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筆下《母親》連生八個女兒

莫言筆下《母親》連生八個女兒

 

 

莫言筆下《母親》連生八個女兒，《母親》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

生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個兒子叫“金童“是否是作者本人。作者在書中說《“我”(金童)》。

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

《豐乳肥臀》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母親》上官魯氏和《瑞士牧師》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母親》有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那麽我們就來看看《豐乳肥臀》寫了什麽吧：

這個故事講了一位“偉大的女性”上官魯氏，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豐乳肥臀》中第四章第七節，還敘述八路軍的公安人員和民兵拷打“我”(金童)和他那“善良”、“偉大”的母親(上官魯氏)，逼迫她承認“長期窩藏高密東北鄉頭號反革命分子，血債累累的凶手，人民的公敵司馬庫”。

“黝黑的鄉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盡頭的陰暗破爛房間裏，掛著幾盞汽燈;擺著皮鞭、棍棒、藤條、鐵索、麻繩、水桶、掃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裏手，把白發蒼蒼、臉腫得透明的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反剪著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們難耐刺骨的疼痛，掙紮、哭嗦、哀鳴，汗水從他們身上湧出，雜亂的頭發裏蒸發著雪白的霧氣，昏死了、癱瘓了，才被放下，用涼水潑醒……”

這段描寫，不是日本人、還鄉團在迫害老百姓，而是八路軍在迫害老百姓。

司馬庫，是上官魯氏的二女婿，國民黨還鄉團團長，司馬亭和司馬庫帶著還鄉團趕走了共產黨八路軍，大欄鎮“解放”了，群眾歡天喜地，夾道歡迎還鄉團，司馬亭和司馬庫，為了慶祝抗戰勝利和把鐵路爆炸大隊趕出大欄，就殺豬、殺牛煮成一盆一盆的豬牛肉，擺大村中間的一排桌子上，還從地裏挖出好些大缸陳酒，放在擺肉的桌子旁邊，叫人盡管喝酒，盡量吃肉，盡情歡樂!還鄉團還把蛟龍河上的冰炸開許多大窟窿，讓群眾捕魚改善生活.......

司馬庫趕走八路軍的時候，是這樣的——司馬庫笑得前仰後合，幾乎從駱駝上歪下來。他拍打著駝峰上那撮毛，對著兩側的騾兵和他身前身後的眾人說，“你們聽到他在噴什麽糞？根據地？做客？土駱駝，這裏是老子的家，是老子的血地，我娘生我時流的血就在這大街上！你們這些臭蟲，吸飽了我們高密東北鄉的血，是時候了，你們該滾蛋了！滾回你們的兔子窩，把老子的家讓出來。”

呼呼隆隆，連滾帶爬，半河騷亂，一河浪花。司馬支隊的人毫不吝惜子彈，他們的湯姆槍和盒子炮把大量的子彈傾瀉在河水中，打得河中像開了鍋一樣。如果他們要消滅爆炸大隊，足可以殺個人芽不剩。但他們施行恐嚇戰術，僅僅打死打傷了爆炸大隊十幾個人。幾年之後，當爆炸大隊改編成一個獨立團殺回來時，司馬支隊那些被槍斃的士兵和軍官，無不感到委屈。

在莫言筆下，司馬庫是個英雄好漢，司馬庫夫妻打走了八路軍來感謝母親，在她“乳溝裏灑上了法國巴黎生產的紫夜牌香水”，司馬庫還對她說：“老嶽母，感謝您為司馬家護住了這條根，從今以後，您就等著享福吧，高密東北鄉是咱們的天下了。”

莫言描寫國民黨還鄉團趕走八路軍時，非常“溫柔”，而等到八路軍獨立團打回來的時候，就是“殺全家”了。

很多人追捧莫言，其實就是在追捧他書中的價值觀和立場，比如他描寫的地主西門鬧，“西門鬧，並不壞，甚至說是個大善人，靠自己的雙手發家致富，一大早就要去拾糞，“大老遠就能聞到狗屎的氣味。一個地主，如果對狗屎沒有感情，算不上個好地主。”正是憑著這種對狗屎的感情，他成了地主。“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裏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他救了藍臉的性命。這樣的一個地主，就因為他有地，於是他就成了壞人，被槍斃......”

在莫言筆下，地主、還鄉團、日本人都可以是好人，都可以擁有美德，都可以是有肝膽的英雄好漢，唯有共產黨和八路軍一定是負麵形象，人民一定是愚昧麻木的形象。

問題來了，既然地主如此偉大，還鄉團如此溫柔，國民黨如此了不起，八路軍如此殘暴不得人心，那麽為什麽地主、還鄉團都被曆史的車輪碾得粉碎，而國民黨反動派則徹底成了曆史的垃圾？

可惜，真正的地主不是這個樣子，還鄉團也不是這個樣子，國民黨更不是什麽愛民如子的大善人。

我們祖祖輩輩都是受苦受難的農民。解放前，地主剝削我們，鄉、保、甲長騎在我們的頭上，祖傳的幾畝田地也被迫典當了，一家人少吃無穿，實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災，我的幾個兒子，都餓困在床上動也動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裏沒有吃的東西，繼光到河溝裏撈蝦子，碰著偽甲長的一條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溝裏。偽甲長不分青紅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繼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遊街，還要我家給狗買棺材、做道場。那時，簡直是沒有我們窮人的活路啊！——《黃繼光母親的一封信》

