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韓丁：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周恩來：文革大方向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於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隻能選擇“唯生產力論”。
珍貴曆史資料：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作者：韓丁
《周恩來與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談文革》
這是原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William Hinton）1971 年訪華期間與周恩來總理的談話記錄。原文發表在美國《 New China 》雜誌（美中友好協會會刊）第 3 期上。
韓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樣開始的？
周恩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導致運動形勢的最初標誌，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現了。八屆十中全會（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報告就是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接著，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製定了十條意見。當劉少奇用自己的東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點意見時，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製定了一個《二十三條》的批示。然後，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了《五*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開始了。
所有這些步驟都是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一部份。在中國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這種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始終是長期的和嚴肅的。激烈的鬥爭是從一九六六年夏天，當毛主席發出“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並動員千百萬人民投入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時開始的。這場鬥爭直到今天還在進行。
韓丁：一九六二年（所針對）的問題是什麽？
周：對於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隻能選擇“唯生產力論”。劉少奇說，生產關係的問題早已解決了。那就是說，我們已有了先進的生產關係（所有製、管理製度和分配製度），但是，生產力（資金設備、技術和工藝）落後。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教導說，生產力是受生產關係和社會上層建築製約的。劉少奇在八大發表了他的先進生產關係和落後生產力的理論。根據他的看法，中國的社會關係已非常先進。生產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產關係中，再也沒有進一步的變化能再搞大躍進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躍進，他反對並貶低大躍進。他執行了一條形左實右的路線，這可以體現在極左口號之中——那種實際上不能實現的口號。這確實企圖破壞大躍進。
劉還通過保護固有的上層建築來反對大躍進。他不願意改變束縛著生產力的上層建築。後來，陳伯達（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文革組長）等人和劉少奇一起在農村反對毛主席的前十條。你肯定是看過這十條指示了。
韓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剛才所說過的那樣，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製定了前十條來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用另一個十條來對抗。這個後十條既混亂又充滿毫無意義的細節，是繁瑣哲學的體現。劉少奇反對毛主席關於整黨內走資派的提法。他用“四清”與“四不清”（經濟、政治、組織、思想）的矛盾來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論官職大小，黨內或黨外，不論男女，隻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罷官。
由於這樣的方案，打擊的範圍不得不大大擴大。在農村幹部中，小私利確實存在——例如把集體財產中的一點點作為私用。如果這樣的行動就使他們成為壞人，那麽幾乎全部農村幹部，除極少數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麽東西掉在地裏（籃子、麻包或一截繩子），一個幹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個貪汙者呢？如果這都叫做嚴重貪汙的話，那後果就難以設想，不得了！
像這種行為隻能歸為小偷小摸一類。工廠幹部也並不見得不幹這類事。舉例說吧，有人用工廠信紙寫私人的信。社會還沒有發展到共產主義的階段。人們不能都很清楚地區分公私。甚至到了共產主義，還會有許多形式的鬥爭。所以問題不在於“四清”或“四不清”，而在於你走哪條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條批判了劉少奇的後十條。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園大隊搞紮根經驗。她完全執行劉少奇的指示，並且未經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國到處做報告。
韓丁：怎樣了解更多有關這方麵的情況呢？
周：為了比較，你在去長弓村前，應該到別處走走。你不想去桃園大隊嗎？我自己沒到過那兒。但如果有機會，我倒想去看看。
劉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兒的經驗為基礎，在一個公開集會上說，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今天已不再適用了，因為已過時了。他就這樣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會議。我親耳聽到他說這種荒謬的話。以後我去彭真那兒，告訴他：“這些話不能在人民之中傳播，必須從他的講話中刪掉。”因此，（劉少奇的講話）最後以一個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經修改的講話卻在各地傳開了。錄了音並且在全國廣播了。我沒聽過錄音帶，不知道她究竟說了些什麽，但我知道關於報告的一些情況。那個桃園大隊經驗現在正在受批判。整個方法是主觀的，不靠事實來檢驗，也沒有調查。
劉少奇把共產黨和政府的幹部看成是沒有一個好的，全是一團糟，他打擊一大片。當他或他的工作組去一個村子“蹲點”時，他們搞所謂的“紮根串連”這種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權十五年後，他們還做什麽秘密工作呢？這樣會帶來什麽好處？“紮根串連，秘密調查”——這一切都是和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的。
劉少奇從不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作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去落實。他把它變成一場幹部之間“四清”和“四不清”之爭。他們是貪汙，還是沒有貪汙？還是“黨內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強調說，走資派在黨內），或好人壞人之間的鬥爭？由此看來，他一點也不要階級路線。這樣對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完全和階級鬥爭、兩條路踐和兩條道路的鬥爭的理論背道而馳的。
根據劉少奇的這種方法，可以撤換成批的幹部並使另一批新的掌權。可把社教運動帶到針對掌權者的無原則鬥爭中去。這就為通向資本主義複辟開了路。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國居住的美國人：在劉的路線下工作，幹樣樣事情都得根據一個人是否喜歡別人。一個人掌了權，別人就送禮給他，請他吃飯。
周：當毛主席開始發起社教運動時，就是為了深入進行階級鬥爭，發展社會主義革命，並為文化革命作準備。但劉少奇插手進來，改變了運動的形式，為資本主義複辟開了道。
你如果去桃園調查，你應當在那兒住上一段時問，把情況摸清楚。大寨、長弓和桃園這三個村子是三個集中點。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幹擾之下，桃園走過資本主義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長弓的情況怎樣。長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寫的《翻身》一書中，你反映了那兒的一些挫折。據我所知，長弓還有問題，但大方向是正確的。你可以比較一下。
韓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對嗎？
周：是的。沙石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它本來是一塊不毛之地，除了石頭以外，什麽也沒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兒耕作的泥土都是從別處運來的。我到那兒兩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變化。那兒的前黨支部書記是農民出身，曾經做過乞丐，逃荒到了那兒。他領導人民開山造田。從土改起，通過社會主義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產鬥爭的各個時期都領導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發展。
雖然這個人從一開始就當領導，但由於勝利使他衝昏了頭腦，他的思想被腐蝕而停留在某個階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個沙石峪就隻有他自己的兩個孩子上大學。這是一種特殊待遇，而這兩個孩子的行動也表現出了他們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其中一個快要畢業了。她加入了一個紅衛兵組織，並回家保她那掌權的父親。這使人們非常不滿。大隊隊員起來造反，反對他的領導，我們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
群眾還反映了這樣的意見。當這個村子開始蓋房子時，規定每家造兩套。這個大隊長已有了兩套，但他又給自己多造兩套。一九六六年五月，當我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到那兒去時，我發現了這個情況。我奇怪大隊長的房子怎麽會比別人的大出兩倍。在緊接而來的熱潮中，人們揭發了這件事，指責他們的大隊長砍了村裏的樹替自己蓋房子。
人們指責他這兩件事是十分嚴肅的。大家把他從辦公室轟出來，撒了他的黨書記的職位。這是正確的。人們又進一步要把他清除出黨，但這必須得到遵化縣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間，我第二次去遵化縣時，聽說他們還未決定他的黨籍問題。在他的案件仍在考慮期間，他像大隊別的社員一樣勞動，要他幹什麽，他就幹什麽。然後在一批二鬥三改造的運動中和在整黨運動時期，他們決定保留他的黨籍。最近我聽說，人們決定恢複他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職務。
因為他曾經砍了村裏的樹去為自己蓋房子——也就是說，他會為了私利濫用公共財產——那四套房屋已被沒收作為公用。我不知道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
你如果到這樣一個地方去，你就應當在那兒住上幾天，設法了解整個過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這樣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最早實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領導仍有時不免會犯錯誤。由此可見，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民主集中製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適當地監督領導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眾路線，特權就會興起，那麽一個黨書記，就會變成土皇帝或地頭蛇。他可以欺騙群眾，要大家不顧私利，但他自己卻成為一個官僚主義者，而且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須將它進行到底。而且還不能隻進行一次。也許我們這一代人隻見到一次，但這兒的這些年輕人（指著韓倞和弗萊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見到另一次。他們將有權參加。
在資本主義圍堵我們時，由於中國這樣大，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在一次運動中得到解決的。最近，阿爾巴尼亞的同誌們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說：“阿爾巴尼亞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而且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他們認識到，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內，階級鬥爭不會停止。接受這種想法的人已經有相當多了。在中國，要幾億人民明白這個理論需要時間、教育和實踐。
《高考》讓少數窮人上升了，多數沒有考上的怎麽辦？其實《高考》不但不公平，而且還在人為地製造劃分人的等級，又在製造人類的分化成階級。是在製造矛盾，製造階級，從而引發階級鬥爭。
隨著高考成績的查詢，以及分數線的陸續公布，全國各地出現了多起考生自殺的悲劇。有媒體報道，營口市複讀考生李新默默離家出走，在鞍山郊區投河自殺。警方發現，李新胸前書包中裝著兩塊大石頭。李新父母說，兒子去年447分已夠二本分數線，但是，他最大理想是考上一本重點大學。
雖然每年這樣的事件都在上演著，但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化蝶而去，著實令人痛惜。透過這些悲劇的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國當前巨大的就業壓力。
上學是為了什麽，答案可能是好的大學，再往後推，便是有一個好工作。再加上競爭與媒體的報道，使每年一度的高考，早已經不是學生本人的事件，而是寄托著社會、家長、學校與學生的期望值和價值感，全社會過度關注使整個社會氛圍格外緊張。很多考生認為這一環脫節了，人生就完了。
高考，已經排在了壓力事件的前列，成為引起心理與精神障礙的重要社會因素之一。
每年高考已至，酷暑難擋，考生與家長如何調整心態? 施壓過猛，情緒緊張，如何讓考試失利、悲觀自責的考生絕處重生? 盤點那些落榜後輕生自殺的考生，希望這些血的教訓讓考生與家長都能看淡成績、看輕分數、......
