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民公社老有養弱病有扶醫

農村人民公社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

 

 

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五保戶》與《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特點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即今天所講的農民們或是農民工們人人都會得到：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孩子們都有學上。

在毛澤東的農村人民公社中，農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夠重視。通過普遍實行《五保》供養、合作醫療、社會救濟和優撫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機構，旨在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一）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製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燒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簡稱。

五保供養製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對缺乏或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無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社員設計和實施的一項福利保障製度，享受這種照顧的家庭或人員被稱為五保戶。

人民公社組織承載了毛澤東對弱勢和困難農民生產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當李雪峰說胡開明認為農村的黃金時代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時期時，毛澤東說：他隻講到勞動力問題，沒有講四屬戶、五保戶。

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體組織能更好地解決五保戶、困難戶的問題。

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多次講（談）話中都提到要保證五保戶的基本生活。在強調反對分配中平均主義的同時，毛澤東認為還是要“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這一點平均主義還要。”

在困難時期的政策大調整中，關於供給製問題，毛澤東主張“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毛澤東說，“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其他通通是按勞分配。”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把扶助救濟貧弱社員作為人民公社的一項製度給固定下來。

各地農村人民公社將五保戶和困難戶的生產生活安排照顧委托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負責。一般做法是：

(1)照顧農活。對於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五保戶，安排他們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諸如養豬羊、看場院等輕巧農活，適當給予工分，保障他們的生活相當於一般群眾的水平。

(2)補助勞動日。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五保戶，補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勞動日數，與其他社員一同參加分配。

(3)補助錢物。即按照政策規定和民主商議的吃、穿、燒、教等標準計算出五保戶所需要的錢款和物資數，從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給現金和實物。如吉林省規定，從人民公社可分配的總收入3%-5%的公益金用於五保戶和困難戶的補助。

(4)對年老體弱病殘人員、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難的五保戶，安排專人照顧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戶的費用和具體照顧由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分擔，對於窮社隊和遭受自然災害嚴重、負擔五保供養確有困難的社隊，國家給予必要的補助。

廣西區委在關於1961年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的分配問題的規定中提出，包“五保戶”有兩種辦法：一是全部由大隊包；二是大隊包用錢，生產隊包實物，死後埋葬，由生產隊負責，其遺產由生產隊處理。

孤兒必須撫養好，其費用，一般由生產大隊開支，對有親屬族房撫養的孤兒，大隊可將孤兒的照顧費用，交給撫養人；產婦補助、病號照顧，應該由生產隊負責。

1962年，在強調繼續維護集體經濟，認真履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政策，應該做到既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要確保軍烈職工家屬、五保戶、困難戶都能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

據統計，1958年全國農村享受五保的有413萬戶、519萬人。絕對大多數五保戶對於生活安排照顧感到滿意。

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一些老幼無人照料的問題，一些地方開始試辦托兒所、幼兒園和敬老院（幸福院），對五保對象實行集中供養。

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人民公社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並且認為幸福院不應當孤立地辦，而要大中小結合，否則僅僅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隻有陰陽，沒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規定：要辦好敬老院，為那些無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戶）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場所。此後，敬老院迅速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據1958年底統計，全國辦敬老院15萬所，收養300餘萬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農村集體經濟的力量，使兩百多萬五保戶得到了較好的供養。盡管五保製度在發展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挫折和起伏，製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還有缺陷，但它的建立與發展對於解決我國農村中絕大多數鰥寡孤獨殘疾人的生活問題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這其中蘊含著毛澤東對於農村社會保障的思考，其實踐結果彰顯了中共和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

（二）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製度

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多重功能設計當中，一項與廣大農村的民生息息相關的製度，就是合作醫療。當時，在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國民經濟實力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醫療問題，是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毛澤東的設想是，以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為主要經費來源，通過社員的互助共濟，以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

當時，新中國的醫療情況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培養的衛生工作者、新建起來的醫療設施以及國家醫療衛生資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城鎮，而廣大農村卻缺醫少藥。這種情況引起了關注農村醫療衛生需要的毛澤東的不滿。

1965年6月26日，他在頤年堂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中，開始嚴厲批評衛生部的城市偏向，說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部、老爺部或城市老爺部好了。

