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時《人權》大捧在中國人手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
《人權》：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
《人權》：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權利。
《人權》：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
《人權》：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人權》：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
《人權》：以及其他更多權利。
《人權》：人人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
《人權》是《我們擁有的權利》，隻因《我們》作為人類而存在——《並非任何別的國家或任何別人所能賦予。
這些普遍權利為《我們》所有人所固有，不分國籍、性別、民族或族裔、膚色、宗教、語言或任何其他身份。
《人權》涵蓋的範圍廣泛，從最基本的生命權，到食物權、教育權、工作權、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等讓生命富有價值的權利。
《國際人權法》規定了各國政府的義務，規定了政府采取行動的特定方式或應避免的特定行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的基本自由。
聯合國人權法體係的基礎是大會於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和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此後，聯合國逐漸擴大人權法的範圍，設立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民族以及其他脆弱群體的權利標準，保護他們免受許多社會中長期普遍存在的歧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人權：
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
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
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
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幹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
以上是聯合國對《人權》所描述的理想。這些“理想“產生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直白地說，產生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運動之後。也就是說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全世界人類中是沒有《人權》之一說的。
沒有《人權》之下的人類就是：富人可以吃喝嫖賭，朱門酒肉臭。而窮人隻能是做牛當馬為富人服務勞動，路有凍死骨。
就是因為共產黨運動的出現，有了《人權》一說。
然而，富人有錢有文化，腦子靈活，很快將《人權》占為己有。
富人們口頭上高喊《人權》，實際做得如何？
拿自稱《人權》記錄最好的美國說，對照一下以上的《人權》理想做到了嗎？沒有做到。這個結論要用幾十萬字的敘述也說不完。在這不說了。有興趣者查查網上有美國不良《人權》記錄的完整報告。
拿《文革》說事：
從最基本的《生命權》開始說，《生命權》的根本是要《活》，要製造的《生命多》，又能《活下來》。這一條《文革》時做到了。有博文如是說：《從七萬萬中國人到九萬萬中國人》，單說《生孩子》之事。《文革》時代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間，從七萬萬中國人到九萬萬中國人。《生孩子》二個億。
能《活下來》就需要擁有到《食物權》。事實擺在這裏《養活九萬萬中國人》的曆史事實中的中國人大多數還活著。更有力的依據還有就是《糧票》為實據。文革中的《食物權》是人人平等公平地享受的。當時的《食物》都是自然健康的《食物》。沒有轉基因，沒有造假有毒食品。都是緣色自然健康的《食物》，當然稀少珍貴了，所以為了不讓少數權貴多吃多占，讓人人都有份，就來用《糧票》等各種票證發到每家每戶，國營糧店菜市場保證供應。沒有中間商價廉物美。還有一條，二十多年物價穩定。從未加過價。以確保人人都享受為了生命而擁有的《食物權》。古今中外哪朝那代何方神聖能做到過？
《人權》中的《教育權》：《文革》中的教育是讓廣大的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權利。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在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峰。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因為致力於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占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入學率與識字率的上漲。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隻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實現。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文革》時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於1940年代晚期的幹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發展戰略嚐試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教育製度的轉變正是這個戰略中的關鍵一步。
毛澤東重視初等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公平、推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成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也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人權》中的《工作權》：工人有《鐵飯碗》。農民為人民公社的社員。學生畢業沒一人失業。
《人權》中的《健康權》：工人全保醫療。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
《人權》中的《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這是《文革》的最大亮點。全世界都知道的曆史事實。《四大武器》。各種造反派紅衛兵集體結社組織都有。不是走資派們攻擊抹黑的材料嗎？
文革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黑人領袖。1969年5月1日，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和夫人應邀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等中國共產黨領袖共同參加了“五一”國際勞動節晚會。毛澤東和林彪還共同在羅伯特·威廉的紅寶書上題字。之後他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美國。
文革時的《人權》大捧握在中國人民的手中！
罵共產黨《共產共妻》己成謊言。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共產共妻》了嗎？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不用多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憲法規定：一夫一妻製。
而全世界人類中有些國家有些地區有些少數民族是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是有存在的。
如在美國，至少6萬人過著“一夫多妻”的生活。" 一夫可以多妻 "，這樣的事情若是發生在一百年前，或是在非洲某處原始部落是不會讓人感到驚奇。可就是沒想到，它竟發生在當下，而且還是在號稱現代化文明的美國。
2020 年，美國猶他州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將 " 一夫多妻製 " 在自願的成年人當中不算重罪——基本和違章停車差不多，最高處罰 750 美元罰款，或者社區服務。這基本相當於，一夫多妻，在這個州算是得到承認了。
在婚姻製度上，很多人都認為美國全都是一夫一妻製，但其實美國也有可以有多個配偶的地方，美國的猶他州今年通過了一個法案，就是如果在自願的情況下，美國猶他州的人，若是有多個配偶，將不算犯罪。這其實也不算是合法化，隻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將不再算重婚罪。
美國允許一夫多妻的地方，最高紀錄有40個妻子。美國的憲法規定是一夫一妻製，所以不可能出現同意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的情況，不然這算違憲，但卻可以規定這種行為不犯法，除了猶他州外，在美國摩門教是一個盛行一夫多妻的宗教。
加拿大群交換妻俱樂部完全大揭秘。當進入21世紀的時候，物質世界乃至天體宇宙都會獲得深刻的研究和長足的認識，那麽有待開發的未知領域就剩下人類本身了。這實在是一語中的，也是一種具有參透力的哲學概括，說明人類最難把握的正是自己，從精神到肉體的自己。
在魁北克官方旅遊網站上，有一個稱為“Auberge 1082”的景點，位於蒙特利爾。對該景點的描述文字是：星級旅店，有浴室、夜總會等服務設施，周圍有自行車遊道。
從蒙特利爾市中心驅車向北，行一小時左右，在一個綠蔭匝地的僻靜角落，就到了Auberge 1082這個地方。但初來乍到者還會不明就裏，隻有潛下心來駐紮下去，才會發現原來這裏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群交換妻俱樂部。
確切地講，這個地方以“群交換妻俱樂部”聞名於世浮出台麵，還是近年的事情。據知情人透露，這裏實行較為嚴格的會員製，大部分會員散布在加拿大各地，東西岸都有。還有一些會員來自境外，遠至北歐、南美的都有。
這些會員被稱為“食肉一族”，在這裏盡情享受“肉體大餐”。他們除了按年交一筆會員費外，每次活動還要另外單交數量不等的費用。名為L’Orage的俱樂部內外有別，第三層是組織群交的地方，但這裏的活動一直是嚴格保密的，每個會員都有密碼。
妓女更是《共妻》一族。
