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醜陋老朽落後當新鮮

改革開放後醜陋老朽落後當新鮮

 

改革開放後醜陋老朽古董當新鮮。今年春節在大大小小《春晚》節目中出現的持繼複古之外，還多了語言文字的複古。

例如《龍行龘龘》。什麽意思？別說老百姓聽不懂，看不懂。就是一般成年文化人也不懂。又難寫。這些藏在故紙堆裏本早已發黴腐爛的字，又挖出來幹嗎？顯示有“學問”？讓孩子們學習？這是語文的倒退，語言文字運用的汙染，是文化上的裝腔作勢，是審美上的低級趣味。語言汙染的危害，比環境汙染更可怕。環境汙染給身體造成的損害，隻要換到幹淨的地方，假以時日，尚可以調養。但是語言汙染帶來的精神損害，往往終身難以治愈。

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別說共產黨人，就是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一群受過西方教育即新式教育的留學生們發起了一次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儒發黴醜陋繁雜的東東，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大文人們，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但也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這些發黴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裝起來，這種裝腔作勢的危害不容小覷，因為風氣的敗壞，往往是從語言汙染和腐敗開始的。一百多年前就提倡民主，反對專製、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講求文法。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沿用的舊中國的文人們還是沉迷於腐儒之中，走資派借用這些腐儒右派文人搞複辟資本主義。因此，有了毛澤東的《文革》。《文革》也是新文化的繼續。對於這些早已發黴腐爛的腐儒文化，要不要打倒、摧毀、砸爛甚至炮打？就是被打倒、摧毀、砸爛甚至炮打過一次了，在走資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所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裏，隻因抹黑了《文革》而將所有的醜陋老朽落後當新鮮了。而且還成複古盛世了。才有了這樣的醜陋複古文化當新鮮。

又如農業單幹，本來是一種老朽的東西，卻當作新鮮。

小農經濟，幾千年了，已經發展到了窮途末路的盡頭。到了近代，世界各國或先或後向小農經濟說“拜拜”。幾百年前，隨著資本主義革命的發端，農民開始在資產階級的引領下，向兩極分化，少數成為農業資本家（農場主），多數成為雇工。土地向農業資本家集中，進行規模經營，發展成現代化的大農業。

這條資本主義道路，走了幾百年，犧牲了勞動者幾代人的幸福，才達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進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回望這一段痛苦的曆史，試圖探尋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免除勞動者幾代人的受苦受罪。

其中的一派，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走集體化道路。蘇聯的集體農莊，中國的合作社都是相當成功的例證。

中國又在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起工農商學兵結合的農村人民公社，經過毛澤東糾正了一線領導人左傾浮誇風的偏差之後，人民公社終於穩定在三級所有製的基礎上。

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級財力已占30%以上，憑這個財力，已經到了全國農村實現大規模機械化的前夜。

事實上，一部分搞得較好的農村人民公社，已基本實現機械化。

八十年代以來，人民公社被走資派強令解散，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開頭兩三年，有點起色，接下來幾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發展不起來。

而少量頂著幹保存下來的公社集體經濟，卻發展起來了，其中華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現代化，群眾生活共同富裕、美滿幸福。

由上可見，單幹的農業，是一種老朽的、落後的、正在等待著被曆史淘汰的東西，並不是什麽創新的、先進的東西。集體農業才是一種曆史的創新、曆史的進步。走資派把老朽當新鮮，把倒退當前進。此其一。

其二，資本主義私有製，也是一種老朽的東西，也被走資派當作新鮮的玩意，引進來玩我們。

幾百年前，確實，資本主義是新生的、先進的。但經過起初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始積累，進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發達，再進到現在的新殖民主義時期，已經腐朽了。它們為了延緩矛盾，吸收一些社會主義因素，企圖通過這種改良性的表層進步，苟延殘喘。於是，在這個世界上，就出現了一種惹眼的反差對照：兩股互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吸收先進的社會主義因素當中較為簡單的部分，社會福利，緩解社會矛盾；另一股是，我們的走資派，在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引進腐朽的資本主義東西當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積累，孳生社會弊端。

