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養虎遺患幾十年的《惠台政策》
台灣總人口隻有2300萬。如此多的《惠台政策》。中國大陸幾代加起來有幾十億的農民工有沒有《惠農民工政策》？中國大陸有貧困人口如2019 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551 萬人，“6億人每月收入1000元”以下，中國宣稱低收入人口6600萬，等等如何看？貧困地區的四麵漏風的學校教室，小學生寄宿被燒死等等。貧困人有優惠政策嗎？
自2023年2月28日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31條惠台措施”）後，全國各地迅速跟進，目前已有十幾個省市地區出台細化措施：延續四十多年來的養虎遺患幾十年《惠台政策》。
縱觀各這些惠台政策，無一不是因地製宜結合當地區域特色針對台商進行的量身定製，且措施涉及領域從創業、就業、學習到生活，其中不乏有亮點顯現。
根據各地發布時間，貝斯哲現梳理如下（點擊政策名稱，可以鏈接到相關文章）：
湖州 惠台60條
湖州最終確定的60條政策，涉及投資和經貿合作、就業創業、文化交流和生活待遇共4個方麵。其中，推動湖台經貿交流的部分占比最重，共製定了28條政策。鼓勵台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綠色金融改革示範區、特色小鎮等建設，來湖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可以享受相應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持政策。
《湖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實施辦法》
重慶 惠台58條
重慶作為大陸西部重要的台資集聚區，目前已累計批準台資企業 1683 家。除掉較常見的幾項鼓勵政策的細化外，重慶較為特別的是在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麵，鼓勵台灣同胞結合重慶抗戰遺址、大足石刻等優秀文化遺產開展文化交流活動。支持台灣地區基金會、社會團體、智庫機構等非營利、非政府的社會組織按相關法律、法規和程序赴重慶設立辦事機構和開展活動。
《關於促進渝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廈門 惠台60條
廈門市因為地緣優勢，台胞及台資企業聚集效應也較為明顯。此次出台惠台措施，廈門市也是一馬當先，率先推出了60條措施。從內容上看，廈門市的落實措施亮點主要在對台海運、兩岸經貿口岸便利化、進一步便利台胞在廈門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麵。
《關於進一步深化廈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山東 惠台56條
山東是儒家文化發源地，也是教育和人力資源大省，在與台灣開展文化交流合作方麵有突出的優勢。在魯台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方麵，山東鼓勵台灣同胞、台灣高校研究機構和民間社團參與承接山東文化工程和文化產業項目，享受和山東文化企業同等產業政策；增設獎助學金，吸引台灣學生來山東高校就讀；山東文藝院團、研究機構可以廣泛吸收台灣文藝工作者和台灣青年任職、教學和研學。
此外，支持台資企業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山東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一大亮點。
《關於促進魯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濰坊 惠台80條
濰坊現有台資企業339家,其中12家台資企業入選山東省百強台資企業。在80條政策中，50條是針對國家政策的細化落實，另外30條則結合了濰坊當地的情況。值得關注的是，在優化台資企業工商注冊登記手續方麵，濰坊進一步簡化台灣自然人股東身份公證，經濰坊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出具投資者身份證明，無需再作公證。具體如何落實，有待濰坊市台辦出具詳細的說明。
《關於進一步深化濰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福州 惠台68條
在第六屆海青節海峽青年（福州）峰會上，福州市正式發布惠台68條。在支持台灣同胞在榕實習就業創業領域，福州市就台胞來榕創業就業，台胞獨資興辦養老機構和開設診所、門診部，台灣教師、醫師到福州市高校、醫院工作等方麵推出了23條具體措施。除此之外，許多新領域，包括高新技術醫療醫美生技領域、養生養老健康領域也首次允許台青涉及，開放台灣青年組織自己的協會工會，承接藝術團的活動，注冊相關資質的公司，開放力度非常大，有望改變原本台青創業千篇一律，競爭力弱的狀況，吸引更多潛在台灣創業者。
《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實施意見》
江西 惠台60條
江西省實施的60條惠台措施中，其中33條涉及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本省企業同等待遇，27條涉及逐步為台胞在江西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本省居民同等待遇。比較具有當地特色的是，江西定期結合“精準服務台企月”等活動開展“百家銀行進千企”金融定向幫扶台企政銀企對接會；將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納入“江西名牌產品”認定範圍；幫助江西台企采用贛歐班列運輸出口貨物。
《江西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若幹措施的實施辦法》
上海 惠台55條
上海是兩岸經貿、文化往來的重點地區之一，也是台灣同胞投資、生活的重要聚集地。截止目前，上海累計批準台商投資企業12488家，約占上海整個外資項目數的13.57%。
作為大陸的重要經濟中心，上海此次公布的55條措施，其側重點在於支持台資企業升級轉型，並融入上海經濟的發展戰略。包括：支持台資企業在滬設立總部、支持台灣專業技術人員來滬就業職稱評定、支持台灣青年來滬創新創業就業、鼓勵台資企業參與上海“五個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設等。
《關於促進滬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
福建 惠台66條