美國境內的妓女數量，超過100萬。在世界各國中，隻有2個國家的妓女和紅燈區是完全合法的，那就是德國和荷蘭。目前，妓女和紅燈區在美國也是半合法化的。眾所周知，美國下轄了50個州。每個州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針對妓女和紅燈區，各個州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樣。在50個州中，內華達州推行妓女、紅燈區完全合法，在這方麵，向德國、荷蘭看齊。
因此，在內華達州，到處都是紅燈區，而且根本不用擔心警察。但在其他49個州，情況完全不一樣。有的州打擊力度很大，嚴禁任何形式的紅燈區，幾乎堪比東亞和西亞各國的水平。大部分州則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模式，禁止明目張膽的紅燈區，但妓女和“各種休閑場所”則是合法的。
美國的曆史很有意思，美國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英國國內的紅燈區模式和妓女問題，也曾經在美國非常流行。美國建立之初，國力非常淡薄。因此，美國無心介入歐洲列強的爭霸，而是依靠太平洋、大西洋的兩洋堡壘，采取了“悶聲發大財”的發展方式。在此期間，美國利用戰爭、贖買、交換等一係列的辦法，不斷擴大自己的國土。
到了19世紀後期，基本上形成了美國現有的地塊版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奧意等歐洲各國，基本上都飽受戰火破壞。美國徹底確立了自己世界第一的優勢地位，在二戰之後，美國的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工業生產總值，基本上都占了世界的一半左右。針對紅燈區問題，美國一直沒有專門的法令出台。因此，截至19世紀末期，僅僅是美國紐約，紅燈區機構就高達200多家。
當時，僅僅是紐約各個紅燈區上繳“特別稅，”就高達630萬美元。比紐約一年的航運稅還高，由此可見，當時的市場多麽龐大。1929年，經濟危機席卷美國以後，很多婦女為了生計和家庭，淪為了妓女，造成了妓女數量大大增加。對於這樣的情況，美國各方麵非常清楚。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根本無法禁止。直到二戰之後，美國才騰出手來，治理紅燈區問題。
從50年代到70年代，20多年時間裏，除了愛華達州之外，美國的各個州基本上陸陸續續通過了各種法令，通過這些法令，紅燈區被基本禁止，屬於違法的。但妓女是合法的，僅僅是不能在街頭“攬客”而已。為了應付這些法令，各個州的紅燈區開始“改頭換麵，”成為了各種“娛樂場所。”由於妓女們不僅在街頭，在六七十年代，收音機廣播和電話對暗號的情況，比比皆是。
對此，連美國警察們也無可奈何，因為這些情況不在打擊範圍之內。對於各地的妓女和紅燈區問題，各個州的打擊力度完全不一樣。有的州僅僅是做做樣子，有的州下手非常狠。例如紐約，在4年時間裏，逮捕了5800多人，並且公布了104名屢教不改者的信息。其他州則沒有這樣的情況，在部分州，情況與內華達州非常接近。
按照一些機構的預測，美國的妓女總數，有可能超過了100萬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2012年，當時的新聞報道，曾經3次參加奧運會的美國著名中長跑田徑運動員蘇茜·菲沃·漢密爾頓，已經成為了1名妓女。這件事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表示接受不了。
在美國社會中，妓女中的美國女性，比例並不算高。根據美國一些機構的統計，美國境內的各種類型的妓女中，大部分都來自於東歐、亞洲、南美洲等地。尤其是美國的鄰國墨西哥，很多墨西哥女性進入美國以後，由於各方麵的原因，最終淪為妓女。與此同時，一些人販子還會拐騙東歐各國、南美各國的女孩，這一情況甚至形成了產業鏈。
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中有多少妓女？
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中的男盜女娼場境：先說盜。大街上一陣騷動，奪得小手提包的盜賊在前麵飛跑，被奪的女士在後麵緊追，隻追了幾十米，就哭喪臉停下來了，路人就像受閱的部隊向檢閱的司令官行注目禮那樣目送他（她）倆疾馳而過，接著恢複平靜。這是一幕常見的街景。
撬門入盜，住屋失竊，公車扒手，樓道的摩托失蹤，是平常的話題。
有的出租車司機是強盜，乘客害怕；有的乘客是強盜，出租車司機害怕。出租車就都裝了隔離網。居民住宅也都普遍地裝了防盜網。這些網，是中國在世界上一幅特別的風景。
再說娼。夜燈亮了，僅是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發廊，裏麵的小姐們，穿著挑逗的妓裝，一字擺開排排坐，門口圍觀一群下班的民工，無“財”點“秋香”，隻能在門口圍觀欣賞。不一會兒，一部小車開來，走過來著裝筆挺的有“財”者，排開眾人，進去點了兩個帶走，圍觀的民工讓開通道，饞眼目送。
一個青年仔，挎上摩托，正準備起動，迅即在後座竄上一個不認識的妖裝女郎：“帶我去玩玩。”
一個男人，在街上走著，會有一個異形女人，擦身而過，悄聲問你：要玩嗎？
上述這種常態妓女，數以百萬計。
此外，還有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噢，講錯了，應該是中國特點的妓女，是“承包製妓女”，俗稱二奶，在港商、台商、外商、官僚那裏，大麵積存在。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妓女賣淫現象，叫做“被嫖幼”。本來，與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發生性行為，不管任何情況，都是要以強奸論罪、處以重罰的。可是，經司法加以修訂解釋，叫做嫖幼，就“被”變成了妓女賣淫。把強奸化為賣淫，重罪就可以輕判。進一步，再把賣淫作為市場經濟的自由買賣，為增長雞的屁作貢獻，就可以聽之任之。
還有一種更特殊的妓女，叫做處女妓女。這裏的意思，不是說某個處女去當妓女，而是說某個被定罪為妓女的女子卻仍是個處女。怪嗎？中國特點就是怪。事情是這樣的：公安機關抓來了一位女子，誣她賣淫，女子否認，公安就威脅她：你坦白認罪，供出嫖客，就從輕發落，否則從嚴處理。女子被迫，供出某某嫖客若幹名。公安就去把那些“嫖客”抓來迫供，你們坦白認罪，交罰金若幹，釋放無罪，否則從嚴處理。“嫖客們”被迫交了罰金獲釋。這種案例，不是孤例，而是有若幹例，其中有數例受害人心不甘，曝露真情，原來是無辜處女被誣為妓女，輿論大嘩。
中國的各種妓女，準確數量難以統計，估計在千萬左右。絕對數是世界第一，人均數也名列前茅。再重複一下：在中國，賣淫是非法的。在一個賣淫是非法的國家裏，卻盛行笑貧不笑娼，有妓女千萬，這個特點真是夠特的了。
賣淫嫖娼被歸於舊中國社會的醜惡文化現象，在中國曆史上已經延續了幾千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明令取締娼妓，采取了果斷措施，徹底根絕了賣淫嫖娼活動。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使得這種賣淫嫖娼現象成了中國曆史之盛世。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家庭的貧困狀況是引發賣淫等不良行為的重要原因。
《文革中婦女不當妓女》這是事實。中國幾千年的舊中國社會裏的妓女是一直存在的，唯有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新中國的婦女是不當妓女的。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地方政府承擔起消除《妓女》的責任。1949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接管北平之後一個月，葉劍英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了一項管製市內眾多妓院的規定。11月21日晚，警方出動2400餘名警察進行掃蕩，隨後北京224間妓院全部被關閉，1286名性服務者、434名妓院老板及拉皮條者被拘留。中國共產黨認為：“北京這次迅速、激烈的行動，很快被當作曆史性的勝利和全國的模範，表明了新政府對政體革新的願望和能力。”上海拖到1951年11月才禁止，一批妓女在從勞動教養所出來後“自願報名”去新疆與建設兵團的士兵完婚。
到1960年代初，這種方法基本上消滅了全國的妓女。新中國政府聲稱，在成功管製《妓女》的同時，《性病》也幾乎從中國大陸全部被清除。為此，全國29間性病研究機構在1964年被關閉。
共產黨中沒有《共妻》！
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關於西藏平叛[1]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麽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2]和阿沛[3]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於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製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製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4]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讚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裏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讚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麽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隻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麽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麽一點，你為什麽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製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製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製度。