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
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
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
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麵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麽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麽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
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
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
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
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
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
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麵。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隻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
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麽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
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
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
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
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
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麽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麽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麽。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麽不進農會？
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
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
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
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
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麵。
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
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幹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
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
隻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
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
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
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
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隻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個民族的苦難，往往就是從毀滅英雄開始。一個民族的興起，往往是跟一個英雄的誕生開始。華夏的多次絕處逢生，是因為有英雄輩出。匈奴的興起，始自冒頓單於。蒙古的雄風，來自成吉思汗。美國的獨立戰爭，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國的爭權，實際就是兩個痞子的戰鬥，卻被賦予正義和崇高的意義，因為美國是因為此戰而獨立。
一個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於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揚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載體。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自立不起來的民族，最終會走向消亡。一個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民族意誌的民族，他也隻能在飽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為什麽曆史會循環？為什麽一個統治秩序隻能維係幾百年？為什麽老的權貴會在仇恨中毀滅，新的權貴又會走老權貴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難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被稱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劉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後者則為暴君，他們，實際是曆代的儒家嘲諷的對象。
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數時期是權貴之間的遊戲，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堯舜的“禪讓”，對於破壞秩序的農民起義，總是譏為暴民造反，儒家從來不反省統治者的罪惡，不反省自己理論的缺陷，卻仇恨底層人民的反抗，扼殺底層人民的生存，實際上扼殺了中國人思維的進步。
儒家。從理論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狹隘的，曆史的循環，就是儒家的沒落導致的。
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對話論天下，直麵的就是中華興亡律。
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無法企及的思想，他屬於毛澤東。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隻有毛澤東，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來，毛澤東獨立的人格，注定了未來中國不可阻擋地要走向崛起。
那個蔣介石日記抗日、地圖擴疆、滿嘴仁義道德、內部安葬齷齪的人物，自然被遺棄在台灣，繼續在日記中自淫。
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是堅持不懈地在致力於阻止資產階級複辟，二是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阻止共產黨的變質和共產黨幹部的蛻變。正是因為這兩點，讓1957年就決定要退休去考察黃河、做學術研究的毛澤東，一直為人民站崗到生命的終結。《文革》的誕生。
毛澤東給予人民以權力，這種權力，就是人民監督合批評政府的權力，人民直接參加政府、管理國家的權力。工人、農民成為了政府領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你可以直接給政府官員施加壓力，因為監督和批評政府，是國家賦予你的權力。