相比其他省市，出於滿足閩台密切的人員往來和交流的需要，福建在落實惠台措施上一直走在前列。此前，福建省早已啟動了惠台的22條措施。而這次推出66條措施，則是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31條”基礎上進行了更加細化的梳理。
福建省惠台措施的聚焦點主要在於兩岸的經貿交流、台胞在閩創業就業、閩台文化交流。同時結合福建省自貿區的建設，在商品貿易、閩台農業、金融方麵都有相關舉措。
《福建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實施意見》
南通 惠台44條
南通市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針對“31條惠台措施”的內容分別提出了落實的舉措。這些落實舉措，以財政扶持和政策獎勵為主，側重點在於台資企業設備技術改造，人才引進、台胞在南通創業、台胞子女在南通入學等方麵等。
《江蘇南通助台44條政策落地見效》
寧波 惠台80條
寧波出台的惠台“80”條措施中，值得關注的一個亮點是：存量土地再利用，可實行按原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這對於有心轉型升級的台資製造業企業來說，或是一個利好消息。具體落實措施和政策，有待政府部門進一步細化。
《關於進一步深化甬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雲南 惠台12條
雲南省作為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相比，在政策優惠力度通常都會更大一些。此次推出的12條惠台措施，雖然數量遠少於其他省市，但幾乎每一條都與財政扶持、稅收優惠、政策獎勵相關。
《關於促進台灣企業落戶雲南滇中新區招商引資工作的意見》
平潭 惠台22條
在兩岸影視產業合作發展方麵，平潭在福建省首推了20條優惠政策，從稅收、投資、營運、獎補等多方麵，促進影視產業要素快速集聚，支持打造具有鮮明海洋特色、較強國際影響力的兩岸影視產業基地。此外，在對台職業資格采信和台胞台商服務方麵，也單獨出台了落實方案。
《平潭多項惠台政策相繼落地 落實台胞“同等待遇”》
天津 惠台52條
天津發布的惠台措施，與其他省市發布的惠台措施趨同，均是對“31條惠台措施”的細化。當然，天津也結合當地特點，提出在“津台冷鏈物流試點”方麵給予了台資企業和大陸企業同等的政策支持。
《關於進一步深化津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浙江 惠台76條
浙江省出台的76條措施，重點體現在鼓勵台資企業紮根浙江、推進與台灣先進產業合作、引進台灣高端人才等方麵。在許多政策上，與今年5月份浙江省政府發布的促進外資增資若幹意見保持了一致，如市場準入的放寬、用地保障、人才引進等。
《浙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的實施意見》
湖北 惠台62條
湖北省作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目前已有2700餘家台資企業、19個台資園區、5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台資企業聚集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從此次62條措施來看，以鼓勵台資企業落戶和台灣青年就業為主。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昆山 惠台68條
昆山作為長三角地區台資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雖然7月份才發布惠台措施，但仍然備受關注。從內容來看，大部分措施是昆山已經在實施的政策，這其實與昆山的實際情況也較為相符。此次“31條惠台措施”更注重“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而在“同等待遇”方麵昆山早已先行先試，並且卓有成效。
當然，此次昆山的惠台落實政策中，也不乏亮點，如：中國台灣考生（含台商隨行子女）在昆山中考錄取時加10分投檔；台灣居民可在昆山注冊從事零售業務（不包括特許經營）的個體工商戶，並在電商平台開設網店等。這些措施更加具體細致，貼近台胞在昆山的實際生活。
《關於深化昆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廣東 惠台48條
廣東省發布的惠台措施，其中的亮點主要在擴大準入方麵，包括：全麵取消台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2年代表處的要求，放開台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台資持股比例限製。但這並非廣東省獨創，而是相應央行的外資政策，首先對台商放開，預計今年年底，全國均將放開這一準入政策。此外，台灣個人可參照港澳居民在粵開辦個體工商戶的經營範圍，從事相關經營。
《關於促進粵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
深圳 惠台99條
深圳市作為中國改革的先鋒，在政策創新和落實上，一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目前，深圳累計引進台資企業6138家，近年來每年從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台胞約230萬人次，約占大陸出入境台胞總數近1/4。深圳此次並未出台新政策，而是將過往惠及台胞台商政策打包處理，這也更符合深圳的實際情況。
深圳市貫徹落實《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幹措施》政策匯編（新聞）
淮安 惠台58條
截至2018年6月，淮安市累計批準台資項目1292個，總投資187.9億美元。匯聚了富士康科技、實聯化工、敏安電動汽車、旺旺食品等台灣著名企業20多家。此次淮安發布的惠台政策，側重現有台資企業的服務及優惠扶持，以及台胞在淮安創業。例如台資工業項目用地“先租後讓”、“彈性出讓”；台胞創業項目審批開通“綠色通道”等。擬在江蘇構建“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資產業格局。
閔行 惠台38條
上海市閔行區8月1日發布《閔行區落實<關於促進滬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若幹工作措施》（試行）。據報道，截至目前，閔行累計批準台商投資企業1200多家，占整個上海台資企業數的十分之一。在閔行居住的台胞5萬人左右，占居住在上海的台胞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主要分布在虹橋鎮、古美街道、七寶鎮、莘莊鎮4個街鎮。
