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博士保潔工改變了清潔行業命運
在走資派篡權上台隨之複辟舊式《高考》，走資派右派及吹鼓手們瘋狂鼓噪《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大約鼓噪了十來年後，瘋狂地開設各行各業的大學課程和擴招學生增開學校，瘋狂地無序進行之後，遍地都是大學生。甚至是滿大街隨便問個人都是博士生研究生碩士生。產生的後果是《難》找到工作。或是學非所用，或是出國留學為外國服務，又或是躺平內卷啃老等等。
有研究生博士生“甘心情願“地當起了通常被人看不起的出體力的勞工如《清潔工》《上門保潔工》等。平時被這些研究生博士生看不起的出體力的勞工，現在有這些研究生博士生參加了，是不是”改變了”平時被研究生博士生看不起的《清潔行業的命運》。《清潔行業》也成了“高大上的“白領“工作？然而，這些研究生博士生是否“甘心情願“？
文中說：“年紀輕輕的，怎麽就想不開來當保潔了？”
幾乎每個轉行做保潔的年輕人都經曆過這樣的質疑。畢竟在世俗觀念中，保潔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幹的都是些髒活累活，如果不是別無退路，很難想象有年輕人願意主動投身其中。
但事實是，年輕的從業者，甚至是年輕的高學曆從業者，正不斷湧進家政行業。
保潔的髒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個月，“90後”江嶽數不清自己打死過多少隻蟑螂和老鼠。若是在悶熱的夏天遇上難度係數較大的單子，垃圾發酵的味道幾乎要將人“醃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對於入行兼職剛滿三個月的“95後”研究生張曉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態。由於過多接觸清潔劑，他的雙手經常脫皮，指肚上的指紋都快被“燒沒了”。陳浩凡仍記得第一單收費的單子是2000元，他和三個夥伴連續做了三天三夜。“
“走進廚房，映入眼簾是瓷磚牆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黴點以及大片黃色油汙，然後是鏽跡斑斑的灶台；隨手翻開一個紙箱或挪動一個架子，十幾隻蟑螂逃竄四散，隨之而來是尖銳的爆鳴聲。“
艾媒谘詢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2776億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億元，增長近3倍，未來將保持平穩的增長態勢，2027年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有望突破13000億元。據行業協會測算，中國家政從業人員超過3000萬，實際需求超過5000萬，是較為少見的供不應求的行業。
研究生博士生年輕的高學曆從業者，正不斷湧進《保潔》這個不是什麽高大上的工作行業，也算讓《清潔行業》也成了“高大上的“白領“工作之後，保潔員也“改變“了《命運》。
研究生，能不能大大方方公開宣稱去做“保潔“工作？
在“樂意吃保潔的苦”的年輕人中，張曉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張曉是“95後”，目前在廣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專業讀研究生，兼職做個人上門保潔已有三個月。在他接觸的做這個兼職的人中，老一輩居多，本科以上學曆的幾乎沒有。
他剛開始兼職保潔時，是跟著家政團隊一塊，“幹足一天才220元，被壓榨得很厲害”。他一邊做一邊留心別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學懂了便決定脫離團隊，自己單幹。再加上本身當過兵，又愛整理，他一路收獲了很多好評，如今已積累起穩定的客源，時薪能達到50——60元，“算是比較高的”。
他有一個黑色的大雙肩包，平日裏裝的是電腦、充電器和書本，做兼職時則裝滿了除膠劑、除油劑、小蘇打、百潔布、地刷等各類清潔工具，大概“兩個西瓜重”。周邊同學中知道他在幹保潔的不多，常調侃他又“出門釣魚”。
得知張曉在讀研究生，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驚詫。有一次，一個老客戶對他說：“隻要願意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你一個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潔？”在更新保潔日常的小紅書賬號裏，評論區也充斥著不解的聲音，甚至質疑他故意造人設。他明白對方沒有惡意，也猜測自己的選擇在別人看來或許是無能的表現。
事實上，張曉主動選擇保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此之前，他做過很多次嚐試，吃過許多保潔之外的苦。
他本科讀的是工科專業，畢業後當了兩年兵，退役後由於缺乏工作經驗無法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跑去國際物流公司做過半年銷售。
銷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資和無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積金到手2600元，再減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個月掙來的錢恰巧隻夠他“拮據”地活著。電話推銷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撥50個電話，隻能加上兩三個客戶。他本身不抵觸這份職業，但被拒絕多了，每回準備撥打電話時，他甚至暗暗地祈禱對麵不要接聽。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戶維持聯絡，兩人交談甚歡，以為馬上要談攏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業務與公司產品不匹配，隻能空歡喜一場。
當時受疫情影響，他感覺物流行業在走下坡路，決定另尋出路，辭職備考。張曉覺得自己不再年輕，“沒有孤注一擲的資本”，選擇了“多線作戰”，同時準備了省考、國考、軍隊文職考、研究生考試，“幾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時間，他每天四點起，晚上十一二點睡覺，中途還去擺攤賣過“黃酒”，最終意外上岸了花費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張曉選擇保潔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時間分配和相對豐厚的收入。
他的同學大多在大廠實習“鍍金”，為日後找工作做準備。對張曉而言，實習需要坐班一整天，時間不自由，補貼少，難以養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單位會給他交社保，讓他失去應屆生的身份。
他做過考研谘詢老師，但機構太遠，需要坐班，遂放棄；他還做過家教，每周給四個學生上課，時薪在80——150之間，但學校課程和授課時間相撞在夜晚，再次放棄。
“在很多人看來（保潔）是比較低賤的”，但張曉對“現實的考慮更勝一籌“，而保潔這份工作確實能夠幫他更好地處理當下的狀態。他能夠在不耽誤學業的前提下自由協調工作時間，時薪較高，他手腳勤快些，每月能賺六七千。這筆錢足夠生活，還能額外給家人一些幫補。
“別人能幹，那我為什麽不能幹？”張曉的想法很簡單。畢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後都是會感到疲憊的”，保潔也隻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不想讓父母覺得自己很辛苦，並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潔的事情告知他們。
２月的最後一天，張曉在自媒體賬號上寫道：“不管怎麽樣，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錢多錢少不重要，沒有什麽高低貴賤，什麽都幹，存錢最重要。”
酸痛，臭味，與《錢》成就感。夢想就是《掙錢》。《博士生改變了保潔行業“下等工作“的命運》？
入行保潔的年輕人會很快發現，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還要苦。
身體上的疲憊是顯而易見的。張曉愛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兩個西瓜重”的書包背多了，再加上搞衛生時需要持續地彎腰，他經常感覺腰酸背痛。有時太痛了，疊衣服時他會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這樣的姿勢能讓他舒服一些。由於經常接觸清潔劑，他的手經常脫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紋都被燒沒了”，指甲旁還常長出倒刺。
常規單是三四個小時，但碰上開荒保潔或麵積特別大的單子，需要連續幹八九個小時，更誇張的時候，他一天的工作時長是16個小時。“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會早點睡，早點睡覺就是我消除疲憊的一個方法。”
另一個變化是，飲食不再規律。由於體力下降或複雜的現場情況，花在某一單的時間經常會比預想的要長，他隻能過了飯點再吃。有時是兩個單子時間挨得近，他需要趕去下一單；有時是單子結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鐵站搭末班車，張曉總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趕不及吃飯是常事，他一般會到便利店買一兩個菠蘿包，或者幹脆不吃，“一整天沒吃東西的時候都有過，不停地在做”。
陳浩凡對這種高負荷的工作強度深有體會。他至今記得第一個收費的單子，他和另外三個創業夥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淩晨一兩點，睡四個小時，然後五六點又起床趕路到客戶家中接著幹。這一單的收費是兩千元，驗收完成的那天夜裏，四個人又餓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邊攤有賣烤全羊，於是花一千多點了一隻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壓清潔視頻吸引前來的江嶽，發現實際麵臨的工作環境比視頻中“還要惡劣幾十上百倍”。同事們做過最誇張的一單，垃圾在門口堆得半人高，搞衛生得爬進去，由於老鼠太多，屋裏甚至還有蛇。
最可怕的是氣味。高溫的夏天，狹小的空間，垃圾發酵的味道直竄鼻腔，戴上防毒麵罩也沒法阻擋。一整天待在裏頭，人幾乎醃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實打實的。
留下的，離開的，徘徊的？博士生研究生能堅持多久？
近幾年，隨著服務者地位與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務行業正逐漸被人們重新定義，從業人員開始迎來年輕力量。
《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十年裏，月嫂、外賣員、保潔等中國藍領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藍領與白領群體在收入方麵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在並不樂觀的就業環境中，年輕人四處碰壁，變得更加務實，努力地為自己尋求更多可能性和後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傳統視角下“不體麵”的保潔。