毛澤東用人民民主的辦法，成功阻止了資產階級複辟和GCD的蛻變。毛澤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建立起比較完全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國家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發展到了極致，國家的文化教育機構，延伸到偏遠的鄉村，老有所養，幼有所依，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幹部跟農民同吃同住向農民學習，黑惡勢力銷聲匿跡，勞動成為最崇高的職業。儒家幻想了幾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達不到毛澤東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資本是一個逐利的東西，是一個逐利的沒有理性的怪物，誰控製了它，它就為誰創造財富，為誰構造美好的生活，別的人，都是它剝削的對象，就隻能是窮人。由於資本本身的世襲性，資本建構下的一切權力，就都是世襲的。資本與社會公共權力結合，會創造出最大的利潤，所以資本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與權力結合的機會，最後是權力也會變成資本的附庸，所以，資本控製下的權力，是要為資本服務的。資本與媒體結合，可以製造出有利於資本的輿論氛圍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資本卻可以輕易做到，資本控製下的輿論，可以讓你失去判斷能力，跟著造就的輿論導向一起走，你永遠不可能看到真相。
資本的力量是強大的。所以，控製和節製資本，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資本為私人控製，即實行私有製，資本就隻為資本家服務，滿足資本家的私利，它就會永遠給大多數人製造貧困，與大多數人為敵。民主、平等、公平、正義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資本下，大多數人，就是生產的奴隸，命運不如一台機器。資本為社會控製，即實行公有製，才能保證資本為大多數人服務。才會有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才能夠成為人。
在有錢人的意誌成為法律時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預言成真。
《起訴》是法律用語。《起訴》是有期限的。《起訴》是有條件的。
資本權貴操縱下的《法律》就是一堆“狗屎”。執政掌權們需要時弄幾個狗頭精屎拉出一條“法律“來，然而再雇用一幫吹鼓手裝模裝樣的《起訴》，開始走程序，拖上幾年之後，這堆“狗屎”也涼幹了，就開庭公審，再過幾月宣判。
《法律》是有漏洞的，《法律》是隨時可以修改的。
《莫言》：本名管謨業，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於山東省濰坊高密市東北鄉文化發展區大欄平安村，中國當代作家，中共黨員。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寫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學特聘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2012年10月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
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976年2月，參軍，曾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等職 。1978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一位ID為“說真話的毛星火”（實名吳萬爭）的網紅，貼出起訴書，宣稱要狀告作家莫言。據“說真話的毛星火”的起訴書顯示，他指控莫言的小說作品《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涉嫌“抹黑烈士”等諸多“罪名”。希望法院支持下架莫言書籍，向“英雄先烈和全國人民道歉”。
又搞了個網絡投票。結果顯示，有萬餘人投票，支持起訴莫言的，有8000多人，占絕大多數。不支持的，隻有1000多人。
《起訴莫言》中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現身了。支持者中的人數雖多，但想過沒有，世界上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罵莫言容易，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比罵走資派更重要的是思考，比如為什麽莫言其人其文在後四十年大行其道，並獲得“體製和讀者的雙重肯定”，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引領者”。難道隻是因為他獲得了諾貝爾獎嗎？走資派特色政府不“起訴“他，答案也許就不言自明了。
無論從政治還是法律角度看，起訴莫言都不會有什麽結果。當年烏有之鄉組織10萬人公訴茅某軾，成了嗎？以及前幾年全網聲討呼籲懲處日記方，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惡劣多了吧，結果如何，還不是像大熊貓一樣被保護得好好的？須知在走資派眼裏，他們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魯迅時代，那麽莫言一定會成為魯迅筆下那條“喪家的”、“資本家也包括一切壓迫者，帝國主義及其豢養的漢奸的乏走狗”！
莫言對思想的認知卻是極端貧乏和膚淺。他的文學思想內部好像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沒有形成統一的價值體係。他早期大量的作品對曆史的書寫都是一種西方化的視野，像後來很多人在評價他獲得諾貝爾獎時說他的寫作是滿足西方人對東方國家想象的結果。
莫言當過兵，是共產黨員。但他反而極端憎恨那支軍隊以及締造了那支軍隊的領袖和那個時代。為什麽莫言“誣蔑”“抹黑”的都是前三十年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而從不“誣蔑”抹黑”後三十年和改開時期的？
九十年代初對莫言的批判，作為批評者之一的劉白羽可謂“主流精英”，但人民群眾並沒有參與進來。近幾年網上不斷發起對莫言的批評乃至起訴，人民群眾成了主角，“主流精英”卻不僅缺席，而且“一概采取默殺、封殺的態度，不回應，不理踩”。這說明了什麽？
莫言獲諾獎和他得到體製和讀者的雙重肯定，跟他是否“侮辱革命先烈”“美化日軍”沒有半毛錢關係。既然有人起訴，能不能被受理和能否勝訴，應該由法院裁定，而不是老胡。一邊給依法提請民事訴訟的普遍公民扣上一大串嚇人的帽子，一邊指責對方是扣政治大帽子，這種賊喊捉賊的遊戲太醃臢，還是別玩的好。
莫言不吝筆墨拚命歌頌的人，無非是地主、惡霸、土匪、還鄉團、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洋人牧師、日本兵……等等。在莫言的筆下，隻有這些人才“保有人性的光輝”，而革命是無意義的，甚至是反人類的，因為莫言認為，“試圖改變黑暗的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領取他的“文學獎”時，頒獎詞充斥著對中國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汙蔑、詆毀，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會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但莫言沒有。他帶著一臉三生有幸的表情，深深鞠躬並領取了他的獎金！
難怪李敖會說這樣的話，“想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容易，先賣國。”
從莫言的作品裏，讀者很容易就能夠感受到他對中華民族的鄙視與不屑，對人民革命的極端仇恨。他最擅長的，是把反動勢力作的惡，把國民黨還鄉團作的惡，加諸到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八路軍的頭上，如他在《豐乳肥臀》中所做的那樣。