貴族坐在農奴製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製度了，不要那個莊園製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麽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隻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麵，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隻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5]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隻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幹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麽那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麽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麽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遊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裏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隻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幹部)在那裏，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讚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6]。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後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裏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7]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鬆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麽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複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裏，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裏來呢?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隻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幹幹淨淨。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8]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9]。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麵性。他們一方麵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麵，又不願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10]，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裏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麽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後，看他怎麽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後，看他說什麽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11]。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12]裏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隻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麽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裏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願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於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13]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麽講:你到印度有什麽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裏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麵，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麵，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後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麵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關於西藏問題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蓄意破壞《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實行，公開宣布“西藏獨立”。十七日，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麵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於二十日對拉薩叛亂武裝實施反擊，並相繼平息了其他地區的武裝叛亂，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2]班禪，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一九三八——一九八九）。
[3]阿沛，即阿沛·阿旺晉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薩人。
[4]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時逃往印度。
[5]定息，是我國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對民族資本家的生產資料進行贖買的一種形式，即不論企業盈虧，統一由國家每年按照合營時清產核資確定的私股股額，發給資本家固定的利息。從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6]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來在同達賴喇嘛的談話中說，毛澤東主席讓我告訴你，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根本不談改革；過六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
[7]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撤銷時，原轄區劃歸四川省。
[8]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9]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一九一九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還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國，後到台灣。
[10]《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
[11]指《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發表的達賴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後寫給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說：“對於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說：“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一旦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
[12]指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13]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
有人問：謊話和髒話哪個危害更大? 這個問題表麵上看上去好像是一個人的文明素質的問題。統治集團的走資派資本家權貴們和穿西裝的磚家叫獸們，他們一定瞧不起說“髒話“的下等人的。而說“髒話“的這些下等人不會說謊話。所以，謊話和髒話哪個危害更大?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階級屬性的問題。站在極少數剝削階級立場上，肯定會認為髒話要惡於謊話。但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天道天理的立場上，則肯定會認為謊話要惡於髒話。
道理很簡單，統治集團的走資派資本家權貴們和穿西裝的磚家叫獸們天天在說謊話，他們就生活在謊言之中。謊言是他們這個階級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所以他們絕不會把謊話入罪入刑。一定會把說髒話的下等人給於入罪入刑。
因為髒話是被剝削階級被壓迫人民特別是弱勢群體，除了革命造反之外唯一的發泄憤怒和減輕痛苦的方式。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種發泄憤怒和減輕痛苦的方式。然而就是這個唯一的減壓方式，也被權貴們用髒話入罪入刑給剝奪掉了。
可見一個說髒話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修養但是充滿人性的社會。
而一個說謊話的社會，則是一個富有修養而沒有人性的社會。
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政治文明的先進與落後，隻要看看這個社會法律上對說髒話和說謊話的不同規定，就能夠準確地判斷出這個社會的基本性質，判斷出這個社會還有沒有最起碼的人性以及還有多少人性。
美國精英集團和美國人民越來越反中反共的一個最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美國人接受不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內一些官員的反毛立場。這是世界各國不僅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時也包括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反中反共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拒絕跟著中國走資派來反毛澤東，包括世界上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那些與中國關係很鐵的國家，也拒絕跟著中國走資派們反毛澤東。
