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解散人民公社之後三農問題嚴重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
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
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
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
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體經濟瓦解後，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合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可能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
《轉載》在那個年代，我們是這樣推薦工農兵學員的
作者：工廠人事幹事
來自：重慶三四零三工廠
“工農兵學員”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是一個帶有鮮明時代特點的群體。
這個群體的出現源自於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對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校招生，中央決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收學生，其對象為“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
推薦招生首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試點，隨後在全國高校推廣，一直實行到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才終止。
在此期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七屆95萬名“工農兵學員”。
作者工作所在的重慶三四零三工廠，在此期間也先後向高等院校推薦了10名“工農兵學員”，他們學成歸來，都成為工廠生產工作的主要骨幹。
我雖無緣成為這些幸運兒中的一員，但卻有幸參加多屆 “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工作，了解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很多情況，雖然通過推薦上大學已成為曆史，網上也有很多關於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回憶文章，有的文章把推薦“工農兵學員”寫成是有權勢的人利用職權“走後門”，為親屬子女謀利益的機會。這種情況不能說不存在，但多數推薦單位還是按照文件要求推薦“工農兵學員”的，隻是這種推薦入學的方式，本身就帶有文革時期的特點，帶有辦法設計的缺陷，在執行中容易出問題。
我所在的工廠先後向高等院校推薦了10名“工農兵學員”，其中也出過問題，並且是在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選擇三個環節上，各出過一次問題，但都不是上述利用職權走後門的問題，而是有關人員因嫉妒心、報複心以及企圖抹黑強者而上位不健康心態作怪而造成的問題。
工廠所推出的這10名 “工農兵學員”， 1名為1967年招工進廠的工人，其他9名都是從下鄉知識青年中招收的新工人，其中沒有一名工廠領導的子女或親屬，甚至沒有一名本廠職工的子女或親屬，本來在推薦的預選對象中曾有一名本廠退休老工人的子女，但也在最後的錄取階段被淘汰。所有推薦工作都在陽光下進行，沒有任何暗箱操作。我在此回憶當年在工廠參與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經曆，也是客觀反映當年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真實情況，以及遇到各種問題的真實內情。
第一次：群眾推薦突出政治，群眾舉報臨陣換人。
我1972年調重慶三四零三工廠工作，以前是在部隊農場，農場有2名同事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去學醫，所以知道通過有推薦上大學的事。到了工廠，廠裏當時已有2名“工農兵學員”在清華大學讀書，一人在清華大學焊接專業首批試點招生時入學，一人在1971年清華大學電氣專業進修班招生時入學。
剛到工廠，就聽說廠裏首次推薦工農兵學員就鬧出臨陣換將的風波：上級分配工廠一名清華大學焊接專業的試點招生指標，廠裏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準，確定一名從事焊接工作的優秀複員退伍軍人去清華大學焊接專業學習。
在得知自己能到清華大學去讀書，這位青年焊工非常興奮，就邀請一同複員進廠的戰友們喝酒，以示慶祝和告別。沒想到有人暗中向廠革委和駐廠軍代表舉報反映，說該焊工的父親在解放前曾當過學校童子軍的教官，還說該焊工上大學的目的不是代表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他請戰友喝酒炫耀是把上大學當成了個人光宗耀祖的喜事。
結果可想而知，廠革委和軍代表當即決定換人，另推薦一名1967年進廠的學徒工到清華大學讀書。這位意外頂替去清華讀書的學徒工喜出望外，那位被無辜換下的焊工倍受後悔。
第二次：領導批準是個關鍵，工人監督不可缺少。
進工廠當年，我又親眼見證一起更換推薦對象的風波：1972年上級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學的招生指標，經群眾推薦，領導已確定一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優秀學徒工為第一推薦對象。但很快就發生更換推薦對象的事情，這位學徒工的父親是市裏重點工程四川維尼綸廠建設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當學徒工的領導按事先約好的時間去做家訪時，不巧碰上指揮部有人來緊急匯報建設工程問題，學徒工的父親就先去處理工作問題，過後才來接見這位領導，向他表示歉意，並感謝領導對自己孩子的教育培養。但這位領導心裏很窩火，認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會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廠後這位領導馬上決定更換另一名備選推薦對象去西安交通大學讀書，並放話從此不再推薦這學徒工上大學。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工作是我當時的領導在負責，因在同一個辦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內情。在確定推薦意見後又隨意更換推薦對象，明顯摻雜個人恩怨，群眾對此也有議論。正是：辦事要公正，群眾有杆秤，秉公能成事，為己必傷人。
第三次：學校錄取本應擇優，考生反映又要聽取。
1973年，上級分配一名合肥大學英語專業招生指標，因我的領導調離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具體工作就落在我身上。這一年，國家在招生辦法中嚐試增加文化考試，我按照文件要求認真做好工作計劃，仔細做好推薦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經個人報名，群眾評選，文化考試，組織推薦，最終確定三名預選對象：二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學徒工和一名技校畢業的技工。
文化考試是參加全省統考，合肥大學來重慶招生的英語老師對三名預選對象還進行了英語的口試。合肥大學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這次招生是總參委托合肥大學培養外語人才的招生，畢業後軍隊將從中挑選為國防事業服務的人才，所以學校很看重文化考試結果。
考試成績出來，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一、技校畢業技工總成績第二、另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三，工廠的推薦意見就是以文化考試的排名順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選對象推薦給合肥大學招生組選擇。
沒想到竟然在學校複審階段又出問題。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因為出現意外情況，他們不可能按照工廠的推薦順序，即按文化考試的成績來確定錄取對象了。招生組本來是準備擇優錄取第一候選對象，但突然有考生來找他們反映情況，來人強調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紅，被工廠派到中學擔任工宣隊員。雖然本次文化考試成績隻考第二名，但他學習願望特別強烈，希望學校能錄取自己。同時他還告訴招生組，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推薦對象家庭有問題，他父親雖是兒科專家，但解放前做過國民黨軍醫，因結發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後雖然與結發妻子離了婚，但仍舊住在一起，孩子們都稱她為大媽。
學校招生應貫徹階級路線，如果不看家庭出身隻按考試成績錄取他不服氣。這突發的情況給招生組出了難題，招生組本來已決定接收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知識青年學徒工，他是工廠推薦的第一候選人，不但文化考試成績優秀，口試英語的成績也很好。對這個考生反映的情況，招生組本來認為政府既然允許這樣的家庭狀況維持至今，就應該不是個大問題。
但我們擔心的是，如果招生組堅持把第一候選人招到學校，那個反映情況的考生不罷休再直接反映到學校，我們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學校將考生退回推薦單位的情況，萬一出現這種情況，對已錄取的考生將會是很大的打擊。經再三考慮，我們招生組的意見是：即使我們不招成績第一的考生，這個成績第二的考生我們也不要，我們寧願招收成績第三的考生，考試成績雖然差點但他沒搞小動作。結果，文化考試最差的第三候選人幸運的上了大學。正是：擇優錄取本公平，暗施小計耍聰明，誰知結果不如願，受益並非設計人。
