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

毛主席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

 

 

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同誌在病情加重的情況下，召見華國鋒等人進行重要談話。

毛澤東同誌對他們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

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我們如何理解毛主席說的“我一生幹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實現了對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除沒有解放的島嶼，全國實現了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的社會主義製度。

第二件事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目的在於發動群眾教育幹部，也提高人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認識。要所有人明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僅要消滅傳統的所有製生產關係，還要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一切舊的傳統觀念、習慣實行徹底決裂。還要要建立一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服務的思想、文化、習慣、機構。防止出現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遺憾的是不僅“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更有一些人妄圖趁機撈取權力、地位，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就嚴重的幹擾、破壞了這次運動。

好在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的“鬥私批修”，人民對私心、修正主義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認識，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鍛煉。

這兩件事，現在在世的人，少數經曆了建國前幹的第一件事。多數人知道第一件事是從書上和經曆過第一件事的老人口述得知。還在世的70歲往上的人經曆過第二件事，健在的也會越來越少。第二件事到底是怎麽回事？

毛主席說：“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把這第二件事的來龍去脈客觀、公正的對年輕人說明白。這才是對毛澤東同誌的理解、尊重，也是對國家、人民負責。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毛澤東同誌是清楚的。毛主席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工作，我們基本完成了。第二件事應該就是要做好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工作。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告誡全黨要繼續革命。

共產黨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生活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活生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舊社會各種糟粕思想文化影響。

所以在井岡山、延安時期就有人腐化變質被槍斃。

建國後腐化墮落的人更多了。於是開展了“三反”與“五反”工作，對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公開審判處以死刑。

可是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思想文化覺悟的提高，肉體消滅也隻能短期解決問題。

如何落實“兩個務必”？盡管中央領導以身作則，開會喝茶都要交茶葉錢，毛主席下基層調查都交宿費、飯費。

可是黨內還是有些幹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公私不分，生活腐化，還有嫌棄原配夫人離婚另找的。

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世界56個國家和地區的無產階級政黨代表團參加了這次大會。赫魯曉夫一夥提出了一套修正主義綱領，赫魯曉夫還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麵批判和否定，由此開啟了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化”，全麵否定斯大林的局麵。

蘇共20大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後蘇共二十二大又通過了“蘇共綱領”，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已經改變，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的黨”的謬論。這些錯誤的認識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壞影響。當時蘇聯有一本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反映了當時蘇聯人民的思想狀態。蘇聯共產黨的錯誤也引發了東歐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動蕩。

蘇聯變修是曆史的必然。根源是斯大林完成了第一件事。對第二件事沒有意識到，或意識到了卻沒有做。機會主義分子就在他身邊，他不在了就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

在錯誤的政治綱領指導下。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方式的刺激、吸引下，蘇聯領導層腐化墮落問題越來越明顯。蘇聯的修正主義綱領，蘇聯高層的腐敗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必然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某些人。這也讓毛主席感到做好第二件事的迫切性。

鑒於中國共產黨內部一些人的腐化，和蘇聯修正主義泛濫對國內的影響。毛主席於1957年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於1963年提出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多數領導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涵、重典，也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教育辦法，所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矛頭向下，效果一般。

1966年，毛主席才提出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多數領導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沒有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意識，必然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理解。所以毛主席才說“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王震臨終前，他再次表達自己對毛主席徹底信服，並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時間延續，許多事情是靠時間延續，社會變化，才能得到正確認識。

共產黨隻要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革命組織。要實現共產主義革命就隻能、必須堅持“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隻是在不同的國家如何實現，要根據本國的國情找到最佳途徑。