但真正留下來的年輕人不多。陳浩凡的合夥人中途更替過一位，上一位幹了幾單後發現自己無法接受，早早地離開了。“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絲總數超過一百萬，和江嶽一樣帶著憧憬前來求職的年輕人很多，但大多數人試崗幾天便離開了。大概每十個人裏，隻有一個人會留下來。
張曉暫時沒想過放棄保潔，但在心裏悄悄崩潰過。
一天早上，張曉覺得身體不舒服，但為了履行提前幾天約好的訂單，他還是一大早就背著“異常沉重”的雙肩包出發，搭乘一個多小時地鐵跨越三個區。抵達客戶樓下時，他發現對方給他留的鑰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當於白跑一趟。
對方提出給他轉20塊錢，請他吃午飯，他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麽感覺，很難受，但“再累也得繼續完成已經規劃好的東西”。他趕在下午前回到學校，把雙肩包放回宿舍，買了麵包，然後參加了一個學術講座，“當沒有事發生那樣”。
他有往保潔方向創業的想法，但更優的選擇依舊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間很抗拒考公，闖社會這幾年，想法有所改變，在他的預想中，“考上了不說大富大貴，但至少能保證小康”，公務員的穩定性優於其他行業。
今年３月，他還去考了傳說中的“媽媽開心證”——教師資格證，一是滿足媽媽長期以來的願望，二是給自己多留一條出路。
舊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總根源，不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什麽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都無從談起。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人民解放。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障礙，創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直接結果就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當代中國的發展確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什麽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什麽樣的製度基礎。而這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了新中國的走向一定是社會主義，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
新中國建立後，有兩個群體的心態尤其值得關注——民族工商業者和農民，他們對政策的接受、理解、認同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我們首先來看民族工商業者的心態。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範圍內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50多個大中城市相繼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戶和商業戶分別占到私營工業戶和私營商業戶的99%和82.2%，全行業公私合營順利實現。
說完了民族工商業者，再來看農民。運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徑改造小農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個體農業是小農經濟，不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必須要將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但是，農民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決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須采取和平的方式、自願的方式。
中國農民正是因為辦合作社能夠增產受益，從而深深地體會到隻有合作化、集體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這是當時合作化運動能夠得到廣大農民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農民選擇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農村在發展穩定的氣氛中完成了從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曆史轉變，這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至於在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的基礎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則是需要長期探索才能解決的。
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基本上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在中國全麵地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標誌。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一屆人大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由《共同綱領》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過渡狀態。憲法及其所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製度，成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法律和政治保證，也從此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格局，在1954年一屆人大後，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共同綱領》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得到了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經曆過無數風雨的民族問題，終於找到了一條和平、民主的解決之路。
思想文化領域，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的同時，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
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文化領域等多個方麵。
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本身就有內在的曆史邏輯關係。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務，就無法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可能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他們是一個曆史承繼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沒有後者就沒有後後者。
在《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講農民問題。《《公私合營》複仇《工人下崗》》一文講了工商業進行的改造。下麵講講：新中國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中，對手工業的改造。
在對農業、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同時，對手工業的改造也同步進行並順利完成。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深刻變革。農民、手工業者個人所有的小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國家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
在國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
與此相對應，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於零。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比重總共達到92.9%。
在工業總產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則由17.1%下降到接近於零。
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小私商組成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形式，已占居絕對優勢的地位。
這種所有製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曆史貢獻，必須給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人剝削人的製度，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和特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一起，使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得到了確立，從而實現了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創造和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其次，作為一場涉及億萬人民的最困難最複雜的社會製度的大變革，它不但沒有造成通常難以避免的大的社會動蕩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還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段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後，三大改造創造了一係列從低級到高級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利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並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於三大改造的曆史貢獻，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采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
