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階級報複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階級報複：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紅衛兵抓判殺絕，采取：
一是：批判、鬥爭、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開除公職。
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
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的階級報複、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複仇的殘酷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這是走資派鄧小平親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
例如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來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
而且對‘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
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的‘書麵發言’中說：‘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鬥爭、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開除公職，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複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複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同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隻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
“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麵聯係。
新華社發稿的‘楊成武生平’說：1976年，在黨和國家命運攸關的危機時刻，協助葉劍英、聶榮臻等同誌、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並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李先念文選》第157條注釋：‘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爭（論）（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麽方式、在什麽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鄧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頁）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複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準，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采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製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製人’。對江、張、姚、王采取逐步升級策略。”
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是爭取華國鋒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蔣抗日”（同上第36頁）。“怎樣才能把華國鋒爭取到他們這一邊呢？他們抓住了華國鋒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華國鋒急於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擔心江、張、姚、王等人不會支持他。所以‘說服’華國鋒是關鍵，就是要讓他相信：江青集團奪權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不馬上采取措施，將悔之晚矣。”（同上第30頁）“7月某日（另一說9月19日），鄧小平秘密來到葉劍英的家裏，與葉密商如何‘收拾殘局’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說：‘華國鋒這個人怎麽樣？靠向那邊？’葉劍英說：‘正在向我們這邊靠攏。江青、張春橋在他當了總理後就把矛頭指向他了。我們拉他們打，這個華國鋒還不倒向這一邊？
10月5日淩晨，華國鋒、葉劍英、 汪東興在約好的地點碰頭，決定5天後動手。
下午，葉劍英找華國鋒、汪東興緊急磋商，提議6~7日下決心，先發製人。綜合各方麵情況，華國鋒等商定10月6日按設想行動方案動手，隨即向李先念通報，征求意見。華國鋒說：‘動手的時間，我告訴了李先念同誌，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葉劍英下達指示：指示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總政機關要提高警惕，保持穩定，要加強部隊的管理教育。
指示總參謀部代總長楊成武：切實掌握好三總部，陸、空軍和沿海邊防，務必搞好戰備，無論如何要保證軍隊不出問題。楊成武表示：軍隊永遠聽黨的話，聽軍委指揮。
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抓起來了。
10月6日晚上10時，在玉泉山9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和吳桂賢，共11人。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通報了中共中央已對‘四人幫’采取了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施了隔離審查。他提議先請葉劍英講話。
葉劍英說：‘四人幫’這個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人幫’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是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毛主席在世時，他們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的宗派活動。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他們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急待地妄圖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情況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緊急時候。”（同上書38~52頁）
走資派們篡權後，為了忽悠人民群眾，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用顛倒黑白的謊言來誤導人民群眾。打左燈往右轉，實現走資派和右派們瓜分國有資產，各個大走資派和大右派們都成了如同《中華民國》蔣宋孔陳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陸的走資派和右派們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個富豪家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鬥的走資派和右派們。然而，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走資派和右派們簒權上台，走資派和右派們先富了，拿著鐵飯碗的工人們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盤散沙的四處流浪去找工作的農民工臨時工。走資派和右派們和國民黨的《還鄉團》又回來了，反對《文革》，抹黑《文革》，顛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進行殘酷無人道的階級報複和複仇。這就是現實存在的《階級鬥爭》。