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也是一部替地主階級鳴冤叫屈的作品，其陰暗刻毒，有甚於方方的《軟埋》。
在這部小說中，地主西門鬧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沒有犯過一丁點錯，民兵在土地革命中將其鎮壓完全是濫殺無辜，所有人都覺得他冤枉，連閻王都覺得他冤。
莫言隻不過是高山腳下的一抔黃土，上麵長滿了青草，一片荒涼。
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汙蔑八路軍英烈，抹黑中國革命，為小日本侵略者塗脂抹粉的種種惡行，如果說他就是一個民族敗類，說他就是一個文學漢奸或漢奸，恐怕是一點也不會冤枉他的。麵對莫言種種惡行，終於有一個說真話的毛星火網友勇敢地站了出來，起訴莫言。可以說，他做了許許多多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想做而沒有做，而做不了的正義之舉，可謂大快人心。毛星火的起訴，理所當然得到了中國絕大多數網民的支持和擁護。
但莫言被起訴，自然也讓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的莫言的同類立馬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不能容忍莫言這樣一個得了諾貝爾文學文學獎的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同類被起訴，於是乎，環球前總編胡錫進立馬跳了出來，給毛星火網紅扣了一大堆的大帽子，指責毛星火“破壞社會和諧”雲雲。
可以肯定，那些反對和害怕起訴莫言的人，無非就是那些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對立麵的人，比如，舊中國地主資產階級，舊中國上海灘之類的流氓惡勢力，舊中國的軍閥和黑社會勢力，舊中國漢奸買辦，反動文人，他們的後代子孫。當然，這其中，也不乏當代中國被帝國主義收買的，拿了美國小日本等西方國家狗糧的，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公知漢奸買辦官僚，他們最希望中國改旗易幟，中國共產黨垮台，那樣他們就能永遠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橫行霸道，人吃人了。
毛星火網紅起訴莫言，是網絡的大眾化普及，中國人民覺醒的一個顯著標誌，是打破主流社會媒體的話語壟斷的一次偉大嚐試，也是對文藝界幾十年對中國革命，對社會主義建設，對毛澤東思想，對偉大的毛主席時代，對中華民族，對中國人民的汙蔑摸黑仇恨的一次有力反擊。
這場鬥爭，其意義，不亞於就是一場中國民間發起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一場當代中國的思想和網絡的文化革命。中國左翼其實沒有必要害怕或避諱文化革命的字眼。文化大革命，是打翻所有封建腐朽文化，資產階級文化，漢奸文化，買辦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地文化，反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文化，反動文化，反革命文化，奴才文化，垃圾文化，屎尿屁文化，褲襠文化，反人民文化，反共產黨文化，反社會主義文化等等一切反動的腐朽的文化糟粕的革命。如果說，毛星火和廣大的支持者與胡錫進為代表的勢力的這場鬥爭，說它就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恐怕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胡錫進為什麽氣急敗壞，跳出來打棍子扣帽子，他心裏非常明白，他和他們必須要阻止這場起訴。因為他們非常明白，如果他們輸了這場鬥爭，他們在網絡上的那點人氣，他們這些年所不遺餘力從事的，背叛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邪惡國家站台的種種舉動，將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甚至他們的話語權，都會從此沒有了市場。
這場鬥爭，關乎正義，關乎天理，關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乎中華民族的未來，關乎中國人民的幸福，關乎中國能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場鬥爭，全國人民全國網民，一切有能力的人們，都應該積極參與進來，發出自己正義的聲音。這場鬥爭，也許最終不會出現中國億萬網民滿意的結果。但這場鬥爭，無論勝負，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隻要有中國人民和廣大網民的積極廣泛的參與，隻要聲勢造起來了，無論輸贏都是勝利。
人民的覺醒，人民的鬥爭，將是推動中國政治社會生態向著有利於國家民族和人民方向的改變的重要的決定性的力量和因素。還是國際歌唱的好，“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人民的權力，人民的地位，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人民的未來，還是要靠人民自己，還是要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把自己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說它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因為當今中國，仍然還有大量還沒有覺醒沒有覺悟的普通民眾，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民族的未來漠不關心，對自己的處境也是逆來順受、麻木不仁，當然，也還有大量還在稀裏糊塗的支持莫言，支持胡錫進之流的那些人。這些人，對社會上各種紛雜的事物，各種是非曲直，缺乏自己的判斷，沒有自己的主張，總是人雲亦雲。明明莫言與胡錫進之流是要顛覆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為少數人，為剝削階級，為國際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統治中國和中國人民在不遺餘力的戰鬥，但是社會底層的這些人，就是看不到，看不透真相，識不破他們的本來麵目，而這場其實莫言的鬥爭，也極有可能讓這些人覺醒。
從某種意義上說，“傷痕文學”是知識精英們根據自身特殊經驗對文革或毛澤東時代充滿個人情緒的一種控訴，也是特定時期的政治對文學施加的強烈影響，遠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農民對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但由於知識精英們掌握著話語權，工人農民們則淪為了沉默的大多數，所以在很長時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敘述的便是全部的曆史真相。這種狀況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變，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使許多以前無力發出自己聲音的普通民眾也開始在網上講述他們的經驗和文革記憶，極大地矯正和修補了“傷痕文學”給人們帶來的曆史盲視症，將一個完整的毛澤東時代重新呈現到當代人的麵前，從而也引發了人們對知識精英敘述的懷疑和不信任感。
但這種敘述模式在主流文學中仍然被沿襲著，比如莫言、餘華和嚴歌苓的小說《生死疲勞》、《兄弟》和《第九個寡婦》，人物和情節照例是“傷痕文學”的模式。曆史的複雜性在他們那兒蕩然無存，那場改變了幾代中國人命運的社會主義實踐被按照現行主流意識形態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漫畫式的善惡悲情劇。這也再一次表明，中國作家的思想貧乏和想象力窘迫到了一種令人吃驚的程度。
莫言寫的那些東西，其實已經從最初“傷痕文學”的遮遮掩掩變成了赤裸裸、不加掩飾的造謠和汙蔑，並且不是針對黨的某個時期而是針對整個中國革命乃至中國曆史和民族。
胡錫進表麵上看是東拉西扯，實際上卻利用所謂“黨媒”的身份為各種腐朽反動勢力和牛鬼蛇神打掩護。這兩個人物被人起訴，無論起訴人的個人動機和事件的結果怎樣，都說明人民群眾正在努力把纏在自己精神上的繩索掙脫開，把各種煙幕吹散，從而能夠如實地去認識曆史和現實。這難道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應該慶祝的好事情嗎？至於有人擔心、害怕，那隻能說明他們的立場是和人民、和中國革命、和整個中國曆史和民族根本對立的。他們要麽接受人民群眾的幫助和改造，要麽成為阻擋曆史潮流的“螳臂”。