在中國毛澤東同誌交代的：“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

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實現這兩個“徹底決裂”的最佳途徑。

至於收回那幾個島嶼的問題，隻是一個具體問題罷了。

根本問題還是要在實現兩個“徹底決裂”上想辦法，下功夫，讓世事變化，沿著馬克思指導的方向堅定不移的走到底。

[yongbing1993]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五日發表的名為“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為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民應該得到什麽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幹涉中國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為必須幹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勒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盡管承認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群“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為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是“為了什麽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為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為著什麽奧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鬥誌”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戰爭的方法（記著：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鼓勵雙方從事協商，力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製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結論：美國政府是堅決地一貫地抱著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誌和中國民族的權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幹涉中國內政，以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裏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任何別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偽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這種友誼確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隻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為美國人民沒有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並且曾在許多方麵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國政府的侵略行為，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采取進一步的幹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著友好態度，為什麽擴大這種友誼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並不是什麽友誼，而隻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占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隻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美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的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占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麽止境，決不是因為畏懼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難道不是已經堆積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得到什麽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製所不及。美國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看吧！這就是美國的貪得無厭的但是終於失敗了的幹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狀！隻有堅決的有效的鬥爭，將帝國主義者徹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腳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個厭物就被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幹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幹休了嗎？不，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並不能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者。盡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隻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分子存在，美國政府就決不會中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國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幹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卻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膽地宣布：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日所已經達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艾奇遜並在白皮書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發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為美國殖民地之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擔任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之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與自由，並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買辦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幹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役於美國獨占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谘商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維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隻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為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意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隻是努力恢複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或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幹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卻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幹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隸屬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役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幹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要做。美國侵略者號召某些中國人（按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在中國人民的經濟困難麵前利用某種暫時的表麵的物質“援助”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借以分化遠東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麵前散布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荒謬的惡毒汙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與此同時，則竭力衝淡國民黨的罪惡，並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些的某種新工具稱為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這些奇談簡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艾奇遜在這裏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他接著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的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鍾），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讚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複“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為“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幹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國內戰雙方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供給的。那麽，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盡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卻決不能使世界信服，決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為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是為什麽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所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滿，因為國民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利益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為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著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得對：“美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汙舞弊，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但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汙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汙舞弊事實誠不可勝數。”螃蟹責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裏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譴責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麵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鬥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準確些說，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中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國內外繼續征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曾經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強的，因為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為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須戰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恫嚇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隻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1949年8月13日】

[yongbing1993]

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險惡





在當今特色社會中看得見的，但化了妝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險惡，尤其令人擔心的正是生長《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那塊土壤。碰一下那些隻會發橫財而不懂國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來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權貴資本家老總官繚，也略有體會：不清不白的環境產生不倫不類的怪物，說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下，四十多年來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不管黑道還是白道《先富起來》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幾代人，在如今社會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順，在各級學校中尤其是大學中特別是名牌大學中，四十多年來培養了幾代中國人中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各行各業擔任著走資派官員和各行業的領頭人領路下，致使全體中國人高舉著《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國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中國富了。中國強了。

人，其實是最讓人琢磨不透的。法國大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這部名著裏對於人性的描寫可謂是淋漓盡致：一個人有時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險的懸崖邊上，推他一把，他會直墜下深淵，拉他一把，他就能獲得新生。那對年輕的戀人，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在他們即將絕望的時候，如果有人伸出手來拉他們一把，他們是不會墜下深淵的，他們的靈魂也不會被罪惡嚴重侵蝕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喪失殆盡。那麽，全民自私自利，誰來伸出這隻手？

毛澤東時代的人見證了中華民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的即毛澤東時代的一段特殊的曆史。他們親身參加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參加過《上山下鄉》呼吸過廣闊天地的新鮮空氣。他們在毛澤東時期度過了寶貴的青春歲月。將他們千錘百煉，終於鑄造成堅實、管用、敢開拓、能創新並富有時代責任感的一代嬌子！

毛澤東時代的人曆經了史無前例的新時代的社會實踐，心中始終充滿著正氣、希望和進取。毛澤東時代的人是特殊的一代，史無前例的一代，也是難得的一代。他們是一直對社會、對民族高度負責的一代人。他們正在追憶中看著社會，在以親曆者看著民族，在觀察中寄予希望，希望毛澤東時代的人的種子在祖國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希望社會越來越和諧，希望民族越來越興旺。

一位曆史學家說過——50年內無曆史。曆史，應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及演繹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實記載，離得愈遠，看得愈清。太短的時間，很難讓書寫者摒棄個人的榮辱恩怨，真實地反映曆史。