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建國後在搞社會主義方麵，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麵共產黨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共產黨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麵把它們改造成公有製，另一方麵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
共產黨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願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製。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采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勝利。
中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國際和國內的曆史環境下進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能不帶有那個年代的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總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這是無可非議的。
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是意義深遠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去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話，那麽中國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掙紮，後麵哪談今天的發展呢？沒有革命勝利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何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沒有前期毛澤東時代這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製度基礎，哪來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讓走資派去改革開放試試？去非洲國家試試？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人民麵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奮鬥。而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確立，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為中國以後一切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澤東的繼承者走資派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有曆史淵源的，今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是廣大底層工人農民和眾多富家子女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換來的，來之不易，所以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要倍加珍惜，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不要繼續堅持革命？隻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更好地沿著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確的方向前進，更好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
現在將條例中幾個主要政策問題概略地加以說明如下：
第一、對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根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願。因此，人民政府對擴展公私合營工業需要有計劃、有步驟、有區別地進行。人民政府鼓勵和指導資本家們對自己的企業進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為實行合營準備必要的條件。公私合營企業既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直接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就應當注意啟發和促進資本家的自願。這在一方麵要由人民政府和有關方麵向資本家們廣泛、深入地宣傳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的方針；在另一方麵，要認真辦好公私合營企業，使資本家們更加普遍、深刻地認識公私合營企業的優越性，從而增強對於實行公私合營的積極性。
第二、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包括企業原來的實有財產，不容許有任何分散資產、逃避資金的行為。對企業原有財產的估價，應當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實事求是地進行。對逾齡或未逾齡機器可以參酌其實際尚可使用年限，對其他財產主要參酌其對企業生產作用的大小，進行適當估價。對於呆滯材料和其他為合營企業所不需要的資產，可經公私雙方協商，打適當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處理財產，俟企業合營後繼續加以處理。財產的估價一般應以現值為標準，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財產的結果接近現值，並經公私雙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數字為基礎，根據資產折舊和其他實際變動情況作必要的調整。清產估價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關係到合營企業的經濟核算和股息紅利的分配，應當依靠工會組織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參加，認真地清查核實，同時應當經過公私雙方充分協商（必要時可以邀請有關的人民團體派人參加），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由人民政府主管業務機關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負責經營管理。合營企業不是普通的合股企業，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直接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在合營企業中，公方居於領導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領導，這是確定不移的；同時，私股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私方代表也負責參加經營管理。在經營管理方麵，有關公私關係的問題，應當由公私雙方代表（不限於直接參加經營管理的人員）協商處理，在重大問題上發生爭議時，應當報請人民政府主管機關解決，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營企業的董事會協商後報請人民政府主管機關核定。公私雙方代表在合營企業中的行政職務，由人民政府主管業務機關同私方代表協商決定，並且加以任命。在企業行政關係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業的負責人員，就應當在公方領導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職權，守職盡責，並努力學習，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則應當重視私方代表的職責，積極地、耐心地幫助他們在工作上作出成績，並使他們在思想上、作風上逐步獲得改造。合營企業的公方代表和合營企業的主管業務機關，都要善於把領導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職權、發揮技能和領導他們進行學習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結合起來。人民政府對於合營企業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項政策，不僅是因為國家保護私股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使他們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領導下和工人群眾的監督、推動下，在生產經營的實踐中重新學習、改造自己，從而使他們在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能夠有所貢獻，並獲得光榮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營私”或其他違法行為，則應當對他們進行必要的鬥爭，並且應當依法處理；如果有破壞生產和其他反革命活動，更應從嚴處理。
第四、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第五、資本主義企業的工資製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亂的、不合理的。福利設施在各業各廠之間也很不一致，福利設施缺乏的企業中，職工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必須在這方麵逐步進行改革，逐步向相當的國營企業看齊。但工資製度的改革是一個十分複雜並關係廣大職工生活的問題，必須參酌企業原來的工資福利情況、合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和國營企業的有關規定，在企業改革和生產改進的過程中，經過對職工群眾的耐心教育，取得他們的同意，逐步進行，不可急躁處理。