不管是落榜後的考生自殺，還是落榜生的父親自殺，血的教訓告訴人們期望過高反而會讓自己的落差變大，失望之至終會使情緒失控走向極端。看淡高考，看輕分數，放下大學這個獨木橋的老觀念，家長與考生都能把高考看的雲淡風輕，發揮才能超常、心態才能平穩、行為才能理智! 不管是考生還是家長都需要一個身心健康大環境，人們應該共同營造方能減少悲劇!
不管是喝藥跳海、還是割腕吞釘，高考落榜生之所以輕生隻因分數壓力過大，看淡看輕分數，重視知識與能力的提高，家長引導、媒體跟進幫助考生樹立正確的分數觀，打造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氛圍，讓考生對分數不那麽敏感，降低分值的敏感度才能讓所有高考學生遠離輕生的怪圈!
在中國每年的六月，高考都會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放榜的那一刻，無數考生經曆著大喜大悲。在日趨逼仄的社會上升通道裏，高考成為了許多家庭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然而，正是這種孤注一擲的生死狀心態，導致悲劇頻頻發生。
2013年6月，四川崇州。女孩楊媛第二次參加高考，還是沒能達到本科線，覺得愧對父母，喝農藥自殺身亡。
2014年6月，四川旺蒼。男孩尚飛參加完高考，僅考了170多分，發布微博：“原來我孤身一人。好絕望好絕望，一步錯，滿盤皆輸。他寂寞的活著，他寂寞的死去。然後從自家後麵200多米高的山崖墜下身亡。
2015年6月，遼寧大連。男孩洋洋第三次參加高考還是失利，於是從15樓縱身跳下，據說因為屢次高考落榜，生前患有嚴重的抑鬱症。
2016年6月，四川達州。男孩小斯參加完高考後，在QQ空間留下幾千字的遺書：“考98分都被罵，感覺不到父母對我的愛，死了，我的心自由了，我寧願從未在這個世上出現過。”幾天後跳河自殺。
……
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悲劇，人們會發現，十年寒窗苦讀，一旦落榜，仿佛數載心血都灰飛煙滅，即使是成人也需要極強的心理承受能力來麵對，更何況那些脆弱敏感的青春期孩子？希望能喚起更多有誌之士的深思。
有個考生說, 在高考之前，父親就再三強調過：“你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考大學，考上了，我們把你當坐上賓，考不上，你在這個家將沒有任何發言權，誰都可以把你踩在腳下！”那些冷嘲熱諷的謾罵讓我倍感壓抑。
可我到底落榜了，而父親自然是大大的憤怒了，懷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弱智。而我也是心如槁木，萬念俱灰，不止是因為高考的落榜，也不止是因為家人的奚落，更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命就是如此，從小就得在家庭冷眼下苟且偷生；長大了又得在應試教育下延口殘喘，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啊？！
於是就下定決心投江自殺。
有個考生說, 從小學到初中，學習成績都很好，經常考第一名，中考時便是以全校第一名考入縣城最好的中學。
高一的時候，我感覺到那些縣城的優秀同學們瞧不起我這個家境貧寒，學業平庸的鄉下孩子。
我還是落榜了，父親大大憤怒了，激烈的競爭讓我惶恐、挫敗、焦慮，青春期荷爾蒙的躁動又不知如何釋放；
有個考生說, 在一個佼佼者如雲的重點學校，這種激烈的競爭讓我內心極為緊張、惶恐、挫敗、焦慮。我從初中開始就寄宿在學校了，父母不在身旁，也沒有知心朋友，老師一心隻抓分數，根本沒精力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
我隻能通過看通宵錄像、打遊戲機等來麻醉自己，像無數迷茫又迷失的少男少女一樣，我也喜歡上了流行歌曲，收集一大堆歌星們的唱片，又故意留長發來彰顯個性——我額前的頭發垂下來，可以到嘴唇那麽長，眼神迷離，表情冷漠。
此外，青春期荷爾蒙的躁動非常困擾我，但我不知如何釋放這種壓力，更不敢告訴任何人，隻能通過看某些不良小說來緩解，但每次這樣做後，我都會有強烈的羞恥感和罪疚感，覺得自己真是全然敗壞，對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我那段時間甚是苦惱，甚至想到結束自己的生命，隻能把所有的掙紮痛苦寫在日記中。最後，我開始有了輕微的抑鬱症。
然而高考後等到成績放榜的時候，我簡直五雷轟頂！萬萬沒想到我居然考得那麽糟糕，連省專線都沒有達到！一向爭強好勝又愛麵子的我躲在家裏大哭了半天。更糟糕的是，......
有個考生說, 高中畢業那年沒有考上大學父母也很失望，於是苦口婆心勸我複讀一年，——回首自己高中時代那種緊張、惶恐、挫敗、焦慮、孤獨，我依然心有餘悸，..........對家庭、學校、社會而言，都任重道遠。
有個孩子說, 我出生在江西某個小縣城。其實，我從小成績都不錯，初中和高中都上的是重點學校。但高中分文理科時，我走錯了路。
其實，我天生是理科細胞缺失的，對電力、幾何、空間、概率之類總是腦子短路，難以開竅。父母沒多少文化和主見，聽周圍人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隻有成績差的學生才會讀文科，怕別人看不起，最後就稀裏糊塗的讓我選擇了理科。
讀到一半，我有點想放棄，因為費了很多功夫也看不出學習效果。但媽媽給我打雞血： “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 又說“其他家的孩子都能，你為什麽不能？”還給雞湯“科學家都可以克服那麽多困難，你為什麽不可以向他們學習?”