此外，還有股市、保險、博彩、銀行衍生物，還有公關、紅燈區，還有普世價值、三權分立、還有自私、頹廢、成功學、厚黑學，等等，都是陳舊腐朽醜陋落後的東西，走資派都把它們當作先進的寶貝疙瘩引進來或妄圖引進來。而把人類社會迄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幸福美滿的群眾福利、強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奮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丟掉。

綜上所述，可見，曆史前進的路線，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折線；曆史腳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條直路，而是一條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個曆史折點（或者叫做拐點），中國走歪了，進入邪道，走回頭路，用政治術語來表達就是資本主義複辟：經濟製度私有化，經濟發展兩極分化，官員腐化，勞動群眾生活貧困化，生存環境毒化，社會關係惡化，勞資矛盾尖銳化，官民關係敵對化，文化、道德、思想墮落化，中美關係殖民化。

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曆史，前30年和後30年，形成非常嚴整、對稱的鏡像。

鏡子這麵，是左手，折射到那麵，就是右手。鏡子這麵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麵，就是矮凳子。

前30年和後30年形成鏡像對照的細部如下：

（這些鏡像細部，實在是對仗得很工整，可以貼在國門上作為“門聯”。橫批是“中國的鏡像對照”，上聯、下聯如下：）

前30年——後30年

魁梧偉岸——矮小猥瑣

獨立自主——崇洋媚外

愛寫“社”字、“公”字——喜歡“資”字、“私”字。

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逐步消滅階級剝削——不準提起階級鬥爭，迅速孳生階級剝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為人民服務——民為官服務。

工農大眾是國家主人——工農大眾是弱勢群體。

幹部清正廉明——官員貪汙腐化。

社會共同富裕——社會兩極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覺得上學看病是個負擔——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學看病是個負擔。

社會福利逐步提高、擴寬——社會福利逐步銷蝕、喪失。

一排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兩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壘起。

（讀書、治病和購房三座大山；新資本家、新官僚買辦和新殖民地經濟三座大山）

沒有妓女——千萬妓女。

學習雷鋒好榜樣——嘲笑雷鋒大傻瓜。

人們互相關心凝聚一體——人們感情冷漠一盤散沙。

社會風氣純樸誠實、團結互助——社會風氣假冒偽劣、坑蒙拐騙。

看了這幅鏡象對比，不免令人心中對往昔不勝懷念、唏噓慨歎！並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彎路多好呀？！

但曆史就是曆史，曆史容不得遐想，曆史過去了就不能改變。

是的，遐想不能改變過去的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曆史，可以總結曆史經驗，啟迪對未來的思路。

既然這樣，還是讓我們信馬由韁，放開遐想吧。

如果30年前，沒有誤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來，會怎樣呢？

先看農村，沿著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大寨道路繼續前進，就不隻是華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約一千個左右的集體經濟，而是全國農村範圍的集體經濟，憑30年前公社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力，三、五、七年即可實現機械化、電氣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實現現代化。經過這30年到今天，全國農村就會遍布數以萬計的、像華西那樣的、發達的社會集體。

再看城市，沿著公有製的大慶道路前進，憑30年前國有經濟的發展勢頭，再經過這30年到今天，經濟會增長十幾倍或幾十倍。

由於沒有兩極分化，國家財富增長多少倍，勞動群眾的財富也都會大體同步地增長多少倍，這樣，工人的工資就會在原基礎上達到月薪萬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國範圍，不管是城裏人或農村人，都會同華西人一樣，同等富裕。

由於沒有貪汙腐化，社會財富就免遭少數蛀蟲的銷蝕，全國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於沒有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就沒有現在各種醜惡的社會弊端。大家團結互助，友愛相處。既有充裕的物質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曆史的命運沒有給我們眷顧！

曆史給我們的宿命，無情而且殘酷！

走了40年到今天，是一條邪路。

反思，

曆史的前後對比和正反驗證已經很清楚；

覺悟了，知道今後應該走什麽道路。

無須向上帝祈求，無須問蒼天何故，更無須自憐泣訴；我們不認輸，不認輸，絕不認輸。

呐喊，

用激蕩的呼聲，宣傳群眾，發動群眾。與群眾熔為一爐。

有須眉，更有巾幗。有青絲白發，有血氣方剛，也有初出茅廬。

讓新生的熱血輸入革命隊伍，在一條戰壕裏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還會出毛主席，他是領袖，不是救世主。