因而他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提出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大量的應放在農村，城市隻放些畢業一二年的大夫，把好的都放在農村。這就是給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帶來重大改善的“六·二六指示”。

8月15日，毛澤東同衛生部長錢信忠談話，再次談到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他說：過去農村衛生工作是無人管的，衛生廳也不大管。你說的半農半醫這辦法好。醫務人員下去三分之一，任務一是醫療，二是訓練農村醫生。農村衛生員應給點工分。

9月3日，衛生部向中央提交《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的報告》，提出“今後要做到經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醫藥衛生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在農村，大力加強農村衛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的報告，強調必須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認真組織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培養農村衛生人員，建立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農村醫藥衛生問題。此後，衛生工作中的重點及人力物力財力逐步放到農村，農村衛生工作迅速改觀。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中城市、各高校和解放軍，迅速組織醫療隊去山區、牧區、林區農村巡回醫療，開展合作醫療衛生工作。據統計，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萬多人下農村。到1975年，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城市對農村的醫療衛生支援，不僅把文化衛生知識和醫療技術帶到農村，而且培育了大量鄉村醫生（“赤腳醫生”），直接加強了農村衛生工作的力量，促進了當地缺醫少藥狀況的改變，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建立和發展。

衛生部在1959年《關於人民公社衛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提出：“根據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等實際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集體保健醫療製度為宜。”

到1965年時，全國已有山西、湖北、江蘇、福建、廣東、新疆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部分農村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如湖北省麻城縣13個公社有10個公社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參加合作醫療的人數占全縣總人數的84.1%。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當天，該報記者還發表了一篇座談會紀要，反映京郊兩個公社就樂陽經驗召開座談會的情況，說與會者一致認為“合作醫療是農村醫療工作的方向，是一種好辦法”。由此，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辦起了合作醫療，與縣一級醫療機構共同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合作醫療”列入其中。1979年12月15日，衛生部、農業部等聯合下發通知，發布《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參照執行，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行政村（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

合作醫療製度和“赤腳醫生”製度的推廣，使農村人口在收入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得以用較低的花費獲得衛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麵的服務，使中國用不到發達國家1%的醫療衛生支出，解決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醫療保障問題，有效地減少了農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喪失健康和勞動能力的風險，對提高農民群眾的健康與生活水平發揮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如果考慮到中國曆來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衛生保障能力嚴重不足的農業大國，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來之不易，令人欽佩。

1980年代以後，隨著農村合作組織形式的變化，加上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農村醫療保障製度因逐漸失去集體經濟支撐和製度支撐而受到極大衝擊並隨之瓦解，合作醫療為私人診所取代，“赤腳醫生”也消退了。廣大農村地區再度出現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返貧等現象，尤其偏遠落後農村的農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

為此，1990年代，政府曾嚐試重建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但由於指導思想不明確，成效並不顯著。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從資金籌集、管理機構等方麵規劃了農村衛生工作的目標和方向，提出要積極組織引導農民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重點解決農民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致貧、返貧等問題。

從2003年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全麵推行。可以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多或少地能夠從傳統合作醫療的興衰中汲取一些經驗教訓。

[yongbing1993]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美國軍事評論家：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拉瑞斯約本.海黙（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是誰能夠使一個貧瘠的國家，在短短幾年時間裏，迅速崛起於世界強國的行列？

喬治?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位總統。他以貧弱的美國北方軍，經過多年苦戰打敗了先進的南方殖民軍，使美國獲得了統一與和平。但是，在東方一個大國----中國，他的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毛澤東先生，領導了他的人民，在貧困，饑餓的壓力下，卻取得了遠遠超越喬治?華盛頓的偉大成就。

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領導的中國紅色政權，同時也開始了中國人覺醒的時代。1950年我們的可愛的總統大人，他覺得北韓十分不聽話，同時他更加厭惡這個新生的紅色大國。為了滅絕赤色，他決心先打掉北韓從而占領亞洲大陸一端，再謀求最終消滅這個赤色中國。隨即他調兵遣將，以18國集團為核心，聯合國安理會為民意。

總計出兵51萬3000人，坦克2400輛，戰機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門，同時動用了原美國海軍第1，3，4，7四隻龐大的航母艦隊群，以排山之勢殺向北韓。在他看來，這樣的現代化的龐大的軍群，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當時的蘇聯也不敢與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記了毛先生的偉大的軍事戰略膽量。毛在前蘇聯猶豫遲疑下，悍然單方麵出兵抗擊美國聯軍。於是一場驚人的戰爭就此爆發了。