紙房區李家營一村，即被活埋七十餘人……鍘刀鍘和活埋已成為地主還鄉團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後活埋;有的婦女被拔去頭發鍘死;有的婦女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輪奸，並用燒紅了的槍條插入陰戶，活活戳死;有的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用開水澆，把全身燙起水泡，再用竹掃帚掃，名為“掃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為“剪刺蝟”;有的全身被刀子割開，丟在火紅的鍋裏，叫做“窮小子翻身”。紙房東莊的還鄉團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鍘刀，按戶抓人鍘死。邢家東莊一次被鍘十二人，農會會長的一個四歲小孩，也被鍘成三段。貧農韓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鍘死，剩下一個老母苦苦哀求給她留下一個後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孫子全部被鍘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裏區清景村一次被殺被鍘十二人，一個華野戰士的軍屬母親被地主用鉗子拔去頭發，又割開腿肚子，再加上鹽，活活地折磨死。死難的村民，在臨死時都殷切盼望為他們報仇，殺盡地主還鄉團。高裏區一個婦女會長，死時曾對大家說：“告訴共產黨、解放軍，一定為我們報仇!”。

可惜，若不是我們普通人還有點曆史常識，明白國民黨還鄉團是個什麽東西，還真叫他的春秋筆法給騙了。你都不需要讀太多曆史，你直接翻一翻美國記者寫的《中國震撼世界》，翻一翻美國學者編的《劍橋民國史》，就能清楚，當年到底是誰在殘害人民，又是誰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難道你們“文壇”覺得——曆史不如文學真實？

我懶得和你們談什麽唯物主義史觀和階級分析，因為你們這群冬烘腦袋封建餘孽死都不肯學習新知識新文化的，繼續圈地為牢近親繁殖玩你們的屎尿屁去吧。

有人說，文學要讓政治走開，這純粹是雙標放屁，一切文字，都與意識形態和政治有關，你輸出的任何情緒和思想，都代表了你的立場.......你既然已經用文字表達了你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了，憑什麽不讓他人用政治觀點評價你？

都是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難道隻能你們文壇大師批評別人，別人不能批評你們嗎？在21世紀，還想當地主老爺士大夫？

莫言說：文學不能唱讚歌，文學要揭露黑暗，要批判。

但是縱觀他的小說，莫言批判什麽了？他既不批判侵略者、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也不批判殘酷壓迫人民的地主、更不批判殺人如麻的還鄉團......他一門心思批判人民和人民的子弟兵。

莫言是什麽人，大概不需要我分析了。

至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榮譽，那是因為他的作品真的搔到了西方“政治正確”、“東方主義”的癢處，他筆下的中國，太符合西方對我們的臆想和期待了。

李敖說過：想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容易，先賣國。

讓-保羅-薩特說得更好：“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

至於莫言的粉絲們，如果你隻是喜歡看個下三路的葷段子，喜歡變態色情殘忍，那無所謂，世界上總有一些變態的；如果你是純粹的雙標和壞，那也可以理解，世界上總有一些腳底流膿頭頂生瘡的壞X的.......但如果你內心真的信了莫言書中那一套，並且把他奉為什麽“精神導師”的話，我建議你去看一看心理醫生，早點治療，以免將來精神分裂反人類。

[yongbing1993]

蔣介石發跡不能不涉及江浙財團







1928年12月14日，新年將近，胡適寫了一篇《新年的好夢》。因為這是蔣介石在全國執政的第一年，胡適有時也不免做一些白日美夢。他夢想來年全國和平，沒有一處刀兵，因而可以實現全國裁兵，將每月1800萬的軍費減去一大半。他夢想苛捐雜稅可以完全取消。他夢想全國鐵道全部收歸國有。他夢想鴉片之禍永絕於中國。他夢想有一點點言論出版的自由，偶爾能給執政者指點出一兩處錯誤。他夢想……好夢說的口角流涎，隻不知幾成有準。”

然而，跟胡適曾經同屬《新青年》營壘的魯迅則認為“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麽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魯迅：《南腔北調集·聽說夢》）

魯迅的說法不幸而言中。

嚴酷的現實證明，到了1929年，胡適的夢想不但沒有一件成真，而且因為提倡人權而與國民黨當局處於劍拔弩張的緊張狀況，跟蔣介石在謀麵之前進行了一場間接交鋒的迂回戰。在介紹胡適跟蔣介石未曾謀麵之前發生的這場交鋒，有必要回顧一下蔣介石的發跡史以及1928年前胡適的經曆。

蔣介石的發跡史

在中國現代政壇上，蔣介石（1887—1945）曾經是一個聲名顯赫、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出生於浙江奉化縣溪口鎮的一個鹽商家庭。母親王彩玉石父親蔣肇聰的填房。在奉化蔣氏家譜上，蔣介石的名字是蔣學泰，上學時的名字叫蔣誌清。“介石”原是他1912年辦刊物時使用的筆名。1918年到廣東投奔孫中山後，他才正式啟用蔣介石這個名字。“介石”，出自《易經·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蔣介石童年性格頑劣，經常惹禍，所以自撰一副對聯刻在母親墓前，寫的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他9歲喪父，一門孤寡，常受吏胥勢豪欺淩脅逼，荼毒之苦，難於言表。

青年時代的蔣介石主要是在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1903年至1906年，他先後入縣城鳳麓學堂、寧波箭金學堂、奉化龍津中學，多少涉獵了一些新學。19歲那年，因身受土豪劣紳之害，萌發了學習軍事的念頭。

1906年4月首次東渡日本，因無清政府陸軍部保送資格，未能進入軍事學校，僅結識了陳其美等革命黨人。

1907年夏考入“通國陸軍速成中學堂”（即保定軍校）。在這所中國最早的正規軍校裏，蔣介石主修炮科，同年冬經考試稱為留日習武人選。

1908年3月，蔣介石進入日本東京的振武學堂——這是清政府為留日學軍事的學生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同年夏，經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加入反清革命團體同盟會。

1910年11月下旬蔣介石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到日本陸軍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學習，豐富了軍隊的生活、管理、訓練知識。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蔣介石秘密回國參加起義，在杭州組織先鋒敢死團，並於11月4日發動起義。11月7日杭州宣告光複，蔣介石升為滬軍第5團團長，維持上海治安，成為立有戰功的軍事強人。“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積極參與了反袁鬥爭，多次亡命日本。