其實，這種勵誌雞湯不是每個孩子都合適喝的，真的需要因人而異。
學校有不成文的偏見。曆年以來，成績好的學生們都一定會考到省外，去上海、北京、廈門等大城市，隻有成績差的學生才會繼續待在本省。而我考前屢次模擬考試，唯一超過120分的隻有語文，其他科目都是慘目忍睹，總分也就400來分。於是，我想自己絕對是考不到省外了，隻能做二等公民。談不上多麽絕望，更多是麻木，絕望之後的麻木。
老師給我們發了一篇上屆某位學姐寫的勵誌文章。她當時模擬考試考了580分，按這分數也隻能上一個省城的二類本科，學姐不甘心，在家裏顯眼位置貼了一條橫幅：“殺進複旦”，並以臥薪嚐膽的精神自我激勵，最後，如願以償，高考竟然考出650多分的好成績，比上次模考多60多分。所以，她勉勵我們這些師弟師妹“有誌者，事竟成！”
所有同學看了師姐這篇正能量文章，都像打了雞血一樣，希望通過最後一段時間的衝刺翻身打個漂亮仗，我也這麽幻想著。
高考那天，我騎上媽媽新買的自行車去應考。上午考語文，感覺還不錯，結果出考場一看，我的新車居然被偷了，找了半個小時也沒找到，我非常沮喪，哭了一中午。
回家後，媽媽心疼車，很生氣地責備我：“你幹嘛不走路去？非要騎車去？”其實我也挺自責，母親甚至還跑去找校長鬧：“我家車給丟了，讓我家孩子心情受影響，你們學校得負責！”
下午考數學，本來我數學就不好，這事一鬧，結果考得更差，如同新車被偷的宿命一樣。最後，全部科目考完後按標準答案一估分，我估計自己考了400分，也就能達到個市專科線而已。
果然，我真就考了402分，被市裏的財經專科學校錄取了。而那一年，因為試卷總體難度比較大，本科線其實並不高，也就420分，我心裏非常非常難過，如果我再多18分該多好啊！
於是，我對家人說：“我放棄那個專科學校了，我要複讀考本科！”結果，家裏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讚同我複讀，她們認為我資質很差，即使複讀也難成材。這讓我更加自卑。
偏偏我親戚的鄰居是一個在北京某大學讀自考的大三學生，他受了學校的委托，在家鄉到處招生，每招到一個學生能獲取1000元的好處費。於是，為了牟利，他不遺餘力地在我家吹噓，這個學校多麽不錯，校長多麽厲害，就業前景多麽光明……
可惜，當年資訊並不發達，沒邁出小縣城的家人們對自考完全沒有了解，就聽信了鄰居大哥哥的花言巧語。尤其是我大嬸，她雖然文化層度不高，但屬於我們小縣城人人羨慕的“鐵飯碗幹部”，所以，親人們都更願意聽從她的意見。
結果，我去複讀交學費的路上，被大嬸一把攔截住。她讓我趕快去照相：“我是為了你好，就別複讀了！以你的水平，再複讀一年，最多隻能考到省城去上大學，現在直接去北京這個大學，以後畢業了，就是人人羨慕的北京人了。”
一周後，北京那個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就來了，我隻好聽從大人們的安排。
等真到了北京清河的那所自考學校，我一看校園還沒有我們高中大，不禁大哭了一場，對爸爸說：“我不想讀了，我想回去。”可爸爸不同意：“所有人都知道你去北京了，你再回來，很丟人啊！”而媽媽則繼續給我打雞血：“人家可以在這讀，你也可以的。”
就這樣，我別無選擇地讀了這所自考學校。我們被忽悠了，自考學校有很多考試，強度遠大於高考，弄得我們壓力很大，雖然也有學校文憑，但含金量不夠，我很多同學畢業時都隻得到了學校文憑，沒有通過完國家考試，等於四年學費，五六萬學費隻換來民辦大學的文憑。一路艱辛，冷暖自知。
今天這個社會用分數、學曆、地位、金錢將人劃分成三六九等，階層焦慮越來越嚴重，但我希望女兒將來能夠確信自己乃是不以分數、學曆、地位、金錢等等為自我價值的評判標準，畢竟，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於金榜題名，人生的真正價值也不在於出人頭地。
這個考生說得對啊! 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於金榜題名，人生的真正價值也不在於出人頭地。工人農民還是需要存在的! 工人農民總是占人群中的大多數! 人生中並不是隻有《高考》這一座獨木橋! 社會還需要各種行業的人員才是真實社會所存在的必需。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隻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隻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隻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誌改革的誌士仁人共同工作。”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根本區別。”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摘自《紅旗》雜誌1967年第7期評論員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大方向》——學習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很可能是法西斯專政。”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大事全書》1965年8月，主席在談話中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搗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4年5、6月間，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永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頁)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把他的話傳達下去。傳達到縣，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各省委要頂住修正主義中央。”(2002年1月18日《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頁)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15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矛盾論》)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立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頁)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在人民大眾方麵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做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9頁)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它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說：“有的時候我也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通過“五一六通知”後不久，毛主席在6月10日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誌明的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就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什麽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呢？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論點就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被概括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卻不得不麵對文化大革命失敗，反修防修失敗的巨大風險。這個我們可以從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與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後一次集體會見時的談話中可以見到。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為什麽毛主席會覺得文化大革命會失敗，反修防修會失敗呢？毛主席的解釋是"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些反對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帳的代表人物就是鄧小平，這個我們可以從《鄧選二卷》某頁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願望來說，是處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對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觸、不滿意的代表人物則是葉劍英，這個我們可以從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中可以看出來"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好像原話是"啥子修正主義，誰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誌還不知道什麽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又如何能夠取得反修防修的勝利呢？
那到底什麽是修正主義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的講話中提到了修正主義，把修正主義等同於右傾機會主義。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十幾天後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更是明確了修正主義，並提出了要對修正主義展開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之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03頁 。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我們知道馬列主義的某些結論是錯誤的，如果全部照搬馬列主義的結論，必定會犯嚴重的教條錯誤，就會斷送中國革命，斷送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多次發生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那到底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絕對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義，堅持了它就是搞馬列主義呢?
我們知道馬列主義是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理論，他宣揚的是勞動創造價值，人民創造曆史。所以，個人認為這個不容否定的馬列主義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勞動人民無產階級，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同樣的推理，資本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資產階級，為資本家服務"。
如果中國共產黨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那肯定搞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修正主義。隻有依靠的對象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才能夠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不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如果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剝削階級那肯定會被資產階級利益代表人逐步奪取權力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就是妄想依靠資產階級來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路線。
建國以後，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由軍事鬥爭轉為經濟工作。軍事鬥爭有路線問題，曆史已經給了我們清晰的回答。經濟工作同樣有路線問題，同樣有依靠誰的問題。依靠誰來發展經濟，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給了不同的回答。
毛澤東時代依靠誰大家都很清楚，至於鄧小平時代依靠誰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用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個名詞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到底是依靠誰？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廠長負責製"，一個是現在的"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廠長負責製"很清晰的告訴我們發展經濟已經不是依靠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廠長、經理們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發展經濟所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海外戰略投資者"，現在振興中國喊的最響的就是"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外國資本家，振興東北經濟看來是要依靠美國、日本的剝削階級了，這就是中央政府製定的振興東北的國策。