因為本年度的高校招生出現了張鐵生事件，全國文化考試成績最終都作了廢，交白卷的張鐵生還成了“反潮流英雄”。事後，區文教組召集全區參加文化考試的單位開會，區文教組向主任一上來就做自我批評，說自己覺悟不高，本以為自己來自企業，不會重犯走封資修教育路線的錯誤， 沒想到還是“穿新鞋”走了以考試成績取人的“老路”，希望大家都認真回憶一下，看我們區裏有沒有交白卷寫信的，一定要把我們區裏的“張鐵生”挖出來。
會上有參加過閱卷的人發言：我們區裏確實也有在白卷上寫字的考生，但寫的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並不象張鐵生那樣理直氣壯，大家聽了哈哈一笑。我沒有發言，但心想廠裏同樣發生不按文化考試成績錄取的事情，說出來臉上也不光彩。
因為文革停止高考招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剛開始，1970年高等學校進行招生試點，讓人們又重上大學的希望，誰不想上大學呀？我也非常想，雖然文革開始時我隻讀到初中三年級，但我自信自己是個讀書的料，如果不受文革影響，我肯定能考上大學。
現有了當工農兵學員的機會，而且看到自己的同事不斷有人被推薦上大學，想讀書的願望也更加強烈。我曾向政工組的領導申請去讀書，領導說你所在崗位本來就缺人，現在不可能推薦你。無奈之下也隻有服從工作需要。上學指標是稀有資源，想競爭可以理解，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競爭。
但文革本來就是造反的年代，“反潮流”的張鐵生這樣做了，廠裏上訪的考生不也一樣嗎？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工作，從試點招生到我負責的這次招生，分別在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選擇三個環節上，各出了一次問題。
事不過三總結改進，同類配對平和心態。
1974年，上級下達工廠三個指標：清華大學一名，重慶大學一名，哈爾濱電工學院一名。為避免再出現問題，先通知各基層單位做好選拔推薦工作，七個車間及科室共推薦9名預選對象，經征求團委意見，再按每個指標配兩個候選對象，最後確定6名候選對象。
為避免因心態不平衡再出問題，3個招生指標把同樣家庭出身，同樣社會關係，同樣文化程度的推薦對象按同類配對組合成三組：清華大學指標配2名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初中文化，都是車間青年突擊隊隊長；重慶大學指標配2名領導幹部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初中文化，都是優秀團員；哈爾濱電工學院指標配2名職員（父親為企業經理、院所工程師）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高中文化，都是優秀團員。
因為6名推薦對象都是廠裏公認的優秀青年，以相同的家庭出身，相同的文化程度，相似的個人表現配對候選，彼此不感覺比別人有多大的優勢，所以心態平靜。整個評選推薦過程波瀾不驚，順利確定3個學校的最終錄取對象，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上級機關也非常滿意，馬上又給我廠追加一個華中工學院的招生指標，原來是局屬其他工廠也出現推薦鬧矛盾的問題，局屬一家工廠為推薦誰去華中工學院上學鬧得不可開交，嚴重影響工人和領導之間的團結，最後把矛盾上交到上級機關，希望上級幫助解決。
結果上級機關幹脆收回該廠指標，轉給我廠進行推薦。我廠馬上將本次落選的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工推薦給華中工學院，學校非常滿意，工廠也樂得一年能推薦出4名工農兵學員。
1974年改進推薦辦法立見好處，大家都願意接受同類配對的新辦法，
以後年度推薦照此辦理再沒出問題，直至1977年最後1名上海機械學院招生工作順利完成。
因為當年國家恢複高考製度，推薦招生就此宣告曆史終結。
對此我的感受是，這種以推薦方式招生的辦法，雖然不象網上有的文章所寫的那樣不堪，但明顯帶有文革年代特點，辦法設計剛開始的確存有一些缺陷，因為必須通過群眾推薦和領導批準，工廠中很多有強烈讀書願望並且文化基礎很好的青年工人，即使個人報了名，也難得到工人群眾的推薦，又要得到領導的批準，學校招生組的文化考核等選拔，所以基本保證真正的公正公平，推薦招生的名額是根據工廠農村及軍隊的需要來決定的。上大學來學習知識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是除少數特殊需要的人才外，都是那兒來又回到那兒去的。
在當今特色社會中看得見的惡霸地主“黃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妝的“黃世仁”惡霸更險惡，尤其令人擔心的正是生長惡霸地主“黃世仁”的那塊土壤。碰一下那些隻會發橫財而不懂國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來的惡霸權貴資本家老總官繚，也略有體會：不清不白的環境產生不倫不類的怪物，說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下，四十多年來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不管黑道還是白道《先富起來》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幾代人，也即《老三屆》之後的中國幾代人，在如今社會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順，在各級學校中尤其是大學中特別是名牌大學中，四十多年來培養了幾代中國人中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各行各業擔任著走資派官員和各行業的領頭人領路下，致使全體中國人高舉著《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國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中國富了。中國強了。
人，其實是最讓人琢磨不透的。法國大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這部名著裏對於人性的描寫可謂是淋漓盡致：一個人有時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險的懸崖邊上，推他一把，他會直墜下深淵，拉他一把，他就能獲得新生。那對年輕的戀人，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在他們即將絕望的時候，如果有人伸出手來拉他們一把，他們是不會墜下深淵的，他們的靈魂也不會被罪惡嚴重侵蝕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喪失殆盡。那麽，全民自私自利，誰來伸出這隻手？
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的詞典上出現一個新名詞——《老三屆》。
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合稱《老三屆》，這一代人見證了中華民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的即毛澤東時代的一段特殊的曆史。他們親身參加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參加過《上山下鄉》呼吸過廣闊天地的新鮮空氣。他們在毛澤東時期度過了寶貴的青春歲月。將《老三屆》千錘百煉，終於鑄造成堅實、管用、敢開拓、能創新並富有時代責任感的一代嬌子！
《老三屆》曆經了史無前例的新時代的社會實踐，心中始終充滿著正氣、希望和進取。《老三屆》是特殊的一代，史無前例的一代，也是難得的一代。他們是一直對社會、對民族高度負責的一代人。他們正在追憶中看著社會，在以親曆者看著民族，在觀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屆》的種子在祖國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希望社會越來越和諧，希望民族越來越興旺。
一位曆史學家說過——50年內無曆史。曆史，應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及演繹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實記載，離得愈遠，看得愈清。太短的時間，很難讓書寫者摒棄個人的榮辱恩怨，真實地反映曆史。
因此，真正的曆史，是需要時間來鑄造的，時間是曆史的試金石。
《老三屆》在文革中是學生，參加文革必須要使用過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大鳴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辯論大字報是運作形態。“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開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樣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卻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字裏行間充滿著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似乎預示著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通知）。《通知》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國正麵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通知》強調：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通知》表明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於是，個人崇拜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逐漸盛行。