100萬中國士兵，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麵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依靠著火器兵器時代最原始的卡賓槍（衝鋒槍），手雷，打敗了美國聯軍。這也是人類現代曆史上，首次由一個國家單獨擊敗了世界力量的先例。當然，中國人也遭受了525000人的慘烈傷亡。但是，對於一個幾年前還在被日本軍隊肆意侵略蹂躪的國家，在幾年後，突然間打敗了世界上當時最強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奇跡除了毛先生敢於創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國就這樣丟下113000名陣亡士兵，帶著84000名傷員，以及換回來的45000名被俘人員，邁著沉重的腳步，蹣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蘇聯的偉大人物赫魯曉夫先生，上台了。他覺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麽叫----尊重蘇聯，竟敢違背他的指令。因此，他發動了一場更加荒謬的戰役－中蘇珍寶島戰役。

蘇軍以1個遠東集團軍的1個坦克旅，3個摩托化步兵團，總計約20000人，在沒有事先警告情況下，對中國采取了軍事行動。戰爭初期，蘇聯對於中國的軍隊裝備幾乎是比自己的還清楚。他在韓戰前後，送給了中共毛先生4個坦克師，10個步兵師，3個防空炮師，3個機械化師的全套裝備。而中國當時最強的主戰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蘇聯的T54A。戰鬥全重隻有36噸。如果與前蘇聯最新的T62型坦克對比，可以說對方無需開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邊防軍告警電報後，也做出了最快決定：打！就把他打疼！結果蘇聯人丟下了約1個團的裝備以及成批屍體，氣惱的回家去了。赫魯曉夫接到失敗電報後，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先後撤職了隸屬於蘇聯遠東集團軍1位元帥（坦克裝甲諸兵種元帥），3名大將，4名中將，24名上將、少將。抓捕了遠東紅旗134師（主力師）營級以上全部軍事主管。

在毛先生對外戰爭曆史中，還有一場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邊境之戰：麥克馬洪線之戰。其實在印度背後有輸了韓戰無處撒氣的華盛頓，有已與毛交惡的格林姆林宮，有企求可以撈足好處的大英帝國，等等。他們幾乎出現了從所未有的合作！蘇聯低價貸款給印度尼赫魯，裝備了7個印度陸軍師。華盛頓給了尼赫魯大批戰後物資。英國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給了出來。一時間印度成了當時世界2大集團的寵兒。

但是，短短30天時間，印度軍隊全軍潰散。在第2師做戰術指揮教導的洛克弗菲希爾準將說：你見過非洲的斑馬群奔跑嗎？但是它們不如印度軍隊潰逃更快。 8940名印度軍人葬身山穀，1370名士兵被俘，1名準將被擊斃，亞洲第一美國旅：“錫克”旅完了。英國全資資助的“廓爾柯”營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戰前就曾說：不管你是印蘇聯軍，還是美印聯軍，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擊潰了印度聯軍，打擊了美國與蘇聯的再一次恐嚇。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貫堅持自力更生。由於他的英明，中國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業，製造遠程洲際彈道導彈，打造了核潛艇戰略部隊，研製了以TU16（當時較為先進的中型轟炸機）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國沒有現在的改革成就。國家資金薄如白紙。但是他依舊搞了這些在今天華盛頓嚴重感到最難以承受的軍事工業。他叫一個貧弱無力的中國從此站立起來。不怕蘇聯。更加不懼怕我們。在他那個時代，隻有那個時代。我們空軍在靠近北越領空時候，戰鬥機就會自動報警。因為那裏有中國派駐的34支火炮與導彈防空營。

我的國家：美國！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yongbing1993]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共產黨帶領著中國人民終於戰勝了國內外反動派，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但新中國在美國人的眼裏，卻成了“不可饒恕的敵人”。因為新中國“不僅唾棄了基督教治國，而且唾棄了美西方的“普死價值“，以及自私自利的個人機會主義的美夢，不采用多黨輪流執政製”，美國政府感到其美西方“撲屎價值標準受到直接威脅”。