在中國反毛澤東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在他們與中國親密無間的時候，在反毛澤東問題上也絕不附和中國走資派，寧可保持沉默讓中國不高興，也絕不反毛澤東。
這也是許多中國小兄弟越來越不受中國待見的原因。雖然這些國家不像美國精英集團那樣是從政治文明的角度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偉大，而是站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上感激毛主席的支持和領導。
但是無論他們從哪個角度來讚揚毛主席，都對中國人躺在毛主席打下的江山上，卻反對否定和辱罵毛澤東的做法感到十分齒冷，由此而對中國形成了越來越惡劣的看法。
有一位藏族學生與漢族學生爭吵時罵道：“你們漢族連毛主席都反對，可見都是些什麽玩意兒”，可以說這個藏族學生的態度基本上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人的態度。世界各國越來越普遍的反中浪潮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毛主席是中國的，可是唯獨中國走資派對毛主席說三道四，進行了什麽玩意所謂的“三七開”的根本否定。
為什麽說“三七開”是一種根本否定，道理很簡單，因為“三七開”中的所謂三分“錯誤“，《文革》！《文革》恰恰是毛澤東思想最輝煌的部分，是毛主席創建的開辟人類曆史新紀元的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大眾政治文明。
大眾民主，是政治文明，又是當今人類社會擺脫叢林法則的指路明燈，是未來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是人類走向和平與大同的未來之路，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精神財富。
所以，否定毛主席開創的大眾民主的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就是對毛主席的最根本否定。
如果中國走資派悖逆曆史潮流，與現代政治文明對著幹，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世界人民對著幹，繼續對毛主席進行“三七開”式的根本否定，那麽中國將會越來越走向道德窪地，被世界政治文明所拋棄。
目前全世界勞動人民普遍崇拜和敬仰毛澤東，對世界和中國來講具有雙重作用。
一方麵，站在世界人民的角度來看是一件大好事，全世界人民信仰的統一，特別是對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信仰的統一，將奠定全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基礎，形成全世界99%人民大眾聯合起來的精神紐帶，從而形成人類走向大同世界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麵，在中國99%的人民大眾比世界各國人民更加強烈崇拜和擁護毛主席的情況下，一旦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打著崇拜和敬仰毛主席的旗號侵入中國，在信仰上與中國人民融為一體相一致，那麽就會對仍然堅持對毛主席進行“三七開”式根本否定的中國走資派，形成致命打擊和滅頂之災。
如果中國走資派不肯定毛主席大眾民主革命的《文革》，不尊重99%勞動人民群眾信仰毛澤東思想，中國必將在走資派手中解體。如果是希望中國在走資派手中實現崛起。不要再繼續否定毛主席晚年的繼續革命，因為這樣做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解體中國的一把政治尖刀，越來越威脅著中國的存在和發展。
總之，在當今崇拜和敬仰毛主席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信仰時，在世界各國精英集團即便是反中反共也不反毛的情況下，習政權應該對毛主席重新評價了。否則，99%熱愛毛主席的中國人民，將會在中外之間對待毛主席的不同態度上，被迫麵臨無法作出選擇的痛苦選擇。如果習政權失去大多數民意之後必將垮台。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方針是一定的階級為培養本階級的接班人而製定的。因而教育方針是有階級性的，體現著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體現著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專政。
新中國成立以後，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了。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主席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針。
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主席還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是他老人家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聯係人類的文明史，聯係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實踐而製定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顯著地抓住了無產階級教育的本質，就是要培養德、智、體幾方麵都得到發展的無產階級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必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因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無產階級政治就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服務的。因此，培養的人才必須是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並且不是一般的勞動者，而是必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
“有社會主義覺悟”是極其重要的，必須使受教育者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它們本質上有什麽區別?從而會自覺地捍衛社會主義事業，自覺地“防修反修”，防資止本主義複辟。
智育必須全麵發展，全麵發展必須分清主次。這樣才能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體育也必須全麵發展。這個全麵發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各種體育項目必須都要掌握，而是指全麵地理解體育理論，並在實踐中運用。就是要讓學生“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
在那火紅的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多年代裏，“又紅又專”常常出現在媒體上，出現在各級領導的講話中，出現在群眾語言裏，出現在課堂上，出現在標語中……。
“紅”指思想紅，就是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突出用馬列毛思想武裝頭腦，突出“為人民服務”。“專”指要刻苦鑽研文化科學知識，要精益求精，掌握好為人民服務的過硬本領。“又紅又專”是毛主席教育方針的生動體現。
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根據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複辟資本主義的教訓，結合我國的修正主義苗頭，強調防修反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他老人家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毛澤東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講話提出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一、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二、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和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
三、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95%。
四、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五、自己有了錯誤，要做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
講話強調：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引自《百度百科》黨史百科工作組)
這五個條件本質上是毛主席教育方針的延伸、深化與提高。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與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思想得到大普及。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裏鍛煉成長。各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知識青年中選拔人才上大學，當時稱為“工農兵學員”。這些都是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的實踐，都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逝世不久，這些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都被扼殺在搖籃中了。
至今，許多學校對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都不提了，而是立孔子像，提倡“弟子規”。
問題在於孔子是代表哪個階級的，為什麽值得大樹特樹?大樹特樹孔子的人們又是代表哪個階級的?他們要培養什麽階級的接班人?
難道不應該深思!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其他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是無產階級教育事業的指路明燈。因此，必定再放光芒!