閔行惠台措施主要聚焦“人”的需求，38條措施中，有14條是與台胞在閔行教育、醫療、實習、就業、居住等有關。
《閔行區落實關於促進滬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若幹工作措施》（試行）
南京 惠台75條
南京所推出的“四宜”惠台措施，分別是“宜學”、“宜業”、“宜遊”、“宜居”。側重點是鼓勵台灣青年到南京創業、就業、居住生活。與其他地區惠台政策所不同的是，南京將重點放到了台灣青年上。在台灣同胞人數較多的社區設立台灣同胞服務窗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及惠台政策谘詢，也是其一大亮點。
《關於深化來寧台胞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的若幹措施》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
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
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
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
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體經濟瓦解後，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合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可能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
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假冒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強製複辟資本主義製度。
鄧小平走資派，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無產者隻有消滅自己的現存占有方式，從而消滅現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
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 在毛澤東同誌的具體領導下，帶領全國工農大眾，經過22年人民革命戰爭，犧牲了兩千多萬革命烈士，取得了偉大而徹底的勝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集體化運動，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成了社會的主人，經過20多年的建設，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建成了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當時生活水平雖不高，但是廣大人民過著“夜不閉戶，路無拾遺”，心情舒暢，安居樂業，欣欣向榮的幸福生活。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他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防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鄧小平走資派就是要否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按照馬列主義理論建起立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鄧小平首先廢除了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又說：“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
在“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將對農業改革的經驗搬到城市工商業和其它行業，實行個人承包製，包贏不包虧，逐步把國有企業搞垮，送給或賤賣給私人，承包者個個富起來了，原來的企業的廠長、書記、能人大多數成了資本家；更有勝者，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信息、資源，指使家屬、子女，侵吞國有資產，利用差價、批文倒買倒賣奇缺商品，賺取超額利潤，個個成了官僚資本家。他們巧取豪奪的結果，改公有製為私有製。
鄧小平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0頁），他不僅在經濟上實行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製，還要在政治上也搞資本主義那一套，聲言“到下一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江澤民主持製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執行中變成了自由市場經濟，曆史證明，資本主義就是從封建社會的市場經濟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掠奪，隻有經過市場的交換作用才能完成；勞動人民也離不開市場，在市場交換中，自己勞動所得，又被資產階級一層一層地剝削光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所在。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了，正如趙紫陽說的那樣“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是先從“分田到戶”開始的，在安徽省小崗村這個假“典型”的引導下，經過三年多的強行推廣，全國基本上實行了土地私有化，經過秀才們的潤筆，美其名曰“雙層聯產承包責任製”，簡稱“土地承包責任製”，經美國經濟學家產權理論家張五常論證：農業中最大的土地產權實行了私有製。現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產承包責任製，將又有一大批林業轉為私人所有。
鄧小平走資派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造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從改革開放起，就推行市場經濟，先從“農貿市場”開始，“摸著石頭過河”，隻做不說，到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才公開說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到實現市場經濟上”，又製定了許多配套改革措施，這便為我國改革定了型，經過十幾年的演變形成了目前的局麵。