因此，美國大肆攻擊中國革命“限製了人的自由”、“踐踏了人權”，並且交替使用軍事包圍、經濟封鎖與顛覆滲透戰略妄圖扼殺新中國。美國的種種企圖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敵人目光短淺，他們看不到由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他們還想欺負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想稱霸世界。但是，“他們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美國誣蔑中國革命剝奪和踐踏了人權，是完全違背曆史真實的。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舊中國悲慘的人權狀況才得以根本改變。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把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正是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人民政權沒收官僚資本變為國營企業，在廣大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使億萬農民從封建地主的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獲得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

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人民共和國就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使國民經濟恢複到曆史上的最高水平，較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政治上，堅決鎮壓了反革命，取締了剝削階級的特權、建立地方民主製度、建立國營企業民主管理製度、舉行普選等，切實保障了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特別是1954年9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民主而長期奮鬥的結晶，也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這部憲法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明確規定，使中國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身自由以及婦女、兒童、老人和社會生活等各項基本權利有了根本法的保障。

毛澤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使美國的人權攻勢不攻自破。五六十年代，新中國還未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美國多次唆使一些國家利用人權問題進行挑釁，並操縱聯合國通過一係列反華決議。

1959年10月，西藏發生叛亂，美國政府公然加以支持，妄圖分裂我國。10月21日，美國操縱第14屆聯大通過了幹涉中國內政的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胡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已被強行剝奪”。

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抗議美國挾持聯合國幹涉我國內政。聲明揭露了美國踐踏人權的事實後指出:“至於說中國西藏地區，那麽企圖永久剝奪西藏絕大多數人民的人權的，正是力圖保持西藏農奴製的一小撮西藏叛亂分子。

隻有在平定了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叛亂並且進行了民主改革以後，西藏人民才得到了基本人權和信仰宗教的真正自由。”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最後宣告了封建農奴製的死亡。12月，美國便在第20屆聯大上又一次搬出了所謂“西藏問題”，叫嚷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遭到侵犯”，公然要求一切國家“作出最大的努力”，使西藏人民重過暗無天日的農奴生活。

對美國的無端指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隻有在徹底摧毀了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封建農奴製度，進行了民主改革以後”，西藏人民“才結束了他們的血淚史，真正獲得了做人的權利，真正享受到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

在西藏，確實有些人的‘權利’和‘自由’被‘侵犯’了，那就是反動農奴主對農奴和奴隸生殺予奪的‘權利’，就是他們要農奴和奴隸做牛做馬的‘自由’。這些人的‘權利’和‘自由’不但被‘侵犯’了，而且被永遠‘剝奪’了。”聯合國如果真正要維護基本人權的話，就應該譴責美國在世界各地犯下的罪行，就應該關注美國國內兩千萬黑人所受的奴役、壓迫和歧視。

針對美國的挑釁，毛澤東發表了許多重要談話和文章，闡明了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不僅從理論上揭示了美國所鼓吹的民主、人權的鮮明階級性，而且用美國的所作所為揭示了美國式人權的十足的虛偽性。

毛澤東指出，人權是民主和專政的統一。人權並不隻是對所有社會成員權利的認可，還包括對部分社會成員權利的限製和剝奪。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在不同階級統治、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人權具有不同的含義。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專政，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享有的特權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人權實行剝奪的基礎之上的。

對此，毛澤東有過精辟的論述:“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資本主義國家保障的是資產階級的人權，這是少數剝削者的人權，至於廣大人民群眾的人權，多數人的人權，事實上是沒有的。

因此，美國的民主製度隻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美國所謂的反映全民意誌的憲法隻不過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

毛澤東強調，與資產階級專政恰恰相反，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的。

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人民群眾，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民主製度，人民不僅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而且對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也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對於極少數敵對分子則依法剝奪或限製其權利。

隻有絕大多數人享有廣泛的民主，才能夠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也隻有對極少數敵對分子的人權實行剝奪，才能從根本上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

建國初期，我國境內大量土匪、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曾經嚴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正是由於我們毫不留情地掃清了土匪，鎮壓了反革命，才確保了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毛澤東說:“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製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毛澤東指出，人權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絕對的、不受任何限製的人權存在，人權總是相對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人民，他們享有的權利都是不以危及資產階級的統治為前提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憲法和法律切實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和權利。

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時，則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采取合乎法律規定的形式和途徑，正確地去行使。