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一個婦女呂玉蘭留給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跡和那不滅的革命精神。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英雄業績，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她的經曆，是一個農民年輕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戰中，自我積極地把生命的全部熱情和青春的力量，獻給了新中國進步事業，極其生動的詮釋了毛澤東時代的勞動模範所達到世界人類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呂玉蘭這樣的人，毛澤東時代才更加豐富和多彩。她走了，給人們留下毛澤東時代一筆豐富的政治遺產和物質遺產，她頭上裹著的白毛巾和樸實真誠的農民式微笑化為永恒。成為曆史不可磨滅的紅色記憶。
一個《農民》，呂玉蘭是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帶著十幾個姑娘改造村裏的荒沙地。1958年入黨; 1960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她和陳永貴、王進喜一樣，憑艱苦創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作為工農兵的代表進入“紅色政權”，擔任公社書記、縣委書記，1969年她在村裏廣播中聽到自己當選為“九大”代表，之後擔任了河北省委書記。這是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不拿工資，在村生產隊記工分)，曾是黨的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還作為青年、農民的代表出訪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她和那個時代的模範陳永貴、吳桂賢、郭鳳蓮等人的命運一樣，失落在春天的故事裏，她由省委書記降至正定縣委副書記。但她能上能下，任勞任怨，住的是縣委一間破舊的機關平房，吃的是從大食堂排隊買的飯。這期間，與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誌在工作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3年3月31日，53歲的呂玉蘭因病離世。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全國勞動模範，化作清風而去。
什麽是英雄，英雄這個名詞是文學分析與心理學常用的概念。民眾對英雄的詮釋是那些傑出的、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從古至今，時勢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個時代對英雄的解釋不同，在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毛澤東時代，是工農兵英雄輩出的時代，呂玉蘭從農民中脫穎而出，是我們那一代人學習的英雄。
呂玉蘭當年寫的那篇《十個為什麽?》今天讀來，仍然振耳發憒，摘抄幾句，溫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會損公肥私，不會投機取巧，不會打自己的小算盤，要說這就是“傻”。我就算“傻”。
腦子裏“公”字掛帥，就是共產主義頭腦。
送來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場送掉了，禮沒有白送的，送禮的人想的是送一個，得十個，受禮的人是沒有不上當的。階級敵人慣愛來這一套，我們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鋒說的這句話：我活著就是為了讓多數人活得更美好。這話對，讓絕大多數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
參加勞動不能忘，艱苦樸素最高尚，全心全意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樁。
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買賣……
這是呂玉蘭的立言，按照中國人古來立功、立德、立言的標準，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呂玉蘭做到了，立了一個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如女又是農民的家國天下之大功。
呂玉蘭立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之大德。
呂玉蘭立了《十個為什麽?》之大言。呂玉蘭雖不是理論家，但她講的自己在實踐中得出的經驗勝過許多理論家的洋洋萬言，多少的演講和文章如大風刮過，痕亦無痕，人們不知所雲。
而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做為紅色經典發表58年後仍被人們清晰地記住，我們今天還在討論它在新時代的含意，足見其立言的價值。
呂玉蘭，她與山西的陳永貴，河北的王國藩、耿長鎖，山東的李田英等農民帶頭人，積極地探索新中國農業發展之路，率領群眾戰天鬥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們在基層、田間、工廠、地頭、炕頭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嘮嗑,把共產主義理想的種子埋進群眾心田生根開花結果。今日嚐來，這是沒轉基因的精神食糧讓人回味無窮。
今天重讀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為今天互聯網上不絕於耳的千萬個為什麽有著醒腦開竅的現實意義。為找到《十個為什麽?》的全文，要在走資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體的網站上都己搜不到，隻有在烏有之鄉，昆侖策、民族複興等紅色網站上找到的，是呂玉蘭愛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來，所幸這一燦爛星火依然閃爍。
江山最近發表的《毛澤東思想哺育呂玉蘭茁壯成長》一文，讀者無不為之感動。《十個為什麽?》，在洗盡鉛華之後，留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依然鮮活。呂玉蘭所代表的是不摻半點假的真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是純紅色文化中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
所有的時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時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換了人間，40多年來，再也沒有出現呂玉蘭、陳永貴這樣的勞動本色的榜樣。
看這些冒出來的“領跑時代傑出黨員”、“全國勞動模範”、“改革先鋒”們應運而生，紛紛登場，他們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車，上下車有人給開門，還有專給拎包的，辦公室有人打掃衛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傘，前呼後擁，美女如雲，花天酒地。這是資本家的榜樣。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資本家的榜樣發作起來有時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視頻講道：“今日之中國，縱欲洶洶，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民風，各施其能，各謀其利，紛爭付之於法律，前途交給了偶然，當然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這個民族伴隨著重功利、輕道義，這個民族將內不能安，外不能立。一個民族，不可能以誰擁有的貨幣，作為這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資派時代的信任危機，並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曆史遺留下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當好人也會被社會一次又一次地“毒打”，當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來的中華民族該何去何從呢?”