毛主席平時就有深厚的來自群眾的思想、理論及文化的積澱，所以到了關鍵時刻往往信手拈來各種格言、警句。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說法就是這麽來的，後來這一說法成了一句名言。
這一名言出自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裏摘錄其中一段：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世界上隻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受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立了完成的列寧主義體係。
毛主席在道層麵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器層麵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在道器層麵全麵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
當讀到這條新聞時：美國高官《佩洛西麵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人群時，大罵“滾回中國去”，抗議者一臉懵》。美西方如今的這些高官還懂得《人權》為何物嗎？滿腦子裝的都是反對中國人。何談人權？
當美西方這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聽信了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控訴，極力幫助發聲為他們爭取“人權“時，美西方這群高官不想一想，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這群中國人的基本人權是有的。更沒有去看在舊中國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員隻關心這些中國來的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人權“。而非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人權。
當美西方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時，關心這些被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的《人權》嗎？
當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對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實施的係統性、國家支持的迫害和種族滅絕時，猶太人的《人權》在哪裏？
當以色列瘋狂到歇斯底裏要求加沙地帶北部的110萬人在24小時內離開，就要進行無差別的狂轟爛炸。本來加沙地帶2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萬人，平均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人口高密度。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下達了最後通牒，通過大屠殺再來掠奪加沙的大片領土。這樣的話，3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在哪裏？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在當代國際舞台上，《人權》成了美西方對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寶”。美西方總是擺出一副世界《人權警察》的麵孔，到處指手劃腳，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無視人權》、《侵犯人權》。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攻擊由來已久，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屈服過，而是進行了有理、有利的反擊。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很多認識，其中有一些論述是相當的深刻。李大釗和陳獨秀後來成為我們黨的創始人。
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也可以說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國化的進程。
從所查到的資料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人權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當時在北京、廣州、上海、山東、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權》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這樣非常明確的口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製定了憲法性的文件，製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勞動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進行根據地建設，頒布了一係列的《人權》條例。
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在中國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做的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確立階段。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政權問題。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實踐非常重要的必經階段。
《人權》概念,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為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政府利益服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為普通人民和平民階級實現和保障的。
人活著的人權，成為人世間一切人的《人權》的源頭，人因而成為唯一具有自為性的真實的有《人權》者。
任何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成了一種虛幻的《人權》。
自古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剝削階級和權貴階級等富人們缺少過從基礎到高級的任何《人權》需求嗎？沒有，從來沒有缺少過《人權》。
而缺少《人權》的是窮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
《人權》！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也是目前聯合國的中心議題。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算得上一個流行的偉大的名詞。
審視當今世界，發現《人權》其實是一個多變的概念。人們往往從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一詞作為“武器“來用。
其實，《人權》這個詞的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張。在《人權》概念的解釋和運用上，總是存在著某種混亂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根由的。
大體說來，這是由於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派別和各個個人，在經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展水平等方麵不盡相同。《人權》本身過於寬泛和複雜。對人權及其曆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倫理的諸多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曆史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人權概念在現代的過度膨脹，導致《人權》概念呈現各說各的複雜性。
當1945 年6 月26 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時，“促進和鼓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1 條第3 項)，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宗旨，僅僅是促進和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人權， 連“保障”之語也沒有，更不用說上升為“ 法律”的原則。
縱觀中外人權概念，其種類之多，陳述之雜，足以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同學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基於自己的學識和認識水平, 對不同社會的時代、不同文化類型、曆史傳統、經濟製度等產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現簡繁不同的人權概念。由此還產生在觀念形態和實際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權概念。
從人權概念的起源來看，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權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共同理想，《人權》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於人類的本身。通過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改造，使人類去除受私有製異化了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權、民主相聯係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諧社會主義製度。使人真正成為人權中的權利主體，才是同人權中有關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權利內涵相統一的人。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宗教中新教掌權者，利用人權取得統治地位後，將人權中正當的權利異化了，使人權成為統治階級或領導集團的特權，成為享有資本和財產的特權，原本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自覺自願的勞動也變成了異化勞動。
反映在中外人權觀念上，就是漠視人與人之間的富與窮的地位、文化、財產等差別，僅僅賦予人權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或普遍權利，以平等的、無差別的“人”的表象，實質上掩蓋了人權概念中真正的本質和內涵。
在美西方等發達國家的人權概念中，都標榜人權是世界上人類與生來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男女無差別的道德權利，實際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實例是，中國曆史上，八國聯軍侵占中國時的嚴重踐踏人權情況。1885 年法國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豎起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道的人權招牌，無不表現出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他們把人權僅僅視為“歐洲人權”或白種人的特權。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權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狂妄、野蠻和異化性。這種人權概念異化性, 在近現代的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侵略者和美國霸權主義者的“人權外交” 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把人類對自己應當享有權利的同化概念變成了權利異化的概念，從而將人權概念異化了。