如果公民做了憲法、法律允許以外的、不合法的事還以為是在行使自己的自由，那麽，這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自由，而是必然要損害別人自由的反自由行為。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因此，隻有正確理解和對待自由與紀律、民主與法製的辯證統一關係，反對濫用自由、民主權利的行為，才能使人民群眾充分有效地行使憲法和法律保障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權利。

毛澤東還揭露了美國既高喊人權，又踐踏人權的兩麵手法。

毛澤東指出:美國政府在國內“一方麵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壓迫，甚至派出軍隊進行鎮壓。

另一方麵，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麵孔，呼籲黑人‘忍耐’，在國會裏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劃’，企圖麻痹黑人的鬥誌，欺騙國內群眾。

在國外，美國在大聲疾呼人權的同時，又在全世界推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侵犯別國主權，幹涉別國內政，剝奪別國人民自由決定其前途的權利。

這就是美國所謂的人權的本質。

毛澤東嚴曆譴責了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多次強調: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都將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

毛澤東晚年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指明了誰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誰是世界人民可以爭取和聯合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一切被壓迫民族製定戰略、策略，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指明了方向。

同時將中國列入第三世界的範疇，聲稱中國永不稱霸，永遠不做侵略、幹涉、控製、威脅和顛覆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天賦人權是一種錯誤思想，中國不能利用西方的天賦人權，而隻能利用西方的技術。

唯有社會主義製度才是中國人民為自己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根本發展道路，也是保障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足，實現全麵發展的人權的根本社會形式。

建國後，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的全麵確立。

社會主義為實現充分人權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為實現大多數人的權利提供了現實的物質基礎和條件。

這就從製度上保證了社會財富在人民中間的公平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人民才實現了政治經濟的獨立，才解決了溫飽問題，並且逐步邁向小康。

曆史是明證。在中國，隻有走公有製基礎上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中國人民享有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充分的人權。

正如毛澤東所說:“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堅持社會主義就是維護全國人民的人權。

[yongbing1993]

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

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

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結束了。

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2、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在漢人區域已經分了土地，這裏對宗教仍然是保護的。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是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後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麽用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隻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隻有一畝田、或隻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隻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西藏幾年來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西藏今後是會發展的，人口要發展，財產要發展，文化教育也要發展。宗教學校也可以辦，幾十年後西藏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們有自治權，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維吾爾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樣。漢人隻能幫助，不能代替他們管理。……我國有一百多種少數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歸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時的談話)

漢人裏麵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後他們信，社會主義以後還會有人信。對於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幹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方參觀團成員拉魯?次旺多吉時的談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對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美帝國主義眼裏，什麽聯合國，什麽美洲國家組織，什麽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裏的工具。對於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踢開了，還可以揀起來再用。用也好，踢開也好，都是以有利於它的侵略目的為轉移。(《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1964年1月13日)

[yongbing1993]

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要捍衛》《人權》？權貴們的《人權》《要捍衛》嗎？《人權》掌握在《權貴們》的手中。《要捍衛》《人權》的是低層的無權無勢無錢無貴的平民百姓。

“人賦人權”表明，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麽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概念。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曆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曆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曆史時期人民的範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範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曆史時期，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

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隻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同樣是人權，因時代、地區、國家、民族、階級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種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強權者的利益和被壓迫者的利益不一樣，舊中國的受教育權並沒有惠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等等。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前後他已經看到，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這使毛澤東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的最初意識。

在《湘江評論》的二號刊上，青年毛澤東說，天地間的權利和自由本來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卻成了少數“惡賊”的專利，這“惡賊”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本階級的人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爭取人民大眾的權利。

毛澤東非常讚賞孫中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權主張。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前列，指導著運動前進。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對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權和民生就是為全體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全國人民各得其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毛澤東一生都把人民大眾的權利放在首位，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普遍性與階級性結合起來的楷模。在毛澤東那裏，工農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民眾的大聯合》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隻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他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都與工人農民共同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寫道：“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各項權利都應當得到保障。過渡時期，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和工農享有同樣的權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人權主體的範圍更是空前廣泛，國家的一切權利都屬於這些人。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了“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麵對整個敵對階級，隻能用鬥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