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普適於所有的時代，可當今走資派特色政府所樹立的標杆大多立不住，如許加印被捧上天後還是摔下來了。另一個柳傳誌已被千夫所指口誅筆伐。
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業立樹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雖然都是大資本家頭麵人物，卻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典型那麽的受大多數人的尊重，那麽的讓大多數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罵，群眾渴望的時代英難不是皮帶哥、教父、馬爸爸。這些人不配英雄模範的稱號，因為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而是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資本老爺官老爺。他們把曾是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變成他們的雇用勞動力。用住房、醫療、教育等各種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國有資產，榨取老百姓血汗錢。製做彈衣炮彈腐蝕幹部，用離岸的高招把不義之財一筆筆地轉移到國外。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標被就這樣被他們給顛複了! 這些造改革開放時勢的“英雄”們，造成了中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給大多數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災難。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模範，很長時間沒有見到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了，人們越來越懷念他們，懷念那個革命熔爐火最紅，人人爭做英雄的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需要如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隻有資產階級才需要教父、馬爸爸式的“英雄“。
陳永貴在臨終前歎道：“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 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呂玉蘭沒留下遺言，無聲勝有聲。我采訪過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鳳蓮，他們對陳永貴、呂玉蘭念念不忘的深情，讓我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好幹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農民，我們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需要呂玉蘭這樣不脫離群眾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謀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無古人又後無來者的幾個農民》。
清明節，在呂玉蘭的忌日走進呂玉蘭紀念館，猶回到心靈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園。
清明節，祭電影《英雄兒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節，祭“為大多數人謀幸福”慷慨就義的李大釗。
清明節，祭高喊“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的抗日女英雄趙一曼。
清明節，祭“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江姐。
清明節，祭當年幾千萬中華兒女熱血豪雨曆經九死一生的苦難如此的壯烈。
清明節，祭陳永貴、呂玉蘭等英雄模範。
在為爭取中國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艱辛之下，這些走到群眾前麵的共產黨人，十分明確自己所為何事，所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和謀取幸福。所以，人民群眾把他們看作屬於自己的代表，他們無愧於帶動群眾創造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風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裏流。呂玉蘭逝世三十多年後，人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這位毛澤東時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業，萬代玉蘭留芳名。呂玉蘭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蘭一樣的美麗，玉蘭花在初春還沒長綠葉時就最早開花，最先花落。給人們與梅同致之感歎!雖然短暫，但已把足壓群芳的極致美麗獻給了人間。
東留善固為擁有呂玉蘭這樣一個慷慨悲歌的共產主義女英雄是何其的榮耀，她曾高舉起手中的共產主義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燦爛，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否！！！
據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再來對《複辟》的理解是，《複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澤東時代己進入《社會主義》，再行《資本主義》，這叫《複辟》。而己是《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這不叫《複辟》，而是叫《前行》。
《毛澤東時代》己成過去式。隻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範本。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有某些《社會主義》方麵的內容被采用。但這不是《社會主義》。
《走資派時代》自稱：《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特色資本主為》。走資派們自己都不承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特征：消滅了私有化製度，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資本家和流浪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要求共產黨員及幹部必須“繼續革命“，還不可多吃多占，隻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習近平願意嗎？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將皇宮整修一下住進去。習近平就住進去了，在川普來訪時《秀》了一下，當然在川普大富豪麵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
人類社會是在進步。不是說，讚美過去的社會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過去”。例如說，原始社會的《人》很自由，沒有貧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時代。
文革中的《複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製度：
《中華民國》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毛澤東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否！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複辟》了《中華民國》的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複辟》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一說到《複辟》，有人就嘰諷：就“回到那個時代去“。
又有人強詞奪理：誰想回到那個落後貧窮時代去。
文革中說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特指中國人民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