對人權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眾多的人權概念中，除了極少數對人權析義表述較為清晰外，尤其在簡單的人權概念裏，大多不僅在語法和邏輯上表述過於模糊性，就是在語法和邏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 人權概念中必備的主體、形態、客體等內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領，無法明白人權概念最起碼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權界定為“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或說人權即“人格”或資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權”，或說人權“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權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體。因為人權主體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使認為人權的主體是“人作為人”或“人之所以成為人”等表述，也會引起模糊的爭議，必須要作出適當的說明。
關於人權的客體，不少人認為人權就是做人的權利，作為客體的“權利” 到底指什麽？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即使說明人權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社會屬性為本質的權利”，對該“權利” 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因為我們無法了解與人權概念有關聯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含義是什麽。
人權的具體形態，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權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倫理) 權利”， 或“應然權利”，或“基本權利”，或“應然部分和實然部分”、或“ 法律權利”等等。但沒有說明是否人權源於人的本性、尊嚴、人格、需要或者行為等。也沒有開列或至少列舉出具體的權利形態，無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較大包容性。因為人權的具體形態是人權概念中的重要問題，由此可看到給出人權定義的學者，對人權理論了解的多寡、深淺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見的智識。在這一問題上, 不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論。
目前歐美西方各國實施的“人權外交” 政策來看，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地位和獲取自身利益，聯合西方強勢方的各國推行人權的雙重標準。
從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國際人權狀況報告，矛頭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的“人權問題”，實行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處於弱勢方的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內政。如美國攻擊中國存在著壓製勞工權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勞改營、出口勞改產品、執行強製性墮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謀殺、失蹤、迫害政治犯等嚴重人權問題。
中國的報刊不時披露美國的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流浪街頭人員、虐待俘虜( 囚犯) 、用電擊手槍對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人權外交”的本質之餘，也看到這樣的事實: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方以“人權”為口實指責作為弱勢方的發展中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權問題，號稱“人權衛士” 的美國也不例外，作為強勢方的國家、政府、有權有勢有錢階層者不時對處於弱勢方的勞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實施人權侵犯，從這些意義上講，最需要人權保護的是弱勢方。因此，人權的本質是保護弱勢方的權利。
從近、現代人權的發展史看出，發達的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侵略他人和實行殖民統治時，比如1840 年的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瓜分中國, 他們從來不講人權。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有了國際《人權》標準，但美西方歐美列強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借口，經常對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國家進行軍事幹涉，確立了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體製。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實行人權的雙重標準，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國利益，特別是2003 年3 月20 日發動侵略伊拉克，還爆出震驚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關塔那監獄存在嚴重侵犯囚犯人權問題。
由此看出，美西方發達國家和霸權政治構成對世界《人權》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權》實現的重要阻礙的國際條件。21 世紀應當對強國的《人權》主張進行批判性檢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向霸權政權和強國抗爭和訴求《人權》實現的條件。
從世界各國來看，包括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內的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量貧困人民、下崗職工、生活無著落的乞討人員、男女性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地區差別、社會保障的普及程度問題、冤假錯案難以伸張、官場腐敗、行政權力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特權泛濫成災、缺乏有效民主體製、口號監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個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承諾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作為評價各國在什麽程度上具體和實現了廣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權利的有效基準，也就是作為檢驗各國政府對人權實現履行其何種程度義務的條件。
因此，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前言”中都規定：“各國負有義務, 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要求：“各成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這是各國承擔實現《人權》的義務。
由此看來，作為人權主體的弱勢者( 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弱國小國和處於劣勢的民族) 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 各個國家、執政者、聯合國和社會( 包括國際社會) 是人權實現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類的人權的保障才能最終實現。
然而，《人權》在口頭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現實社會中一直是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色列有狂轟爛炸的人權》《加沙人隻有逃跑積死亡的權利》。《強權國入侵弱國》。
《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刊載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
兩千一百多年前，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初步統一的封建國家，這就是秦始皇領導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然而，這樣一個頗有新興階級革命朝氣的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後不久就滅亡了。
這樣一個曆史現象是怎樣發生的?
曆代的孔孟之徒，在這個問題上製造了大量的謊言。他們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統統歸罪於秦始皇，歸罪於秦始皇的法家路線。
這全然是對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變和秦始皇法家路線的中斷
“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在我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王朝建立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複辟反複辟的激烈鬥爭。
統一以後，這種鬥爭並沒有結束。奴隸主階級複辟勢力采取種種手段，進行拚死的掙紮。他們有的在朝廷和宴會上公開跳出來鼓吹分封製，反對郡縣製;有的“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大造反革命輿論，詆毀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有的更名改姓，潛伏下來，伺機變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陣，進行卑鄙的暗殺活動。混在秦政權內部的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趙高，就是複辟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趙高本是趙國舊貴族的後代。在當時的社會大變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趙高本人也做了宦官，“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騙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這個家夥懷著滿肚子沒落奴隸主階級對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仇恨，采用韜晦之計潛伏在秦王朝內部，表麵上裝作擁護秦始皇，當上了秦始皇寵愛的小兒子胡亥的法律教師，“得幸於胡亥”，並且竊取了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的職務，篡奪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權力。秦始皇出巡的時候，他竟成為身邊隨行的幾個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東方，當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廣宗一帶)，突然死亡。趙高看見篡奪大權、改變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時機已到，立即跳出來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裏的車馬衛隊和用來傳達朝廷命令、征調軍隊的“符璽”大權，扣壓了秦始皇臨終給公子扶蘇的信件，煽動和誘騙胡亥，威脅和拉攏李斯，偽造秦始皇的遺詔，逼死太子扶蘇，禁閉並害死堅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為秦二世。