1917年7月，孫中山為了發動護法北伐，南下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於9月1日出任大元帥。蔣介石出謀劃策，予以支持，先後呈遞《對北軍作戰計劃》《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這兩份軍事計劃收到了孫中山的重視。1918年3月15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出任粵軍總部作戰科主任。

回顧蔣介石的政壇發跡史，不能不涉及江浙財團。

江浙財團以“南三行”（即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為核心，控製了江浙一帶的工商業，其主要人物有張靜江、虞洽卿等。張是浙江吳興南潯鎮的巨富，庾是浙江鎮海龍山出生的買辦。關於蔣介石與張、虞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動，過去發表的回憶錄和野史中多有涉及，但往往粗疏謬誤，不足為信。據《孫文等上北京政府農商部呈文》（原件藏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創辦上海交易所原是孫中山、虞洽卿、張靜江、戴季陶等8人的倡議，表麵陳述的理由是為大宗物產交易提供適中的價格標準，避免各業商人任意買賣，造成市場混亂，同時也防止外國經紀人自由操縱市場，“病商病國”，實際上是想以盈利所得資助革命活動。所申報的業務範圍除證券交易之外，還有花紗、金銀、中外布疋、油類、糧食。該交易所於1917年2月22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農工商部提出申請。

1918年，今個及時奉孫中山之命與戴季陶、張靜江等參與籌辦，先後成立過友愛公司（資本由蔣介石墊付），茂新公司（由陳果夫、朱守梅出資），恒泰號（與張靜江等17人合資），但經營大多虧本。1919年6月27日，農工商部準予吸收日資合辦。1920年2月1日，交易所正式成立，公推虞洽卿為臨時主席，蔣介石的同鄉友人周駿彥為監察人，張靜江為候補理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始營業後，半年內盈利50餘萬，鼎盛一時。1921年5月31日，張靜江等人又合資創辦利源號經紀人營業所，在30股中蔣介石占3股。蔣介石的個人證券活動大多以大虧本告終，因而是他認識到奸商心計險惡，同人利己忘義，民族資本困難重重。但在北伐和“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得到了江浙財團的資助；也可以說，蔣介石後來被江浙財團推向了政治中心。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立下了第二次東征大捷這樣威名遠揚的戰功；1926年7月，又出任北伐軍總司令。但他基於頑固的反共立場，不但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這樣的陰謀事件，而且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他在南京執政的十年，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件之後，他才被迫置身於抗戰陣營，成為反法西斯陣營中國戰區的最高軍事負責人。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他終於在自己發動的內戰中被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中國大陸，1975年病逝於台灣。

蔣介石21歲加入同盟會，但直到27歲才被孫中山單獨召見。40歲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二大才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在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曾出現一副對聯，上聯是“精衛填海”（指汪精衛），下聯是“介石補天”（指蔣介石）。但後來這兩位曾經輝煌過的曆史人物都有負於國人的厚望，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yongbing1993]

莫言是為走資派特色政府權貴的





走資派時代已經發展到了21世紀的20年代了!莫言是為走資派特色政府權貴的。

今天終於又出現了有普通網民敢於起訴莫言：通過文藝小說，誣蔑、醜化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人民的、大名鼎鼎的、獲得西方世界“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莫言。這一“大逆不道”的舉動立即轟動了我們的文藝界、法律界、傳媒界!他們紛紛出來聲討：說這是“文學界的悲哀”!

20世紀領導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打倒壓在中國工農勞動者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翻了身，做了國家主人，奮發圖強建設祖國的曆史。原是一貫的受到敵對勢力的造謠、誣蔑、抹黑，這是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新中國，幾十年來可以這樣明目張膽地抹黑、無中生有地醜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的確是解放之後，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下極不尋常的曆史現象。人民對此看在眼裏，怒在心上，居然想不出辦法來改變這種反常的情況。

文藝批評不是沒有，但是形不成聲勢，動不了他們的一根毫毛。

中國的革命人民對於這一大膽的起訴，當然是感到高興而鼓舞的，顛倒的曆史，終於有了撥亂反正的希望!

然而沒有想到，40多年來，中國竟滋生出了這麽些的“反動學術權威”，什麽“《河南日報》頂端新聞”的驚呼、什麽胡錫進的哀歎，......。不一而足，他們認為：“起訴莫言的罪名是莫須有的(但如何“莫須有”的，這篇文章並沒有說)，是文學界的悲哀!”

這說明了他們的感情與我們是這樣的不同，簡直是完全相反。自從1840年中國遭受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欺淩。不甘當奴隸的中國人民，就一直起來反抗。特別是在蘇聯的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尋找強國之路的中國有誌之士，才找到了自己翻身的道路。五四運動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隨著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展開，革命的文學也就應運而生。最早犧牲的有胡也頻、柔石、殷夫等五位年輕的作家。出現了魯迅、矛盾、老舍、曹禺、郭沫若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家。音樂界也有了聶耳、冼星海。到了抗日時期的延安，革命文藝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下，更是百花齊放。《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還有京劇《將相和》、《三打祝家莊》，......。

同樣寫抗日時期的中國，以老舍的《四世同堂》與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比較，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莫言拿得出手，隻能說他勇氣可嘉!我80年代看《紅高粱》電影，感到與我在解放前1944年看的美國人寫中國人抗日的電影(名字忘了，當時聽大人說是賽珍珠的小說改編的)內容差不多。感覺不是中國人民寫中國的抗戰，這明顯是一種倒退，而不是進步。

解放以來，毛澤東時代，隻要有一部電影上演，都會受到大家的歡迎。電影的插曲大家立即就都會唱了。像1960年演的電影《五朵金花》，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是那樣的貼近生活，那樣的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淳樸、憨厚和對生活中美的追求。而少數民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他們的生活又是多麽幸福，多麽的充滿了浪漫的氣息。還有《錦上添花》是一個喜劇。它寫出了一個鐵路小站員工的生活，都是那樣的朝氣蓬勃，幸福美滿。與蘇聯1952年的電影《幸福的生活》寫蘇聯集體農莊的生活，都顯示了社會主義人民生活幸福的圖畫，是那樣的真實。

社會主義的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當時大家看了都很高興。文藝來自生活，真實地反映生活，讓人民看到自己生活的美好，受到鼓舞，更加熱愛生活，是多麽好啊!