因此，真正的曆史，是需要時間來鑄造的，時間是曆史的試金石。

在文革中毛澤東時代的人，參加文革必須要使用過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大鳴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辯論大字報是運作形態。“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開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樣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卻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字裏行間充滿著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似乎預示著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通知）。《通知》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國正麵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通知》強調：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通知》表明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於是，個人崇拜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逐漸盛行。

從1963年起，毛主席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各級政府層一大部分權力。到了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腐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因此，毛澤東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控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一個飯堂的牆上，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革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署名是以聶元梓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師和學生。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是北大校長、黨委書記。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是從這裏點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

6月1日，毛主席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晚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同時發表了陳伯達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個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的運動哄然而起，短短幾天時間裏，全國各地的報刊連連刊登工、農、兵、學、商各界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北大頓時成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應倡議書。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了高考製度。大學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將成為一場持久戰。

現在，機會來了，可以革命了。在學校的操場上，經常聚攏著一群一群的人，被圍在當中的激情萬分地在演講，圍觀的人群熱情高漲，高聲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遊行的隊伍，邊喊口號，邊遊行，演出一幕幕“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精彩畫麵。

出身革命幹部和軍隊幹部家庭的同學，經常後悔自己出生太晚，沒趕上父輩那樣的年代，沒能在萬裏長征中浴血奮戰，沒能在抗日的戰場上英勇殺敵，沒能在三大戰役中建功立業，沒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衛國。現在，終於等來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在蘇聯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之後，中國高舉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了。克裏姆林宮的紅星已不再閃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國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織著，巨大的興奮與喜悅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統論”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傳到了全國各地。由於多年來，社會上、學校裏一直在宣講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們的頭腦裏形成了階級鬥爭的理念，認為：階級鬥爭永遠沒有結束，老一輩革命家和幹部子弟的父母們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江山隨時有變色的可能。一旦紅色政權變色，千萬人頭將會落地，無數工人和貧下中農又將回到舊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

現在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動，配合黨內的野心家準備卷土重來。這種理念在學校裏的集中表現就是革命幹部和工人、貧下中農子弟與地、富、反、壞、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必須劃定階級界線。在這場鬥爭中依靠的對象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他們的社會基礎，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在學校裏，“紅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對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7人列席了會議。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它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理論。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稱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走上社會 破舊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會，大破“四舊”，大造輿論，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幾個清華附中的學生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址上聚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紅衛兵”，得到大多數人的讚同。“紅衛兵”三個字，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奪取了沙皇的政權，革命導師列寧稱讚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紅色的衛兵。紅衛兵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就這樣誕生了。

6月2日，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名稱的出現，恍若天空中的一顆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某學校紅衛兵的身份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明確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就是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他們利用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所寫的這兩份大字報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後來毛主席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文章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起來。

[yongbing1993]

改革開放《自私自利》橫行霸道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打開了《私》的閥門以致自私自利橫行霸道，貪官汙吏代代相傳，貪汙腐敗無處不在，無官不貪，反了一批新官上任繼續再腐再貪，四十多年來一直喊著要“反腐“卻越反越多。為什麽反腐越反越多？是因為人人都有《私》。不反對《私》，不批判《私》。不人人都鬥《私》。不管誰上台當官有了權力就會利用權力為自己自家親朋好友謀《私》利。就會腐就會貪。改革開放用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了一條真理：就是反腐最有效方法是文革《鬥私》。中國幾千年的私有化社會實踐證明腐敗一直沒有離開過人類社會。隻有人人進行《鬥私》才能減少腐敗，隻有人人不斷進行《鬥私》台上的官員不敢腐敗。隻有人人徹底經常不停地進行《鬥私》才能製止腐敗。這就是大民主，人人進行《鬥私》監督官員。

《私》是什麽？對於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取得政權之後，複辟資本主義就是《私》。貪汙就是《私》。浪費就是《私》。當權者官僚主義就是《私》。行賄受賄就是《私》。偷稅漏稅就是《私》。盜騙國家財產就是《私》。偷工減料就是《私》。盜竊國家情報就是《私》。多吃多占就是《私》。自私自利就是《私》。損人利己就是《私》。