從1963年起，毛主席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各級政府層一大部分權力。到了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腐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因此，毛澤東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控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一個飯堂的牆上，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革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署名是以聶元梓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師和學生。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是北大校長、黨委書記。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是從這裏點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
6月1日，毛主席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晚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同時發表了陳伯達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個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的運動哄然而起，短短幾天時間裏，全國各地的報刊連連刊登工、農、兵、學、商各界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北大頓時成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應倡議書。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了高考製度。大學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將成為一場持久戰。
現在，機會來了，可以革命了。在學校的操場上，經常聚攏著一群一群的人，被圍在當中的激情萬分地在演講，圍觀的人群熱情高漲，高聲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遊行的隊伍，邊喊口號，邊遊行，演出一幕幕“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精彩畫麵。
出身革命幹部和軍隊幹部家庭的同學，經常後悔自己出生太晚，沒趕上父輩那樣的年代，沒能在萬裏長征中浴血奮戰，沒能在抗日的戰場上英勇殺敵，沒能在三大戰役中建功立業，沒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衛國。現在，終於等來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在蘇聯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之後，中國高舉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了。克裏姆林宮的紅星已不再閃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國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織著，巨大的興奮與喜悅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統論”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傳到了全國各地。由於多年來，社會上、學校裏一直在宣講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們的頭腦裏形成了階級鬥爭的理念，認為：階級鬥爭永遠沒有結束，老一輩革命家和幹部子弟的父母們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江山隨時有變色的可能。一旦紅色政權變色，千萬人頭將會落地，無數工人和貧下中農又將回到舊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
現在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動，配合黨內的野心家準備卷土重來。這種理念在學校裏的集中表現就是革命幹部和工人、貧下中農子弟與地、富、反、壞、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必須劃定階級界線。在這場鬥爭中依靠的對象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他們的社會基礎，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在學校裏，“紅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對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7人列席了會議。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它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理論。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稱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走上社會 破舊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會，大破“四舊”，大造輿論，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幾個清華附中的學生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址上聚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紅衛兵”，得到大多數人的讚同。“紅衛兵”三個字，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奪取了沙皇的政權，革命導師列寧稱讚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紅色的衛兵。紅衛兵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就這樣誕生了。
6月2日，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名稱的出現，恍若天空中的一顆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某學校紅衛兵的身份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明確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就是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他們利用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所寫的這兩份大字報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後來毛主席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文章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起來。
鄧小平等走資派們在各種公開場合開口閉口說"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 對文革一會兒說"出發點是好的, 一會兒又全盤否定。篡改醜化文革是"一場浩竊"、"一場動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肆意詆毀與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縱的態度。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甚囂塵上。後來因"賣狗肉掛羊頭"要露出真相時, 鄧小平又玩弄起慣用的兩麵派手法, 一方麵發表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麵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換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時為時巳晚，到時資本家階級形成要變也難。這就是鄧小平玩弄的曆史虛無主義, 這個禍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難除。後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惡性發展，是以此為起點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產黨"體製內的人在共公平台公開揚合明眉張膽醜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英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工人、農民。
這裏不講別的就說文革的人口流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共八次，百萬紅衛兵。經濟上：百萬紅衛兵的交通，住宿，吃飯全免費。組織上：紅衛兵由各學校選出代表去參加上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學校領導老師沒有參與決定誰去做學生代表。全國各地百萬紅衛兵進北京，沒有大批警察，沒有保安，沒有特警，沒有城管。隻有少數解放軍戰士代表也是去參加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紅衛兵們都自覺遵守各項紀律。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亂扔任何垃圾雜活。這種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澤東故鄉韶山的毛澤東廣場上參加的人民，自覺遵守各項紀律。這就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人民，不管是當年的紅衛兵，還是今天的工農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將紅衛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林彪臂戴著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發表講話。他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對各地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歡迎，肯定了全國“大串聯”的行動，號召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來。