未來的命運，靠工人農民們共同重鑄！重鑄！！

[yongbing1993]

胡耀邦包庇縱容西化自由化頭目





胡耀邦包庇縱容西化，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後他適應國內外勢力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逆流，堅持對中央關於開除西化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製止六四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滿。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亂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備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於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走資派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 年，走資派鄧小平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走資派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麵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從華國鋒手裏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的，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製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

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翻案搞階級報複，來徹底清理真正的共產黨人。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西化路線服務。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複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後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四十多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隻是中國和西方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隻是階級立場不同而已。

1.1976年清明，悼念周總理的那場運動，不是群眾自發搞的，而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等幕後策劃的。

2.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中央內部的不同看法，背著華國鋒組織批判力量捅向社會，迷惑.欺騙百姓，為搞臭華國鋒，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打開缺口（注：兩個凡是，是鄭必堅.龔育之提出並由他們寫入華國鋒的講話稿。批判“兩個凡是”後，鄭和龔搖身一變，成為批華批極左的先鋒。鄭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龔提為《紅旗》雜誌社長）。

3.為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中央領導搞下台，胡耀邦四處串連，煽風點火，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詭計。奪權成功後，胡耀邦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後稱總書記）。

4.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全盤否定反霸權，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導致自由化泛濫，縱容反毛反共反中國模式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力量，把中國推向被顛覆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外反毛反共反中國模式分子的支持與讚賞，評價甚高。

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敵人幾乎全部平反。

為他們恢複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

甚至雙手沾滿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幹部待遇。

胡耀邦在為當年的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xxx”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xxx”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老戰士，勞動模範。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鬥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鬥爭，開礦山，建工廠，築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1978年以後，這些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敵人及其後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全麵西化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和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後果。

胡耀邦翻案，縱容自由化泛爛，讓反毛反中國勢力日益壯大，成為主導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些當然需要“過人的膽識。”難怪胡耀邦公開說，我不下地獄，誰下？真是夠膽的。這也顯示了胡走西方化道路的決心。

李銳卻讚美胡具有“過人膽識”，“扭轉乾坤，推動曆史前進”。真是驗應了老話：什麽樹開什麽花，什麽立場說什麽話。

李銳為何拔高胡耀邦

李銳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無非是李銳曾因犯右傾錯誤被處理過，而胡耀邦為其平反，還讓其當上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感激不盡。李上台後，自然成為胡的得力幹將，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因此，在李銳眼裏，胡耀邦當然是“最得人心”了 。

其實，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及其本性決定了李銳自己也是這樣幹的。李上台後經常寫文章，出專著，到處演講，從國內到國外，公開咒罵毛，和中共，鼓吹走西化道路，要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製度。1989年，李銳公開跳出來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場大動亂把中國幾乎推到了如前蘇聯一樣被顛覆的危險境地。結果，李銳被撤職了。由此更加仇恨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銳，正是他右傾的表現。而李銳讚美胡耀邦，也說明胡耀邦的確代表了什麽集團的利益。他已經從紅軍老戰士，老幹部變為西化勢力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維護者。

[yongbing1993]

紅軍三灣改編時《夥食尾子賬》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夥食賬”。

紅軍三灣改編時《夥食尾子賬》

“夥食尾子”指夥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已替代了軍餉製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夥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後，悲觀情緒彌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後，“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麵，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製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夥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夥食”。

從夥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夥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裏，五六十號人隻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裏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曆，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夥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夥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夥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夥食必須在夥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夥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夥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製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麵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夥食尾子賬”：夥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夥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夥食費(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麵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係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製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夥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後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夥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夥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夥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夥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夥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夥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夥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夥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夥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夥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隻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裏根本無餉可發的，隻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夥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夥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製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夥食尾子賬”核算製度，官兵夥食費每天核定為5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建立“夥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夥食尾子隻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隻得兩個半銅圓……”證明“夥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夥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裏去吃喝”。就通過算“夥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汙，讓連長退賠後，“把‘夥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夥食賬後，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裏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後，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夥食尾子賬”。據曾誌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隻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隻成立夥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夥食，算夥食賬，分夥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夥食尾子”津貼製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後保留的有效製度。