現在中央政府的路線是馬列主義路線還是修正主義路線，就不用再說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依靠的對象是剝削階級，還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嗎？隻有那些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才會說能夠。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如何把一頭大象裝進冰箱？"，答案是：把一隻貓裝進冰箱，然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來給無產階級洗腦,還謂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剝削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實際上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的人屬於同一類。現在不是有主流學者宣揚股份製也是公有製嗎？按這些人的推理，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股份製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資本主義國家也全部變成了公有製國家，也全部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什麽叫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己成國策。）
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惡果己現。）
《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 作者：張春橋
這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發表的。
一九七六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深刻批判鄧小平的洋奴哲學，全文如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去年夏季前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隻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才能，完全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與此相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鼓吹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推行一條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們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麵前，甘心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張賣國投降，靠向外國乞討過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人民揚眉吐氣，發奮圖強，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衛星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麵，新的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的采用，大型內燃機車、大容量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百萬次電子計算機、電子掃描顯微鏡、各種類型數控機床等新產品試製成功，都表明我們在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道路上正凱歌行進。
我們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四個現代化”，而在於走什麽道路，執行什麽路線，究竟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基點放在那裏。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是戰勝一切困難奪取勝利的可靠保證。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又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刁難破壞，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是，我們麵臨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完成艱巨的任務靠什麽？基本的一條就是靠充分動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離開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更要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絕對不能離開這個基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吃現成的要受氣，依賴別人是建設不成社會主義的。隻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唱反調，到處叫嚷要千方百計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國際上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工人群眾從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係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於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麽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製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製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裏還有什麽工業化的速度，那裏還談得上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隻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曆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嗎？這夥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製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隻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得高速度。這已經為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無數事實所證明。我們的石油工業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連我們的敵人也無法否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造船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宣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機引進，船買進，眼睛盯著外國的一點技術專利，國產的貨輪和船用柴油機長期得不到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工人群眾、幹部批判了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才改變了麵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開始打造船工業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噸位和柴油機的馬力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文化大革命前隻造了一艘萬噸輪，而這六年中萬噸級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還是搞洋奴哲學快，不是很清楚嗎？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口聲聲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卻偏偏閉住眼睛不看事實，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搞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旗號，到處鼓吹隻要拿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不管走什麽路，用什麽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一套辦，必然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外國，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自己的獨立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係，隻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複辟資本主義，靠向外國乞討過活。蘇修就是一麵鏡子。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奪，一手又向人家乞討，這是蘇修叛徒集團搞假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
我們提倡自力更生，並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毛主席曆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因為這些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麵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學者嚴複就很讚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後來可以居上的道理。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製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於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隻許永遠跟著別人爬行。
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麵，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麵，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群眾、害怕帝國主義的劣根性愈來愈發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學。
洋奴哲學，是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我國的精神產物。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隻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洋奴哲學的幽靈總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學，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必須反複地進行下去。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立功、立言、立德，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評價曆史人物的三個價值尺度。然而曆史上眾多風雲人物中，有的因立功名垂青史，有的因立言傳頌後世，有的因立德受人敬仰，卻極為罕見有功有言有德並立達到至高境界的人物。回望千年人類曆史，毛澤東是唯一同時建蓋世奇功、著天下雄文、揚人間大德，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曆史巨人。
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成就了“紅船精神”。1921年7月黨的“一大”，13位代表會開了一半，在由上海向南湖“紅船”轉移的路上就溜走了一人。十多年後，張國燾成了大叛徒，周佛海、陳公博成了大漢奸，4人聲明脫離共產黨，4人因信仰共產黨而犧牲，紅船十三人中隻剩毛澤東和董必武二人堅持到新中國成立。董老未進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唯有毛澤東是駕駛“紅船”破浪前行抵達勝利彼岸的掌舵人。
毛澤東孤身一人接管幾百人南昌起義失敗後的殘兵敗將上井岡山，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首次打出鐮刀斧頭的工農革命紅軍的旗號。黨中央命令進攻長沙失利後，毛澤東決定率部挺進井岡山，點亮了終將形成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
舊軍隊中的殘兵敗將不改舊軍人習慣無法成為工農紅軍。毛澤東決定“三灣改編”、官兵願留下的留下，不願留下的發路費放行。同時開會製定紀律，“古田會議”鑄軍魂。1927年9月底的“三灣改編”，實行了“支部建在連上”和成立“士兵委員會“強調官兵在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夥食標準等生活待遇上必須一致的製度。1929年12月在古田會議，則通過了毛澤東撰寫的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8個決議案。古田會議標誌著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成熟。古田是人民軍隊鑄魂之地。
中國工農紅軍人員少紀律嚴又無軍響和武器，又被蔣介石國民黨軍剿殺，戰爭分分秒秒都在開始發生。如何應對？毛澤東確立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聽取意見後總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作戰方針，打了很多以弱勝強的漂亮仗。
1930年12月，毛澤東為第一次反“圍剿”誓師大會題寫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對聯生動概括了適合工農紅軍作戰特點的戰略戰術。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在對生存與勝利的渴望中，選擇了毛澤東。力排眾議，打鼓新場脫魔掌；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澤東不負眾望，帶領紅軍虎口脫險，踏上了“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新征程。