改革開放至今，好的文藝作品還是不少的。我看過的連續劇80年代就至少有《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新時代以來更有《激情的歲月》、《紅旗渠》、《花開山鄉》、《最美的鄉村》、《特赦1959》、《絕密使命》、《覺醒年代》、《跨過鴨綠江》、《奮進的旋律》、《國家的孩子》、......可惜宣傳得不夠......

但是文壇上，出現了莫言、方方這樣一類開曆史倒車的作家和他們的垃圾作品，才是文學界的最大悲哀。

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與80、90年代蘇東紅旗落地的曆史背景分不開的。那時不僅世界上美國霸權一霸獨大，而且在中國文藝界，也掀起了一股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惡浪。什麽毛澤東文藝思想“過時論” “民粹主義論”......，他們否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反對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唯一源泉的科學原理;反對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等，不一而足。今天人民 起訴莫言，正是為了扭轉這種“悲哀”的後果不再繼續。

我們應當引導青年作家們走上一條毛澤東指引的、正確的文藝之路。鼓勵作家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寫工農兵的文藝之路，這是為自己開辟一條真正光明的文藝之路，這也應是起訴莫言的目的之所在!

[yongbing1993]

諾獎得主對推動蘇聯解體起作用






以俄語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情況為中心談一下這個獎項的時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認為，歐洲文學有三大高峰，第一個是傳說中的希臘時代，其代表作是荷馬史詩;第二個是文藝複興時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第三個是十九世紀，其代表作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在諾貝爾獎設立的時候，托爾斯泰是公認的歐洲文壇的領袖。但是，其卻連續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獲得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宣稱，托爾斯泰雖然是公認的“文學比賽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讚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任意改寫《聖經》”，“對於他那種罕見於一切文明樣式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也就是說，不給托爾斯泰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不是因為文學原因，而是因為政治原因。

其實，評獎委員會還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是。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活動正在俄羅斯如火如荼地展開，托爾斯泰雖然並不讚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譴責方麵是反動派對於革命的鎮壓，因此如果是把獎金頒給托爾斯泰，其實也就是縱容了所謂的“對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敵視”的革命活動。

俄語世界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在1933年，評獎委員會把它頒給了號稱最堅決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亞曆克塞維奇·蒲寧。評獎委員會並沒有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宣稱蒲寧“雖然和前輩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正統”。也就是說，頒獎給蒲寧並不是出於文學上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上正統主義的考慮。但是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個自打耳光的現象，如果要說代表俄羅斯文學正統的話，難道托爾斯泰不是比蒲寧正統的多嗎?如果要是僅僅出於正統主義來授予蒲寧諾貝爾文學獎，那麽蒲寧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寫的，為什麽一直延續到1933年才給他獎呢?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時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發了巨大的經濟危機，到1933年時也就是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同一時期，蘇聯則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兩相對比之下，社會主義出現了難以遏製的感染力，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高漲，被人稱之為“紅色的三十年代”。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作家蒲寧，或多或少都可以衝抵現實中革命浪潮的興起。

在後來的諾貝爾獎頒發過程中，這種時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二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帕斯捷爾納克，其獲獎時間是1958年。很多人僅僅看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反共立場，然而忽略了一個問題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為什麽到1958年的時候才授予帕斯捷爾納克文學獎呢?其實如果要是帶有一點時事政治敏感性的話，我們就會發現，1957年的時候，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對於西方世界起了一個巨大的衝擊作用。當時毛澤東主席的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表示，這是一個“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認為，西方在從東方的競爭中落後了。因此，為了彌補這種軟實力的損失，重建西方的輿論優勢，在1958年授予一個蘇聯反共的西方粉諾貝爾文學獎是非常必要的，至於是不是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倒是無足輕重。

第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肖洛霍夫，其獲獎時間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點曆史常識的人就會知道。1964年，蘇聯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極力主張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被趕下台，蘇聯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是為斯大林平反還是延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線，帶有很多不確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緊跟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路線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這個時間頒發給他諾貝爾文學獎的話，可以為蘇聯的內部發展定下一定的調子。果然，蘇聯得到這個消息以後非常高興，高度評價肖洛霍夫的文學成就，自然也就談不上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於是，蘇聯解體的意識形態危機的種子便在這時候生根發芽了。

第四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索爾仁尼琴，其獲獎時間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對於曆史有一點了解的話，那麽我們就會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時候西方的形勢非常不好，由於越戰走向失敗以及國內的社會矛盾激化，出現了大量的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而1970年又是列寧誕辰100周年，世界範圍內爆發了大規模的紀念列寧的活動，紅色革命的幽靈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頭上。因此，把一位攻擊革命最尖銳的索爾仁尼琴樹立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是非常適時和必要的。

第五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布羅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羅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進的西方文明。其獲獎時間是1987年。眾所周知，那個時候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傾向已經初露端倪，“回歸文學”的浪潮也已經開始，但是蘇聯社會上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在1987年這個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際，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對於文壇上的一些亂象進行了反擊。在這種情況下，授予流亡美國的這位俄語作家，極度崇拜西方的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其實就是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特別是其文藝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羅茨基剛剛得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壇上的自由派刊物發表布羅茨基的作品。隨後，蘇聯“回歸文學”的浪潮從個別刊物席卷全國。這為蘇聯解體製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第六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白俄羅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其獲獎時間是2015年，距離上一次俄語世界獲獎已經將近三十年了。為什麽這麽長的時間內沒有頒發給俄語世界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由於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沒有必要通過頒布給俄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來引導俄羅斯的國內輿論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與敘利亞等問題上與西方叫板，某種程度上恢複了大國雄風。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給一個靠醜化蘇聯與俄羅斯軍隊成名的女作家難道不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嗎?