如果說，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就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政府是代表資本家地主階級利益的。
《中國民國》時代就己經存在著“少數人先富“的社會存在。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鄧小平等一邦青年就應該一直堅持參加國民黨，為什麽要離開蔣介石國民黨，又削尖腦袋鑽到共產黨隊伍中來呢？不知道共產黨的信仰是什麽嗎？
鄧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跟著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很積極投入的，打倒蔣介石國民黨也有鄧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勞。
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等一邦人保證《永不翻案》，積極認錯檢討，反複寫信給毛澤東，華國鋒保證《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
然而，篡權，翻案，讓自己先富起來了。
如果堅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如果讓《文革》存在，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複強調的《複辟》就是這個意思。要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走資派們的《複辟》資本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麽。
如今的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習近平本人也不會而且也不想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體係中，自從產生馬克思主義運動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些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婦女節，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低價住房等。難道能說是《複辟》社會主義嗎？人類社會的存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一直由人類中的少數權貴資本家地主掌握執政權。而大多數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在低層。共運曆史並不長，是新生的社會製度，還一直被強大的資本勢力所打壓剿殺，根本無立是之地。所以《複辟》資本主義是如今中國社會的現實。
年輕人不懂不要緊。但不要跟著走資派忽悠誤導年青人。
今天，大陸走資派的經濟發展，是踩在《毛澤東時代》幾億工人農民打下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這些工農業基礎，讓鄧小平在四九年建國時能行嗎？讓鄧小平在印度搞行嗎？
說《毛澤東時代》這個不好那個不行，又窮。新中國創業初期到毛澤東逝世，進步了多少？裝作看不見。隻挑一些不好的說。
假如《毛澤東時代》不被鄧小平篡權，再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對者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隻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來30年後的社會主義強國《新中國》。多少國家會來朝聖。
而走資派經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國還能撐多久？又有什麽可供世界或人類仰望？是廁所改造嗎？但廁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開四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在掌權。
走資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歡迎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來大陸。
四十多年來《無官不貪不腐》，不就是這些《還鄉團》。
近代中國的《三個不同的時代》：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
毛澤東共產黨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
是誰欺騙了人民? 是鄧小平。從1979年至今，也經過了40多年的實踐。鄧小平正式掌握政權十年，垂簾聽政八年，之後，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也進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來是將近三分之一世紀。它的成果是什麽？今天中國的勞動者，都有切身的體會。能再承認鄧小平理論的後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曆史又一次雄辯的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用它來指導我們的鬥爭，就無往而不勝，離開了它，革命事業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從今天現實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最反動、最沒落、最腐朽、最沒有出息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於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歎於毛澤東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製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曆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後回憶：“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曆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麽錯誤。他的智慧和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這是人民解放軍處理官兵關係、軍隊與人民群眾關係和對敵鬥爭的基本準則。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一個根本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政治基礎。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堅持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對於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好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官兵一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處理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幹部愛護士兵，士兵尊重幹部，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建立自覺的紀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讀博文《台灣—戳心之問》。有的內容認同。有的內容不認同。但也不是全盤否認這篇博文的內容。更不是逐條去議論。隻是讀後感覺台灣蔣經國的治理確有可讚之處。別忘了，蔣經國的“恩師“是前蘇聯。
要說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台灣蔣經國要比習近平強。讀了《台灣—戳心之問》感覺台灣社會某些方麵做得不錯。有些比走資派習近平要好。這次沒落將亡的台灣國民黨在過氣的馬英九努力說服下，習近平會不會同意被台灣的偽中華民國《統一》嗎？
請看看蔣經國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
1925年，蔣經國想學法文，以便遊曆法國。當年舊中國有多少進步青年去法國。
當年在上海日本在華紡織工廠所發生勞資糾紛，爾後演變為所謂五卅運動，更發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蔣經國參加四次示威活動，每次都當選浦東中學示威隊伍領隊，也當選抵製外國貨品小組領隊。他受到同學和老師讚揚，但校方卻執行政府指令，以“該生行為不檢”為由，開除其學籍。