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動。北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除“四舊”，掀起了浩浩蕩蕩的破“四舊”高潮。破“四舊”過程中，打人抄家之風迅速風行起來。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然鼓動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這給紅衛兵運動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紀錄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紅衛兵運動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轉發了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報告，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受鼓動的紅衛兵膽子更大了，到處揪鬥走燙派。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後，全國各大城市紅衛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紛紛走上街頭，大破“四舊”。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北至哈爾濱，南到廣州，東起上海，西至烏魯木齊，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多數的中等城市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
現在人們眼光不同了，你有機會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會對你肅然起敬，反而會笑你‘不中用’。”對於這樣的“指摘”，我感慨萬千，也隻好以玩笑的口氣回答：“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我也會守身如玉，坐懷不亂，金銀財寶總不能比人格和尊嚴還貴重吧！”
人們從一些文藝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是：一群身著黃軍裝，戴著紅袖章的“土匪”式的紅衛兵揮舞著拳頭，雨點般地砸向受難者。這樣看待紅衛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們沒有經曆過文革，尚可諒解；如果參加了文革，就是不講作家的良心。
一位當年的紅衛兵說得好：我們的青春付過血的代價，正因為如此，它才無比絢麗多彩，充滿生命的啟示。今天的青年可以體會激烈競爭中的興奮，可以體會愛情的融融溫暖，卻難以體會那種廣闊深遠的意境以及內心難以遏製的衝動和豪邁
毛主席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我們僑中的第一批紅衛兵代表參加了1966年的國慶觀禮，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僑中很多紅衛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檢閱。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辦公室請示，被批準後就著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帶領僑中115名紅衛兵代表，從海口秀英碼頭乘船出發，開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國慶節那天，北京晴空萬裏，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員的安排，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登上觀禮台西一台，我按觀禮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這時我發現，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親。她就是張思德的母親。張思德是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所說的那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範。我身旁還有一位穿著海軍軍裝，胸前佩戴著一排排勳章的人物，原來他就是“八·六”海戰中的傳奇式的英雄麥賢得。麥賢得是解放後湧現出來的全國戰鬥英雄。在慶典開始之前，我不停地與英雄、英雄的母親親切交談，向他們問候，向他們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指責他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革命，鎮壓群眾。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僑中的校園很大，有500多畝。為了讓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學校邊緣的空地上辦起了學校小農場，有一口魚塘，小茅屋是看管農場的工友住的。文革開始後，農場也荒廢了。這裏遠離教學區和宿舍區，很少會有人到這裏來，所以相當清淨，確實是避難的好地方。住在這裏，我想起了當年列寧在革命低潮時，曾經在芬蘭鄉間的小木屋居住，過了一段清淨安定的日子，我現在的情形，也有一點那種味道。在那段日子裏，我靜下心來反複學習《十六條》，學習毛主席著作，還看了很多文革的資料、傳單。我反反複複地思考著自“文革”開始以來所經曆過的事情。
偉大的先賢孟子曾說過一段至理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現在的困境不正是對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驗和磨練嗎？想到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靜下來。
各個學校的“校文革”陸續被砸以後，同學們紛紛走出學校，走上社會，組織起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那時，海口的“總部”、“司令部”、“兵團”、“戰鬥隊”等等多到滿大街都是，“團長”、“總長”、“司令”等隨處可見，比經濟大潮時的“公司”、“集團”、“會社”，“總裁”、“董事”、“老板”還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辦公司、建集團要登記、注冊，要上級主管部門批準，而紅衛兵的組織不需要誰來批準，隻要想幹就獨樹旗幟，自立門派。整個海口山頭林立，遍地“總部”。那時候，當頭頭並不是什麽很難的事，你隻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凝聚力，敢出麵、敢帶頭，能夠聚攏起一幫人，拉起一支隊伍，樹一麵革命的旗幟，叫一個響亮的名字，發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處棲身的住所，再置辦一些寫大字報、印傳單、刷標語的必要家當就成了。各個“總部”各行其是，同學們各隨其主。
中國經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會動蕩時期總會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樹旗幟，立山頭，當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闖蕩一番。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裏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是對強權的不自覺的依附。當時勢力較大、較出名的組織有：“紅總”（海南教師進修學校謝××當頭）、“紅海司”（僑中何××當頭）、“海口三司”（僑中李××當頭）、“小聯司”（一中王××當頭）、“516兵團”（僑中陳××當頭）、“紅東三司”（海中辜××當頭）、“海大總”（海口勞大林××當頭）。後來，工人、幹部隊伍中也相繼產生不少群眾組織。
鐵杆保皇 人性至上 圍繞當權派，或鬥或保，磨擦出火花，這是第四幕《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麽是當權派？顧名思義，帶“長”字的是當權派，各單位的領導是當權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衝擊上海市委大樓，造上海市委的反。該矛頭直指陳丕顯（中共華東局書記）、曹荻秋（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魏文伯（上海市委書記）。這時，全國各省、市造反派都起來造本地區、本部門領導的反，將他們一律稱為走資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燒省市委，萬炮齊轟走資派”的大標語。一些造反派還在本地區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門前貼上對聯標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幫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人民日報》大肆宣揚，稱之為“一月風暴”。風暴很快刮遍全國，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組織衝進海口市委、市政府辦公大樓宣布奪權。被奪了權的當權派麵臨的是造反派的隨意批鬥，甚至是隨意打罵，有的還麵臨生命危險。