第六、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管理製度，如前所述，帶著極大的腐敗性和落後性，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發展。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必須改革舊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製度，推行社會主義的先進的經營管理製度；由於社會主義成分在合營企業中居於領導地位，這種改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於合營企業是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而且由於舊的經營管理製度有了長期的習慣，在進行改革時，必須是穩步前進，不可急躁從事。一方麵，要倚靠工人群眾的覺悟性和組織性，倚靠他們的自下的監督和自上的參加管理。企業公私合營後，應當采取適當的形式，實行工人代表參加管理的製度。另一方麵，要對私方代表進行充分的協商和教育。合營企業在經營管理上逐步進行改革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過程；對於私方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思想，需要通過經常的公私協商和民主討論，耐心地進行批判和教育，指導和幫助他們逐步改正。
第七、合營企業每年的利潤，在依法繳納所得稅後，應當就企業公積金，企業獎勵金和股東股息紅利三個方麵，加以合理分配。股東的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占到全年盈餘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應當聽私股股東自行支配。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由於生產關係有了重要的改變，由於生產經營的改進，企業利潤一般會比私營的時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則進行分配的結果，私股所得也會比私營的時候增多。但合營企業如果獲得國家的特殊優待，例如原料由國家按照調撥價格供應，但產品的售價並未按照國家調撥價格計算，因而產生了超額利潤，這個超額部分應當繳還國家。合營企業分配盈餘的時候，如果過去有了虧損，應當在繳納所得稅以後先彌補虧損，然後依照上述原則進行分配；如果虧損較大，可以分年彌補，以便適當照顧職工福利和適當發付股息紅利。
現有的合營企業中，有個別企業經公私雙方協議，采取保息的辦法，即私股方麵每年領取定額的股息，不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也不負企業盈虧的責任。采取這種保息辦法，如果是出於私股方麵的要求，經過公私雙方協商同意後，應當報請省、直轄市以上人民政府批準。
合營企業的公積金，應當以發展生產為主要用途，依照國家的計劃用於本企業，或者投資於其他合營企業（包括新建合營企業），或者投資於其他私營工業企業以實行公私合營。過去有些合營企業對公積金的使用，帶有盲目性，造成生產發展的不均衡和建設資金的浪費。今後，為要做到適應國家計劃的要求、防止資金浪費和生產發展的不均衡現象，公積金的使用應當由合營企業的省、直轄市以上主管業務機關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導。合營企業公積金的所有權屬於合營企業，由公積金投資取得的合法收益亦歸合營企業所有，但公積金的使用，不論是用於本企業作為流動資金和固定資金，或者是投資於其他公私合營企業（原有或新建）和準備進行公私合營的私營企業，都應當服從國家計劃。
第八、合營企業的董事會是公私雙方協商議事的機關，應當適當的發揮它的作用。規模較大、股東較多的合營企業，一般應當設立董事會，並應當定期開會，公私雙方董事名額，由雙方協商規定。獨資企業或者規模小股東少的企業，在公私合營以後可以不設立董事會，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第十九條所規定的有關公私關係的重要事項，仍應當由公私雙方代表協商處理。
合營企業董事會可以定期召開私股股東會議，報告董事會的工作，協商處理私股之間的權益事項。在不設立董事會的合營企業中，由公私雙方代表協商召開私股股東會議，公方代表可以參加會議，給以幫助。
合營企業和它的董事會，應當擔負教育和改造私股股東的責任。私股股東會議是合營企業和它的董事會聯係私股股東並向他們進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會和公私雙方代表都應當通過股東會議或股東座談會等方式進行工作，注意他們的要求和意見，並用企業改造的實踐來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逐步獲得改造。
以上是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一些說明，請求政務院通過這個條例，並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
現在將條例中幾個主要政策問題概略地加以說明如下：
第一、對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根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願。因此，人民政府對擴展公私合營工業需要有計劃、有步驟、有區別地進行。人民政府鼓勵和指導資本家們對自己的企業進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為實行合營準備必要的條件。公私合營企業既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直接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就應當注意啟發和促進資本家的自願。這在一方麵要由人民政府和有關方麵向資本家們廣泛、深入地宣傳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的方針；在另一方麵，要認真辦好公私合營企業，使資本家們更加普遍、深刻地認識公私合營企業的優越性，從而增強對於實行公私合營的積極性。
第二、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包括企業原來的實有財產，不容許有任何分散資產、逃避資金的行為。對企業原有財產的估價，應當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實事求是地進行。對逾齡或未逾齡機器可以參酌其實際尚可使用年限，對其他財產主要參酌其對企業生產作用的大小，進行適當估價。對於呆滯材料和其他為合營企業所不需要的資產，可經公私雙方協商，打適當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處理財產，俟企業合營後繼續加以處理。財產的估價一般應以現值為標準，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財產的結果接近現值，並經公私雙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數字為基礎，根據資產折舊和其他實際變動情況作必要的調整。清產估價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關係到合營企業的經濟核算和股息紅利的分配，應當依靠工會組織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參加，認真地清查核實，同時應當經過公私雙方充分協商（必要時可以邀請有關的人民團體派人參加），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由人民政府主管業務機關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負責經營管理。合營企業不是普通的合股企業，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直接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在合營企業中，公方居於領導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領導，這是確定不移的；同時，私股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私方代表也負責參加經營管理。在經營管理方麵，有關公私關係的問題，應當由公私雙方代表（不限於直接參加經營管理的人員）協商處理，在重大問題上發生爭議時，應當報請人民政府主管機關解決，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營企業的董事會協商後報請人民政府主管機關核定。公私雙方代表在合營企業中的行政職務，由人民政府主管業務機關同私方代表協商決定，並且加以任命。在企業行政關係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業的負責人員，就應當在公方領導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職權，守職盡責，並努力學習，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則應當重視私方代表的職責，積極地、耐心地幫助他們在工作上作出成績，並使他們在思想上、作風上逐步獲得改造。合營企業的公方代表和合營企業的主管業務機關，都要善於把領導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職權、發揮技能和領導他們進行學習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結合起來。人民政府對於合營企業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項政策，不僅是因為國家保護私股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使他們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領導下和工人群眾的監督、推動下，在生產經營的實踐中重新學習、改造自己，從而使他們在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能夠有所貢獻，並獲得光榮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營私”或其他違法行為，則應當對他們進行必要的鬥爭，並且應當依法處理；如果有破壞生產和其他反革命活動，更應從嚴處理。
第四、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第五、資本主義企業的工資製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亂的、不合理的。福利設施在各業各廠之間也很不一致，福利設施缺乏的企業中，職工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必須在這方麵逐步進行改革，逐步向相當的國營企業看齊。但工資製度的改革是一個十分複雜並關係廣大職工生活的問題，必須參酌企業原來的工資福利情況、合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和國營企業的有關規定，在企業改革和生產改進的過程中，經過對職工群眾的耐心教育，取得他們的同意，逐步進行，不可急躁處理。
第六、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管理製度，如前所述，帶著極大的腐敗性和落後性，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發展。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必須改革舊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製度，推行社會主義的先進的經營管理製度；由於社會主義成分在合營企業中居於領導地位，這種改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於合營企業是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的企業，而且由於舊的經營管理製度有了長期的習慣，在進行改革時，必須是穩步前進，不可急躁從事。一方麵，要倚靠工人群眾的覺悟性和組織性，倚靠他們的自下的監督和自上的參加管理。企業公私合營後，應當采取適當的形式，實行工人代表參加管理的製度。另一方麵，要對私方代表進行充分的協商和教育。合營企業在經營管理上逐步進行改革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過程；對於私方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思想，需要通過經常的公私協商和民主討論，耐心地進行批判和教育，指導和幫助他們逐步改正。