1935年9月9日，野心膨脹的張國燾與黨中央分道揚鑣，發密電給在黨中央附近的四方麵軍領導人陳昌浩等，“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接葉劍英密報，毛澤東迅速與中央脫離險境。毛澤東多次說：1935年9月9日，是“最黑暗的一天”。
1935年9月底，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到達甘肅哈達鋪。當毛澤東從報紙上發現陝北一帶有劉誌丹領導的紅軍，決定陝北為落腳點。毛澤東一掃胸中陰霾，心情豁然開朗，詩興大發，佳作噴湧，在一個月內連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詩詞佳作。中央紅軍突破蔣介石布下的重重封鎖線，尤其是1935年11月直羅鎮大捷和果斷糾正“肅反”錯誤，救出劉誌丹、習仲勳等陝北紅軍領導同誌兩件大事，為黨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舉行了奠基禮。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反蔣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導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當東北軍停止與紅軍交戰行動，毛澤東力主東征山西，為抗日開辟道路。大家對東征憂心忡忡，毛澤東卻信心滿滿。東征途中所寫《沁園春·雪》就是佐證。東征曆時75天，殲敵7個團，擴軍8000餘，各類繳獲頗豐。凱旋當日（5月5日），毛澤東宣布“反蔣抗日”變“逼蔣抗日”。
由“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在“逼蔣抗日”大背景下爆發。12月13日、1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兩次作主導發言，確定由“逼蔣抗日”變“聯蔣抗日”。並於19日連發11封電報給在西安的周恩來，周恩來創造性貫徹了毛澤東電報精神，達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變“聯蔣抗日”為“擁蔣抗日”。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對在西安的承諾立場上動搖，態度上消極。毛澤東又適時提出“擁蔣抗日”，通過一係列艱苦卓絕、深入細致的工作，迫使蔣介石於1937年5月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達成國共二次合作。至此，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主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體形成，黨和紅軍被中央軍、晉綏軍、東北軍、西北軍、寧青二馬軍等60多萬大軍包圍的嚴峻局麵得以破解。
領袖地位的鞏固與敵後抗戰新局麵的形成。1937年11月，王明以欽差大臣身份回國，極力推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在黨內高層引起思想混亂，毛澤東的指示一度出不了窯洞。5月，《論持久戰》發表，立即在敵我友各方引起震撼。1938年7月，共產國際明確表態，支持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中央。9至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得以鞏固。此後，毛澤東關於抗戰戰略戰術思想得以順暢貫徹，迎來了人民群眾大動員、人民軍隊大發展、抗日根據地大開辟的新局麵。
擊退反共高潮，維護統一戰線。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都有盤根錯節的媚日親日情結。汪精衛1938年底投降日本。蔣介石則在1938年武漢失守後，連續出現了三次投降危機，並伴隨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撰文電告國內外，及時揭露蔣介石的投降行徑，並指揮部隊以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行動，擊退和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
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1939年到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和領導了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以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黨八股”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以及其間開展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和隨之實行的“精兵簡政”。這一連串的重大舉措，矗起了延安精神，凝聚了黨心民心，夯實了奪取抗戰勝利的力量基礎。
未雨綢繆，進軍東北。對於東北的戰略地位，毛澤東早已了然於胸。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3天，毛澤東開始進行“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部署，即電令毗鄰東北的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所轄4個軍分區司令員、4個地委書記，組成東進指揮部和東進工委，率部2萬餘人分3路挺進東北，奪得經略東北的主動權。
重慶談判與戳穿蔣介石“滅共”陰謀。蔣介石為獨占抗戰勝利成果，為向日本占領區運兵爭得時間，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斷定毛澤東不敢來重慶。毛澤東“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8月28日赴重慶，一邊與束手無措的蔣介石周旋，一邊做國民黨上層和民主黨派的工作，同時指示八路軍、新四軍粉碎國民黨軍的武裝挑釁，並命令華東、華北八路軍、新四軍選派主力挺進東北。10月10日《雙十協定》達成後，黨內部分同誌被“和平民主新階段”所迷惑，產生了到國民黨政府當官過太平日子的思想。毛澤東告誡大家，蔣介石仇共滅共的本性不會改變！從“雙十協定”簽訂到1946年6月，毛澤東對即將到來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了周密謀劃和準備。
運籌黃土高坡，決勝各個戰場。全麵內戰爆發之初，擁有400萬正規軍的蔣介石，誇口要3至6個月肅清共產黨。毛澤東在世界上最簡陋的司令部裏，指揮最大規模的人民解放戰爭。先是在延安的窯洞裏（1946-1947.3），粉碎了蔣介石的全麵進攻。又在陝北的溝壑間（1947-1948.3），挫敗了蔣介石對山東、陝北的重點進攻。再在西柏坡的小山村（1948.3-1949.3），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的重大轉變。不到3年，蔣介石的幻想被擊得灰飛煙滅。
拒絕“劃江而治”，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贏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觸動了多方的利益神經。蘇聯、美國和國民黨都以不同方式，向中國共產黨施壓，“革命到此為止”，以求“劃江而治”。毛澤東憤然指出，決不允許再出現“南北朝”！隨即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動員令。解放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直下東南、華南和西南，進軍西北、新疆和西藏，完成了祖國大陸的全部解放和空前統一。
新中國國體、政體和政協製度的總設計師。對於革命勝利後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早在1931年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時，就作了最初探索。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又對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領導製度作出遞進式構想和設計。從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到開國大典，毛澤東科學設計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政體，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製度。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清除一切汙泥濁水。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110年間，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同列強簽訂了上千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欠下了永遠還不清的巨額債務。在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形形色色物質鴉片和精神鴉片長期的汙染和毒害下，整個社會落後和醜陋程度令人發指。毛主席關於廢除舊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莊嚴聲明，使重壓在中國人民身上巨額債務一朝清零！又幾乎在一個早上就將“黃、賭、毒、黑”等社會毒瘤鏟除幹淨，為新中國創造了晴朗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力服眾議，定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最艱難的戰略決策。剛剛誕生一年，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實在沒有與世界霸主美國一決雌雄的資本。黨和國家大多數領導同誌不同意出兵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澤東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以“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的充分理由，說服了大家，由彭德懷掛帥，出兵抗美援朝。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血洗天津和北京。50年後，中國人民誌願軍將美國為首的兩個八國聯軍（17國）打趴在三八線上，贏得了一場中華民族的百年雪恥之戰，新中國的立國立威之戰！
以大躍進速度完成工業化完整體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水平，比歐美落後200年，比日本落後80年，比印度也要落後30年以上。毛澤東把工業化稱之為“第二個革命”，於1953年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僅用20年，我國就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世界頂級成果，一舉超越印度，趕上了某些西方發達國家。
以農業為基礎的各項建設成就顯著。中國什麽問題最大？吃飯的問題最大！毛澤東對農業基礎建設抓住不放，毫不放鬆。1952年提出南水北調設想，1956年展望“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工程。1950年代，指導完成了農業合作化之後，又親自製定了包括“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八字憲法在內的農業發展六十條。全國範圍內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庫，達84000多座，糧食產量由1950年的1.3億噸，增加到1975年的2.8億噸。
打贏“準戰爭”時代的所有戰爭。新中國成立時，解放戰爭尚在進行中。幾乎與抗美援朝同步，國內展開大規模的剿匪作戰。至60年代，共剿滅土匪數千股，200多萬人，根除了幾千年的匪患。東南沿海同國民黨軍的作戰，持續了近20年。反侵略戰爭方麵，先後贏得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還擊戰，60年代中期抗美援越作戰，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1974年收複西沙之戰。
60年代中期，當美蘇兩霸均以中國為敵，大規模侵略戰爭危險空前嚴峻，毛澤東主席又作出進行“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從1964年到1976年，中國西部地區崛起40多座工業城市，基本形成毛主席所要求的“山、散、洞”戰略布局。
文革是批鬥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而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在土改時，在批鬥地主富農時是最積極的，又是過激的，誌在表現出比工農幹部更革命的行動來，得到共產黨的重用。在反石鬥爭中鄧小平任主要領導，反右擴大化的主要責任人。又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走資派又將批鬥對象對準了“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為的是轉移批鬥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的目的。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又貓哭老鼠給右派分子放了出，結成同盟軍。而右派分子搭上走資派的《先富》戰車著實成了土豪劣紳磚家叫獸。所以聯合起來抹黑攻擊《文革》。
走資派還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作者：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這是毛澤東同誌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多次重要談話紀要
清華大學劉冰〔1〕等人來信告遲群〔2〕和小謝〔3〕。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
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4〕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5〕，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
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6〕，還有形勢開始好轉。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