三反”運動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五反”運動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經過“三反”、“五反”運動隻是打擊了的一些官員的《貪汙腐敗》，而滋生在人們頭腦中的《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了《文革》。文革中的《鬥私批修》是最有效的《反腐敗》方法。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正如決議中所指出的，第一，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私自利》。第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自私自利》。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自私自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 第一就是官員層麵的《鬥私》, 這是最關鍵的重要的指共產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就是意識形態內的《鬥私》, 這裏指的是全體人民尤其是教育文藝領域裏的人；第三，改革, 這裏的改革指的是去除舊的私有的一切醜惡的習俗, 興起新的社會主義的風貌! 要完成這三項任務必須要放手發動群眾, 讓群眾自己起來《鬥私》而不是群眾要聽官員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掃除這堆《自私自利》的《垃圾堆》。隻有清除了這個《垃圾堆》，然後就能消滅了大老虎和小蒼蠅。

毛主席經常告訴共產黨人應當無所畏懼。要“敢”字當頭, 敢於《鬥私批修》……有些同誌直到現在仍是怕字當頭，有人甚至怕得很厲害，很古怪，而且越發花樣多。怕 字派說：“群眾亂起來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把習慣秩序打亂，使事情不好辦。”又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生產就不好進行，計劃無法保 證。”又說：“文化大革命會給反革命鑽空子，右派鬧翻天，鬧得厲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他們給革命 師生，革命幹部加了不少頭銜。於是怕群眾、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眾中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方麵說， 有的想做維持現狀派，但有一種人越走越遠，就隻能為自己垮台創造條件。曆史上從怕群眾到反對群眾，從怕革命到反對革命者不少。希望他們不要再蹈複轍。

有 些人口頭上講並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四十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 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 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並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 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說：有些同誌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於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 他們挑動工農、幹部鬥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 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麽？其實隻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隻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 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並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在看了紅衛兵後斷論，兩個多月的曆史，已成為七億五千萬中 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組織，大概會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和生活。還說：“如果西方世界的蘇修集團，認為這種狂熱隻是流氓行為或短暫熱情，那不僅是愚蠢的，而 且是危險的。”敵人的觀察比我們的一些同誌還深刻得多，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本是我們祖國的事，為什麽會使敵人感到危險呢？現在已經不是封鎖國的時代，文化 大革命正在影響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進國內的革命化。什麽地方、什麽單位、認真而不馬虎地抓革命促生產，就可以大大促進生產積極性和工農業生產、科 學技術新飛躍，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在 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於發現不帶括號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 權術的兩麵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 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 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 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份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屬於哪一個階級。思 想意識不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

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 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那個工人階級自發創造產生的，而是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 他們在那時按其社會地位曾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斯大林以至於 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 前進。

有一些工人出身的並不一定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英國工黨領導人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在蘇聯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 “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製造和散布這一觀點的人，是要製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 不願革命，也不準別人革命。

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黨內，曾長期處於少數地位，卻恰恰代表廣大人民、馬列主義，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人都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不作階級分析，處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數，也不支持少數，這是不行的，是虛偽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無 產階級在曆史上代表最廣大的人民，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指出：我們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按毛主席指出 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類，否則自己不能最後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策略叫做孤 家寡人主義，單兵獨馬的策略。無產階級相反，是要招收廣大人馬，好把敵人包圍消滅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孤立一小撮反革 命修正主義分子，取得一個個勝利。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舊人。無產階級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定取代資產階級的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並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誌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實行……”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為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