文攻武鬥 動而不亂 爭權較量，日趨白熾，不擇手段，全國大亂，這是第五幕
1967年初，當造反派奪了各省市、各地區、各部門的黨政大權以後，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決策，派解放軍對地方實行軍事管製，以防地方的黨政大權被一小撮壞人篡奪。海南、海口兩級黨政機關被奪權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開始對地方實行了軍管，開展“三支”、“兩軍”工作（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
1967年7、8月間，全國文化革命形勢的發展千變萬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一時間，烽煙彌漫，殺聲四起，令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的情況。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漢爆發了“7· 20”事件，對立的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8月4日，上海“工總司”向“聯司”發起了武力進攻。
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武鬥事件。麵對這種嚴峻的局麵，毛主席發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提倡：“要文鬥，不要武鬥”，極力遏止洶湧澎湃的武鬥浪潮。但武鬥的列車長時間難以刹車。
1968年初，盡管權力較量已初見分曉，但全國各省市、各地區，派別之間仍然爭鬥不休。麵對混亂局麵，中央決定：組織全國各省市、各地區群眾組織負責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各自鬥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聯合。於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總理派出總理專機，從北京直飛海口，接我們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眾組織頭頭約40人左右參加那個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還有海南軍區司令、政委，各市、縣人武部部長、政委以及海南駐軍其他領導。
赴京那天，由於派別之間你死我活的對立情緒所致，從總部到海口機場幾公裏的路程，卻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那是因為複雜的原因，導致我們幾經改變從總部到機場的路線。結果，當天晚上才飛到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當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接見我們。一開始他就狠批一頓：“周總理派專機到海南接你們，還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你們才來，簡直比當年‘三顧茅廬’還要難！你們是怎麽搞的？”接著，學習班辦公室通知說江青請我們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當時的北京已經進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裏卻一直是熱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時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參加學習班，還坐上總理專機，這一切對這個農村出身的窮孩子，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高考》《上大學》《保送讀博》《出國留學》均為了啥？
為了《檀香木當柴燒》？為了《當流浪漢》？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為了《逃離農村、工廠或中國》？為了《幫助美國反對攻擊中國》？為了《體驗美國窮人生活》？為了《反共大業》？而上吊自殺的，被強奸的，被失蹤的，被奸殺的，被車禍的，被間諜的，當妓女的，吸毒的，殺人的，被殺的，成奴隸的，當奴才的，做洋買辦的，出賣祖國的等等，合加起來應該不算少數吧。
相比較，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鄉下農村山溝裏的貧下中農可當自己的兒女對待的。即使個別幹部不好，那個年代的知青都有造反精神，有自我保護能力的。改開後還被罵了四十多年了。
學霸前往美國6年後被人發現吊死在實驗室
發布：2024年01月27日
來源：魔都全球華人圈
留學生成了導師的奴隸
美國佛羅裏達州大學的校園內，在學校封閉的實驗室內，此時卻人頭攢動，人們驚恐地站在實驗室門口，看著隨後趕到的警方一步步封鎖著現場。
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在佛羅裏達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華人留學生陳慧祥，被人發現在實驗室內自縊身亡。
當同宿舍的舍友在推開實驗室的大門時，陳慧祥已經氣絕多時。
一根結實粗壯的麻繩套在了陳慧祥的脖子上，因氣血不暢使得死者眼球突出，嘴巴微張，臉色鐵青……
陳慧祥，1989年生人，出生在山東臨沂的一個農村家庭。
小時候的陳慧祥並未展現出過人的天賦，但在上學之後，卻對學習有著異常的自覺。
陳慧祥的父母回憶，兒子小時候非常自覺懂事，在別的父母還在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寫作業的時候，自己的兒子已經寫完作業，洗漱完畢要睡覺了。
靠著強大的自製力，陳慧祥的學習成績一直都非常優異。
高考時，陳慧祥紮實的知識基礎派上了用場，成績自然不錯。
兩個月後，陳慧祥如願進入了吉林大學讀書。對於陳家人來說，陳慧祥的表現讓家人驕傲萬分。
四年後，陳慧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學校保送陳慧祥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繼續深造，兩年後，陳慧祥順利結束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學業。
父母認為，陳慧祥現在學到的知識已經完全足夠找工作用了，可以走上社會了。但陳慧祥卻並不這麽想。
在他心裏，自己上學二十年，曆經春去秋來，熬過寒冬酷暑，並不僅僅是為了找份還算體麵的工作，他要登上知識的巔峰，實現人生的價值。
幸運的是，陳慧祥的實力得到了美國七所高校的賞識。
綜合考量後，陳慧祥選擇了佛羅裏達大學，學校為了能讓陳慧祥前往求學，表示他可以全獎學金入學，在校生活和學習不需要再花一分錢。
既然兒子想要出國留學，做父母的還有什麽阻止的理由呢？更何況兒子選擇的是一分錢都不用花這樣羨煞旁人的留美機會呢？
而正是這次出國讓陳慧祥與父母足足分開六年，也正是這次出國，讓陳慧祥徹底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留學六年從未回家
在美國求學的陳慧祥，既是李濤的專職司機，又是李濤的私人秘書。
除了完成和別人同樣的學術研究，完成課題鑽研之外，他每天還要為李濤開車，送自己的導師上下班，還要為李濤擋酒，甚至是給李濤放好洗澡水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陳慧祥和朋友約好一起吃飯，但李濤卻突然要求他開車送自己去酒店。
陳慧祥試探性地說了一句當天有事情，卻遭到了李濤劈頭蓋臉的怒罵：“我最討厭對我說不的學生，你連自己的導師都能拒絕，還有什麽是你不能做的？”
陳慧祥早就厭倦了這樣的生活，對李濤拿自己當奴隸似的命令如鯁在喉。
但為了在學術上能少受李濤的刁難，為了自己能順利畢業，也為了能脫離苦海，回國看望父母，陳慧祥隻能放低姿態，聽命李濤。
2018年是陳慧祥讀博的第五年，他遞交給ISCA的論文成功中選，這就意味著，陳慧祥距離完成自己的學業隻差答辯。
陳慧祥隻需要在畢業之前，寫出一篇頂會文章，然後順利答辯，就能戴上令人羨慕的博士帽。可這篇頂會文章卻由李濤全權把持。
李濤記恨陳慧祥平日裏對自己的詆毀和不滿，知道陳慧祥對自己的命令和指派是陽奉陰違的，於是打算在頂會文章上落井下石。
因為頂會文章的難度要比論文中選難度小得多，陳慧祥僅花費一個月的時間，就告知李濤可以閱稿。
但李濤對陳慧祥新寫的文章大為不滿，直言這就是一堆粗製濫造的破爛。
在陳慧祥的再三請求下，李濤極為不悅地指使陳慧祥，將論文整體提綱修改了數次。
陳慧祥的朋友說：“當時他自認為自己的論文寫得很好，但李濤卻讓他不停地修改，到了最後陳慧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辛苦寫出的數萬字的論文到底說了些什麽，更不知道要補充些什麽。”
事實也正像陳慧祥朋友的闡述那般，在李濤的指導下，陳慧祥的論文雜七雜八修改了不少地方，但錯誤百出。
這個求學二十多年、知識淵博的學生，還是第一回看不懂自己的論文。
陳慧祥思考了一夜，慎重決定撤稿重寫，不過李濤卻再一次站在陳慧祥的對立麵，果斷阻止了陳慧祥的決定。
在陳慧祥看來，這就是明擺著想讓自己提交一篇漏洞百出的論文，讓自己在答辯大會上吃癟，然後畢業失敗，繼續當李濤的奴隸。
既然如此，活著還有什麽意思，一點盼頭都看不到……
被一篇論文壓死的留美博士
前前後後，一篇簡單的頂會論文，在李濤的刁難之下，陳慧祥足足修改了7個月的時間。
到陳慧祥死的時候，他都沒有修改完畢。
2019年6月6日，當陳慧祥得知李濤不願意撤稿，而他注定要丟臉的時候，便停止了對論文的調整和潤色。
6月13入夜，陳慧祥自縊身亡。
直到9月份，陳慧祥的絕命書定時發出後，關於李濤和陳慧祥之間幾年內積攢的恩恩怨怨才被人們漸漸發現。
當社會輿論、陳家人還有警方的調查矛頭都指向李濤的時候，潛水3個月的李濤才出麵辯解。
他說：“即使我不讓陳慧祥撤回論文，陳慧祥也能自主撤回，若隻是因為我的不允許他就選擇自殺，於理不合。”
“陳慧祥自殺一事與我無關，反而與不斷追尋真相的、遠在大洋彼岸的陳家人有關。”
李濤還說：“陳慧祥的精神不正常，有抑鬱症傾向，在公開的聊天信息中，他曾與家人表露過一死了之的想法，但陳家人沒有當回事。”
對於李濤的解釋，警方結合證據展開了調查。
2021年2月8日，關於陳慧祥自殺的調查報告，被呈現在世人眼前。
李濤曾多次違反同行評審程序，利用私人關係走後門、學術舞弊、收受賄賂，因此，他被限製在15年內不得在計算機協會旗下的任何期刊發表文章。
此外，李濤原本參與的審稿工作、編輯工作和有關項目的任何工作都被撤銷。
佛羅裏達大學也緊跟著發表聲明，永久撤回對李濤任命為導師的命令。