1925年6月，蔣經國告別上海去北京，進入共和革命元老吳稚暉主辦之一所私立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語。不久，他又加入當地學生發動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示威遊行，被軍閥當局判處兩個星期監禁；恢複自由後，他從天津乘船到廣州。那年暑假，他前往廣東探訪父親蔣介石；廣東當時是國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廣東”成為爭取挺身對抗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之嘹亮口號。尤其他父親是革命軍最高負責人。抵達廣東後，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在那裏他遇到許多俄國人；蔣經國渴望參加國民革命軍。但此時蔣介石並沒有同意少年蔣經國請求，不讓他立刻實現願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學。蔣經國參加中國國民黨。
蔣經國回到北京求學。期間他開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學的想法，而在當時蘇聯也安排東亞國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讀培訓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蔣經國隻待在北京幾個月，因為邵力子在那裏介紹他結識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李大釗住在蘇聯大使館，引介蔣經國認識很多俄國人。在蔣經國決定去蘇聯之前，曾經把此事向吳稚暉報告。許多朋友建議蔣經國到蘇聯留學。兩周後，蔣經國已經決定到蘇聯去，就再去看吳稚暉；吳稚暉見蔣經國赴蘇意誌堅決，就說青年人多嚐試一次都好。此議深合蔣經國心意，他想熟習蘇聯政治組織，決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為準備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於是蔣經國離開吳稚暉，動身南下；臨走時，吳稚暉還親自送蔣經國到火車站，祝福蔣經國一路平安。
蔣經國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告別上海，乘搭貨輪前往莫斯科。在海參崴上岸後，改搭普通列車轉往莫斯科。11月底，蔣經國抵達莫斯科。12月，蔣經國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並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紮洛夫”。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編輯明日壁報“紅牆”到午夜。和蔣經國同學有廖承誌、林祖涵、烏蘭夫等許多共產黨人。蔣經國以俄語學西方革命史、政治學和經濟學。
當時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這包括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由於蔣經國信仰堅定，加上他又是蔣介石兒子，所以當他到達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黨支部便吸收他為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後來又升為預備黨員。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請蔣經國到群眾大會，題為“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用俄文對3,000人發表演說。這是他首次對公眾演說，不過卻使俄國人民大為激賞。一周後，他在鐵路工人大會上，對大約3,500人發表演說，題為“偉大的孫逸仙先生”。以後常常有人請他去演講，每都受到聽眾熱烈歡迎。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全麵清黨，一部分共產黨分子被捕，其他共產黨分子則去從事秘密活動。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接踵而來，莫斯科中山大學群情嘩然，一致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嚴懲蔣介石。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集會上登台演講以譴責蔣介石的背叛，幾天後則在塔斯社發表公開聲明而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這年夏天，蘇聯當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學部份學生回國，蔣經國卻未被遣送回國之列。在斯大林眼中，蔣經國是他手中的一顆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重打交道時也許能派上用場。當時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蔣經國回中國比留在莫斯科對他們威脅更大。1927年4月，蔣經國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同一群畢業同學要求回中國，卻未得他們允許。
蔣經國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的“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就讀，並且在蘇聯紅軍第一師擔任學生兵。1927年12月，蔣經國則轉往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進修，並且在此學習軍事戰術、行政管理、交通運輸、地形學、火炮原理、軍隊政治工作、軍事戰略、戰爭史以及遊擊戰術等正規軍事教育。該校規定須研習三學年課程。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請加入聯共（布）的蔣經國獲得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聯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黨。12月15日，蔣經國正式以第四類黨員的身分加入聯共（布）。1930年3月28日，列寧格勒軍事委員會正式批準蔣經國為聯共（布）候補黨員。5月，蔣經國在該所學校畢業。
附《台灣—戳心之問》博文如下：
台灣地是中國領土，這是事實之一；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是事實之二；
台灣的執政者是台灣人選舉的，不是大陸委派的，這是事實之三；
台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事實之四；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3.5，超出日韓，雄居全亞，也超過美國歐盟，隻是弱於卡塔爾、摩納哥、冰島這些小鍋，這是事實之五；
台灣下轄19個縣市的民選首長，30年來無一個貪腐犯罪記錄，這是事實之六；
台灣所有的民選首長，均向民眾公開自己的家庭財產明細及納稅記錄，這是事實之七；
台灣的農民退休費與下台總統一樣，這是事實之八；
台灣所有人看病100%免費不算，還提供免費的飲食，這是事實之九；
台灣的老年人如果居家養老，政府給他的子女發護理工資，這是事實之十；
台灣人在國際上受到普遍尊敬，170多個國家免簽證自由出入，這是事實之十一；
台灣老總統蔣介石辦公用毛筆，平時喜歡書法，常用高級宣紙。可是，到了台灣，大陸宣紙沒有了，日本產的宣紙不錯。他想要進口一些使用，結果被駁回：國家外匯緊缺，宣紙非急需物資，不能使用外匯。這是第十二；
台灣另一個老總統蔣經國住院，抗議示威者拿著喇叭對病房大喊大叫，罵他是獨裁者。身邊人看不慣，請求驅離，蔣經國卻說：“不要驅離，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權力。我不知道，究竟要我怎麽做，他們才滿意?”後來，毅然決然廢除國民黨一黨專製，而且把軍隊交給國家，把黨員清退出軍隊。這是第十三；
台灣退休總統馬英九過大年，自己在街道擺攤免費給老百姓寫春聯，而且騎著摩托車送外賣，這是第十四；
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下班回家，自己拎包搭火車，她是老小姐，沒有家庭，所以，有的是錢，可是，她一身行頭，不超過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把錢秘密捐獻，這是第十五；
台灣明年就要進行總統選舉，現在，各方諸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可是，一律要過這一關：人民政審。把你的個人履曆真實展示。家庭財產，全部曝曬。這是第十六。