有的朋友可能說，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實不光是俄語作家的情況，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代表著一種鮮明的時事色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蘭發生大動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立竿見影的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流亡美國的波蘭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華人世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兩位作家來說，也是有鮮明的時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國取締邪教圈圈功，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馬上就在2000年把獎金授予了內容主題全都是攻擊中國“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時候，中國的前途還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把獎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時把諾貝爾獎授予肖洛霍夫一樣，可以起到強大的輿論引導作用。幸運的是，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上西方國家的當，相反，習總書記還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上公開批判了追求在西方獲獎的現象：

“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曆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們了解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時事政治性，就會明白讓某些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絕對不隻是一個簡單地文學藝術性質的評價。

在當前世界大亂，而在中國國內，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日益顯露的這種情況下，授予一個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以引導中國國內輿論搞亂中國，是非常必要的。

就當前的形勢來看，高行健一類的純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夠得到欣賞，如果要是給予一個體製內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會大得多。

事實上，不僅僅是諾貝爾獎，西方控製的輿論機器還有很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9-1992年連續設了四個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瑪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爾納克年，1991年是曼德爾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維塔耶娃年。這可以說是比諾貝爾文學獎還要高得多的榮譽稱號，對推動蘇聯解體起了很大作用。這四個人也是越往後的越敵視十月革命。而影響要比他們大得多的馬雅可夫斯基1993年誕辰100周年的時候，聯合國卻沒有設文化年進行紀念，顯然也是跟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態度有很大關係。關於這些人在蘇聯時期受到所謂“殘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蘇聯文藝界和平演變的情況，咱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yongbing1993]

貪官理應追討，漢奸理當追殺!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自從微博名"說真話的毛星火"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英雄先烈、美化日軍侵華，各大平台皆蹦出來為莫言站崗的文章，文章標題五花八門，其觀點卻基本一致：文學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學作品允許虛構，對一個作家的文學作品吹毛求疵、上綱上線，這是文革思維、人生攻擊，是對文學創作的扼殺。保護莫言，就是保護文學創作環境，就是保護我們的文明底線。

對此，文學作品固然允許虛構，但既然選擇曆史題材，就應該、也必須尊重曆史。

莫言的作品多以曆史為題材，他是否尊重曆史，我們今天不談他的作品，來談他的演講。

自從張藝謀推出由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其原著作者莫言就名聲大噪，先後被多所大學授予榮譽文學搏士。

2005年12月，莫言在香港公開大學接受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典禮上，作了口若懸河的演講，大談特談其童年的貧窮和饑餓。

他說："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經常會死人，我們村裏最高紀錄是一天死了18個人。村周圍是一片荒原……"

莫言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的童年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演講中所說的20世紀60年代，自然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前些年，"三年餓死3000多萬人"的謠言一度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這個謠言不是在三年自然災害過後的1962年就出現的，而是在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1949—1982曆年人口統計數字表》之後才出現的，是有人把1959—1960年的死亡人口合計後，減去1958年的死亡人數得出3000多萬人缺口的結果。

這種計算方法，顯然犯了嚴重的教條錯誤。

那麽，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人口數字，為何會有3000多萬人的缺口呢?

有人口專家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終於找到了原因：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戶籍製度並不完善，直到1958年才頒布《戶口登記條例》。在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間，由於戶籍管理製度不嚴的原因，在我國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戶籍漏報現象，其中涉及死亡漏報這部分的漏報率在15%——18%之間。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了死亡漏報人口約710萬人左右。即人死了，戶口沒銷。

二、1956年—1959年，由於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作，在這一過程中產生重報虛報戶籍人口約1140萬人。也就是說，這些進城工作的農村人口，在城市上了新戶籍，卻沒有注銷在農村的老戶籍。

三、1960年前後，因自然災害導致經濟困難，城市開展大規模人口精簡運動，不少城市居民被遷往農村生活。在這一運動中，約有1515萬人的戶籍在城市被注銷，但他們之前沒有農村戶籍，在農村又沒辦理遷入手續，成為了沒有戶籍的人口。這就等於又有1515萬人“人間蒸發”了。

綜上所述，造成我國統計數據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戶籍統計人口數字合計減少了3366萬人。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這一人數的減少誣陷為3000多萬人“餓死”，並以此為"核彈"對社會主義進行攻擊。

戳破了"三年餓死3000多萬人"的謠言，我們再來分析莫言的這段話。

按照莫言"經常死人，最高紀錄一天死了18個人"的說法，他家鄉平安村的人不出半年就該死絕了，而且的確是死絕了，"村周圍是一片荒原"嘛。

莫言口中筆下對饑餓的演繹堪稱登峰造極，又是"像狗一樣逮著什麽吃什麽"，又是"亮晶晶的煤塊越嚼越香"，又是"1960年春天，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簷上的草。村子裏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

可是，何以他莫言一家十幾口人就沒餓死一個呢?何以連他體弱多病的母親都活到了70多歲呢?何以連他日夜勞累的父親都活上了90多歲呢?何以按他口中和筆下的邏輯人口應該早已死絕的平安村反倒人丁興旺呢?

顯然，他在撒謊，而且還是謊話連篇。

有意思的是，對於莫言嘴上無時無刻、筆下無處不在的童年饑餓論，有好事者和較真者相約去了莫言的家鄉，找他家鄉的老人們求證，他們求證的結果是：山東高密曾經饑餓不假，但根本沒有人餓死。

本來就是嘛，憑啥餓死的總是別人家的人啊?

