展起大隊機械廠、食品加工廠、造紙廠、澱粉廠等企業。到1977年，其工副業收入占年收入總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劉莊已擁有造紙、食品、機械、化工等13個工廠，工副業產值就占生產總值的80％ ，第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經占到全村勞動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隊總收入達到300多萬元，人均年收入超過2000元，成為中原第一個小康村。其實，在七十年代後期，全國各地初步實現脫貧至富的社隊並不少。
當然從總體上實現了溫飽，並不意味沒有了貧困人口。由於各地區、各社隊之間發展不平衡，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標準，當時全國貧困人口約有2.5億。而70%的人口基本上實現了溫飽。雖然農村生活質量較差，都是以吃粗糧為主。但卻消除了挨餓受凍現象。對於廣大貧下中農說這已是很大知足了。——應該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細糧的生活即使舊社會的地主富農家庭也從未有實現過。——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鄉群眾生活就已經是一個供應保證、衣食無憂的景象了。所缺乏的隻不過是當時隻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之類的東西了。就連當時來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在報道中也盛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驚奇的。”（英、馬克斯韋爾《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文件中更把中國稱著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榜樣。當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根本沒有所謂中國“吃不飽飯”“普遍貧困”這個概念。所謂“吃不飽飯”、“普遍貧困” 、“挨餓”之類，完全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來的，把隻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的事情推論到整個“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澤東時代，企圖變天複辟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