“台灣問題”是大陸一麵之詞。台灣有什麽問題？答案是：台灣像人一樣，很健康，沒有問題。台灣的現政權是把台灣人當人看的政權。台灣人的福利待遇，處在當今世界前列。有人說“解放台灣”，解放你自己吧！
台灣的政治文明是當今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模版。
台灣經濟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地區之一。你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處於國際絕對貧困線以下，你有什麽資格擔心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台灣沒有官媒，輿論工具由老百姓掌控。所以，台灣沒有假話，瞎話，空話，套話，廢話，屁話，捧話，橫話，胡話，狂話，瘋話，夢話等等。
（轉自微信群）
有一評論：說台灣官員沒貪腐是瞎掰。不看台灣新聞。陳水扁如何進監獄的？
對不講道理的犬講道理，能聽得懂嗎？對不懂得美的人講風雅，能懂得美嗎？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多少叛徒。最大的是走資派鄧小平。等到毛澤東逝世後篡權成功的一位。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叛徒有不少。哪個政黨沒有叛徒？沒有內鬥？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當了領導的還當叛徒的就有不少。
向忠發(1880-1931)，又名向仲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國民黨“二大”，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在1928年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他缺乏擔任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的經驗和才幹。1931年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向忠發被捕後立刻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誌。雖然蔣介石得知後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1931年6月23日晚將他槍決了，前後不過兩天時間。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還是難逃一死。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向忠發被國民政府槍決，終年51歲。
顧順章(1903-1934)，本名顧鳳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下情報人員，中共秘密情報組織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後，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術。當然，顧順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險，還是因為對自己的身手過於自負。他有著高超的化裝術，經常化裝後登台演出，從未失手。然而，千慮一失。4月25日，顧順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遭到特務的逮捕。當晚，顧順章被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沒有嚴刑拷打，也沒有威逼利誘，顧順章立即叛變。1934年被國民政府以秘密聯絡共產黨為由處死。由於其掌握大量共產黨機密，叛變後又破壞中共各地的組織，故有人稱他為“中共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餘灑度(1898-1934)，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入黨。南昌起義後，餘灑度任警衛團團長，後參加秋收起義，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三灣改編後任前敵委員會委員。1927年10月，餘灑度受遣抵滬，向當時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寫了《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的工作匯報，該文成為研究秋收起義的重要文獻。在滬期間，餘灑度對革命產生了悲觀情緒，最後脫黨。1933年，餘灑度成為國民黨第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在此期間開始利用職權販毒；1934年販毒事發，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
賀治華(1903-？)，原名賀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歐洲回國後長期滯留國外，後與朱德離婚，並在蘇聯與霍家新結婚。1928年因為貪圖懸賞，賀、霍二人出賣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導致後者被捕犧牲。周恩來、陳賡等中央特科負責人員查明真相後，令紅隊衝入賀治華房中，開槍打死了霍家新，賀治華重傷未死，但一隻眼睛被打瞎，後不知所終。曆史留下來的多種記述中都稱賀治華生得很漂亮，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在其《往事如煙》一書中說，賀治華生得的確妖嬈，柳眉杏眼，怒中帶笑，愁中見喜，見了高級負責者，熱得像團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肄業於東方大學。1928年回國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自首叛變，被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工作區直屬情報員；1938年投靠日本人，後回上海為日本侵略者做情報特務工作；1939年任汪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秘書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殘酷迫害抗日軍民；於1943年被日本方麵毒死。
陳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1925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曆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等職。1946年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陳公博被處以死刑，6月3日槍決。自稱“亂世能臣”的陳公博是一個富於多變的人物。他少年時就隨父親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決心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青年時期，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大革命時期，他以國民黨“左派”自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成為擁汪反蔣的改組派代表人物。汪蔣合流後，他則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抗戰爆發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一生在政治上變化多端，最終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叛投國民黨，任軍統第三處處長。1938年冬，丁默邨潛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抗日誌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陳立夫招降，成為國民政府的內應。陳立夫及戴笠則保證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戰勝利後獲保外就醫待遇。據陳立夫回憶，丁遊覽玄武湖被記者認出，遂有《丁默邨逍遙玄武湖》見報。該報道被蔣介石看到，蔣極生氣，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丁遂遭槍斃。電影《色，戒》描述軍統女特務暗殺丁默邨，隻是部分史實。《色，戒》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影片中由梁朝偉飾演的“易先生”，影射的正是丁默邨，女主角湯唯飾演王佳芝，則是軍統女間諜鄭蘋如。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後曆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曆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後獲蔣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複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他一生三變，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魯邊軍區司令員、八路軍115師教導第6旅旅長。1942年，由於日軍掃蕩，邢仁甫對形勢產生了悲觀情緒，後竟無視黨紀、軍紀，娶女學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學習的通知，認為是副旅長黃驊等人在排擠他，6月30日，將黃驊等人打死，隨後投降侵華日軍，解放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抓獲。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鹽山縣城東的萬人公審大會上被正法。