但對於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采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地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階級與人民對立。而且，敵人營壘中的士兵，如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多是被強征入伍的，屬於勞苦大眾而不屬於剝削階級，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人賦人權”表明，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這一點在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藍圖中就有所體現，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可見一斑。

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1926年毛澤東在起草“上海互助團”的“啟事”中指出：西方的個性解放值得提倡，專製主義的最大罪惡就是壓製、摧殘個性。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製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性、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這裏，毛澤東宇宙觀的唯我論錯誤是明顯的;同樣，他主張個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異常鮮明的。膾炙人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詩句，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是永遠站在爭自由與爭平等的人們一起的。”

1944年，他還說：“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詞》飽含熱情地寫道：“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晚年他在閱讀《聊齋誌異》《小謝》時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個性解放”。因此，實現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曆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麵發展的前提。

二是經濟解放。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立，均以個人經濟的獨立為基礎。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製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權。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權的產物”。因此他認為，解決農民、工人生存權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製，使生產資料歸工農勞動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澤東自稱“性不受束縛”、“好獨立蹊徑”。他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毛澤東最早了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麵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辟了一條嶄新通道。

另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全麵發展。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人的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麵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廣大民眾享有文化教育權利，就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建國前，毛澤東不但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而且針對“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的社會現實，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發出了“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號召。

抗戰時期，僅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41年就有農民夜校和學習班組2萬餘個，參加學習的農民23萬餘人。建國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是全日製與半工半讀、業餘教育並舉。在毛澤東的重視下，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澤東總結到：“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倡在整個教育體係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人。

毛澤東倡導人民藝術，1942年5月，毛澤東係統闡述了“兩為”方針;建國後又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式定為黨的科學與文化事業的一個基本性長期性的方針，確保了文藝為人的全麵發展服務的正確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體育事業。

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襲下來的“重文輕武”、“羞恥短後”的陳腐教育觀，毛澤東認為，所謂德智體全麵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隻有“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才能達到“身心並完”的目的。

因此，毛澤東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個思想是超前的並且言中了當時國人與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澤東對教育界人士又談到：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誌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其三，人的全麵發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

毛澤東認為，隻有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眾擴大自己的活動領域，實現全麵發展。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而鬥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其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途徑。

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見，毛澤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麵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的。

[yongbing1993]

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眾所周知，青年毛澤東曾接受過當時中國流行的許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權觀上一度還深受“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就轉而樹立了“人賦人權”的思想，以後有過許多相關的精辟論述。認真研究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賦人權”表明，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為一種理論，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由來已久，係針對神授王權而言的，它在曆史上起到過巨大進步意義。但是，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理論內核是“自然權利說”。

“天賦人權”說，僅從常識上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麵，如果說“天”是上帝，常識告訴我們，時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這個實體，當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賦予的權利。

另一方麵，如果說“天”是自然，常識同樣告訴我們，自然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卻不是自覺的主體，因而同樣也不可能賦任何人予任何權利。

因此，“天賦人權”說，不管這個“天”是上帝還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盧梭堪稱“天賦人權”說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關的基本論點具見《社會契約論》一書的第一卷。這些基本論點並未展開深入的發揮，而且本質上全屬形而上學的先天觀念，根本就沒有什麽事實的佐證。比如，該書開宗明義就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以人就應該打碎自己的枷鎖，奪回來自己已被剝奪了的權利。即使是盧梭本人都承認，所有這一切觀點全都是想當然耳，是一種無須加以實證的唯心想象。所以他聲明：“我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而這恰恰是“自然權利說”的致命理論缺陷所在。

與資產階級的人權觀不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人賦人權”思想。

關於“人賦人權”思想，毛澤東曾有過許多的精辟論述。

1945年8月毛澤東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呢?’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呢?”