趙高用反動的孔孟之道作為發動政變的思想武器。他引證儒家經典，說什麽，曆史上有的奪權政變，“孔子著之”，“不為不忠”，“不為不孝”;今天發動政變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對胡亥說，始皇臨死前沒有分封諸子，不搞政變你就會“無尺寸之地”。他對李斯說，秦的丞相功臣沒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殺身死，而發動政 變擁立“慈仁篤厚”、“盡禮敬士”的胡亥，就會“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幾年之後，趙高如此明目張膽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謂“仁” 和“禮”，宣揚分封諸侯，這充分暴露了他複古倒退的反動儒家立場。在這個關鍵時刻，身居要職的丞相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複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卻受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所製約，為了維護個人的名利地位，妥協動搖，鑄成大錯。李斯在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方麵是有過重要貢獻的，但也犯過嚴重錯誤。他在趙高發動反革命政變這個緊要關頭，出於私心，向反革命勢力退讓、屈服，就是重大汙點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變後，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趙高手中的一個傀儡皇帝。“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趙高獨攬了大權，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展開全麵的反撲。他推行了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反動政治路線。這些所謂“餘民”，所謂“賤者”、“貧者”和“遠者”，決不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而是那 些被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和專政打翻在地的沒落奴隸主貴族。這條路線，完全是孔老二、呂不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克己複禮”的反動路線的繼續。在 組織路線上，趙高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親信，網羅死黨，讓他的女婿閻樂當上了首都鹹陽令，他的弟弟趙成當上了郎中令。同時“更為法律”，篡改了以堅決鎮壓奴隸主反動勢力為重要內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執政的時候關押的罪犯放出監獄。另一方麵，則向秦始皇的法家領導集團進行血腥的階級報複。儒家搞複辟倒退，從來是殺人不眨眼的，極其殘暴狠毒的。趙高煽動秦二世“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殺害了蒙恬、蒙毅、去疾、馮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個公子、公主。牽連受害者不計其數。最後，連李斯也沒有被趙高放過，終於“腰斬鹹陽市”，並“夷三族”。對各郡縣地方官，也大規模地進行了清洗和殺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終於又殺害了秦二世，並且公然提出恢複分封製。
趙高篡權以後，還大大加重了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時候，恢複了奴隸製時代的“人殉”，“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甚至還把許多修墳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這種慘絕人寰的殘暴行為，是曆史的倒退。他們恢複了阿房宮的修建，並征調五萬人為屯衛，“令教射狗馬禽獸”。“賦斂愈重，戍徭無已”。結果，京師的糧食草秣都嚴重不足，又從全國各地征調大量糧草入都。秦始皇的時候，為了發展封建農業經濟，對從事農業勞動的比較貧苦的農民(當時叫“閭左”)，規定的服勞役、兵役的時間是比較短的;趙高篡權後，就大規模地“發閭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負擔直接加在貧苦農民的頭上。種種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貧苦農民重新淪落為奴隸。他們還采用殘暴的刑罰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
這些情況說明，在沙丘反革命政變之後，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已經中斷，而被趙高代之以複辟的儒家路線。 趙高複辟集團雖然沒有來得及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封建的政治、經濟製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奴隸主複辟勢力和廣大勞動 人民的矛盾、沒落奴隸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矛盾。在趙高篡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發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很快就推翻了趙 高、胡亥的反動統治。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趙高篡權是秦朝滅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駁“法家亡秦”論
秦王朝迅速滅亡到底是不是“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推行了法家路線的結果?這是曆史上儒法論爭十分激烈的一個問題。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這個題目攻擊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線。叛徒、賣國賊林彪也學著他們的腔調，寫了“論秦”三條，對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極盡誹謗誣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說：秦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窮兵黷武”，“內平六國”，“北卻強胡”。林彪也攻擊秦始皇“輕啟戰端”。
毛主席指出：“曆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秦始皇所進行的戰 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關東六國的諸侯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一種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這兩種戰爭，前者結束了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麵，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後者反擊了北方落後的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衛了中原廣大地區先進的封建經濟、文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兩種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消滅諸侯割據局麵所用的“兵”，抗擊匈奴奴隸主侵襲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內平六國”，“北卻強胡”，不但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興盛的兩個重要條件。隻有那些在社會製度上主張倒退，在侵略者麵前主張投降的儒家無恥之徒，才會對此進行喪心病狂的攻擊。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比起春秋、戰國幾百年的任何時候，戰爭都大大減少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四十年間，僅在魯史上有記載的，列國間的戰爭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次數頻繁。其中很多是非正義的割據混戰，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西漢的賈誼說：“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罷〔pí 音皮〕敝。今秦南麵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⑧。這段話，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統一前後的實際情況，也是對儒家惡毒攻擊的一個駁斥。
孔孟之徒的反動宣傳說，秦王朝的迅速滅亡，是由於秦始皇“賦斂無度”。林彪也跟在他們屁股後麵，攻擊秦始皇“苛賦稅”。這是儒家反秦的老調。西漢的反動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開河，胡說什麽：秦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後代孔孟之徒攻擊秦始皇所引據的經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賦稅徭役，便開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嚇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個“古”，果然是那麽“輕徭薄賦”麽?完全是無恥的偽造!
在奴隸製度下，哪有什麽徭役、賦稅製度可言!那時候，千百萬奴隸戴著沉重的枷鎖被束縛在“井田”上從事艱苦的勞動，甚至被活活殺害作為“人殉”和“人犧”，他們連自己的身體都屬於奴隸主所有，和牲畜一樣，沒有做人的權利，隻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他們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手工產品，全部屬於奴隸主。封建製代替奴隸製，是曆史上的一次大進步。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廢井田，開阡陌，實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隸的勞動力，吸引了關東六國的很多勞動人民跑到秦國去，這就說明在秦國的封建製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隸製殘餘的關東六國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統一中國後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從法律上承認了由奴隸逐漸變為農民的人們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秦始皇獎勵發展封建農業經濟的政策促進下，生產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然，秦朝是地主階級專政的王朝，秦朝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是殘酷的;但比之奴隸製度下奴隸的生活已經有了改善。這個曆史事實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負擔是重還是不重，還要看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的水平。秦統一中國之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斷鞏固封建土地所有製，獎勵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大興水利工程，修馳道，通水路，統一幣製，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等等，這些都有利於生產的發展。秦朝人民負擔雖然不輕，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間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並未激化到大規模外部對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的生產有了發展。
秦統一前的封建諸侯割據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雖然基本上已經建立了封建製的生產關係，但是生產的發展仍然受到諸侯割據局麵的嚴重阻礙，人民的實際負擔在社會產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時候，小國除了要維持自己的軍隊、國家機關和滿足統治階級的窮奢極欲以外，還常常要向大國奉獻十分苛重的貢賦，這些負擔全部落在小國人民的頭上。即使是象戰國七雄那樣的大國，也常常征發大部分青壯年農民出征打仗，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少了，人民負擔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諸侯割據時期的這些情況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人民負擔，相對地說是減輕了的，又哪裏有幾十倍苛重的問題呢?在秦始皇執政時期，為了鼓勵發展農業，規定貧苦農民(即“閭左”)每年隻服勞役一個月，一生隻做“正卒”一年，“戍邊”一年。何況，秦統一後人民的負擔中，有些是為了抵禦匈奴奴隸主的侵擾。
麵對匈奴奴隸主的侵擾，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抵抗，人民當然要有較多一些的負擔。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勢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難。為抵抗匈奴奴隸主的侵襲而動員人力物力，這怎麽能和諸侯割據混戰時期的情況相提並論呢?