劉少奇〔7〕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林彪〔8〕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
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
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
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
為什麽呢？
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
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
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
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
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
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
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
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9〕。
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
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
周榮鑫〔10〕、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
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
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
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
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
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
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
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11〕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12〕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13〕、聶元梓〔14〕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錯誤。
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15〕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
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16〕的《論孔丘》，馮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9〕。
(小平）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濤，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
(小平）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
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曆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劉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解放後，曾提出“階級鬥爭熄滅論”，一九六八年被診斷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發病後，雖經盡力搶救，從此喪失意識。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次全會公報，宣布了中央“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戰備大疏散中被疏散到開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走資派還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作者：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這是毛澤東同誌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多次重要談話紀要》中的注釋。
注釋：
〔1〕劉冰，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清華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劉冰，和另外兩位黨委副書記柳一安、惠憲鈞，黨委常委呂方正，拚湊了《關於遲群問題的材料》、《關於遲群同誌的錯誤補充情況》等材料，經過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轉給鄧小平上書毛澤東。他們用造謠誣蔑、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誌，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主席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及附件》即中發［一九七五］二十三號文件，全文附錄了這兩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劉冰做了檢查：“主席嚴厲地批評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會議來幫助我，這是對我的關懷，我在這裏對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謝；我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抓了一些雞毛蒜皮，羅織罪狀，錯告了主席派往清華的幹部，我犯了誣告的錯誤，我在送信過程中，涉及到一些同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對黨、對主席應忠誠老實，不能隱瞞；我請求黨中央和主席給我處分；我向主席和黨中央保證在我的後半生，我將以最大的努力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2〕遲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一九六八年七月成為進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負責人之一，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屬機構撤銷。同年七月成立國務院科教組，接管原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遲群成為科教組的主要領導成員。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
〔3〕謝靜宜，原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一九六八年七月和遲群一樣成為進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負責人之一，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擔任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央委員、北京市市委書記。
〔4〕小平，指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代替病重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頓中使用的一個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澤東在不同場合、針對某些問題，先後作出了“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三條指示。鄧小平用“三項指示為綱”替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不抓思想鬥爭，隻抓生產，並積極打擊左派。
〔6〕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發布的公報，“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7〕劉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解放後，曾提出“階級鬥爭熄滅論”，一九六八年被診斷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發病後，雖經盡力搶救，從此喪失意識，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次全會公報，宣布了中央“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戰備大疏散中被疏散到開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黃岡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一九五九年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主張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主席明確表示要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並組織人企圖壓服中央，犯了錯誤，被毛澤東主席識破，對其進行了警告和批評，並等待其認錯達一年之久〔從一九七○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澤東南巡之時，妄圖謀殺毛澤東主席，事情敗露後，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挾製林彪和葉群駕機逃往蘇聯，最後墜毀於蒙古溫都爾汗，史稱“九一三”事件。後，林立果製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被發現，因此，中央認定，林彪叛國。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
〔9〕“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這句話出自陶淵明寫的《桃花源記》，大意是說我們住在這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漢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晉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討論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批評。毛澤東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鄧小平卻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暴露了他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場。
〔10〕周榮鑫，時任教育部部長。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收到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的信，告周榮鑫想把遲群“從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出去，千方百計地要否定科教組幾年來的工作，已在全國特別是教育戰線產生了很壞的影響。”
〔11〕英國工黨，英國兩大執政黨之一，工黨綱領的傳統理論基礎是費邊社會主義。主張生產資料、分配手段和交換手段的公有製，實行計劃管理，以達到公平分配。但從五十年代開始，隨著英國經濟的發展，工黨內出現意識形態分歧。右派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變了，社會主義應是“增加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而不是以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為目的；反對以新的社會製度代替現存的社會製度，主張在現存製度基礎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這些思想在工黨內占了上風。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國勞聯和產聯合並。勞聯，全稱“美國勞工聯合會”，是美國熟練工人的行業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於1886年。產聯，全稱“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是美國按產業原則建立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是美國老牌的工會組織，也是最大的工會組織。它的影響力已經足以左右一次總統選舉。在勞聯－產聯的曆史上，其大部分時間是在執行一條反動的勞工外交路線。它策劃並參與推翻一些國家民主選出的政府、夥同一些獨裁者反對進步的勞工運動並支持反動的勞工運動去反對進步的政府。這些都是舉世公認的抹煞不掉的事實。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寧夏三○四廠工作。一九七○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一九七三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工作。