上井岡山後，在“夥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製度。據範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製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誌。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夥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製，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製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yongbing1993]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夥食賬”。

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製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夥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夥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夥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夥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夥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占領遵義後，全市商店顧客盈門。”“夥食尾子”津貼製度經過長征後，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製。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夥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夥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製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夥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夥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隻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裏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夥食尾子”平均津貼製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製。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製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夥食標準和我們的夥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夥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匯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隻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夥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隻好燒點辣椒，蘸鹽麵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從三本“夥食賬”看毛主席對自己和家人有多“刻薄”

毛澤東的家庭生活收支報表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麵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夥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麽?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夥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夥食，但毛澤東不同意：“夥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麽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夥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

[yongbing1993]

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少數，但絕不是農奴的全部。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毛澤東共產黨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讓千年以來的奴隸主和農奴平起平坐，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民族的婦女解放。如中東婦女至今還在包頭。

而《胡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農奴主的道路，否決了奴隸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胡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嚴重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胡亂邦》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現如今的疆獨、藏獨成因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亂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亂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亂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熱比婭》已逃亡國外。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亂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亂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澤東的蓋子，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

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yongbing1993]

走資派中國應該稱《特色官國》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有的國家稱《合眾國》，有的國家稱《帝國》，有的國家稱《酋長國》，有的國家稱《共和國》。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就被稱《共和國》。按照當代中國走資派的特色政府，如今的中國應該稱《特色官國》。

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官太多了。

說官多，不隻是說官的絕對數多，而且是說官與民的比例數大。

1950年，600個民配一個官（1/600），官民比數是很小的。

到2007年，26個民配一個官（1/26），官民比數增大幾十倍。

有的人認為，個別地方，已經浮腫到9個民配一個官（1/9）的程度。

其次是，官太富了。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距離，可是官們的個人收入、私車、豪宅，已直逼發達國家。

官們除了有工薪收入外，還有算不清是工薪收入多少倍的灰色收入。

掛名“出國考察”的官旅遊團，在外國花錢的大手闊綽，強力吸引國外旅遊業的眼球。

公務員一輪又一輪的長薪，致使對公務員優厚待遇的豔羨而引起的考公務員熱，以成百成千個考生競追一個名額的錄取率而成為世界上的一大亮點。

第三是，官太奢了。

上麵的“官富”是指官的個人收入富。這裏的“官奢”是指官府的奢華、行政開支的奢侈。

有的城鎮並不富，但官的辦公樓富麗堂皇，同當地的民居形成強烈對照。

有的地方的官邸甚至模擬美國白宮。

國家行政管理費每年大跨度飛升，“三公”開支是個驚人的數字，2005年，公車消費3000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款考察旅遊1000億元，三項合計高達6000億元。

相當於教育投入的5倍。
　　
第四是，官太淫了。

在港商、台商、外商那裏，隻是個二奶。

在官這裏，則是三奶、N奶。

有的官把N個奶組建成建製班，進行管理。

有的人揭露：有的官員居住區，已成“寡婦村”，官員下班不回家，官太成了“寡婦”。

有的人編段子：“官，老婆叫你回家睡覺！”

第五是，官太僚了。

這裏說的“官太僚了”，是說官僚主義作風很嚴重的意思。

原本的幹部稱謂，沒有了，變成官員。

原本的幹群魚水關係，消失了，變成官民油水關係。

官們都很牛、很雄，很威。

官的眼裏，視民為屁民。

官的心裏，牢記住為上級黨說話，卻忘掉了為老百姓說話。

官的屁股，總是挨著貼著同資本家、外商坐在一起，遠離了人民群眾。

官的兩手，不要兩手，隻要一手，就可以遮天。

一群官簇擁著一個首長，到下層一個單位。

下麵的人就背地裏嘀咕：“來了一群蝗蟲”。

第六是，官太霸了。

一個官屁股，霸占兩個茅坑拉屎。

既在行政當官，又在人大當代表。

中國各級人大代表，官員占70%，人民代表大會變成官員代表大會。

建國頭三年，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占三分之一。

到十屆人大兩千九百多名代表中，工農被排擠隻剩34名。
　　
第七是，官太貪了。

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的??案件達到???385萬件，查處408.9萬人?，374.2萬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