大家都知道，莫言和胡錫進居然還是共產黨員！莫言這樣造謠、汙蔑黨和人民軍隊，這樣糟蹋中國曆史和民族，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服務於黨的事業？胡錫進整天滿嘴放炮，非常完美地充當了敵對勢力的煙霧彈和麻醉劑，是不是符合黨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
莫言和胡錫進以及他們的同類，應不應該被起訴呢？應該。他們不但應該被起訴，更應該受到全社會的批判——天地之間自有公理，人心之中自有是非。買辦漢奸、官僚洋奴有他們的一套說教，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也自己的革命道理。最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定會獲勝，這就是天地之間的公理，這就是人心之中的的是非。
但是，起訴莫言和胡錫進能解決根本問題嗎？類似莫言和胡錫進的有多少？現 代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很多假洋鬼子。要起訴更是應起訴王滬寧？但在走資派特色政府掌控下《起訴》行嗎？不行。絕對行不通。工人農民要想翻身做主人必須得造反，推翻走資派特色政權才是本。
工人們齊聲讚譽地說：“老嚴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是一個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勁，這就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色！”
毛主席親自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嚴日升這位普普通通的煉鋼工人，以領導階級中的一個成員的姿態，勇敢地站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
在中國赫魯曉夫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他遵照毛主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教導，帶頭起來造了廠內走資派的反。
在走資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妄圖破壞生產時，他和廣大革命群眾日夜守在廠裏，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產。
在全廠實現革命大聯合時，他又奔走於製氧站、食堂和各車間班組，積極宣傳和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進了全廠的革命大聯合。
《毛主席的工人，心比爐火紅》
今年二月，遼寧鋼廠一工段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中光榮誕生了！
歡慶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大會剛散，原革命群眾組織的一個負責人、老工人嚴日升懷裏揣著毛主席的書，樂嗬嗬地回到了生產崗位。他穿上工作服，拿起鋼釺，重新戰鬥在鋼花飛濺的鐵爐旁。
嚴師傅又當爐前工這件事，立刻傳遍全廠。工人們齊聲讚譽地說：“老嚴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是一個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勁，這就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色！”
毛主席親自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嚴日升這位普普通通的煉鋼工人，以領導階級中的一個成員的姿態，勇敢地站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
在中國赫魯曉夫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他遵照毛主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教導，帶頭起來造了廠內走資派的反。
在走資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妄圖破壞生產時，他和廣大革命群眾日夜守在廠裏，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產。
在全廠實現革命大聯合時，他又奔走於製氧站、食堂和各車間班組，積極宣傳和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進了全廠的革命大聯合。
今年年初，醞釀成立廠革命委員會的時候，一工段的工人們紛紛議論：“嚴師傅在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那裏艱苦他到那裏，那裏危險他出現在那裏，這回一定把老嚴選進革命委員會中。”
可是，嚴師傅卻絲毫沒有想到這些。他心裏想的是怎樣才能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廠革命委員會及早建立起來。臨選舉的前幾天，他所在的革命群眾組織中的一些人，聽說各派群眾組織選出對等人數的代表參加革命委員會，就想不通。
有的人跑來找嚴師傅提意見：咱們這個組織大方向一貫正確，二百多人才選一名代表，有的“戰鬥隊”隻有六個人，也選一名代表，不合理。一工段革命三結合的工作暫時頂了牛。
嚴師傅看到這種情景，心裏非常著急。這時，毛主席“革命委員會好”的教導響在他耳邊，他想，毛主席向我們揮手了，咱們工人階級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道路往前闖。
嚴師傅站在無產階級黨性立場上，主動提議不要選自己，並且提議選老工人張師傅。他認為，張師傅是在舊社會受盡剝削、壓榨的老工人，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工廠的情況也比自己熟悉，選張師傅進入革命委員會比自己更合適。
當時，有的人想不通，嚴師傅就耐心地做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地學習毛主席的教導：“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
嚴師傅還語重心長地和同誌們說：“我們工人階級跟著毛主席鬧革命，並不是為了弄上一官半職，搞個人的小山頭，而是為了革命，為了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爭席位、爭核心的事咱們工人階級最討厭，最反對，我們一輩子也不能幹！”工人們聽了都說嚴師傅說得對，是工人階級的心裏話。
就這樣，他所在的這個革命群眾組織的二百多名革命群眾，一致推選對方組織的負責人張師傅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一工段的革命委員會很快建立起來了。
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嚴師傅並不認為自己的責任減輕了，而是覺得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想：我們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當革委會的委員一樣要起到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要作出好樣子。
因此，他經常幫助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出主意、想辦法。張師傅在革命委員會工作積極、肯幹，獲得同誌們的好評。但是張師傅是水電焊工，對冶煉這一套不熟悉，在處理問題中有時覺得困難。嚴師傅知道後，就主動找張師傅談心。