〔14〕聶元梓，任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貼出由她領銜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大字報，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後任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九大後不久，與北大教師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農場勞動。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隔離審查。一九七三年審查結束後，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一九七五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工作。
〔15〕楊榮國，當時是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
〔16〕馮友蘭，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17〕馮天瑜，當時是武漢師範學院教師。
〔18〕郭老，指郭沫若，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
《流氓》，中文詞語。一般是指不務正業、經常尋釁鬧事、文化素質較低的人，也指對他人不尊重、對他人有語言攻擊或行為攻擊的人。
《流氓》，常用惡劣下流的行為對待良家婦女。例如：對良家婦女耍流氓，對婦女施展該婦女不願接受的下流手段、把婦女當玩物以及放刁撒潑等惡劣行為調戲婦女。
1931年，魯迅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題為《流氓與文學》的講演時，曾對“流氓”一詞作過如下界定：“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文中的“無賴子”、“壯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語詞匯，即無賴、流氓、痞子的意思。這裏使用日語詞匯，大概與此文先期刊發於日本有關，不過，除了“三百代言”一稱外，其他如“無賴子”、“壯士”等稱，中國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看來《流氓》在中文或日文中都有表述。因此，罵《流氓》者大致有以下幾種場景：
日本侵略中國時，小鬼子進村時，其中一大惡就是對村裏的婦女《耍流氓》。全中國人都罵日本軍人是《流氓》。
幫助日軍領路的中國人名叫：偽軍，身背匣子槍頭戴大沿帽走在日本前麵帶路。對日本人點頭哈腰，對中國婦女也《耍流氓》。
蔣介石國民黨軍對中國婦女也《耍流氓》。
唯有中國共產黨的工農紅軍有鐵的紀律：不準調戲婦女。不《耍流氓》。這是滿世界人都知道的事實。
罵《流氓》者，自己就是《流氓》。罵別人隻是賊喊捉賊而己。
就罵《流氓》者個人而言，會不會被《耍流氓》了，才罵的？
從罵《流氓》者祖輩說起，
祖母、外婆被日軍、偽軍、國軍中的一些人《耍流氓》了，才罵？
母親、嶽母被《流氓》《耍流氓》了，才罵？
妻子、姐妹被《流氓》《耍流氓》了，才罵？
女兒、孫女被《流氓》《耍流氓》了，才罵？
這是常態。比如被《耍流氓》了，才脫口而罵：你是《流氓》。
所以罵人《流氓》己登堂入室，上了台麵，進入文章。
因而有了魯迅的《流氓與文學》聯係在一起了。
原來是孔儒之專利。被一群不務正業、經常尋釁鬧事、文化素質較低的反共產黨反毛澤東分子們利用了。
其實罵《流氓》，己太老套了。
現如今叫《性侵》。
《性侵》是犯法的。
罵《性侵》要有證據的。
罵共產黨《共產共妻》己成謊言。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共產共妻》了嗎？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不用多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憲法規定：一夫一妻製。
而全世界人類中有些國家有些地區有些少數民族是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是有存在的。
如在美國，至少6萬人過著“一夫多妻”的生活。" 一夫可以多妻 "，這樣的事情若是發生在一百年前，或是在非洲某處原始部落是不會讓人感到驚奇。可就是沒想到，它竟發生在當下，而且還是在號稱現代化文明的美國。
2020 年，美國猶他州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將 " 一夫多妻製 " 在自願的成年人當中不算重罪——基本和違章停車差不多，最高處罰 750 美元罰款，或者社區服務。這基本相當於，一夫多妻，在這個州算是得到承認了。
在婚姻製度上，很多人都認為美國全都是一夫一妻製，但其實美國也有可以有多個配偶的地方，美國的猶他州今年通過了一個法案，就是如果在自願的情況下，美國猶他州的人，若是有多個配偶，將不算犯罪。這其實也不算是合法化，隻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將不再算重婚罪。
美國允許一夫多妻的地方，最高紀錄有40個妻子。美國的憲法規定是一夫一妻製，所以不可能出現同意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的情況，不然這算違憲，但卻可以規定這種行為不犯法，除了猶他州外，在美國摩門教是一個盛行一夫多妻的宗教。
加拿大群交換妻俱樂部完全大揭秘。當進入21世紀的時候，物質世界乃至天體宇宙都會獲得深刻的研究和長足的認識，那麽有待開發的未知領域就剩下人類本身了。這實在是一語中的，也是一種具有參透力的哲學概括，說明人類最難把握的正是自己，從精神到肉體的自己。
在魁北克官方旅遊網站上，有一個稱為“Auberge 1082”的景點，位於蒙特利爾。對該景點的描述文字是：星級旅店，有浴室、夜總會等服務設施，周圍有自行車遊道。
從蒙特利爾市中心驅車向北，行一小時左右，在一個綠蔭匝地的僻靜角落，就到了Auberge 1082這個地方。但初來乍到者還會不明就裏，隻有潛下心來駐紮下去，才會發現原來這裏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群交換妻俱樂部。
確切地講，這個地方以“群交換妻俱樂部”聞名於世浮出台麵，還是近年的事情。據知情人透露，這裏實行較為嚴格的會員製，大部分會員散布在加拿大各地，東西岸都有。還有一些會員來自境外，遠至北歐、南美的都有。
這些會員被稱為“食肉一族”，在這裏盡情享受“肉體大餐”。他們除了按年交一筆會員費外，每次活動還要另外單交數量不等的費用。名為L’Orage的俱樂部內外有別，第三層是組織群交的地方，但這裏的活動一直是嚴格保密的，每個會員都有密碼。
妓女更是《共妻》一族。
美國境內的妓女數量，超過100萬。在世界各國中，隻有2個國家的妓女和紅燈區是完全合法的，那就是德國和荷蘭。目前，妓女和紅燈區在美國也是半合法化的。眾所周知，美國下轄了50個州。每個州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針對妓女和紅燈區，各個州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樣。在50個州中，內華達州推行妓女、紅燈區完全合法，在這方麵，向德國、荷蘭看齊。
因此，在內華達州，到處都是紅燈區，而且根本不用擔心警察。但在其他49個州，情況完全不一樣。有的州打擊力度很大，嚴禁任何形式的紅燈區，幾乎堪比東亞和西亞各國的水平。大部分州則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模式，禁止明目張膽的紅燈區，但妓女和“各種休閑場所”則是合法的。
美國的曆史很有意思，美國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英國國內的紅燈區模式和妓女問題，也曾經在美國非常流行。美國建立之初，國力非常淡薄。因此，美國無心介入歐洲列強的爭霸，而是依靠太平洋、大西洋的兩洋堡壘，采取了“悶聲發大財”的發展方式。在此期間，美國利用戰爭、贖買、交換等一係列的辦法，不斷擴大自己的國土。
到了19世紀後期，基本上形成了美國現有的地塊版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奧意等歐洲各國，基本上都飽受戰火破壞。美國徹底確立了自己世界第一的優勢地位，在二戰之後，美國的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工業生產總值，基本上都占了世界的一半左右。針對紅燈區問題，美國一直沒有專門的法令出台。因此，截至19世紀末期，僅僅是美國紐約，紅燈區機構就高達200多家。
當時，僅僅是紐約各個紅燈區上繳“特別稅，”就高達630萬美元。比紐約一年的航運稅還高，由此可見，當時的市場多麽龐大。1929年，經濟危機席卷美國以後，很多婦女為了生計和家庭，淪為了妓女，造成了妓女數量大大增加。對於這樣的情況，美國各方麵非常清楚。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根本無法禁止。直到二戰之後，美國才騰出手來，治理紅燈區問題。
從50年代到70年代，20多年時間裏，除了愛華達州之外，美國的各個州基本上陸陸續續通過了各種法令，通過這些法令，紅燈區被基本禁止，屬於違法的。但妓女是合法的，僅僅是不能在街頭“攬客”而已。為了應付這些法令，各個州的紅燈區開始“改頭換麵，”成為了各種“娛樂場所。”由於妓女們不僅在街頭，在六七十年代，收音機廣播和電話對暗號的情況，比比皆是。
對此，連美國警察們也無可奈何，因為這些情況不在打擊範圍之內。對於各地的妓女和紅燈區問題，各個州的打擊力度完全不一樣。有的州僅僅是做做樣子，有的州下手非常狠。例如紐約，在4年時間裏，逮捕了5800多人，並且公布了104名屢教不改者的信息。其他州則沒有這樣的情況，在部分州，情況與內華達州非常接近。
按照一些機構的預測，美國的妓女總數，有可能超過了100萬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2012年，當時的新聞報道，曾經3次參加奧運會的美國著名中長跑田徑運動員蘇茜·菲沃·漢密爾頓，已經成為了1名妓女。這件事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表示接受不了。
在美國社會中，妓女中的美國女性，比例並不算高。根據美國一些機構的統計，美國境內的各種類型的妓女中，大部分都來自於東歐、亞洲、南美洲等地。尤其是美國的鄰國墨西哥，很多墨西哥女性進入美國以後，由於各方麵的原因，最終淪為妓女。與此同時，一些人販子還會拐騙東歐各國、南美各國的女孩，這一情況甚至形成了產業鏈。
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中有多少妓女？
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中的男盜女娼場境：先說盜。大街上一陣騷動，奪得小手提包的盜賊在前麵飛跑，被奪的女士在後麵緊追，隻追了幾十米，就哭喪臉停下來了，路人就像受閱的部隊向檢閱的司令官行注目禮那樣目送他（她）倆疾馳而過，接著恢複平靜。這是一幕常見的街景。
撬門入盜，住屋失竊，公車扒手，樓道的摩托失蹤，是平常的話題。
有的出租車司機是強盜，乘客害怕；有的乘客是強盜，出租車司機害怕。出租車就都裝了隔離網。居民住宅也都普遍地裝了防盜網。這些網，是中國在世界上一幅特別的風景。
再說娼。夜燈亮了，僅是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發廊，裏麵的小姐們，穿著挑逗的妓裝，一字擺開排排坐，門口圍觀一群下班的民工，無“財”點“秋香”，隻能在門口圍觀欣賞。不一會兒，一部小車開來，走過來著裝筆挺的有“財”者，排開眾人，進去點了兩個帶走，圍觀的民工讓開通道，饞眼目送。
一個青年仔，挎上摩托，正準備起動，迅即在後座竄上一個不認識的妖裝女郎：“帶我去玩玩。”
一個男人，在街上走著，會有一個異形女人，擦身而過，悄聲問你：要玩嗎？
上述這種常態妓女，數以百萬計。
此外，還有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噢，講錯了，應該是中國特點的妓女，是“承包製妓女”，俗稱二奶，在港商、台商、外商、官僚那裏，大麵積存在。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妓女賣淫現象，叫做“被嫖幼”。本來，與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發生性行為，不管任何情況，都是要以強奸論罪、處以重罰的。可是，經司法加以修訂解釋，叫做嫖幼，就“被”變成了妓女賣淫。把強奸化為賣淫，重罪就可以輕判。進一步，再把賣淫作為市場經濟的自由買賣，為增長雞的屁作貢獻，就可以聽之任之。
還有一種更特殊的妓女，叫做處女妓女。這裏的意思，不是說某個處女去當妓女，而是說某個被定罪為妓女的女子卻仍是個處女。怪嗎？中國特點就是怪。事情是這樣的：公安機關抓來了一位女子，誣她賣淫，女子否認，公安就威脅她：你坦白認罪，供出嫖客，就從輕發落，否則從嚴處理。女子被迫，供出某某嫖客若幹名。公安就去把那些“嫖客”抓來迫供，你們坦白認罪，交罰金若幹，釋放無罪，否則從嚴處理。“嫖客們”被迫交了罰金獲釋。這種案例，不是孤例，而是有若幹例，其中有數例受害人心不甘，曝露真情，原來是無辜處女被誣為妓女，輿論大嘩。
中國的各種妓女，準確數量難以統計，估計在千萬左右。絕對數是世界第一，人均數也名列前茅。再重複一下：在中國，賣淫是非法的。在一個賣淫是非法的國家裏，卻盛行笑貧不笑娼，有妓女千萬，這個特點真是夠特的了。
賣淫嫖娼被歸於舊中國社會的醜惡文化現象，在中國曆史上已經延續了幾千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明令取締娼妓，采取了果斷措施，徹底根絕了賣淫嫖娼活動。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使得這種賣淫嫖娼現象成了中國曆史之盛世。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家庭的貧困狀況是引發賣淫等不良行為的重要原因。
《文革中婦女不當妓女》這是事實。中國幾千年的舊中國社會裏的妓女是一直存在的，唯有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新中國的婦女是不當妓女的。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地方政府承擔起消除《妓女》的責任。1949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接管北平之後一個月，葉劍英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了一項管製市內眾多妓院的規定。11月21日晚，警方出動2400餘名警察進行掃蕩，隨後北京224間妓院全部被關閉，1286名性服務者、434名妓院老板及拉皮條者被拘留。中國共產黨認為：“北京這次迅速、激烈的行動，很快被當作曆史性的勝利和全國的模範，表明了新政府對政體革新的願望和能力。”上海拖到1951年11月才禁止，一批妓女在從勞動教養所出來後“自願報名”去新疆與建設兵團的士兵完婚。
到1960年代初，這種方法基本上消滅了全國的妓女。新中國政府聲稱，在成功管製《妓女》的同時，《性病》也幾乎從中國大陸全部被清除。為此，全國29間性病研究機構在1964年被關閉。
共產黨中沒有《共妻》！
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麵世近60多年來，廣為傳布。其主創人員之一周巍峙有言：“這是一株革命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結合、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奇葩。它擷取中國共產黨誕生、發展、壯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藝術地再現了中國革命的戰鬥曆程。這部藝術精品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精心指導下集體創作出來的。”
《東方紅》的醞釀