作為一名教書育人的導師，李濤不僅僅沒有職業道德的底線，被金錢所腐蝕，而且，毫無人性，硬生生的將自己的學生，還是與自己同樣漂泊海外的故國學生給推上了斷頭台。
他雖然沒有親手殺死陳慧祥，但六年的慢性折磨，給與的精神壓力，要比那些殺人作惡的刀犯更為致命。
毛澤東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說： “鑒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可能起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說：““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由於擔心黨和國家改變顏色，偏離社會主義道路，使老百姓“再走回頭路”，重新淪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所以毛主席決心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曆史，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到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曆史的長河中，在曆次改朝換代的過程，像“文化大革命”這種“革命形式”確實是“史無前例”。《史無前例》的特點就是觸及到人人《鬥私批修》，《私》即每一個人的自私自利，當官的不當官的都存在自私自利，《鬥私》從平民開始，官員從平民中過來，當了官更要繼續《鬥私》。《批修》就是批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
在幾千年的封建式的你爭我鬥的鬥爭史中，其爭權奪利的實質卻並非史無前例。沒有觸及到人人《鬥私批修》。更沒有《批修》就是批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封建式的或資本家之間的你爭我鬥的問題在於為誰爭權，為什麽人謀利。在中國的曆史上，在階級產生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或是資本家之間的你爭我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已為眾所周知。即使農民起義成功後掌權當官了也就成了資產階級權貴，隻是輪流當權貴。而文革是工人農民掌握後要繼續革命，不準讓少數人先富成資本家權貴。
《文革》是毛主席與走資派徹底決裂，與右派官權、資本精英的徹底決裂，是對幾千年“封建資本史”、以及近代世界資本共濟會統治世界曆史的顛覆、是對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大破、翻轉，是跳出“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是防修反修的大搏鬥、大演習，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超越四大發明的新貢獻，是《鬥私批修》邁向共產主義新征途的有益探索。
毛主席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大聲高喊著提出《要讓少數人先富》，又重新製造資本家地主階級，並大度重用這些人當各級政府的領導人即《官》，讓權貴右派解放思想大膽地去先富，不管黑道白道摸石頭先富，先富了就是好貓。
同時又強力拿掉工農兵在黨代會、人代會中的優勢比例（實際上也是利用了政治統帥一元化領導時期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充分信賴、信任，並把那時建立起來的信譽、形象過度透支到現在），領著文革中被打倒的部分走資派和建國後的地富反壞右對建國以來的曆史進行重評，對文革是全盤否定，說是“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十多年來不斷重複謊言幾萬篇，幾代中國人乃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受的這樣的千篇一律的教育。現在的黨政軍機關和學校若有人在談話中說文革好，必受到群起而攻的待遇。
毛主席是才子、偉人、民族英雄，讀書很多，走資派們不愛學習，不愛看書，愛打牌、看體育節目，愛玩……不知、不懂、不喜歡，就不要別有用心、急著瞎下結論，徹底否定。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本身就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如何？單從幹部隊伍看，文革中的幹部要求參加勞動，了解情況效率就高。
現在，全世界再也不會有如此的速度。即使與時俱進到現在，文明社會、現代化社會、和諧社會也不會。首先，要可行性調研報告，要組織磚家、叫獸、或者海龜派、外國智囊、戰略投資機構、世界（全國、全省）知名機構，現場看一下，到賓館、飯店、名山大川、名勝古跡封閉作業，進行評估、論證。其次，報精蠅領導開會討論、研究，然後，通過，然後列發改委計劃，然後撥錢，然後，組織施工隊招標，然後，再轉包，然後，再找民工開始幹，最後，又拖欠農民工工資。或者，大手筆，國際化，引全球之智，聚世界之才，引進國際戰略合作夥伴，請著名一流公司設計，還可以出去考察、調研、取經。最快一二年，快一點二三年，慢一點三四年、四五年也有可能，然後，紀委、審計再介入，看是不是廉潔工程，程序得合法。
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戰天鬥地，組織、動員農民興修水利，包產到戶後確遭毀，沒毀壞的就吃老本到現在，快吃光了，從水利資源豐富的西南大旱中才看出來，這次看到的文章，更堅信毛主席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論斷。
那時的幹部要學習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對自由主義》、《矛盾論》、《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11篇著作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管人要管心，首要是管思想。沒想到，那時的幹部要“讀、鬥、做、防、紮”活動，學習毛選，簡直比部隊、比黨委、行政部門還厲害。而走資派特色政府裏有那些單位，學嗎？可能有的計劃上有，是真的學嗎？誰敢拍胸脯說：學了！當然，厚臉皮，以假亂真者例外。政府部門的部委、廳局都是一長製，一把手負責製，“三定”方案中有一個（副）書記，也寫有文章，但其他各業務司局、處、科、股室人員還知道什麽是組織生活嗎？
政治掛帥——經濟掛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膜拜GDP）。人民（群眾）至上——官員（資本）至上。把毛主席打倒的再平反——撥亂反正。前30年，政治掛帥，後30年，經濟掛帥。事實證明，在民眾都嚐到一點點甜頭後，民族、國家迎來了巨大的災難！——當然，卻是西方資本家和國內官學商的極樂世界。
追根溯源，資產階級信仰堅定，共濟會堅信少數統治多數能勝，是合理的、公平的、正義的、博愛的，按照《杜勒斯十條戒令》去做，而不像共產主義者，信仰不堅定，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文革，不斷理論創新，和平發展是主流，今天解放思想、明天與時俱進、後天和諧社會，階級消失論、階級熄滅論、階級和諧論，不知不覺中，丟了隊伍、丟了陣地，為時已晚，天下大亂！
被人賣了還笑眯眯、樂哈哈地幫人數錢！是戰略夥伴關係，雙贏！正、反、合，該出太陽了。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歐蘇聯中國的情況使社會主義威信掃地；二十年後的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灰頭土臉。社會主義的機會來了，關鍵是看有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
這世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不可能是什麽和諧風！英特耐雄納爾一定會實現！
這句話是五，六十年代大學裏農村學生的思想變化。進了城上大學嫌自己農村爹娘土氣，以至於爹娘大老遠進城看望子女，子女不認。
文革前的教育係統裏的教學方法是舊中國留下來的，灌輸給學生的還是那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舊社會留下來的老師們指點、激勵學生：世間的任何事情與讀書相比都是下等的，隻有讀書學習知識是最高貴的。在各行各業中，隻有讀書是最高尚的，能夠出人頭地，勤勉治學求取功名的諄諄之言。
以及《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在新中國成立初就在教育界流行的口號。當時教育界的教職員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年開始高考招大學生，幾乎都是出身在有錢人家的如資本家官商及地主家庭。十多年後有工農子女上大學讀書。當時學校中就如校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工農子女的思想起了變化。讀書做官當人上人。
文革中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進行了批判之後，又進行了教育改革。上大學讀書為生產勞動服務，大學生來自農村工廠連隊的，除國家需要外都回到原來的工廠農村和連隊。不會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
》的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更縮小了城鄉的差別。農村人民公社的興辦，各行各業都有如同建立一個小城市。各行各業都需要知識人才轟轟烈烈搞建設搞三大革命。沒有人躺平內卷無事生非得精神病做壞事。集體學習勞動，互相關心愛護忙得不亦樂乎。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又複辟《高考》後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以非常響亮的一句口號響徹在各大學校院內。當年昂首步入大學的學子們，多少人曾經為之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提出。從1977年，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學校的一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了影響大學生們人生的“至理名言”。