網上流傳一句話，叫做“守著糞坑打蒼蠅，蒼蠅隻能越來越多。”這樣做的目的不是打蒼蠅，而是在向別人表演自己在打蒼蠅。
可見，目前人民大眾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已經看清了罪惡的根源和實質，即便是不再繼續揭露各種社會罪惡，人民也已經普遍覺醒了。現在問題的關鍵是需要指出消除這些罪惡的出路和方向在哪裏，告訴人們如何才能鏟除糞坑。
20世紀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紅紅火火，就在於大家都知道出路在哪裏，方向在哪裏，這就是搞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所以大家才會一哄而起，讓大半個地球都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剩下那半個地球的美歐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革，把原本屬於社會主義的福利保障製度搬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從而才挽救了資本主義製度，並在20世紀末推動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回光返照的最後繁榮時期。
而如今雖然大家都已經下定了決心要消滅資本主義腐朽製度，但是由於社會主義被妖魔化了，特別是被社會主義最成功的中國知識分子給徹底妖魔化了，大家不知道用什麽來替代資本主義，結果就是無論是美國華爾街運動還是歐洲反資本主義大眾民主運動，都不知道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怎麽辦，用什麽來取代資本主義，結果鬧了半天最終還是隻能回到資本主義當中，繼續守著糞坑打蒼蠅。所以守著糞坑打蒼蠅，絕不僅僅是統治集團虛偽表演的結果，而是人們根本不知道怎麽鏟除糞坑，而隻能接受守著糞坑打蒼蠅的虛偽現實。
盡管大家都知道——無論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守著糞坑打蒼蠅純粹是一種政治表演，但是卻隻能接受這種表演，因為這個表演畢竟還是人們在打蒼蠅，而不是用人們的身體喂蒼蠅，多多少少還能夠讓人們看到一丁點兒正義的亮光。這就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守著糞坑打蒼蠅的意義。雖然可憐，但畢竟還有一絲亮光。當今人類社會之所以會落到如此可憐的地步，主要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性犯罪造成的，並且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曆史性犯罪，還是對世界人民的曆史性犯罪。
這就是中國老祖宗一直提醒大家要高度警惕和嚴格約束知識分子的原因。水泊梁山就一個知識分子還起了個名叫吳用(無用)，可是這個知識分子不僅僅是無用，而是具有極大危害作用，整個水泊梁山就毀在了這個知識分子手裏，他的雙手沾滿了梁山好漢的鮮血。如果不是這個知識分子的禍害作用，原本“敢笑黃巢不丈夫”的鐵血領袖宋江，絕不會率領梁山走上投降道路。
說起來，第一個精致利己主義者，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文革前的新中國，教育係統的老師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雖然學校的書記是老共產黨員老革命，但在學校課堂上教書的都是老先生。老先生們按照老傳統培養學出為精致利己主義者。
餘永澤是地主的兒子，北大學生，胡適的崇拜者。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由於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愛國學生都投入了救亡運動，但餘永澤隻想過自己的小日子，成名成家，還反對林道靜追求進步。
記得當年讀《青春之歌》時，最討厭的人物就是餘永澤，正是由於他的自私、嫉妒，才導致盧嘉川被捕犧牲。
據說，餘永澤的原型，解放後過得不錯，寫作上也有建樹，這應該和新中國定鼎伊始，就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有關。通過這場運動，許多知識分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學會了唯物辯證法，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精神世界也變得豐富、充實了。
在50至7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防止大學生蛻變為“精致利己主義者”(那時稱“極端個人主義者”)，下了很大功夫，這一點在電影中也多有表現。
記得在70年代文革的電影《決裂》中，“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校長龍國正，到一所“名牌大學”去參觀，就遇到這樣一位學生：他從農村考上大學，“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母親千裏迢迢來看他，他卻嫌母親土氣，把老人家一個人丟下不管，跑去追捧“歐陽教授”去了。
這一幕，讓龍國正看得痛心疾首，也促使他下決心在共大推行新的教育方針。
新中國前三十年，特別是在《文革》中，非常重視世界觀改造，反對極端個人主義，提倡知識分子把個人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社會主義的前途緊密聯係在一起，做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些努力挽救了許許多多餘永澤式的人物，避免了他們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名曰改革開放實質複辟倒退的八十年代之後，世界觀改造的提法沒有了，知識分子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然也就不用改造了，那麽，問題是不是解決了呢?
沒有。不但沒有。更是變本加利成幾何級別地泛濫成實。各種小學中學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裏都在培養大批的精致利己主義者。
新世紀初年，北大錢理群教授，就在《大學裏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
“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
“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
但非常無奈，錢理群教授言者諄諄，很多學生聽者藐藐，覺得做精致利己主義者很好啊，隻要自己的私欲得到滿足，社會、國家、民族等等“宏大敘事”，關我屁事。
至於錢教授在文章中，關於“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痛切提醒，他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但是，最近網絡上曝出的複旦留美流浪博士故事、穀歌清華畢業生殺妻事件，以及由於殺害母親而剛剛被執行死刑的北大學生吳謝宇等等，令人悚然而驚。
他們的命運，揭示了這樣一條規律：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人生之路，很可能伴隨著精神崩潰和犯罪。
這其中的邏輯非常簡單：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也是他們唯一的精神寄托，一旦私欲受挫，他們就會陷入絕望、空虛之中。
隻是，人生在世，豈能事事如意?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信奉弱肉強食，熱衷腹黑宮鬥，“恨不能像烏眼雞似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私欲受挫是經常發生的事，如此一來，抑鬱、焦慮、乃至精神崩潰，就成為大概率事件。
此外，精致利己主義者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應該萬事如意，擁有完美人生，如同趙薇執導的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陳孝正所說的那樣，人生如同他的建築設計，不能有任何差錯。
但實際上，精致利己主義也不過是大千世界裏的一粒塵埃，該受的苦難一個都逃不了。可是他們不承認、不接受，最後發瘋就不可避免。
毛澤東時代雷鋒的人生，為什麽是充實、幸福的?
因為他找到了聯結有限和無限的橋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雷鋒由此得到了永生!
回過頭來看一看，新中國提倡改造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大關懷，大悲憫”，一些人不領情，也就罷了，但最後發瘋，也就隻能怪自己了。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製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白求恩同誌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⑵。白求恩同誌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誌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誌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係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我和白求恩同誌隻見過一麵。後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於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大會閉幕以後，很多同誌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誌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並經過全黨同誌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
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這兩條路線在互相鬥爭著。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