記得艾躍進教授生前在一次演講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黨和政府應該實行兩追，一是追討貪官，一是追殺漢奸。某些人為什麽能在西方獲獎?不就是靠罵社會主義獲得西方反華勢力美國幹爹的青睞嗎……"

艾公此言，讚：貪官理應追討，漢奸理當追殺!

[yongbing1993]

日本人為什麽喜歡莫言豐乳肥臀






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從根本上修正了當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國的性質和目的。所表現的日軍從高密縣城到鄉下不是去“掃蕩”，去燒殺掠奪的，而是下鄉做好事，開展親善活動的。

其指揮官和軍醫都像菩薩一樣，熱心救活了上官魯氏(即所謂母親)一家的三條人命。

其軍隊也是紀律嚴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奪老百姓的財產，也並不強奸婦女，即使對上官魯氏家那幾個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軍也未動淫念。

你反倒是大寫了八路軍的一個班長孫不言強奸了上官家的一個姑娘，又寫了抗日打鬼子的黑驢鳥槍隊的幾個戰士，在教堂裏輪奸了上官魯氏。

當然了，為了掩蓋過分美化日軍的嫌疑，也虛晃一槍提到了日軍第二次到東北鄉時，殺了司馬庫家十幾個人。因為司馬庫不肯做亡國奴，率人炸毀了日軍控製的一處鐵路橋梁，日軍迫不得已，也就殺人有理了。

《豐乳肥臀》書中還通篇著力表現了被日軍救了命的上官魯氏和兩個子女上官金童、上官玉女，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一直過著悲慘的“豬圈一般的生活”(諾獎《授獎詞》之語)。

玉女饑餓難忍，又無援無助，隻得投河自盡。

金童上小學五年級時，因撞壞校園內一棵小樹苗而被開除了。青年時期的金童則被誣陷為強奸犯而入獄勞改15年，出獄後又被關進精神病院二年。改革開放期間金童辦起了一個乳罩公司，結果被別人騙得傾家蕩產，流浪失所。年老的上官魯氏則靠著揀破爛艱難度日，死時連一隻骨灰盒也買不起，而且無葬身之地，因為所有土地都是共產黨政府的。

瞧，被日軍友善救活的上官魯氏母子三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卻沒有活路，隻能慘死而終。莫言在頌揚和美化誰，在仇恨和反對誰，誰會看不明白呢!日本人看後必定會大加喝彩，而且也同樣會給頒一個高檔次獎項。如果說現在還會出現犯罪的漢奸文學的話，那就是非你莫言之作品莫屬了!

再譬如，莫言“攻擊”和“修正”曆史的另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褻瀆、辱罵毛澤東。這是被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拍手叫好，嘖嘖稱道的。

莫言幾十年前就已打了頭陣，叫嚷著要打倒毛澤東這個人間的神。還在《豐》書中特意描繪了一位女大學生胸前戴著一枚毛澤東頭像的紀念章，說這位女大學生的乳房像死麵餑餑一樣堅硬，可以砸破狗頭。所謂的“狗頭”，一般讀者是不會加以琢磨和留意的，莫言卻是蓄意而寫，指向明確，痛快地報了當年跪在毛澤東像前請罪的深仇大恨。

莫言在另一部自稱是“巨大的寓言”式的小說《檀香刑》中，還借古諷今，將清朝末年“首席劊子手”趙甲，與新中國的第一號人物毛澤東聯係在一起，比喻毛澤東也殺人不眨眼，殺人取樂。又寫到趙甲的兒子趙小甲為了看清人的本相(隱喻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就四處尋找什麽神奇的“虎須”(隱喻馬克思主義)，後來終於找到了一根“虎須”，趙小甲就把這根“虎須”含在嘴裏，於是就觀察到了人的各種麵目。為此，莫言自誇說，這是你首先發出的獨特的聲音。

　　何止於此呢!

莫言自詡為最完美也是最值得你驕傲的小說《酒國》。這個叫酒國市的城市，黨、政領導幹部已經腐敗透頂了，竟發展到烹食活嬰兒，享受嬰兒宴和活嬰兒製成的補品。黨、政大權也落到一個名叫餘一尺的侏儒大老板手中了。為了調查和解決酒國市的嚴重問題，上級檢察機關便委派了一位名叫丁鉤兒的特級偵察員前往酒國市巡視案情。

在這裏，莫言是這樣巧妙地借檢察機關所謂同行們的嘴來惡意誹謗公檢法執法人員的，說丁鉤兒是“用雞巴破案”，是乘機來酒國市“放縱一下”的。你接著便表現了丁鉤兒到酒國市後首先就和腐敗官員的代表人物市委宣傳部付部長金剛鑽的妻子勾搭成奸了。隨後，丁鉤兒也像先前到酒國市視察或辦案的人一樣，一步步陷進了權力、女人和美酒的泥坑，最後竟然醉死在茅廁坑裏。

顯而易見，莫言是在說：反腐敗的人同樣是腐敗的，再怎麽反腐敗也挽救不了自己必將滅亡的命運，而且滅亡在茅廁坑裏——遺臭萬年呢!這就是你莫言所揭示的當今這個人吃人(共產黨領導幹部吃活嬰兒)可怕社會的“奧秘”喲!

這還不算，莫言還把丁鉤兒和風騷女人胡搞亂淫的過程，比做“男人和女人漫長的曆史，實際上就是類似階級鬥爭的曆史，有時男人勝利，有時女人勝利，但勝利者也就是失敗者”。

莫言無疑是在告訴人們：丁鉤兒的下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結局。可見，你創作《酒國》貌似反腐敗，實則是打著反腐敗旗號，有恃無恐地攻擊中國共產黨，詆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

莫言還有一部長篇叫《紅鬆林》，有人讀過，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小說比《金瓶梅》還金瓶梅!這或許是莫言擅長在文學作品中向美國人學習性描寫的代表作吧。

從上述所解讀的幾部作品中足以看出，莫言在政治傾向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在現實生活和人物形象的表述上，所竭力宣揚的都是些什麽貨色了，哪裏還有什麽正能量可談呀!你因此而得到了諾獎評委的高度讚賞，獲得了諾獎，完全是有理有據，修行成正果的事情哩!