曆 史的階級鬥爭的確如此，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站到敵人一邊，先進的變為落後，落後的變為先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現出來。我們有些同誌以老革 命自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的革命曆史忘得一幹二淨，毛主席批評的官、暮、嬌、驕四氣他們全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能讓群眾觸動他們的缺德（不是缺點，是 缺德），而是隻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動員一批群眾保他們自己。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話應當讀一讀，我引她一句話。她對兩個街道幹部說：“如果這兩個 學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的，出這麽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這位普通婦女的話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 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說：“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又不是國民黨的地委，又不是舊政府，為什麽怕群眾？”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得多麽明白，簡直是毛 澤東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幹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事實是擺著的，兩條路線還在鬥爭，還在繼續，還會經過多次的反複，階級鬥爭的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八月 八日通過了《決定》，不過十二天，有個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就跳出來，提出了對抗綱領，而且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決定》不感興趣，對他的 綱領卻為之印刷、廣播，不亦樂乎。另一高幹子弟竟稱讚說：“這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高幹子弟中有許多好的，較好的，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接班人。 有些卻要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分析，不一分為二，隻醉心於高幹子弟專權，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去培養接班人。為什麽高幹子 弟要專權？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嗎？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要鬥私，批修”。鬥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裏的“私”字作鬥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這兩件事情是互相聯係的，隻有很好地鬥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鬥爭進行到底。我們要響應毛澤東的偉大號召，用“鬥私、批修”這四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通過學習，幫助我們的老幹部，新幹部和革命小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頭腦裏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為人民立新功。

[yongbing1993]

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揮動如椽之筆撰寫5篇評論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約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毛澤東為什麽在評論文章中點名司徒雷登? 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許人也?

一語雙關,揭開司徒雷登的“麵紗”

司徒雷登,全譯為約翰·雷登·司徒。美國人，但出生於中國杭州,父親是傳教士。青少年時期他回美國完成學業,此後,作為美國基督教南長會的傳教士攜妻子再次回到中國,1919年出任燕京大學校長。經過不到10年的時間,他就把燕京大學辦成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齊名的一流大學。從客觀上講,學校對提高中國學生的國際視野和人文修養都是有幫助的,也培養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政治製度,始終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馬歇爾就“國共兩黨和談”調停失敗。7月份,剛過完70歲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馬歇爾當初之所以把我拉進他所致力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事業,是由於我享有自由派美國人之聲譽,對全體中國人都心存友好,以及並無對任何派別和思想學派的明顯偏愛。”而實際情況是這樣嗎?

司徒雷登選定在中國實現他理想的人物是蔣介石。他始終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是依靠軍事手段所能解決的,所以“調停”期間,他特別熱衷於幫助蔣介石開成“國大”。國共談判破裂之後,他積極建議,在馬歇爾主持下改組國民黨軍隊,給蔣以技術援助,派技術顧問,用援蔣來壓共產黨就範。

在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在中國推行政治製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個美國人,後來更成為美國政府的代表,雖然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執行美國的侵略政策,這就使他不能不成為美國侵華的象征性人物。

“別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處就在於一語雙關,題麵明言司徒雷登離開中國,題底隱喻美帝主義對華侵略政策的失敗。它尖銳地嘲諷了司徒雷登的滾出中國和美國對華侵略政策的徹底失敗。

一針見血，直指美國侵華的本質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的白皮書。

《白皮書》敘述了美國和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其中著重說明了1944年到1949年間中國的形勢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嚴厲地指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透露了美國援助蔣介石的許多證據,呈現了美國助蔣反共的政策。

與白皮書同時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從這封信中,人們能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談到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派馬歇爾使華的原因時,艾奇遜指出:“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黨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方麵,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麵,他們不顧美國軍事代表的屢次忠告,仍然抱著武力摧毀共產黨的幻想。”

所以《白皮書》一經問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擊,並在全國掀起了斥責《白皮書》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後,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至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裏,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5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麵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麵目,從而一方麵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共產黨的支持,另一方麵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誌和決心。

一石三鳥，表達中國人民的心聲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毛澤東用這段生動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繪出了司徒雷登離華時的尷尬與無奈,也影射和諷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同時還明確地表達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個人的看法,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後,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與抵製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堅信蔣介石是中國唯一能抵抗共產主義的人,認為凡是反共者都是實現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麵比美國政府走得更遠。

中國的知識界曾對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當上美國駐華大使不久,他那“愛中國也愛美國”的形象就開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與國民黨政府經過談判,簽署了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使中國在經濟上更加依附於美國,受到國內各方麵人士的強烈譴責。