1960年11月，周恩來在觀看中央民族歌舞團歸國匯報演出時指出：“建國十一年了，在藝術方麵總要有新東西，總要有提高。開國初期看看大秧歌《人民公社慶豐收》這類歌舞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了。”據作曲家陸祖龍回憶，《東方紅》的創作源於朝鮮的革命歌舞劇：
1960年賀龍元帥帶領總政歌舞團訪問朝鮮，當時朝鮮為了歡迎我們，他們的演員在飛機場搭了舞台，表演了名叫《三千裏江山》的歌舞劇。當時歌舞劇中大概有三四千名演員，演出效果特別震撼。賀龍元帥看過後說，回國我們也搞這樣的大歌舞，這就是大歌舞在中國的最初淵源……大概到了1964年的7月底，中央正式決定要創作名為《東方紅》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我估計賀龍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方紅》脫胎於196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宗旨是“努力促進音樂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更是被《人民日報》譽為“充滿著革命激情和具有偉大時代氣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氣勢反映了40多年來中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來應陳毅之邀在上海考察觀看了《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並連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孟波，副局長、大歌舞藝術指導許平，表示計劃由北京與上海合作，在國慶前編創一部大型歌舞。回京後，周恩來即請周揚著手研究“大歌舞”的藝術構想。7月18日，他在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談到，“現在離國慶隻有兩個月了，有這麽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這個十五周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到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大革命，然後又到井岡山，舉起了紅旗，都貫穿著毛澤東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
根據周恩來指示，7月24日，周揚起草了一個請示報告，提出創編概括地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光輝曆程的大型歌舞，在國慶期間上演，同時就大歌舞的創作思想、內容編排、表現形式及組織領導工作提出了若幹具體意見：
（1）政治內容方麵應以我國革命的幾個主要發展階段為基礎，比較概括地加以表現。如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來表現，就不免掛一漏萬，很難平衡。
（2）這一大歌舞既要在政治上正確表現出中國革命曆史發展的特點，充分體現出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同時也要在藝術表現上盡可能做到統一和諧，有起伏，有發展；做到結構緊湊，風格鮮明，氣氛強烈，能給觀眾以很深的感染力。
（3）在編排新的章節時，音樂方麵盡可能選用當時富有代表性的詩詞和歌曲，舞蹈方麵也盡可能利用現有的成品加以改編。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難以表現的部分，擬用朗誦詩來彌補。
（4）時間不宜過長，以兩小時為限。原上海有52章節，擬調整為46章節……以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為好，規模可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間。……
報告並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的初步修改方案和創作組名單。周恩來仔細審改了這個報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廳召集有關方麵負責人開會，決定大歌舞立即上馬，“爭取按計劃完成，但考慮到創作上的困難，萬一十月一日趕不出來，也不要緊，等於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一次黨史教育”，並特別強調：“要敢於創造”。關於大歌舞的名稱，會上有人提議用“東方紅”，周恩來當即表示讚同，認為“這個題目好，既精練又切題”。8月1日，周恩來正式批準了周揚的報告，親自擬定一個13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以周揚為組長。至此，《東方紅》的啟動工作正式完成。
“敬愛的周總理是我們的總導演”
周恩來是《東方紅》名副其實的總策劃與總導演。從9月中旬到27日，他多次審看並約談有關人員，親自確定《東方紅》的創作主題和重要情節，提出創作指導思想是“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要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努力做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創作風格要突出民族化特征，“要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創作手法“要采用史詩的寫法，既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要“敢於打破框框，標新立異”，“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創作原則是“兩結合”，即“把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
作為一部革命史詩，《東方紅》以音樂舞蹈等具象化形式，將革命意識形態話語轉化為舞台藝術話語，進而建構中國革命史規範化、經典化的敘事模式與話語體係。《東方紅》的朗誦詞，從內容構思到文字表述，周恩來都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親自審改。節目編排方式為“選用各個革命曆史階段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和一部分采用當時的詩詞和音調改編或新寫的作品”，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波瀾壯闊的革命曆史畫卷。其表現形式是音樂、舞蹈、朗誦和幻燈背景相結合，計有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個，革命歌曲39首，朗誦18段，不同的場景33個。為了使《東方紅》達到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周恩來親自為創作組作了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黨史報告，對演出中的各種細節和史實一一予以詳盡指導。據周巍峙回憶：“黨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這幾個重大曆史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現出來，是周總理最關注的事情。”周恩來強調指出，整個大歌舞必須讓群眾完全看懂，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也要讓不太熟悉中國革命曆史和社會情況的國際友人看懂，這樣才能起到預期的政治宣傳與藝術效果。
在創作表現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東方的曙光”這一場時，創作組沒有找到現成的描寫、歌頌共產黨誕生的歌曲。周巍峙遍查史料，終於找到一首民歌歌詞《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周恩來審閱後，認為這段歌詞說明了馬列主義的傳播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形象地表達了俄國十月革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影響，由李煥之參考大革命時期群眾歌曲的風格，為其譜了曲。舞台表現也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完成，“在這一場天幕左側光芒四射的馬克思、列寧畫像前，同時升起兩麵紅旗，一麵是黨旗，一麵是繪有毛澤東青年時期形象的紅旗。在兩麵紅旗下，行進著中國無產階級率領廣大勞動群眾英勇奮進的隊伍”。周恩來對此表示認可，“這段舞蹈和歌曲的形象都很好，樸素、英勇，反映了建黨初期工人階級的形象”。
在表現遵義會議時，起初創作組認為不好把握，遂代之以歌舞《十送紅軍》，周恩來觀看後表示，“表現不表現遵義會議是個原則問題，一定要用專場來表現”。於是創作組將遵義會議作為重頭戲加以表現，並新創歌曲《紅軍想念毛澤東》表現紅軍戰士盼望毛澤東重新掌舵的迫切心情，周恩來肯定了“這個設想很好”，並要求增加舞蹈演員人數，全麵展現紅軍戰士、工農群眾、少數民族等多種人物形象，以此表現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是群眾意誌的集中表現，這正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具體運用”。
《東方紅》的每一處場景、每一個細節，從歌詞、歌曲、樂曲、朗誦詞，乃至服裝道具舞美等設計，無不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每一次分場排演，他都親自審看，並親自主持座談會，征求意見，廣大文藝工作者都對周總理對藝術規律的深刻把握及其民主作風感佩不已。9月25日，周恩來親自審改完《東方紅》的朗誦詞，“特急，即送周揚同誌，請予閱正”，另鉛印若幹份送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陳伯達、江青、姚溱等“嚴加審查”，將修改意見速交周揚匯總，“並作最後定稿”。9月27日，周恩來最後一次審看《東方紅》彩排，並予充分肯定。
“要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1964年10月2日，八場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拉開帷幕，連演14場，盛況空前。具體節目安排見下表（歌曲與舞蹈一起演出時，歌曲用楷體字表示）：
周恩來分別於2日、6日、15日三次觀看《東方紅》演出，並到後台為日本友人鬆山樹子解答有關《東方紅》的各種問題。10月5日，陳毅在會見緬甸政府代表團時介紹《東方紅》“是由周總理任總導演的”，“周總理領導過中國革命，現在又導演革命的歌舞”。10月6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彭真、賀龍、柯慶施等陪同下，在人民大會堂同駐京陸海空軍、人民公安部隊官兵8000多人一起觀看《東方紅》。
10月16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參與《東方紅》創作演出的全體人員，周恩來興奮地向大家宣布了中國首次核試驗剛剛爆炸成功的喜訊，全場歡聲雷動。10月23日，周恩來在《東方紅》演出人員擴大會議上作報告，肯定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毛澤東所說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周恩來特別強調了“三化”方針及其辯證關係，“文藝工作者要實現文藝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首先要把自己鍛煉改造成為一個革命派，即首先要進行人的革命，然後才能出現藝術的革命……不論什麽表演，都要通過民族化的形式表現革命的內容，要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紅色經典改編
正如《東方紅》領導小組成員、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所言：“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偉大紅旗，表現工農兵的偉大革命實踐，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我國音樂舞蹈藝術工作者最光榮的戰鬥任務。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就是在這一根本方針的指導和鼓舞下進行創作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將舞台劇《東方紅》改編拍攝成電影進行大眾傳播，讓廣大群眾都能受到一次深刻、生動的黨史教育，促成其經典化與群眾化勢在必行。
1965年1月8日，周恩來召集《東方紅》導演團開會，研究將《東方紅》改編攝製電影的相關事宜。他明確指示：“我們創作《東方紅》，總的指導方針是學習和傳播毛澤東思想。舞台演出是學習和傳播，拍電影是更進一步的學習和傳播，電影還可以拿到國外去……電影要有一個更明朗的線索貫穿著，要貫穿著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體現到銀幕上去”。就其創作方法而言，周恩來表示要“標新立異”，“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這本身就是革命化……要敢於創造，在文藝上認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走群眾路線，“提倡創作上的三結合”。在講話最後，周恩來將《東方紅》定性為“革命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產物”“人民的事業”。
隨後，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影廠將舞台劇《東方紅》改編為舞台藝術片，隻選取了序幕和前六場，後兩場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東方紅》看來還是截止在1949年好，民主革命作一個階段，許多統一戰線的問題好回答”的意見，沒有拍攝。9月18日，影片《東方紅》攝製完成，周恩來與羅瑞卿、劉誌堅連夜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審看樣片，對細節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並勉勵大家：“請大家再加一把勁，使它達到完美境界，爭取提前完成，在國慶節上映。”10月1日，彩色舞台藝術片《東方紅》如期與觀眾見麵，再度在國內外掀起一輪熱潮。司徒慧敏在《電影藝術》撰文，提出“三化”的檢驗標準在於“能不能夠以優美的藝術形式傳播毛澤東思想，對人民進行革命的傳統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能不能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就《東方紅》而言，這個標準已經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