第七、合營企業每年的利潤，在依法繳納所得稅後，應當就企業公積金，企業獎勵金和股東股息紅利三個方麵，加以合理分配。股東的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占到全年盈餘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應當聽私股股東自行支配。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由於生產關係有了重要的改變，由於生產經營的改進，企業利潤一般會比私營的時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則進行分配的結果，私股所得也會比私營的時候增多。但合營企業如果獲得國家的特殊優待，例如原料由國家按照調撥價格供應，但產品的售價並未按照國家調撥價格計算，因而產生了超額利潤，這個超額部分應當繳還國家。合營企業分配盈餘的時候，如果過去有了虧損，應當在繳納所得稅以後先彌補虧損，然後依照上述原則進行分配；如果虧損較大，可以分年彌補，以便適當照顧職工福利和適當發付股息紅利。
現有的合營企業中，有個別企業經公私雙方協議，采取保息的辦法，即私股方麵每年領取定額的股息，不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也不負企業盈虧的責任。采取這種保息辦法，如果是出於私股方麵的要求，經過公私雙方協商同意後，應當報請省、直轄市以上人民政府批準。
合營企業的公積金，應當以發展生產為主要用途，依照國家的計劃用於本企業，或者投資於其他合營企業（包括新建合營企業），或者投資於其他私營工業企業以實行公私合營。過去有些合營企業對公積金的使用，帶有盲目性，造成生產發展的不均衡和建設資金的浪費。今後，為要做到適應國家計劃的要求、防止資金浪費和生產發展的不均衡現象，公積金的使用應當由合營企業的省、直轄市以上主管業務機關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導。合營企業公積金的所有權屬於合營企業，由公積金投資取得的合法收益亦歸合營企業所有，但公積金的使用，不論是用於本企業作為流動資金和固定資金，或者是投資於其他公私合營企業（原有或新建）和準備進行公私合營的私營企業，都應當服從國家計劃。
第八、合營企業的董事會是公私雙方協商議事的機關，應當適當的發揮它的作用。規模較大、股東較多的合營企業，一般應當設立董事會，並應當定期開會，公私雙方董事名額，由雙方協商規定。獨資企業或者規模小股東少的企業，在公私合營以後可以不設立董事會，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第十九條所規定的有關公私關係的重要事項，仍應當由公私雙方代表協商處理。
合營企業董事會可以定期召開私股股東會議，報告董事會的工作，協商處理私股之間的權益事項。在不設立董事會的合營企業中，由公私雙方代表協商召開私股股東會議，公方代表可以參加會議，給以幫助。
合營企業和它的董事會，應當擔負教育和改造私股股東的責任。私股股東會議是合營企業和它的董事會聯係私股股東並向他們進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會和公私雙方代表都應當通過股東會議或股東座談會等方式進行工作，注意他們的要求和意見，並用企業改造的實踐來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逐步獲得改造。
以上是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一些說明，請求政務院通過這個條例，並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同時代強調《一定要反攻大陸》。兩個政黨各自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利益想統一中國。《解放》和《反攻》是敵我對抗。
走資派鄧小平以來己改稱《和平統一台灣》。大陸走資派特色黨一廂情願地把台灣的國民黨視作親朋好友。而台灣的國民黨也很享受在台灣當“總統“的美名來。所以《和平統一台灣》也隻是大陸現任走資派習近平特色政府的一個“中國夢“而己。
當年毛澤東如何預判《一定要解放台灣》的：
毛澤東說：“台灣問題能和平解決當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壞，兩邊都是中國人嘛。但我對和平解決不抱希望，最後恐怕還得使用武力。過去在江西蘇區，在陝甘寧邊區，都有那麽幾個土圩子，各種辦法都解決不了，最後還是靠武力解決。所以我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台灣那麽大個島，隔著個海峽，灰塵厚哇。還有五六十萬軍隊，士氣不高，但有美國提供軍火。我也沒向你美國哪個州賣軍火，去和你華盛頓唱對台戲嘛。依從了他，就是承認幹涉中國內政合法，就是喪失主權。沒有了美國提供軍火，台灣那點軍隊就更不行嘍。”
毛澤東又說：“再一條，就是不要怕打仗。不要怕蘇聯打進來，也不要怕美國打進來。我看呐，美蘇一起打進來更好。我還能打一仗呢。到那個時候，有沒有投降派，就一目了然嘍。人們常說，中國人是熱愛和平的。這個話沒有錯。我看呐，中國人更愛鬥爭。經過鬥爭，才有和平可言。”
有將軍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何止五十年，就是經過一百年實踐檢驗，毛主席的科學預見還是正確的。
幾十年前毛主席關於台灣的科學預判，幾十年後的實踐不是證明完全正確嗎？毛主席這個預判有幾個要點：美國“帝國主義本性，決定了美國絕不希望看到“中國的統一”。這一點美國已經暴露無遺。
美國的“屁話”不可信“，哪天台灣不承認了，他就可以“異議了”。這一點美國早就異議了。美國“強調和平方式解決，這是公開幹涉內政”。這一點美國幹涉中國內政已經是越來越深入了。台灣軍隊“有美國提供軍火，依從了他，就是承認幹涉中國內政合法，就是喪失主權”。當年走資派鄧小平默認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留下了禍患。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古今中外沒有和平統一國家領土主權的先例。和平統一台灣的機率少之又少，最終，還是要靠武力統一台灣！
再說說台灣能否《和平統一》？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門戶前哨衛兵，是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巨大航空母艦。因此這是14億中國民族子孫後代擁有的台灣。這是從地理法理上，國際法理上和國家法理上，都必須爭得到的。
目前，全世界近200個主權國家都從法律上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問題不是國際範圍內遺留下來的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因此，《解放台灣》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也必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大曆史任務。
台灣至今沒有獲得《解放》的根源在美國，台海局勢混亂的禍首是美國。美國不插手台灣事務，不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不在台灣駐軍，不在台灣建立軍事設施，不出售武器給台灣軍隊，台灣早就解放了，早就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沒有美國的幹涉，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就是用船劃子也能打過台灣海峽，早就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
《一定要解放台灣》改變為《和平統一台灣》是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大政方針，已經過去四十多年，從來沒有看到過“和平統一”的曙光。
從“汪辜會”、“胡連會”，到兩次“習馬會”，除了生造出一個霧裏雲裏不明因果的走資派和台灣國民黨的狗屁什麽“九二共識”外，再也沒有邁出“和平統一”的任何一小步。據說九二共識的核心是“一個中國”，但九二共識的要害是“一中各表”。所以，九二共識是沒有任何共識的“共識”，九二共識出台以來，除了大陸走資派無底線無原則無限地拿大陸農民工的血汗活命錢來給台灣國民黨的大佬資本家們“經濟實惠”外，對兩岸《和平統一》沒有半點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反而大陸漁民被殺視而不見。走資派習近平和台灣國民黨過氣馬英九舉杯吹呼“兩岸一家親“，“兩岸都是中國人“，“兩岸都是炎黃子孫“等“在一起“的中國夢。
事實上要《和平統一台灣》，必須要挖掉三座大山。做得到嗎？
一是美國。二是民進黨。三是國民黨。
無論是之前的《解放台灣》或是走資派的《和平統一台灣》，美國是橫亙在台海的一座大山。由於當年中美建交沒有堅持“廢約”原則，又默許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給美國卷土重來，幹涉中國內政、幹涉台海事務埋下伏筆。
近年來美國得寸進尺，恢複了與台灣地方的官方往來；美國的涉台法案年年月月有，多如牛毛；美國出售給台灣的武器越來越多、越來越先進；美國軍隊大搖大擺的返回台灣，甚至於駐紮到金門島；美國還揚言要把軍艦停泊在高雄港。
美國這座大山，被毛主席周總理挖掘了一半，後來又被填充起來，更加橫蠻無理。
台灣民進黨是後來組建的一個反動政黨，終於在國民黨無能治理之下，發展起來並奪取台灣政權。民進黨這座大山的危害就是它的黨綱：台灣獨立。民進黨是一夥鬧獨立、搞分裂的台獨分子，這是中央政府宣布過的，完全在鎮壓之列。這座大山不除掉，台灣在分裂的道路上會越走越遠，台海也就沒有安寧之時。
台灣國民黨在1949年就被中國人民打跨了，推翻了。在美國的保護下，跑到台灣島上苟延殘喘。蔣經國死後，李登輝領導國民黨終於演變成美國和日本的走狗。到2000年時，台灣國民黨又一次被台灣民進黨打敗了，趕下了台灣的政治舞台。馬英九領導國民黨於2008年在台灣選舉中來了個鷂子翻身，勝了民進黨。但是，他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為國民黨成為“暗獨”起了質的變化，和平統一走進死胡同。2016年台灣國民黨再次被台灣民進黨打敗，從此，永無翻身之日。
台灣國民黨是一家百年老店，根深蒂固，盤根錯節，苟延殘喘的力量還是存在。國民黨最頑固的是它不甘心、不承認1949年的失敗和跨台，說什麽“戰爭沒有贏家”，仍然堅持它的“一中各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盤踞在台灣省，竟然如此狂妄自大。不挖掉國民黨這座大山，和平統一門都沒有。
台灣問題，“和統”也好，“武統”也罷，隻能寄希望於14億5千萬中國（含台灣省）人民，要相信2500萬台灣人民也是不願意讓台灣從祖國懷抱分裂出去的。
幾十年來，在“和平統一”的愰子下，有些人絞盡腦汁，出謀劃策，提出承認“中華民國”的正統性；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有的甚至提出“中國共產黨”也要改一改名稱，等等怪論不一而足。這都是投降、妥協、讓步的論調。