兩人一起學習毛主席的教導，一起回憶廠內走資派迫害工人的種種罪行，兩人越說越親熱。嚴師傅說：“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應該領導一切，也能夠領導一切，你就放開手腳大膽幹吧！我們工人階級有一顆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張師傅聽了心裏熱呼呼的，勁頭更足了，工段上革命和生產一月比一月好。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每當鐵水出爐的時刻，嚴師傅總是手持鋼釺幹在最前麵，他望著奔流的鐵水，滿臉掛笑，飛濺的鋼花把他的笑臉映得更加通紅通紅。
“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嚴師傅是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千千萬萬工人中的普通一員。
沈炮宣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索康、帕拉[2]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3]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4]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5]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6]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7]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8]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9]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10]、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11]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12]，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13]，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14]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西藏還是要收稅的，谿卡、宗、基恰[15]和自治區政府的經費要由人民來維持。
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製度進行改革之後，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全國各地你們都可以參觀，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遲一些回去。總之，國家年年在變化，發展很大。今年是建國十周年，再有十年，會建設得更好一些。
你們是國家幹部，不要隻管西藏的事，也要關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蘭州的事，關心全國的事。你們在中央有職務，經常工作在西藏，以後可以經常來北京，來一次不要久住，幾個禮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來。
達賴對我們的同誌說，他擔心他的生命有危險。他對陳毅[16]同誌說，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達賴知道，共產黨不會整死他。他怕索康，因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親毒死了。有他們這些人，達賴的生命是沒有保證的。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詹東·計晉美等的談話。
[2]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見本卷第46頁注[8]。帕拉，即帕拉·土登為登，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3]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撤銷時，原轄區劃歸四川省。
[4]張經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縣（今炎陵縣）人。當時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5]榮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蘇無錫人。原為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
[6]劉文輝（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任等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一九五九年時任林業部部長。
[7]指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8]鐵棒喇嘛，是藏傳佛教寺院僧職格貴的俗稱。
[9]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本卷第46頁注[4]。
[10]赤江，即赤江·羅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11]見本卷第47頁注[11]。
[12]指以達賴名義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在印度發表的兩個聲明，主要內容都是鼓吹西藏獨立。
[13]噶倫，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員。
[14]阿旺嘉措（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甘孜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長。喜饒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黃正清（一九○三——一九九七），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澤旺，當時任甘肅省副省長、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
[15]谿卡，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當於縣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以下或相當於宗的農村基層組織名。基恰，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級地方行政官職，主管所屬各宗事務，轄區相當於地區。
[16]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樂至人。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毛主席《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由來
《尚書·五子之歌》“皇祖訓一”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譯文：我們偉大的祖先早有遺訓：“對於人民隻可親近，不可下視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汙蔑為‘刁民’，肆意盤剝、掠奪、欺淩、‘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穩固邦家才得安寧。從我(大禹)來看，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個愚夫愚婦，也能勝過我(大禹)。一個人總不免有三差四錯，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麽明顯，眼前看不見的過失，猶須要預防它的發生。我們統治著幾百萬人民，時刻都要戰戰兢兢，簡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繩索，駕馭著六匹駿馬飛奔!作人民的君主，怎麽可以對人民不尊敬?