張國燾(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出席並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為列寧惟一接見的中共領導人；1930年任紅四方麵軍主要領導人；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國民黨，同月18日被開除黨籍，後加入軍統，從事反共特務活動。解放後先後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養老院凍餓而死之說係謠傳)。
楊遇春(1909-1989)，黃埔軍校第三期，曾參加南昌起義，1929年入黨，曆任紅12軍獨立7師1團團長、紅34師101團團長、紅12軍35師師長、模範少年先鋒師師長、建泰黎獨立師師長，係紅軍重要將領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變故(據龔楚回憶，楊遇春係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財產全被沒收)，他槍殺政委後叛投國民黨，抗戰中在廬山堅持抗戰；1949年後去台，任“國防部”少將參議、警政署副署長，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於台北。
葉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後轉為中共黨員；曾任旅歐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被捕後叛變，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長期進行反共宣傳活動。1949年去台灣，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台北政治大學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1990年在台灣逝世。葉青自稱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堪稱中共曆史上最決絕的叛徒。
龔楚(1901-1995)，曾用名龔鶴村，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包括了南昌起義、百色起義(任參謀長，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黨的重要軍事活動，並在紅軍中擔任過重要職務，最高曾任中央軍區參謀長。由於“吃不了苦”，以及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龔楚於1935年離開紅軍，投奔國民黨，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新中國成立後，龔楚改名龔鬆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後攜款回家鄉投資並定居，1995年在家鄉辭世。
文強(1907-2001)，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遭處分，因未能找到周恩來進行申訴而脫黨；1937年加入軍統，抗戰後期策反華北、東北近百萬偽軍，以功晉升中將，淮海戰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後拒寫悔過書，稱：“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裏。他們沒把我教好，應該他們寫，我不寫。”1975年文強獲特赦出獄，與周恩來見麵，周恩來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後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委員，2001年病逝。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二個蔣介石。這是事實：蔣介石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總頭目，他是以背叛孫中山的革命新三民主義、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實行殘酷鎮壓後而起家的，是依靠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聯合封建地主階級對中國廣大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蔣以美國為靠山、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階級鬥爭。因此，如何看待《文革》這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反映。各自站在階級的立場上視之。不足為怪。人類曆史一直是少數掌握資本的統治，統治者如何剝削壓迫大多數的老百姓人之皆知不必多言。統治者如何鎮壓屠殺反抗的平民百姓更是數不勝數，當然權貴資產者為維護自身利益裝作看不見，又或是在資產階級自己製訂的法律下是合法的。而一旦平民百姓被逼反抗時，這些權貴資產者就指責“暴力“、“瘋狂”、”非法“等，權貴資產者動用國家機器滅之。
毛澤東的新中國隻有近三十年工人農民翻身當了家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一部分高官充當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不為大多數工人農民們著想，就不會發動文革。然而正相反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從正麵教育，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的改革開放從反麵教育了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們。正反二方麵的社會實踐及事實教育下，除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們外，少數頑固分子反對抹黑《文革》者，不言自明是站在誰的立場上。
再看看鄧小平走的路恰巧和蔣介石走的路幾乎一模一樣。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貫堅持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而堅決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否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否定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完全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徹底推翻了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張春橋、江青等親手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利用批判林彪、四人幫的非法名義，殘酷鎮壓毛澤東等馬列主義者支持的革命左派。
一抓起“四人幫”，恢複鄧小平職務後，他雖是黨中央副主席、軍委主席，但實際工作都是按他說的辦，鄧小平自稱是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到1987和1989年，又以黨委常委和軍委主席的名義，撤銷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總書記的職務。他就這樣一步一步篡奪黨政大權，以“槍指揮黨”的反革命方式罷免掉了兩個黨的一把手，成為獨攬大權的罪魁、“慈禧太後”。