至於你二十多年來在國內外的一係列演講(包括先後幾次在中日韓文學論壇上的發言)，所大力鼓吹的各種謬論，如深入生活無濟於事論、創作靈感是一種技巧論、寫作可以撒謊論、做為老百姓寫作從自我出發寫自我論、文學遊戲論、文學越超政治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害人論、文藝政策是清規戒律論，作家要蔑視左右黨論、建立文學共和國論、政治和政治家虛偽論、中國眾多作家連做人都不行論、性欲失控而犯罪論、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貧富與欲望論、欲望失控釀成戰爭論、戰爭克製論、科技發展進步是人類瞎折騰論、文學拯救地球、拯救人類論及其在這些方麵突出表現出來的抹黑中國、顛覆曆史的曆史虛無主義，也必須加以清除和批判。瞧，你那首《檀香刑》開卷詩的48個字，甚至猖狂凶狠地要把整個中國踏在你的腳下，把中國人民醜化和諷刺挖苦到了極點!難道廣大人民群眾能容忍下去，不管不問嗎?這裏，我有必要將這48個字抄錄於此，向社會公眾曝曝光：

　　中國什麽都落後

　　但是刑法是最先進的

　　中國人在這方麵有特別的天才

　　讓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

　　這就是中國的藝術

針對莫言的5行短詩，我也寫了5行，回敬你，反擊你：

　　《檀香刑》字字句句血淋淋

　　低俗暴力歪曲曆史抹黑中國人

　　莫言在這方麵有特別的天才

　　讓人讀他的書既惡心又氣憤

　　這就是莫言的藝術

　　信寫到這裏，似乎沒必要再寫下去了。那就打住吧。

　　祝願

　　安康愉快!

　　革命烈士子弟、離休老幹部、山東萊西人氏

[yongbing1993]

民國農村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






民國農村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有嗎？多嗎？

民國時代的山東農村高密東北鄉的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有嗎？多嗎？有！在莫言的《豐乳肥臀》中。

這個故事講了一位“偉大的女性”上官魯氏。

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

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

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

老三是和土匪生的。

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

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

老六是和和尚生的。

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八路軍）強奸後生的。

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

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

中國特色：《一九三八年的初》。《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和一個洋人瑞士牧師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兩人在一起了》，聽起來多麽象如今的年輕人說的，一對上眼我們就在一起了。民國時代的中國農村婦女們也如此開放。

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民國時代的山東農村高密東北鄉的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

即使有，是個別還是多數？作者能說明嗎？有多少有證據嗎？.

如是少數，也屬中國在這方麵的“陰暗麵“。

有人說了，文藝就是要暴露“陰暗麵“。

要暴露這樣的“陰暗麵“，為了什麽？

告訴全世界，中國的“母親“是：睡過中外八個男人嗎？

請問中國的“母親“們會認同這個說法嗎？莫言的母親會同意這個說法嗎？習近平的母親會同意這個說法嗎？

要說在走資派時代的當下，中國有極少數婦女或是有意，或是生活所迫睡過中外八個男人，甚至更多。但那是妓女。

一個在民國時代的農村婦女，在本地農村以“母親“的身份，“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而且還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上官魯氏“也。

沒有原型的文藝，憑容臆想的謊言文藝，是在誤導後人，傷害中國農村的母親們。也是抹黑中國婦女們。

在全世界宣揚的中國婦女，尤其是母親們，更是農村的母親們，會是這樣的嗎？

莫言的書己成中小學教材的內容。中國有孩子的婦女，尤其是母親們，更是農村的母親們會買莫言的書來教育孩子嗎？

文藝作品可以誇張，可以暴露“陰暗麵“。但誇張到不是或沒有的“陰暗麵“，非要用謊言臆想來造假製造出一些“陰暗麵“來，抹黑中國和中國的婦女又或是中國的母親們，意欲何為？為私利，為出名，為賺錢，為得獎，為討好外國人？就可以出賣中國的母親們的名譽？

[yongbing1993]

王滬寧是一個修正主義的理論家






共產黨內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義“理論家”。修正主義“理論家”是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說了許多馬列的話，但是轉身就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原則，把革命隊伍引導到錯誤路線上去。因為走資派也說了許多馬列毛澤東的話，善良的人們會相信他，跟著他走，所以危害極大。陳獨秀、王明、鄧小平等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

王滬寧因為沒有名正言順掌握共產黨的領導權，故改革開放錯誤路線的責任主要不能算在他頭上，但是他肯定有相當的責任，因為他是鄧江胡習的“核心謀士”。特別是多維網的右派說：“王滬寧是政治局委員，隻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說明該機構責任重大。他常伴習近平外訪，深受習器重，得習首肯。說明習不但提倡實施‘八二憲法’，早已經著力重新製訂新的‘憲法’或說修改憲法，我們理應積極擁護和支持。”（《王滬寧：政改要從反思文革開始起步》，老蝸牛，多維博客，2013-04-09 02:24:41）王滬寧是一個修正主義的理論家。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理論則是政治鬥爭的刀刃。人民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財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但是勞動人民卻一直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當牛作馬，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竟然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雖然無產階級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進行過無數次鬥爭，但是都失敗了，因為沒有革命理論的指導，不能形成自覺的階級鬥爭，是自發的一盤散沙的鬥爭而不是自覺的團結一致的有效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改變了這種情況，成立了共產黨，宣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從此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開始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1864年成立了第一國際，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一從大地起風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第一國際存在的期間仍然一直有思想路線鬥爭，後來在巴黎公社失敗後，革命處於低潮，又因為統一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的條件已不複存在，經馬克思提議，第一國際代表會議通過，在1876年7月15日的費城會議上宣布第一國際解散。