然而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隻因文革中批得太臭，改革開放後走資派右派們就改頭換麵，是讓高考上大學的大學生們能夠為自己《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出國留學《改變命運》。改變什麽命運？命運本就是一個封建迷信之說。窮人命運？富人命運？不是天注定，上帝注定。有人上大學了，讀博士了，出國留學了，還是流浪漢的，自殺的等都有。改變什麽命運？無非是逃離工廠，逃離農村，逃離中國。
文革前就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批判了的《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的大學生們：在大學三年多的時間裏，一直牢記著學校的規定和老師的教導，就是不能第一年土，第二年洋，第三年連爹娘都不認識了。就是要艱苦樸素，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文革中的同學都做得很認真，幾年期間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
大學生們的吃穿一直很簡樸。由於家庭經濟條件很不好，沒有給學生寄錢的記錄。就是糧票，也是東湊西借，秋天拿糧食換糧票，然後再把地方糧票換成全國糧票，等放假回家再拿。
那時候學校食堂的吃比較簡單，不奢望吃得飽，隻求還不餓。一般同學是每次換食堂飯菜票一個月的，有的是換一兩天的，沒有超過一個星期的時候。有同學是享受著助學金的，但是那時候發的票根本不夠吃。有同學一天少吃一頓飯的時候也有。
有同學的衣服和鞋都是隻有一份。有同學最怕下雨，下雨路上有歲廟會把鞋弄濕，而且鞋還不容易幹。有同學去上課走路也就很麻煩了。
有同學洗衣服是盡量擰的特別幹，這樣第二天可以穿著去上課了。有同學因為衣服沒有徹底幹而不去上課，起碼有十幾次。
有同學在學校買的唯一一件用品是帆布箱子，那是要到西安學軍要裝東西的，也是別的同學鼓勵下的決心，估計那時候也要好幾塊錢啊。有同學沒有買過其他像樣的東西，包括喜歡的書。
班裏人時興互相幫助，有同學也經常得到同學們的關照。有一個女同學，她家裏是城市的，經濟條件比有同學好多了。她看見有同學那樣困難，經常把糧票送給有同學，使有同學不至於餓肚子。她的經常關照，有同學把她當成非常重要的親人啊！包括後來一直到現在，有同學的經濟方麵都交給了她負責。
每年放暑假放寒假，有同學都會老家。參加一些勞動是必須的。有同學參加公社組織的大修水庫勞動，工地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宣傳，北京的大學生也來參加勞動。有同學聽了很是高興啊。當然有同學也有作秀的心態，其實沒有好好幹什麽活。在村裏每次幹活，也是一些簡單的勞動。無非是想證明有同學沒有變壞，那個年齡的心態現在看也屬於正常。
有同學父親給同學講過：解放前，村裏有一個人在縣警察局當局長，每次騎馬會村，到了村口必須先下麵，不管有沒有人能看見。好像以後形成了一種風氣：就是必須走路進村。
這個風氣對有同學的影響特別大。從1974年開始到現在，我每次都嚴格執行著。有一次有同學到遼寧開會，省裏的幾個好朋友開車送有同學回老家看看。這樣錦州市裏、義縣縣裏的有關領導也開車到了有同學家，當然公社也知道了。村裏人感覺有同學很神氣呀，特別是有同學小學時的班主任老師，可是有同學進村必須下車，然後走著回家。有同學家就在村口，走也就是50米。但是那不是距離問題，是看有同學變了沒有。
有同學在學校最不怕的就是蚊子，因為蚊子就是不咬有同學。二年級的時候，班長不相信有同學不怕蚊子，非要把他的蚊帳給有同學。班長是部隊來的，是山東人，對人特別關心。其實有同學沒有見過蚊帳，班長的關心也使有同學開了眼界。其實一個宿舍裏的其他5人都有蚊帳，隻是有同學對蚊帳的作用理解不深而已。
應該說，有同學做到了沒有洋，更沒有忘記爹和娘。
當時，有句諷刺某些大學生的話，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不認爹娘是不可能的，但背離爹娘的觀念意識、生活習慣卻是很自然的，無可責備的。
有人從農村走進城市就選擇了“忘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更多農家子弟身在城市，對故土“心有於而力不足”。
學弟學妹，報到時別嫌父母土。
大二學生發帖，“懺悔”自己曾嫌棄父母初次進城舉止不當，並發出呼籲。
昨日，在重慶工商大學的校園BBS上，一位名叫向光會的大二學生在網上發出“懺悔書”：自己當初上大學的時候，嫌送自己進城的農村父親說話、舉止土氣，現在想起來，真是愧疚！
這位學生希望通過自己的帖子，向那些農村來的學弟學妹們提個醒：父母送你們上大學，他們大多都是第一次進大城市，說話做事難免有那麽點“土氣”，可做子女的千萬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
懺悔：責備父親說錯話
向光會以《沒事了，寫寫父親送我來重慶》為標題發出帖子，講述了父親送他來重慶上大學時所發生的事，懺悔自己不懂父親心而發生的爭吵。
向在帖子中說，去年他和父親到學校時比較早，就在附近住了幾天旅館，期間，父親操著不熟練的普通話與服務員交談，遭到服務員的嘲笑。向光會覺得父親很丟臉，責備父親“你不會說普通話就別說！”。帖子寫到這裏，向光會說：之後，想起來都想痛揍自己一頓。
當向光會在學校安定好了後，父親也要離開他去外地打工了。上午，兩人準備去火車站買車票。因為買車票不知道路，父親被人以帶路為名騙了20元錢，還被人逼著買東西，當時向對父親的“懦弱”很憤怒。在帖子的最後，向光會滿懷內疚與感激的心情說：其實不是父親怕惹事，他是怕惹事後影響孩子上學……
提醒：新生別嫌父母土
昨日，記者聯係上這位發帖者向光會。小向是重慶工商大學環境與生物學院04級應用化學的學生。小向說，自己寫這樣一篇帖子，除了表達對父親的感激外，也是為了提醒即將來報到的新生們，千萬不要和父母在途中爭吵，要不會很傷他們的心。
小向還特別提到，希望自己的學弟學妹們看到這篇帖子後，心中能夠有所觸動，做一個能讓父母寬心、安心的懂事孩子，要學會理解父母，並能尊重、愛戴自己的父母。“我尤其向那些跟我一樣出身農村的學弟學妹們提個醒，父母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送我們來城市讀書，他們自己往往都是第一次進大城市，說話做事難免會顯得‘土氣’，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自己的所謂麵子而傷父母的心……”
學子感言：我們曾經傷害父母
昨日，記者在重慶工商大學BBS上看到，向光會這篇帖子一出現，立即有數十名同學跟帖。“薄荷的天空”回帖：“心裏酸酸的，想老爸了，每次和老爸吵嘴後都很後悔，我知道那個看起來很凶的老爸在和我爭吵後都會很難過……”
四川外語學院新聞係大二的小王談起父母送自己上大學時，也覺得十分愧疚：“去年考上了川外，父母非要送我去不可，幫我鋪好床位後，就一直不走。我怕同學們笑話，就把他們‘趕’出了寢室，還不接他們的電話，春節回家後，才知道媽媽一直在醫院做切割腫瘤手術，為了不影響我讀書，他們隱瞞了實情。”小王拜托我們給今年所有的新生帶句話：“千萬不要與父母爭吵，隻有父母才是最疼愛自己的人！”
（轉載《重慶青年報》）
2024年初，華中農業大學11名碩士、博士生舉報導師黃某某，連續多日登上熱搜，成功破圈。華中農業大學校方宣布，經過初步調查，黃某某涉嫌學術不端，已經對其停職。在學校官方網站上，也看不到黃某某的介紹。
盡管黃某某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對學生的指控進行了否認，並稱自己三天沒睡著覺，在忙著回複學生的指控，自己沒有公開反駁，隻是為了愛護學生。但是那100多頁的舉報PPT文件，可謂證據確鑿，學
校調查組不難查清真相。
這一事件影響極大。在互聯網上已經演變成“真誠的學生冒著風險捍衛學術理想”，是高校和學術界一場小小的“革命”。因為11名學生所舉報的那些“事跡”，在有的高校和學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而且也不是一兩天。
黃某某叫獸為的是“錢”和“名”。一個農業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在為農業生產勞動服務嗎？
相比較在文革中的農業學校如何。公社貧下中農最歡迎《土專家》。
轉載：《從“土專家”的成長，看農業教育革命的方向》
《“土專家”和農業教育革命》 江蘇省靖江縣的調查報告
靖江縣革命委員會 靖江縣大興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
1968年12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者按：這篇材料生動地描寫了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貧下中農熱愛“土專家”的情形和培養“土專家”的途徑。貧下中農管理農業學校，加上各個人民公社都注意培養一批貧下中農們自己的“土專家”，貧下中農的子弟們就不會跑到城裏上大學後就成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識爹和娘”了！
“土專家”是在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開放出來的花朵，不少年青的“土專家”是貧下中農的好後代。這是江蘇省靖江縣大興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對不脫產農業技術員的讚美稱呼。
一九五八年，大興人民公社在毛主席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全社各大隊紛紛辦起了紅專學校。學員全部是土生土長，隊來隊去，他們學政治，學文化，拜貧下中農做老師，在田頭做功課。據當時不完全的統計，全公社二十個大隊共培養出“土專家”一百五十多人，對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正當這支隊伍蓬勃發展的時候，劉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了一整套信“洋”不信“土”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鼓吹“專家治農”，“大老粗”不懂科研的謬論，一刀砍掉全部紅專學校，妄想把這支新生的農技隊伍扼殺在搖籃之中，使茁壯成長的農業技術隊伍遭到了摧殘。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明確指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毛主席的教導，為群眾科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全公社聞風而動，從大隊到生產隊都設立了群眾科學實驗網。一時被修正主義路線整下去的“土專家”又重新活躍起來了。幾年來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現在公社有社辦農技站，大隊有五到七人、生產隊有三到五人的科研小組，全公社有八百多個農技員。這支科研大軍，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迅速成長起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變得更加堅強了。