要真正實現和平統一，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是美國政府宣布廢除所有涉台法約，再次撤走駐台美軍，立即停止出售武器給台灣，從今天起斷絕一切美台官方往來。
二是台灣省政府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導、管轄，臣服於中央人民政府。
三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軍事上要對台海地區形成強大的火力威懾，在沒有統一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艦必須在台灣海域遊弋，軍機必須在台海領空巡航，必須逐漸形成對台灣省的管轄態勢。
沒有這三個條件，和平統一無望。有人說，和平統一隻能等，就是等到猴年馬月也要等。筆者認為，等到猴年馬月，也不會有和平統一的到來。
如果真的采取“等”的下策，那也叫什麽“維持現狀”，實質是那些不想統一台灣的人又不敢明說的一種異質思維。“維持現狀”等下去，等待多長時間？實際上這就是美國政府和台灣省政府想要的“現狀”：實質上的分裂和實體上的獨立。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和平統一》指不經過武裝革命或戰爭而統一國家的領土主權。台灣，與大陸陸隔著相距一百多海裏的台灣海峽，己經造成兩岸分治長達75年之久。
近四十多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放棄《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戰略方針，提出《和平統一》的夢想。從所謂的“九二共識”到今天，幾十年過來了，《和平統一》的美夢一直在夢中。
反而，台灣在台灣民進黨的統治下，為了實現《台灣獨立》的政黨綱領，離大陸越來越遠，兩岸分裂越來越大。麵對台海十分複雜多變的各種態勢，《和平統一》有不有可能？中外曆史上有不有“和平統一”的經驗可以借鑒？
讀中外曆史，搜遍網絡記載，也沒有找到一個國家《和平統一》的先例，古今中外，和平統一國家領土主權為零。
中國曆史上，先秦時期，華夏大地上六國紛爭，是秦始皇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滅亡六國，才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東方大國。爾後又四分五裂，分分合合。直到唐朝，經濟發展，國力強盛，靠長茅弓箭，烈馬馳騁，勇猛頑強，開疆擴土。
清朝的中國版圖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達到1330多萬平方公裏，可是，好景不長，疆域破防，受到西方列強的蹂躪和瓜分。
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清朝政府成為中國曆史上簽定不平等條約和割讓領土最多的一個朝代。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到1949年，以毛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趕走了帝國主義，取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新中國成立後，都是靠軍事實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
美國妄想從朝鮮和越南兩個方向作為跳板，侵略中國，均被中朝人民和中越人民把美國打敗了。朝鮮戰爭是立國之戰，援越抗美是衛國之戰，美國被打得慘敗不堪，迫使美國總統尼克鬆跑到北京來晉見毛主席。保障中國領土和邊界安全幾十年。
印度妄想切割中國領土，中印自衛反擊戰打敗印度胡子兵，幾十年內印度不敢在中印爭議地區挑事拱事。
原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中蘇邊境地區屯兵百萬，繼續沙皇俄國侵占我國領土的美夢。百年恥辱，一島獨勝。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扭轉了百年來中俄戰爭沙俄不敗的態勢，為收回沙俄侵占我國的大好河山開了個好頭！
炮擊金門，一方麵，就是為了在軍事上威懾美國，叫美國不敢幹涉台海事務；另一方麵，是為了警告台灣省政府，我們隨時準備解放台灣。中國統一和切割的曆史，就沒有《和平統一》的先例。
謀求《和平統一》，就肯定有《和平談判》。和平談判都是在一方軍事實力壓倒另一方或者是打敗另一方的情況下舉行的談判。清朝政府簽定38個不平等條約，都是在軍事上不能戰勝對方，被迫無賴的態勢下，投降、妥協、讓步，結果是割地、賠款，使中國失去幾百萬平方公裏領土，還要白搭上13億2770萬兩白銀。
由遠及近，20世紀90年代，中俄邊界談判，中國政府既沒有收回不平等條約切割的大片領土，而且還妥協退讓，讓出了半個黑瞎子島和唐努烏梁海地區，才求得中俄邊境的安定，暫時無戰事。
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那不叫“和平統一”，那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壓境的威脅之下，國民黨的“良心將軍”才放下屠刀的。
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勝利之時，國共和平談判，共產黨要解放全中國，國民黨要“劃江而治”，談得攏來嗎？談不攏來啊！猴年馬月也談不攏來，隻有“渡江戰役”才解決問題。
從中古世紀開始，嚴格意義上講，和平統一的國家不多，中古世紀，在民族主義尚未興起的年代，所謂的和平統一在西方有一種特別的方式：共主王國。
近現代世界曆史上，有人會說，德國就是和平統一的。德國是和平統一的嗎？非也！要知道，德國曆史上普魯士王朝進行過三次王朝戰爭，才建立了德意誌第二帝國。冷戰後德國是沒有經過武力實現統一，但是，它統一的背景是，原蘇聯被西方帝國主義搞垮了，社會主義陣營倒台了，社會主義國家變質了，東德和柏林牆也就自然癱塌，歸順西德。很淺顯的道理，兩德的統一不是政治上平等的統一，而是東德敗給了西德，西德吞並了東德。
朝鮮半島的長期分裂局麵就是因為“朝鮮戰爭”沒有進行到底。是中朝人民把美國聯軍打敗了，美國才肯在談判桌上簽定“停戰協定”，這一停就是幾十年，而且，美國在韓國駐紮軍隊，部署薩德反導係統。隻要美國不從半島撤出美軍和軍事設施，朝鮮半島就不會有和平，更不會《和平統一》。
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
總理：
現在將“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提請政務院審核。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製代替資本家所有製。由於幾年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經驗，特別由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教育，人們愈來愈認識到：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不同形式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
資本主義工業，經過國家幾年來的利用、限製和改造，大部分已經轉變為各種中級形式（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據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計，北京、天津、沈陽、上海、武漢、廣州、重慶、西安八大城市私營大型工業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的總產值中，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產值占百分之八十六·四。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中級形式，國家逐步地加強了對大部分資本主義工業的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掌握，在不同程度上將它們的生產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不同程度上限製著它們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破壞作用，發揮了它們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經過這些形式，一部分企業中的共產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對於生產的領導和監督加強了，或多或少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各項改革。經過這些形式，企業中工人群眾的勞動主要地是為國家的需要而生產，隻有較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而生產，這就使工人群眾對自己的勞動感到有興趣，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因此提高了一步。經過這些形式，企業中的資本家不僅能夠分得合理的利潤，並且更為直接地受到愛國守法和服從國營經濟領導的教育。
由此可見，國家資本主義的中級形式是國家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利用、限製和改造的重要步驟，它在一定時期以內在發展生產、供應需要上，在為這些企業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發展準備條件上，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國家經濟工作人員、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工人和職員、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都應當繼續為更好地完成國家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任務而積極努力。
但是，資本主義工業在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以後，企業仍是資本家所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仍是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因此，公私矛盾、勞資矛盾和其他許多矛盾都不能獲得更有效的處理。
在公私關係上，雖然有一部分資本家在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下能夠服從國家的利益，在完成加工、訂貨、統購、包銷任務的過程中表現了他們的積極性，但有很多資本家則不是采取這種態度，而還是采取唯利是圖的態度。
他們雖然接受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但不按照國家的要求、也即是不按量、按質、按時間完成任務。同時，他們不關心經營管理的改善和技術的改進，以致產品質量很低，成本很高，浪費十分嚴重，有些在自銷的時候是名牌貨的，在國家包銷以後，竟因質量降低變成滯銷貨。
還有許多資本家繼續進行偷工減料、以壞頂好、虛報成本等違法活動。部分資本家用增加工資的辦法籠絡少數落後職工，並借以提高工繳利潤。
部分資本家甚至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抗拒。