“六祖壇經”詩雲：問道有生有學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識丁作佛祖，石破天驚啟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嶺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學問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白話雲：地位卑微之人，也有過人之智慧;地位顯榮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這句話和毛主席所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幾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歡“六祖壇經”。
還有左傳-曹劌論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一以貫之，毛澤東還講，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1頁
係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係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02頁
那麽，毛主席到底是在什麽情況下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台30馬力的單缸輪式拖拉機――“鴨綠江一號”在遼寧安東機械廠(現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有限公司)下線。一年以後的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生產製造的調查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巨大轟動。
小修理廠研製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
1955年，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向全黨發出要用四五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1956年，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機械化工業建設成就，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匯報展覽，中央很多領導同誌都參觀了展覽。在參觀過程中，毛澤東對從事農業機械研究的專家說，我們的農業勞動還很繁重，農民還很艱苦，有了拖拉機，就可以解放勞動力，你們要為農民多造些拖拉機，多造些機器。在農業機械的生產製造過程中，要重視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此時，正值全國廣大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這給正處於困境中的遼寧安東機械廠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就是要麵向廣大的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適應這種新形勢的需要，安東機械廠很快就為農村生產了大批耕種、排灌、運輸等急需的農業機械。
安東機械廠始建於1952年，最初是為抗美援朝戰爭而成立的一個小型修理廠。建廠初期隻有16人，工廠生產設備極其簡單，隻有4台舊皮帶車床、3間破民房、2台鑽床和1台小型翻砂爐。它主要為抗美援朝過江部隊生產汽車防滑鏈、馬蹄掌和製造一些簡單的農具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工廠由軍需轉為民用，專門為農民維修農業機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生產任務不足，工廠經常處於停工待料狀態，三班生產改為兩班生產，最後又改為一班生產，半數工人編餘學習，有時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
1956年春，安東機械廠接受安東市工業局的特殊任務，開始研製輪式拖拉機。在技術和經驗成熟之後，工人常逢堯、楊廷貴、林輝生等人產生了自己動手製造拖拉機的大膽想法，立即得到廠領導的支持，並成立了以常逢堯為首的新產品研製小組。在研製期間，他們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沒有資料，他們就赴外地考察學習。實地拆解拖拉機進行測繪，並結合我國農村特點設計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拖拉機藍圖。沒有專用設備，他們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缺少原材料，他們除了到廢鐵堆裏找，還開動腦筋，親手製造出許多零件。
參加研製的工人廢寢忘食，晝夜苦戰，就連除夕之夜，也是在車間裏度過的。沒有廠房，他們就在院子裏搭起臨時葦棚;沒有圖紙，他們就奔山東省兗州中匈友誼農場請教專家，赴遼寧省北鎮縣(現在的北鎮市)參觀從匈牙利進口的GS35型單缸臥式拖拉機，並將其700多種、1000多個零部件逐一進行拆卸測繪;沒有滾齒和插齒機，就用普通立式銑床做齒輪粗加工，再用銼刀進行細加工;沒有熱處理設備，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熱對齒輪進行滲碳處理。從毛料的鑄造、鍛造到零部件的加工，從零件的裝配到部件的總裝配，他們克服種種困難，攻克道道難關。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100多天的連續苦戰，1957年2月16日，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終於在鴨綠江畔誕生，研製的工人們激動地將它命名為――“鴨綠江一號”。
“鴨綠江一號”是30馬力單缸輪式拖拉機。經過耕地試驗證明，它構造簡單，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強，能帶動三鏵犁或四鏵犁，每班(10個小時)可翻地60畝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鋼材和生鐵製造。除了耕地，它還可以作為動力來運輸、碾米、發電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這個“新生兒”還是有很多不足，因為是單缸、臥式、二衝程的輪式拖拉機，開動起來振動較大，前麵冒煙，後麵噴土。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批示：
“鴨綠江一號”國產輪式拖拉機研製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8年春天，國家計委副主任倪偉和機械局局長王光中親自來到安東機械廠視察，知道這台拖拉機的研製過程後，被工人們敢想敢幹的精神所震動，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進京參加農業機械展覽會。正是這個決定改變了“鴨綠江一號”的命運。他們在詳細聽取研製拖拉機情況匯報後，於5月3日，寫了一篇900多字的關於安東機械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克服重重困難試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調查報告，向中央匯報了安東機械廠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難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詳細情況，並把材料上報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