更令中國人憤怒的是司徒雷登對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堅決支持。1948年6月,當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美國扶日政策的愛國運動時,司徒雷登公開發聲,力挺美國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開講話中聲稱,扶日是為了“製止共產主義”。對此,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中學生紛紛表示極大的不滿。燕大學生自治會決議聯絡各校罷課以示抗議,並要求司徒雷登辭職。

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關係、燕京大學的師生關係,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繼續維護美國在華利益。

後來司徒雷登又準備訪問北京,想與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麵談,遭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否決,司徒雷登隻得離開中國。白皮書中曝光了許多司徒雷登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其中不乏他對中共的偏見,所以才有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的說法。

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真實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人民大眾已經看清了司徒雷登雖然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更為積極主動地執行著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

[yongbing1993]

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優秀又有醜陋






百年前中國的先人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進行批判，而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進行繼承。

在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句俗語，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一種典型的儒家學說教義，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如果皇帝叫一個臣子去死，那麽做臣子的隻有以死謝恩，這才算一個合格的忠臣，即使這個皇帝的想法是錯誤的，然而當臣子的也隻有去執行，因此在中國古代也出現了很多愚忠的現象，哪怕寧願一死，也絕不背叛朝廷。這種中華傳統文化就是醜陋的文化。是現代文明民主文化所不容的。這種文化就是封建獨裁文化。

那麽這句話最早出自哪裏呢？其實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者，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孔子曾說：“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後來這句話被後世逐漸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漢朝，董仲舒正式將“忠君”納入三綱五常的範疇，從此三綱五常思想便逐漸約束著人們的思想。

其實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後麵還有另外一句，這句話同樣和三綱五常思想掛鉤，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三綱五常思想中，父親和兒子之間也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作為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親的命令，父親在家庭中有著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古代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類的婚姻就十分普遍了。

在三綱中，除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外，還有一條是夫為妻綱，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這三綱也組成了三綱五常思想中最基本的框架，而三綱五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約束限製了人們如臣臣、子子、妻子思想的發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總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客觀的。

那麽，當年的批孔或者說反傳統文化中的醜陋，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是有的，當然被一些老古董老頑固老守舊分子認為有些偏激、有些過頭。然而，他們不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偏激或過頭是有其思想的和曆史的必然性的。

對於思想上的原因，毛澤東曾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曆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實正是這樣。

除了像胡適這類全盤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國學修養深厚的愛國學者，也難免這種偏頗。例如魯迅，激憤之下也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而在錢玄同看來，則是連漢字都要不得的。

盡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子和“孔學優點”(例如李大釗曾說：“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但是這種表態很快被淹沒在對孔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曆史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孔學被一切反動勢力所利用，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那時的孔學，占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製。

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鄉村。

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壓迫而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後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

至於上層，孫中山之後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麵的封建統治者。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複辟倒退、禍國殃民的醜劇假孔子之名而行!

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勳複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於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也尊孔。立孔像，興修孔廟，孔子學校開到世界各地。借著“傳揚中華文化“的幌子，販賣孔老二的封建獨裁統治。而在世界各地同時又喊著“民主“？豈不怪哉！

當時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於1916年公開發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並複行拜聖之禮。

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優秀文化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孔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被梳妝打扮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度來對待孔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

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

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勢所趨，情緒偏激、說話過頭，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華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擴散而趨於消亡。

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學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

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人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進步性。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麵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頁)

正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麵獲得解放”，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是因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正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忠實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糾正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片麵性。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19年以後，毛澤東就提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曆史的邏輯就是這樣吊詭，能夠糾正五四新文化運動偏頗的，能夠讓中華傳統文化煥發青春的，正是帶有某種偏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培養起來的新的文化力量。正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鬥私批修，批右傾翻案風。毛澤東逝世後，一切醜陋文化都複辟了。有人想當皇帝，官員資本家們，以及一切權貴名人明星都在做著“世襲“的中國夢。

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醜下》)

在今日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早已不是社會主義文化。而是資產階級腐朽的封建主義特色文化。共產黨的理想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

[yongbing1993]