此外，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式妨礙著國家對於企業生產能力的統計和利用，因此，一方麵使企業的生產潛力不能得到適當發揮，另一方麵又造成生產上的某些盲目混亂。
在勞資關係上，資本主義的腐敗的經營管理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工資製度、工時製度的混亂狀態，日益成為提高職工群眾的勞動熱情和生產革新精神的嚴重障礙，並且對這些企業的生產起著很大的消極作用，對國營工廠的工資製度、工時製度和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等方麵，也發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限製了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限製了對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教育和改造。這樣，便需要將這些工業由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逐步發展為高級形式，即公私合營形式。
當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或者一般資本主義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的時候，企業的生產關係就要發生下列重要的變化：
（一）企業由私有改變為公私共有，社會主義成分在企業內部同資本主義成分合作並且居於領導地位。在合營企業中，私人股分的合法權益依然存在並且受到保護，但資本家處於公方領導之下，改變了他們在私營時期支配企業的地位。
（二）合營企業的經營管理不再采取資本主義方式，而將逐步向國營企業看齊，完全以發展生產、保證需要和國家計劃的要求為指導方針。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將在合營企業內起直接的作用。許多企業在公私合營以後根本改變了經營管理方針，使企業的生產符合國家的需要，並使企業狀況得到重大的改進。例如：民生公司在公私合營以前非高價不接受國家的運糧任務，寧願船駁放空，壓沙填水；公私合營以後降低運價為國家運糧，使川糧大量外運，同時也發揮了船駁的運輸潛力，推動了增產節約運動，使企業由虧損累累變為有盈餘。
（三）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改變了，公方和職工群眾結合一起居於企業的領導地位；因此，職工群眾對待企業采取了主人翁的態度，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在籌備公私合營的過程中，許多企業的職工和技術人員歡欣鼓舞地用自己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迎接企業的合營。例如上海信誼藥廠的工人為迎接公私合營，以九天的時間重建了大爐（以前拆砌一次大爐要三個月的時間），技術人員也試製成功抗結核菌的藥品。天津北洋紗廠在籌備合營過程中，工人群眾月月都超額完成生產計劃，並且積極協助財產清估工作；為了使國家投資增裝的八千八百枚紗錠早日投入生產，他們更加發揮了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不斷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了安裝工作。
（四）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得到公方直接、經常的領導和教育，得到職工群眾的幫助和監督，因而有可能在實踐中學習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自己，正確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和積極作用。
（五）在盈餘分配上，企業利潤除小部分用來發付股息紅利和適當改善職工福利外，大部分可以根據國家計劃，用於發展生產。由於企業在公私合營以後，經營管理改善，職工勞動熱情提高，企業利潤一般較私營時增加，可以積累更多的資金，用來擴大生產。例如唐山華新紗廠在公私合營的五年間，不但給股東發付了股息紅利，而且擴充了生產設備，這些新擴充的生產設備，差不多等於合營前三十年間投資建設的一倍。
企業生產關係上所發生的如上的重要變化，使公私合營企業成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具有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不能比擬的優越性。
合營企業的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和它的優越性，是同社會主義成分本身的優越性及其在企業中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分不開的。
合營企業發揮了社會主義成分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成分的領導作用，就能正確地團結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能有效地教育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接受經營管理的改革，就能提高產品的質量、降低產品的成本、並且根據國家的需要和可能增加產品的數量，同時也就使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使職工生活獲得必要的改善，而且也使資本家有合理的利潤可得。
國家對企業實行公私合營，要投入必需的資金，這就同私人股份形成一定的公私股份比例，但社會主義成分在合營企業中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以及這種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的不斷增強，不是取決於國家投資的數量，而是取決於國家政權的性質和社會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取決於企業中公方代表同職工群眾的結合和他們對於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決於這種領導能夠確實地推動企業向前進步。至於國家投資多少，則要根據國家的計劃和企業的具體情況決定。
在公私合營企業中，由於社會主義成分居於領導地位，解決了或者進一步解決了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在公私關係上和勞資關係上所不能解決的某些矛盾。
但兩種所有製即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間的這個根本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在以後逐步加以解決，公私合營是便利於進行雙重改造的形式，即便利於改造資本主義企業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並使兩種改造結合起來同時進行的形式。在合營企業中，將不斷地改造和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貫徹國家的計劃，更好地發展生產，供應需要；不斷地提高職工群眾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斷地教育、改造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循此前進，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將不斷增長，為從容地和妥善地轉變為社會主義企業準備條件。
幾年來，在人民政府的鼓勵和指導下，資本主義工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的已有相當數量。一九五三年公私合營工業的總產值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八·一七倍，但公私合營工業的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還是很小的，即如一九五三年也還隻占百分之六。
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按產值計算，一九五三年還隻有百分之十二左右實行了公私合營，其餘的百分之八十八左右還是私營的（其中大部分屬於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
由於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暴露和日益發展，由於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企業中資本主義原有的矛盾不能獲得更有效的處理，由於公私合營的優越性在人們中間獲得日益廣泛的認識，特別是由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宣傳教育，使人們對於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有了愈來愈清楚的認識，不但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廣大職工群眾熱烈地要求對他們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就是有眼光的資本家中也有愈來愈多的人申請公私合營。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政府就有必要和可能依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願，有計劃地鼓勵和指導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以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發展公私合營，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這不僅因為合營牽涉到公、私、勞、資等各個方麵的關係，而且由於各地各業以至每個企業都有特殊的情況。
因此，發展公私合營，必須采取積極的和穩步的方針。
在執行這個方針時，不僅人民政府的有關部門需要進行一係列的複雜的工作，同時需要有關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積極地參加工作。
幾年來，在公私合營的工作中，有了不少的有益經驗可以集中起來，同時也有一些政策性的規定需要綜合起來。
“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主要就是這些有關的主要政策和經驗的綜合。
有了這一條例作為公、私、勞、資等方麵的共同準則，我們相信今後的公私合營工作一定會有更健全的發展。
《工人下崗》是被《還鄉團》走資派右派蔣介石國民黨還鄉團複仇的結果。這裏不講《工人下崗》的事。講講《公私合營》的事。