“鴨綠江一號”進京後在擔負平整展覽場地的任務和操作表演中大顯身手，深受領導和觀眾好評。特別在展覽會上，它既適合耕田又適合跑運輸及結構簡單、結實耐用等諸多優點，受到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重視，一致認為“鴨綠江一號”為我國拖拉機的製造和農機製造工業體係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材料。展覽會接近尾聲，在組建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拖拉機遊行車隊時，“鴨綠江一號”因外形不夠美觀而未能入選。但是，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5月1日早晨，原來計劃參加遊行的4台拖拉機中有1台在路上發生了故障，有關部門領導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替補上。於是“鴨綠江一號”幸運地同其他3輛拖拉機一起駛過天安門，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毛澤東接到李富春轉來的、由國家計委呈送的關於安東機械廠小廠辦大事，克服技術、工具、材料設備和資金上的種種困難，終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很感興趣，就在材料的旁白處寫下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2個大字，並寫了近300字的批語，充分肯定了中國工人階級“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精神”。批示的具體內容是：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誌閱讀。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麵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係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釋
〔1〕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印發倪偉、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給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賈拓夫的報告寫的批語。題目是毛澤東擬的。
〔2〕 倪偉、王光中的報告中說，安東機器廠是為抗美援朝建立起來的小修理廠，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產任務不足，他們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製造了不少的拖拉機零件。一九五六年開始作生產拖拉機的嚐試，雖然兩次試製沒有成功，但工人們摸索到了製造內燃機的經驗，提高了試製的信心。他們想了各種辦法克服技術上、工具上、材料設備上和財務上的困難，沒有技術人員就依靠老工人，做發動機噴油嘴沒有電火花設備就以手工方法鑽孔，終於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試製成功一台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他們計劃今年五月以前再試製兩台，下半年生產150台，一九五九年生產1500台，並計劃改產捷克式的二十五馬力拖拉機。
毛澤東批示的全文，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文件之二十六，發至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認真貫徹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於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於堅持真理，為真理衝鋒陷陣、樹立先進和革命旗幟的人，依靠這樣的人，我們才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躍進再躍進，多快好省地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參加這次會議的安東市委書記肖純接到文件後。立即把喜訊傳回安東市委。整個安東機械廠立即沸騰了，工人們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中，直接參與研製“鴨綠江一號”的常逢堯等3名工人骨幹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此後，這種象征中國工人階級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精神的拖拉機很快投入批量生產，並幾經完善，日益受到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的喜愛。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陳列國家博物館 。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出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安東機械廠的幹部職工，他們敢想敢做的生產勁頭更足了。在後來的技術革命運動中，全廠湧現了大量的技術革新事跡。老工人穀維智、王安太等人創造的車煤氣機機體的多頭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於工人們改革了設備，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經趕製出60台煤氣機，有利地支援了農民抗旱。
為紀念毛澤東的批示，1960年經批準安東機械廠正式更名為“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改革開放以來，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不斷發展壯大，現已發展成為“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3年12月，遼寧五一八公司與香港兆彩實業有限公司合資重組，成為股權多元化的現代企業，是全國機械工業行業500強之一，經營規模居於內燃機零部件行業前茅。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一直存放在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國家博物館專程派人赴丹東，經考證後發來征集函，國家博物館認為此拖拉機是見證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實物。並將“鴨綠江一號”輪式拖拉機作為珍貴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鴨綠江一號”正式陳列於國家博物館。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兩少一寬》在“反共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上，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耀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他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錯誤的。
而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決了毛的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並沒有對亂邦的信任感恩戴德，做社會主義的積極擁護者與建設者，反而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甚至拿出比毛還偉大的偉人手勢來，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教育引導。而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胡亂邦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李銳寫的《向胡耀邦學習》。在1976年趁毛主席病重期間，胡耀邦就開始為走資派鄧小平作重要貢獻了。四五天安門邦亂是第一個貢獻。
1.1976年清明，悼念周總理的那場四五運動，不是群眾自發搞的，而是胡耀邦等幕後策劃的。
2.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中央內部的不同看法，背著華國鋒組織批判力量捅向社會，迷惑、欺騙人民，為搞臭華國鋒，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打開缺口（注：兩個凡是，是鄭必堅.龔育之提出並由他們寫入華國鋒的講話稿。批判“兩個凡是”後，鄭和龔搖身一變，成為批華批極左的先鋒。鄭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龔提為《紅旗》雜誌社長）。
3.為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中央領導搞下台，胡耀邦四處串連，煽風點火，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詭計。奪權成功後，胡耀邦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後稱總書記）。