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黨的??十九大以來，在反腐敗高壓態勢的強大震懾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萬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主動投案。

自2014年??起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中國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和國家工作人員2408人，??追回贓款??217.39億元。??百名“紅通”人員中，已有60名歸案。

中央紀委已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幹部453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883.4萬人，查處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2.6萬件。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1.7萬件，處理了32.2萬人。黨的十九大後，查處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39萬餘件，處理了35.9萬人。查處扶貧領域問題28萬件，處分18.8萬人。在掃黑除惡的過程中查處了9.3萬個案件，處理了8.4萬人。

四十年來中國有多少貪官？從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間，因違犯中共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中共黨政人員逾420萬人。反腐十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438.8萬件、470.9萬人。

貪腐金錢的數量：

有官平均每天貪10萬。

有官買房專門為了藏錢。

有官收受多個住房單位和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1億餘元。

有官被查時，“辦案人員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黃金、鈔票，用箱子分裝在一起，足足拉了十餘車。其中有部分鈔票都受潮發黴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現金1.2億元，黃金37公斤，當時當地行長親自帶著幾名工作人員攜點鈔機到場清點，錢都是一紮一紮地包裹在塑料袋裏，外麵還綁著塑料繩，碼在紙皮箱裏，清點的時候工作量巨大，最後人和機器都不堪重負。

有官利用職務之便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索取、收受財物共計價值折合人民幣1.1125億元。

網上有一個段子很火：“16台點鈔機，竟然點壞四台！看後真是令人氣憤！難道這樣的假冒偽劣產品，就沒人管嗎？對於偽劣點鈔機生產企業，一定要嚴查到底！”

這顯然是一個調侃的段子，借調侃點鈔機，來表達這樣的事情多麽令人不可思議，真正燒壞點炒機的是這些貪官對現金的貪婪。

因清點貪款燒壞點鈔機的事並不是個例，據媒體報道，2012年8月，時任東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林高被廣東省紀委雙規。隨後，辦案人員從其住處查獲大批現金。為清查暫扣的1700萬元贓款，銀行派了8名專業點鈔員，連續工作12個小時，燒壞了3台點鈔機。

1700萬就燒壞了3台點炒機，如此看來，用來清點魏鵬遠案件贓款的點炒機質量還是不錯的。

點炒機是怎麽被燒壞的？記者就此采訪了業界人士。據一家國內點鈔機生產廠家的客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點鈔機連續工作很容易發熱。一般情況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點鈔機，能連續點鈔3小時左右，點鈔機很可能因為過熱而燒壞。這樣的點鈔機每分鍾點鈔量在900張左右。

據此分析，一台點炒機能連續清點超過1620萬的現金就有可能被燒壞。

如果有1億元現金碼在一起，空間上有多大呢？據湖北一家銀行專業人員向記者描述，應該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裏普通衛生間略小一些。以至於有人調侃，“魏司長這是在用錢來搭房子呀！”

五花八門的“藏金術”

盤點近年來落馬的一些貪官，可以發現在家裏藏現金的不在少數。為了把錢藏好，官員們充分調動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展現出五花八門的現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藏法一：放身邊】一些官員選擇在家裏藏錢，放在身邊隨時可以看著。藏錢的地點可以是密碼箱（櫃）、床底，甚至可以是廁所。如重慶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將4個裝有共939萬元的紙箱藏於新居廁所中，因廁所滲水被發現。

話外音：錢放身邊看似安全了，但做惡夢的幾率估計也會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贛州市公路局原局長李國蔚家裏有一個特別定製的煤氣罐，用來藏數百萬贓款。另外他還將裝有280萬元的密碼箱埋在一個垃圾堆下。

話外音：太有創意了，這哥們真不怕哪天被人當成真煤氣罐給點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貪官用專房來藏贓款。如廣東省疾控中心免疫規劃所原所長羅耀星租了一處豪宅專放贓款，屋內放滿幹燥劑，但最終1200萬元仍發了黴。