借批“四人幫”對各省、市、縣、公社進行了揭批查運動，從上到下，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徹底摧毀了毛主席、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革命左派。實際是以批“四人幫”為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毀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革命取得的偉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紅色新政權。全部解散各級革命委員會、大批抓捕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萬人，在全國掀起了類似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因走資派掌權不可能統計公布的。
1983年11月，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某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批判、鬥爭、搞臭，二抓捕、判刑，三開除公職，四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複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走資派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走資派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複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走資派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現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走資派鄧小平同蔣介石一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是個表麵耿直，內心陰險毒辣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隻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麵聯係。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複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準，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采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製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製人’。對江、張、姚、王采取逐步升級策略。”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最後鄧小平、葉劍英等硬把預謀暗算毛澤東的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毛澤東支持的反對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革命集團，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集團捆在一起審判，目的是把江青反對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革命行動和林彪的反革命行動劃等號，把毛澤東和鄧小平劃等號，反對毛澤東和反對鄧小平都是反革命。這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反對蔣介石和反對共產黨混為一潭一樣，妄圖把水攪渾，以便欺騙全黨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在實況（審判）轉播時對眾人說：‘你們看到了吧，這個壞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壞、最無恥的家夥，殺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敗啊，她還想複辟。不過她的表演倒從反麵提醒了我們，一定要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好，不能讓這樣的壞人再鑽進來。’‘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殺掉！’，‘國人皆曰可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江青不殺，世界上就再沒有可殺的人了。’，‘江青的這套表演，會在全國引起共鳴的。’，‘沒關係，我們專政的手腕不會成了豆腐。對敵人，再不能心慈手軟了。’“緊接著特別法庭召開會議討論量刑的問題。當江華把鄧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傳達後，幾乎大多數人都說：‘如果不判江青和張春橋死刑，難服眾人之心。這兩個人都死有餘辜，必須判死刑。’
“1976年10月6日，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後，葉劍英隨即安排鄧小平由城內搬到西山，在離自己住地不遠的25號樓住下，並派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機要秘書李俊山給他轉送文件。”這顯然是未經華國鋒同意，而暗中為鄧複出作準備。 “鄧小平在得知華國鋒不同意他出來工作後，在1976年10月10日給華國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1977年4月10日，鄧又給華國鋒寫了第二封信，信中說：“感謝黨中央證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門事件沒有聯係。”這兩封信一字不提毛主席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正確性，對此不僅沒有一個自我批評的字，反而說，天安門事件和他沒關係，這兩封信的實質是否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一步為徹底翻文化革命的案作準備。
鄧小平上台前後在政治上采取的幾個陰謀複辟的步驟：一是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兩個凡是”，為篡黨奪權掃清障礙；二是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怨假錯案”平反昭雪；三是借揭批“四人幫”在全國自上而下掀起大換班高潮；四是，借批“四人幫”全麵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思想，大搞非毛化；五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為複辟資本主義廓清了道路。
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口號，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為自己篡權上台創造條件。走資派鄧小平批“兩個凡是”，後來又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其近期目的是批判華國鋒，為他複出作輿論準備。因為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後，數次拒絕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並且“1977年2月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根據汪東興的指示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不僅沒有錯誤，而且是完全正確的。但按毛主席生前提議經政治局一致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小平就不能複出，所以他就千方百計造輿論，否定華提出的所謂“兩個凡是”。這時，“英明領袖華主席”、“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的話，雖然仍在耳邊回蕩，因沒有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和職務，就著手批判華國鋒了。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真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