4.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階級鬥爭理論；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縱容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力量，把社會主義製度推向被顛霞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外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子的支持與讚賞，評價甚高。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幾乎全部平反。為他們恢複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
甚至雙手沾滿共產黨人和群眾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幹部待遇。
胡耀邦在為當年的階級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四人幫”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領導，支左解放軍、生產隊長、土改根子、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四人幫”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真正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老戰士，勞動模範，以及大批在毛澤東思想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共產黨員、領導幹部。
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鬥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鬥爭，開礦山，建工廠，築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取得革命和生產雙豐收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1978年以後，這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國共產黨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後果。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
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
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
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
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
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
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
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否定和取消階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7.包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後，其右傾路線全麵暴露。他適應國內外否定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逆流，堅持和推行右傾路線，抵製“四項基本原則”。
對中央關於開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製止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革命元老的不滿。
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不具各無產階級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於革命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年，鄧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麵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他從華國鋒手裏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
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製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為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翻案，對廣大工農兵和革命者實行反攻倒算，搞階級報複，徹底清理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者和毛主席時代培養提拔的共產黨人。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服務。
對在所謂平反冤假錯案中，工農兵、革命者遭到打擊迫害造成的冤假錯案，胡耀邦不敢進行複查與糾正。胡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真理的勇氣去那裏了？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複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品格。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後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三十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隻是階級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李銳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無非是李銳曾因犯右傾錯誤被處理過，而胡耀邦為其平反，還讓其當上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感激不盡。李上台後，自然成為胡的得力幹將，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因此，在李銳眼裏，胡耀邦當然是“最得人心”了。
胡耀邦為大批階級敵人翻案，將工農兵革命者打入地獄；堅持右傾，抵製“四項基本原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泛爛，讓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勢力日益壯大，成為主導今日中國社會的主流；否定毛主席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幹這些勾當，當然需要“過人的膽識。”
難怪胡耀邦公開說，我不下地獄，誰下？胡耀邦真是夠膽的。這也顯示了胡告別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決心。胡耀邦的所作所為，是在開曆史倒車，複辟資本主義。而李銳卻讚美胡具有“過人膽識”，“扭轉乾坤，推動曆史前進”。真是驗應了老話：什麽樹開什麽花，什麽階級說什麽話。
其實，階級利益及其本性決定了李銳自己也是這樣幹的。李上台後，成為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的黑旗手。他經常寫文章，出專著，到處演講，從國內到國外，公開咒罵毛主席，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製度。1989年，李銳公開跳出來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場大動亂把社會主義推到了被顛覆的危險境地。結果，李銳被撤職了。由此，李銳更加仇恨和反對共產黨。
事實證明，李銳的反毛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本性不改。胡耀邦平反而重用李銳，正是他右傾路線的表現。而李銳這樣的反共分子讚美胡耀邦，也說明胡耀邦的確代表了右派集團的利益。他已經從紅軍老戰士，革命老幹部變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維護者。一定要揭露李銳的醜惡嘴臉及其反動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