1965年12月毛澤東又說：“什麽‘天賦人權’? 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 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毛澤東批判“天賦人權”，認為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從理論上講理由在於：

第一，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的權利雖則是天然的，但是國家、政權、社會、風尚、秩序等等卻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這一點是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基本區別所在。凡是人為的東西，就必須經過人的同意，而這裏的人隻能是“人民群眾”。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群眾史觀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曆史，那麽在曆史中所形成的財富、民主、自由和權利理應由人民群眾享有。這一點，在毛澤東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人權既然是人的權利，就隻能從人自身尋找存在的根據。人是什麽?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人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人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最基礎最原初地表現為人的社會勞動。個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決定人權，最基礎地可能理解為，人權決定於人的社會勞動。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4年在《神聖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爾關於人權是曆史的產物的觀點，他們說：“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曆史地產生的。”他們進而對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權是由人的本質決定，是曆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這一思想是中國人民追求現實人權的體現。“人賦人權”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廣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隸、不要再當牛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正如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也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奮鬥和追求的最終動力。

“人賦人權”表明，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提出“天賦人權”，鼓吹他們的人權是“普遍的人權”、“超階級的人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資產階級以“天賦人權”、“個性解放”為主要口號，其實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私有製發展的權利。事實上，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人權既不是上天所賦予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鬥爭所爭來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的艱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多次反複、英國的君主立憲製——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妥協的見證物，這一切無不說明人權的來之不易。

人權既然是“人賦”而非“天賦”，那麽，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權利呢?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它們都是具體的，屬於一定階級的。”

毛澤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所以，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權不可能天賦，要靠鬥爭得來。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誌不要忘記。”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

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隻能自己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的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向強權求人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激烈的; 二是溫和的。

毛澤東最初也有過“愛的囈語”，主張“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以無血的革命，減少權利實現的代價。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領導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

驅張等人權實驗失敗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後，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時他認為和平的主張，在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卻不能有效地為人民爭來人權。“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

溫和的方法行不通，就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手段。

革命時期，在城市，毛澤東告訴工人們學會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並為安源煤礦工人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罷工口號。

在鄉村，毛澤東發動農民及農村婦女起來反對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帶領農民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平均地權”等口號。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思想，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頒布各種法律、法規，一麵不斷擴大人權，一麵保障已得的人權。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努力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願意當亡國奴的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

抗戰勝利後，為了避免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戰爭的災難之中，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毛澤東力爭用和平的辦法建立新中國，在和平的方法不能達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法，不放棄用戰爭的方法去爭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賦人權”的命題，依靠鞏固的政權來保障和改善人權。

文革中，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繼續革命，因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必須用階級鬥爭來防止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

然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不到這一嚴重危機，自以為工農兵們掌權了，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當毛澤東逝世後，沒有人“看老百姓群眾的臉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這些掌權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於是工人下崗了。農民成農民工了。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們都成資本家權貴階級了。

走資派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更證實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階級和階級鬥爭間的貪富差距越來越大，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反證了當年《文革》是對的，是必須的。《文革》的正麵教育，走資派右派分子們的反麵教育，對工農兵及其一切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後來者們都是經驗教訓。

在階級社會中，低層人士如工農兵和人民群眾的人權隻能靠自己去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應有的人權。

[yongbing1993]

這些烏克蘭人是逃兵還是炮灰？






有些烏克蘭人參軍打仗了，是《炮灰》嗎？

有些烏克蘭人不去參軍選擇出國了，是《逃兵》嗎？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

===《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

《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

是《逃兵》，還是選擇回國去當《炮灰》？

附：《不上戰場就停止服務，海外烏克蘭男性迎來噩耗》

文章來源: 天下事

烏克蘭《鏡報》4月22日報道，烏克蘭將“暫時中止”對18歲至60歲海外烏克蘭男性公民的所有服務，這意味著他們隻有回國後才能辦理證件。在新動員法於5月生效之前，烏克蘭將暫時執行上述措施。

對此，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在社交媒體“X”上表示，“現在的情況是：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我們的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

庫列巴指出，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烏克蘭議會近日在官網發布消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關於加強兵役、動員和兵役登記的動員法修正案，該法令將於5月16日生效。對征兵年齡的限製在25歲到60歲之間。

英國天空新聞台報道，就在這項新法令4月11日在烏克蘭議會獲得通過前，有數千名烏克蘭人為了逃避征召，試圖通過西部邊境逃往鄰近的歐洲國家。

據悉，最近一段時間，烏克蘭相關部門都會在邊境抓捕這些試圖逃跑的人。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這表明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這是行不通的。》

===《保護海外烏克蘭公民的權益一直是且仍然是外交部的優先事項，但在目前情況下，主要優先事項是為烏克蘭的生存而戰。》

《國家的生死存亡與其無關》

《一個達到參軍年齡的人選擇出國》

《然後他又想接受這個國家的服務》

是《逃兵》，還是《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