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貧下中農最歡迎“土專家”。
“土專家”大都是無限熱愛毛主席，並有著豐富實踐經驗、有革命幹勁的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經過幾年勞動鍛煉的知識青年。他們不脫離勞動，不脫離群眾，不加重群眾負擔，既是社員又是技術員，又是毛澤東思想宣傳員。有不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他們受到了貧下中農的熱烈歡迎。
“土專家”同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貧下中農心連心。他們急貧下中農所急，想貧下中農所想，種田為革命，一心為革命。
一九六五年夏天，七一大隊鬆柏垡生產隊的棉花剛出土不久，就遭到了蟲害。在兩三天內，有十三畝棉苗死去百分之七十。生產隊的“土專家”看到集體經濟受到損失，貧下中農辛勤培育的綠油油的棉苗成片死去，非常著急。“土專家”薛美芳急得哭了。為了找出病根，她和其他幾個“土專家”一連幾天蹲在受害的棉苗旁，象伺候生病的親人一樣，廢寢忘食地觀察蟲害的情況，終於找到了危害棉苗的象鼻蟲。
他們拿著捉到的象鼻蟲請教縣農技站和縣農業局，想不到有的技術員卻不以為然地說：“書本上沒有講到這種蟲子”，“就是有這種蟲子，也不會危害棉苗。” “土專家”聽了這些沒有一點貧下中農感情的“洋專家”的話，肺都氣炸了，他們堅定地說：“我們自己搞，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迅速撲滅蟲害。”
救苗如救火。他們經過反複試驗，用六六粉治蟲、糖酸誘殺等方法，終於製服了蟲害。公社立即進行了推廣，使全公社二千五百多畝受害的棉苗都脫了險。老貧農顧炳生激動地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薛美芳他們就是我們貧下中農的‘土狀元’。”
從兩個農技站的對比中，也可以看出群眾愛的是“土專家”，厭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知識分子。一個是設備條件好的縣農技站，有皮尺、噴霧器、天平等一大堆測驗儀器。
一個是一無設備、二無“洋”本本的公社農技站。在分工上兩個農技站各有不同。縣站是敲鑼賣糖，各管一行。管棉花的不管稻，管稻的不問棉花。人民公社農技站是樣樣管，行行抓，分工不分家。
縣農技站的一些技術員，出門手裏拿著一根尺，騎上一部腳踏車，到一個地方就是測測，算算。群眾說他們腳踏車騎騎，解決不了多大問題。
公社農技站的“土專家”出門帶的是毛澤東思想，搞的是三大革命，擺開兩條泥腿子，深入田頭，到一處就是學學、幹幹，動嘴又動手。
今年春天水稻育秧時，縣農技站的人在田頭指手劃腳，提出這個規格，那個標準，誇誇其談講了一大套，就是不動手，貧下中農要他們做個樣子，他們傻了眼，貧下中農說他們是“嘴上種田”。
人民公社“土專家”就不同，他們赤腳下田，同貧下中農一起幹，秧田做得很合標準。貧下中農說：“‘土專家’說到做到，他們的話我們一聽就懂，他們的學問，我們一學就會。‘土專家’最符合實際，最能解決問題。”
專區農科所的一些技術員也同樣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一九六七年，這個農科所有兩個技術員到七一大隊搞點，當時，群眾曾經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那知，他們一到，就是指手劃腳，大路跑跑，田頭轉轉，很少參加勞動。
在棉花開花結鈴時，五一生產隊有四十畝棉花田田底差，急需追肥。他們說，追了要瘋長，不讓追，而薛家生產隊同樣的田底和苗情，“土專家”根據往年實踐經驗，認為追上這次肥是保證棉花早熟遲衰產量高的關鍵，因而立即帶領全隊男男女女澆糞追肥。
結果，薛家生產隊比五一生產隊每畝增產皮棉三十五斤。貧下中農說：“大學生有名氣，就是摸不到莊稼的脾氣，照他們的方法種田，產量要降低。‘土專家’和我們是土對土，談得攏，說在嘴上，做在手上，為我們做出了好樣子。這樣的‘土專家’我們就是歡迎。”
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培養和提高“土專家”。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大興公社培養“土專家”的主要途徑：
一是放手讓“土專家”到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中去，到階級鬥爭的風浪中去，鍛煉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紅心。大興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把提高“土專家”的無產階級覺悟，幫助他們樹立為革命種田、為革命研究農業科學的正確的政治觀點，放在首要地位。
人民公社農技站的“土專家”朱玉芬剛離開學校參加生產時，捧著“洋本本”，死啃洋教條，結果越學越糊塗。
貧下中農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上了十幾年學，不要再捧洋本本了，應該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到勞動中去鍛煉自己。”朱玉芬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在實踐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自覺地為貧下中農服務，成了縣和專區群眾科研戰線上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刮起無政府主義妖風，煽動公社農技站的個別農技員離開工作崗位。朱玉芬同誌一眼看穿了階級敵人破壞生產的陰謀，勇敢地挑起了公社農技站的重擔，積極指導全公社的農業科學實驗，作出了很大貢獻。
人民公社革委會成立以後，又把朱玉芬同誌放到對敵鬥爭第一線去，領導“老大難”單位的鬥、批、改。貧下中農稱讚這樣的“土專家”說：“‘土專家’臉黑心紅立場穩，技術大權掌得頂呱呱，這樣的技術員才能真正為貧下中農服務。”
二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理論聯係實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在生產鬥爭實踐中不斷提高“土專家”的技術水平。
人民公社農技站有三個同誌，主要任務是到各大隊搞點，幫助發現典型，培養典型，總結經驗，交流推廣。各大隊、生產隊農技員在每一個季節裏，都專門研究幾個當前生產中的課題。
去年躍進大隊劉西生產隊的幾個“土專家”，對紅萍如何越夏、冬保進行了研究，解決了“洋專家”不能解決的難題。公社立即組織“土專家”到劉西生產隊取經，那裏的“土專家”就是教師，其餘農技員就是學生，河邊就是課堂。全公社的“土專家”都學會了這個技術。
三是將外地的經驗，結合本地的具體情況，進行試驗和推廣。如搞山芋蒸汽育苗，剛開始，部分群眾不相信。鞠家垡的“土專家”和縣農技站幾個技術員共同研究推廣了蒸汽爐搞三床苗，既節約用煤，又不浪費勞力，全公社很快發展到四十二個蒸汽爐子。
中技畢業的技術員陳善德同誌說：“實踐最重要，象我們這些從舊學校出來的人，隻有和有實踐經驗的‘土專家’結合在一起，才能作出一點貢獻，否則將一事無成。”
四是讓“土專家”學習必要的農業技術理論知識，使他們的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再回來指導生產實踐。公社農技站經常印發一些有關農業技術方麵的科研材料，供“土專家”學習應用。
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結合的方式培訓“土專家”，由縣農技站一些同貧下中農結合得比較好的技術員講授農業理論知識。大興公社采取各種培訓方法，在四年中共舉行田頭現場會、講用操作會三百五十多次，培養了一支思想、技術都過得硬的技術骨幹力量。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有七個縣到大興公社請了三十八名“土專家”去幫助搞技術革新，深受各地廣大群眾的歡迎。
從“土專家”的成長，看農業教育革命的方向。
一、農業教育和農業技術大權就是要由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來掌。今後，農業院校要統統搬到農村，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過去農業院校的權掌握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坑害了許多工農子弟。這個公社有一個學生，過去在家時樣樣都幹，考上農學院後，受了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從臉黑心紅的貧農兒子，變成了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公子”。
貧下中農說：“考上了大學後，一年一讀，就看不起在家種田的同學，二年一讀，不認得父母，三年一讀，私心通天。真是‘霧迷天放鴿子，有去無來’。”因此，隻有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掌握農業教育大權，才能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才能培養出一大批又紅又專的新型農業科技人員。
二、農業院校的招生對象，要從心紅眼亮，腳踩汙泥，手上有繭的“土專家”中挑選。貧下中農說：“這樣的苗子選去學習，我們才稱心，放心。”
教學內容要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課，要理論聯係實際，聯係各地區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要把“土專家”在第一線上遇到的實際問題帶到學校裏去研究，在理論上提高。到學校學一兩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來。學生的畢業證書要由貧下中農考核發給。
三、原有的教師隊伍，要進行徹底整頓，要由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貧下中農、“土專家”和同工農結合得好的知識分子組成。知識分子要走同工農結合的道路，分批下放勞動，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