後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許多國家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又需要統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了，所以在1889年成立了以恩格斯為導師的第二國際。

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並沒有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其主要曆史貢獻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即毛主席總結的不能分割的三部分：“馬列主義應包含三部分：一、馬列主義的哲學，這是理論基礎。二、馬列主義的經濟學，這是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考察經濟現象的學說。三、馬列主義的革命學說，比如關於階級鬥爭、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等的學說。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應視為馬列主義的三個有機聯係的組成部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同智利《最後一點鍾》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曆山德裏談話）

雖然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但是真正有悟性理解馬克思主義精髓的革命者非常罕見。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後第二國際被考茨基等缺德少才的修正主義者把持，失去了革命的作用。

這種群龍無首、思想混亂的情況直到十月革命勝利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裏新旗手列寧誕生並且被公認才結束。

1919年3月2日列寧在莫斯科發起召開第三國際成立大會。30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代表出席會議，通過《共產國際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等文件。規定其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執行委員會。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是它的支部。共57個支部。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並成為它的支部。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第三國際曾給予過幫助和支持；同時也因策略和指示的嚴重偏差，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不良後果。於1943年6月被解散。

為什麽第二國際領導權會被機會主義者篡奪（雖然是合法的領導，但是因為路線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本質上仍然是“篡奪”）？因為時代出現了新的問題，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沒有及時回答好這些問題，導致思想極度混亂，不能形成戰鬥力。

例如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21頁）到底對不對？不對則應該說明為什麽不對和出路究竟在哪裏等。這些問題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列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所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進入第二個裏程碑，列寧主義新時代。所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理論則是政治鬥爭的刀刃”，理論正確與否極端重要。

列寧沒有來得及研究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曆史課題。任何製度都是統治階級的製度，任何製度想長期存在都必須解決接班人問題。培養合格的無產階級接班人等是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重大曆史課題，但是列寧因為去世太早，沒有來得及從理論上研究解決。

但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是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留下許多寶貴思想，例如讓工人代表參加黨中央和靠工農來監督黨中央的高瞻遠矚的思想。

“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主要的不應該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因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傳統和一定的成見。這種傳統和成見正是應該反對的。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低於最近五年內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人，他們要接近於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的剝削者的農民。”（《列寧全集》，第36卷，第619頁）

為了使黨中央不脫離工人農民，列寧還想從工人農民中選優秀分子參加中央監察委員會。他說：“我建議代表大會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七十五個至一百人新的中央監察委員。當選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員一樣，應當經過黨的審查，因為他們也將享有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94頁）

列寧還說：“中央監察委員必須在自己主席團的領導下，有係統地審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這種工作，不客氣地說，雖然不是捉拿騙子，但也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04頁）。

列寧接著說：“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還不很久，而已經積了這樣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會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計、有時要用尋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偵察方法來挖掘這些渣滓就惱怒起來，假如有，那也可以確信，我們都會大笑這種人的。”他還特別強調說：“……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裏也有。”（《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05頁）

這些思想與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裏讓工農兵代表進入黨中央的實際做法如出一轍。但是如何從製度上解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不完善，因為曆史條件毛主席沒有明確提出和實際解決。

斯大林因為理論基礎和悟性不如列寧，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創建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顯示出社會主義巨大優越性，使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強國，戰勝了德國法西斯，把社會主義陣營連成一大片等，曆史功勞巨大，但是不可否認也留下了修正主義上台的隱患。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麵，托洛茨基同誌，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麵。現時中央兩位傑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麽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

“斯大林同誌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以斯大林從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其他方麵同斯大林一樣，隻要有一點強過於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少任性等等。這種情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想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麵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後來變成了現實。為什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雙雄不能共存？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把正常認識分歧的路線鬥爭變成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生死搏鬥。傳統社會主義從斯大林開始，迄今為止一直是如此，最新的薄熙來事件同樣是如此。

共產黨內鬥爭你死我活、無比殘酷的情況在斯大林時代表現非常典型，當時可能避免嗎？ 基本不能避免，有曆史必然性，這從我國非法逮捕和審判四人幫就可以證明。完善了無產階級憲政製度後，有一線、二線和革命委員會這樣的完善結構才可以避免。

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不完善，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等，使得缺德少才的赫魯曉夫篡奪了無產階級政權。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不是一點道理沒有，但是有小道理，沒有大道理，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從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了，當然不可能不分裂，因為修正主義者不代表無產階級利益。

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使毛主席成為繼列寧之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繼續革命的第三個裏程碑，人類脫離弱肉強食苦海隻差最後一步。

毛主席明確提出了接班人問題，搞了企圖教育人民捍衛自己利益和解決接班人問題的文化大革命，總結了曆史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毛主席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因為曆史原因，毛主席沒有試圖通過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來解決接班人問題，在文化大革命裏又沒有及時糾正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而物極必反，後來讓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領導權；同樣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不完善，共產黨至今不能糾正錯誤路線，隨時可能亡黨亡國。

缺德少才者在傳統社會主義製度遭受嚴重挫折之際失去鬥誌，垂頭喪氣，對內屈服於資產階級，對外屈服於帝國主義。他們沒有正確的曆史觀，思想深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錯誤地以為資本主義製度穩定而優越，所以就走資本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接軌了。

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掌權階級不同，運行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製度，所以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導致亡黨亡國。搞資本主義要共產黨幹什麽？資本主義發展從來不需要共產黨，共產黨的曆史使命應該是埋葬資本主義，而不是發展資本主義。所以一旦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意味著共產黨的領袖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已經成為叛徒內奸賣國賊了。但是除了確有證據的叛徒內奸賣國賊外，思想意識上的問題仍然應該批評教育，不能階級鬥爭擴大化，要牢記曆史證明了的“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同樣危害革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