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才叫新中國






在沒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裏，中國的工人農民懂得了什麽？

在沒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時間裏，毛主席的形象在現實的教訓麵前變得血肉豐滿，時時刻刻都在工人農民底層老百姓心中。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已經深刻懂得珍視毛澤東思想的珍貴遺產。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已經知道毛澤東的名字就是中國的代名詞。

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才叫新中國!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中國的中國的工人農民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使中國擺脫了一千多年來備受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擺脫崩潰的危局，重新走向民族複興的道路，而在今後，我們仍然迫切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才能突破困局。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人民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打破了幾千年來封建思想、製度對人民的束縛，以及近、現代以來中國官僚買辦剝削集團對人民的壓迫，創建了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但曆史的發展總是會有迂回的現象出現，今後勞苦大眾的幸福還要靠每一個共產黨員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世界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在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家開創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進而在朝鮮、在越南擊破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人民的肆意侵略，為幾百年來一直受到新老殖民主義侵略的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昭示了方向、增強了信心和力量;為50、60年代以來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運動的興起和舊的殖民主義體係的徹底破產提供了光輝的範例。

在毛主席之後，再沒有誰如此真心實意地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國家。

毛主席的出現，是中國的幸運，是中華民族的幸運，是所有被欺負的落後國家的幸運。

曆史將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融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毛主席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為了發展自己的理論，實現自己的理想，進行了偉大的實踐活動。

是毛主席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最大的可能是與非洲國家一樣，人民遭受苦難。

毛主席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功績在於：他看到了並用實踐證明了一個真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毛主席的理想太宏大了，他在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一切敵人——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反動派、美國侵略者後，他通過光輝的示範形象改造中國的知識分子，培養了與人民始終保持有血肉感情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

思想家與政治家一般應當是保持著一定距離的，毛主席卻是一個例外，既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又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正如中國老百姓所說的：毛澤東是“神”，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了這麽一個真“神”，其他人，有誰可以和毛主席相比呢?

那麽，他這樣的“神”，正如他所說的，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傳說中的“神”，沒有理論，但毛主席說出的話寫出來的文章包含著極深的理論，就像《老三篇》，語言樸實無華，可是裏麵包含著的內容，卻有著任何一部百科全書也不及的豐富的思想，再例如《論持久戰》等等，舉不勝舉。

毛主席是怎樣的“神”?經濟困難時期，他和他的全家人，和全國人民一起餓肚子;抗美援朝時期，毛主席派他的大兒子上前線，血灑異國他鄉，而不是讓自己的兒子當高官;毛主席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這，足以證明，毛主席不是普通的人。

毛主席，具有偉大而堅定的理想，他出口吟出的詩詞，都是大境界的，常人想不到，也吟不出來。

毛主席隻有一個，但作為巨大的曆史存在，愛也好，恨也罷，讚美也好，詛咒也罷，總之，對他，你必須是直麵的，想繞都繞不過去，你必須直麵他的眼睛，正如今天他還在天安門正中每天都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審視著神州和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

毛主席隻有一個，但毛澤東的化身卻不隻一個。以前，是萬歲的毛澤東，之後，是妖魔化的毛澤東。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最早是從人民中間，掀起了第一輪毛澤東熱。

多年過去了，毛澤東熱卻沒有降溫，而是越來越熱了，於是，那些妖魔化毛澤東的人士如坐針氈。這些妖魔化毛澤東的人，遲早會死去，但毛澤東卻常在人間，與他深愛著的，也是深愛他的億萬人民一起。

對於毛主席，需要通過對中國曆史和現狀的深入學習與探討，通過對毛主席的全部理論與全部實踐的深入研究，通過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密切交流與聯係，才有可能取得對於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全麵而正確的理解。

鄧力群同誌非常重視毛澤東思想研究工作，他組織編印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並在湖南韶山召開了專家研討會，力求從曆史遺產中發掘有利於今天的豐富精神營養。

鄧力群同誌雖然走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重要的三本書，《導師毛澤東》《新中國往事》《五十年來》，這三本書均為鄧力群同誌主持編寫。它們都是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流好書，是渴望了解真實情況、學習理論的讀者的好書。是喜歡思考、探求真理的實際工作者難得的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