話外音：看來金屋不光是用來藏嬌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錢的案例很多，地點隱蔽得出乎意料。重慶公安局原副局長文強將2000萬元用油紙包住沉入一口魚塘中。而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則將受賄的400萬元，部分現金用塑料紙包裹藏在樹洞、灰堆、稻田、糞坑裏和屋頂瓦下。

話外音：難為這些官員了，放在戰爭年代，估計個個都能做個好的諜報人員。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島市煤炭檢驗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經住過的一處廢棄的平房院子裏，埋下了一個精心包裹的大包，裏麵有1500多萬元公款。

話外音：這是要把錢藏著以後當文物賣錢嗎？

貪官為什麽願意“屯現金”

貪官願意把貪來的現金藏起來，這固然是怕被別人發現，但同時，也是一些貪官對金錢近乎變態的追求和無盡的索取。

與貪官們將大量金錢藏在身邊相對比的一個現象是，很多貪官對外卻是以生活簡樸甚至近乎吝嗇如葛朗台一樣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萬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島市煤炭檢驗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時生活低調，常年開著一輛長城皮卡，單位領導讓他換台新車，他總是說“沒錢”。

專家認為，個別貪官已經把屯錢當成了一種愛好，就像集郵等收藏活動一樣。他們的興奮點不在於花錢，而在於怎樣搜刮到更多的錢。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表示，好多貪官怕被外麵發現蛛絲馬跡，藏錢也體現出一種典型的掩蓋腐敗、蒙混過關的心理。無論藏得再好，手法再複雜和隱蔽，都是在掩耳盜鈴，最終還是要露餡。

貴州省社會調查研究所所長姚貴陽則擔憂，一些官員屯錢數量驚人，這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導致錢荒，社會資金不能有效盤活。

“官員屯錢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對官員亮家底、曬財產的製度還需進一步強化，今後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統籌監管，從根源治理腐敗、做到正本清源。”姚貴陽說。

[yongbing1993]

毛澤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戰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於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並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

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占領了沈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寧、遼北、安東等省[1]的大部，在黃河以南占領了淮陰、菏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占領了承德、集寧、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的大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采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於現在的師），終於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麵進攻計劃，而於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製在南線的兩翼，即山東和陝北。

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線和北線都由防禦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麵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陝北都恢複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寶雞、濰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沒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的防禦體係，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

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

敵人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隻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後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麵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麵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鬥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則是美國這一政策的擁護者。這種情形，現在許多人還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麵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麵，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誌，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誌，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夥，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裏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麽“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麽“中間路線”。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夥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曆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

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隻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後還要裝的）。最近做了國民黨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去年六月間，不是曾經宣布“在軍事方麵，隻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的嗎？這次一上台卻大談其“光榮的和平”，說什麽“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於和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後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複”。

合眾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電訊，馬上就預料孫科的聲明“在美國官方人士及國民黨自由主義人士中，將遇到最廣泛的讚揚”。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於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著“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裏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複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

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麽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麽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麽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我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擴大，必須容納一切願意參加目前的革命事業的人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需要有主力軍，也需要有同盟軍，沒有同盟軍的軍隊是打不勝敵人的。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應當記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記他們。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的朋友，努力保護人民利益而反對保護敵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國無疑是不少，無疑是一個也不應被忘記和被冷淡的。我們又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鞏固，必須不容許壞人侵入，必須不容許錯誤的主張獲得勝利。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

如上所說，既然敵人正在陰謀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陣營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強自己的陣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要求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並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那末，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中國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會階層決定自己的態度。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製而站到革命陣營一方麵來，中國反動派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於最後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

與此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中國反動派和他們的朋友，雖然不能夠鞏固地團結一致，雖然會發生無窮的互相爭吵，互相惡罵，互相埋怨，互相拋棄，但是在有一點上卻會互相合作，這就是用各種方法力圖破壞革命勢力而保存反動勢力。他們將要用各種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斷定，他們的政治陰謀將要和他們的軍事進攻遭遇到同樣的失敗。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複。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遊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就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一九四九年所應努力求其實現的主要的具體的任務。我們將不怕任何困難團結一致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