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

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

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

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麵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麽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麽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

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

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

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

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

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

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麵。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隻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

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麽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

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

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

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

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

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麽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麽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麽。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麽不進農會？

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

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

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

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

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麵。

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

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幹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

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

隻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

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

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

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

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隻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個民族的苦難，往往就是從毀滅英雄開始。一個民族的興起，往往是跟一個英雄的誕生開始。華夏的多次絕處逢生，是因為有英雄輩出。匈奴的興起，始自冒頓單於。蒙古的雄風，來自成吉思汗。美國的獨立戰爭，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國的爭權，實際就是兩個痞子的戰鬥，卻被賦予正義和崇高的意義，因為美國是因為此戰而獨立。

一個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於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揚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載體。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自立不起來的民族，最終會走向消亡。一個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民族意誌的民族，他也隻能在飽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為什麽曆史會循環？為什麽一個統治秩序隻能維係幾百年？為什麽老的權貴會在仇恨中毀滅，新的權貴又會走老權貴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難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被稱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劉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後者則為暴君，他們，實際是曆代的儒家嘲諷的對象。

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數時期是權貴之間的遊戲，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堯舜的“禪讓”，對於破壞秩序的農民起義，總是譏為暴民造反，儒家從來不反省統治者的罪惡，不反省自己理論的缺陷，卻仇恨底層人民的反抗，扼殺底層人民的生存，實際上扼殺了中國人思維的進步。

儒家。從理論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狹隘的，曆史的循環，就是儒家的沒落導致的。

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對話論天下，直麵的就是中華興亡律。

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無法企及的思想，他屬於毛澤東。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隻有毛澤東，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來，毛澤東獨立的人格，注定了未來中國不可阻擋地要走向崛起。

那個蔣介石日記抗日、地圖擴疆、滿嘴仁義道德、內部安葬齷齪的人物，自然被遺棄在台灣，繼續在日記中自淫。

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是堅持不懈地在致力於阻止資產階級複辟，二是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阻止共產黨的變質和共產黨幹部的蛻變。正是因為這兩點，讓1957年就決定要退休去考察黃河、做學術研究的毛澤東，一直為人民站崗到生命的終結。《文革》的誕生。

毛澤東給予人民以權力，這種權力，就是人民監督合批評政府的權力，人民直接參加政府、管理國家的權力。工人、農民成為了政府領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你可以直接給政府官員施加壓力，因為監督和批評政府，是國家賦予你的權力。

毛澤東用人民民主的辦法，成功阻止了資產階級複辟和GCD的蛻變。毛澤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建立起比較完全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國家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發展到了極致，國家的文化教育機構，延伸到偏遠的鄉村，老有所養，幼有所依，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幹部跟農民同吃同住向農民學習，黑惡勢力銷聲匿跡，勞動成為最崇高的職業。儒家幻想了幾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達不到毛澤東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資本是一個逐利的東西，是一個逐利的沒有理性的怪物，誰控製了它，它就為誰創造財富，為誰構造美好的生活，別的人，都是它剝削的對象，就隻能是窮人。由於資本本身的世襲性，資本建構下的一切權力，就都是世襲的。資本與社會公共權力結合，會創造出最大的利潤，所以資本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與權力結合的機會，最後是權力也會變成資本的附庸，所以，資本控製下的權力，是要為資本服務的。資本與媒體結合，可以製造出有利於資本的輿論氛圍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資本卻可以輕易做到，資本控製下的輿論，可以讓你失去判斷能力，跟著造就的輿論導向一起走，你永遠不可能看到真相。

資本的力量是強大的。所以，控製和節製資本，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資本為私人控製，即實行私有製，資本就隻為資本家服務，滿足資本家的私利，它就會永遠給大多數人製造貧困，與大多數人為敵。民主、平等、公平、正義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資本下，大多數人，就是生產的奴隸，命運不如一台機器。資本為社會控製，即實行公有製，才能保證資本為大多數人服務。才會有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才能夠成為人。

在有錢人的意誌成為法律時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預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