從1953年到1956年大約三年時間搞《公私合營》。為什麽要搞《公私合營》？如何搞的？有沒有如同走資派那樣心狠手毒地將工人下崗一樣逼成家破人亡，自生自滅延至今日。《公私合營》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需要進行的。《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化。而《工人下崗》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是《社》和《資》兩條道路之爭。也是階級鬥爭的體現。強迫《工人下崗》是對《公私合營》的複仇。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後，至一九五三年初，對一片戰亂一窮二白的舊中國進行了全麵的大清掃。不僅要清掃生活垃圾，還要清掃精神拉圾如妓院賭場吸毒等。同時要肅清蔣匪留下的特務間諜黑幫組織。部分地區如海島新疆等還沒有解放，抗美援朝等戰爭的存在。工農業等各行各業都按|日中國的一套保留下來。有一些小的私人企業工廠資本家對工人的工資欠著時，還得由人民政府幫著先給付了。大約三年多後基本完成了清掃工作，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新中國人民政府開始改造工商業，亦稱《公私合營》。從1953年開始到1956年結束了《公私合營》。
從1953年起，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新中國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於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務，初步建立起了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國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新中國實現以集體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之日起就已經確定的理想和為之奮鬥目標。
但由於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和要素從來沒有得到獨立發展。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不可能馬上建立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但又絕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先建立一個帶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在國家的經濟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從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至1948年9月，全黨的共識是：革命勝利後必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才能進入社會主義。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比較具體地估計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限。他說：“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基於這樣的判斷，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規定：“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共中央的這一觀點，在建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到了體現。《共同綱領》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劉少奇、周恩來分別對此做了解釋。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致閉幕詞時又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這一認識基礎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決議：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其中心任務是要繼續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等到條件基本成熟，便向社會主義過渡。
但到了1952年，毛澤東的判斷發生了改變。根據現有的文獻記載，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說：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不是10年以後才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的改變，此後，已不再是探討何時開始采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問題，而是討論和確定從現在起多少年內完成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改變，與會的中央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沒有提出明確的異議。
為什麽新中國剛成立三年，毛澤東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而提出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呢？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一時興之所至。
首先，這時國家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占43.8%，私營占56.2%，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國營經濟已超過私營經濟，從而使中國具有了逐步過渡到集體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主要物質基礎。
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這些實踐表明，在某些方麵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
其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將結束、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把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標誌著社會主義革命即將開始，社會主義改造擺上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第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著兩個革命階段轉變時間銜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結束時，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就對民族資本實行“利用、限製”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設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但是，就沒收官僚資本而言，似乎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務。對待兩部分資產階級的不同政策和沒收官僚資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的認識比較模糊，可以有兩種理解，容易在實踐中發生改變。
總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有其合理的曆史根據，也符合當時多數人的心理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條件又具備了，為什麽不趕快過渡呢？為什麽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呢？所以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沒有人反對。
1952年10月，趁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去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機會，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就過渡問題征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表示讚同。他說：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斯大林的表態，無疑是對毛澤東的極大支持。
經過半年多的醞釀，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裏包括了過渡時期的起點、時限和總任務。起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前，毛澤東提過渡的起點是1953年）。時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時間。總任務，包括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兩個部分。這一提法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專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濟建設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了全麵闡述。他說：“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製度和社會製度中，不是要等到那麽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采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說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做到‘水到渠成’。”
隨後，政協全國委員會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中，正式向全國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一路線從1952年9月毛澤東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時間，表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總路線的製定和公布，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和穩妥的步驟。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興起了一個宣傳活動。為了適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澤東要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學習和宣傳提綱，其中對總路線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