中國市場經濟前麵雖加了“社會主義”的限製詞，不管叫什麽名稱，市場經濟的剩餘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市場供求規律都在起著決定作用，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競爭規律左右著人們，是那隻“看不見的手”代替了“看得見的手”。它促成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
近期一些出國訪問的大員，競相征得被訪問國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事實，便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路貨色 。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是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奮鬥，私欲極度膨脹，極端個人主義，金錢至上，享樂主義成為公害，反過來吞咬著一切公共財產和人民利益。
市場經濟好比是“水”，資產階級好比是“魚”，如魚得水，它們在市場經濟中自由遊弋，從中獲得超額利潤，攫取剩餘價值，迅速成長為今天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它們（包括外資企業）成了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的座上賓、錢袋子，也是許多腐敗分子的成長因素和依托。
反過來腐敗分子利用自己謀取到的權力，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開道、護航、服務，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支柱。
二者就是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許多情況下私營（外資）企業主利用手中的錢，收買貪官手中的權，為其謀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近年來，私有企業正向廣大農村征用、儲備大量廉價土地，興辦新興產業，在城市興建高樓大廈，搶占商機和黃金地段，驅趕農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農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敗分子支持下，剝奪農民和市民。
目前，這種氣候、形勢已經形成，成為資產階級為所欲為的天下，廣大工人、市民、農民深受其害。工人、農民工成為市場上勞動力的出賣者、商品，資本、生產資料擁有者成了工人、農民工的主人，成了壓迫者、剝削者，工人、農民工和農民成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資產階級擁有壓迫、剝削工人、農民工的自由，廣大工人、農民失去了不受壓迫、剝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出賣者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壓低工資、福利待遇的條件。
“你不幹，別人幹，有的是人”，工人之間的競爭，成了資產階級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不斷地為資本榨取創造著條件。
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的天堂、樂園，勞動人民的地獄、苦難，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必然要進行欺騙，“不誠信的代價，每年損失5855億元”（《文摘報》2004年4月1日），這便是推行市場經濟的惡果。私有製加市場經濟便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
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培植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昭示下，又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創造了一切便利、優惠條件，在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許多有權勢人的妻子、兒女、親友都是企業的直接領導者或暗中操縱者）帶領下，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已迅速崛起，“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比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私營企業主16萬人增長26.8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萬人的18.8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比1956年前的24億元增長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大變化》第三頁），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現在卻不敢承認存在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許多國有資產正是通過‘內部人’和關係網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後果是少數執掌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224頁）
“改革開放後，總的來說，在我國的西化學者和走資派的合作下，中國經濟改革是按照美國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計，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現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已經是私有製為主了，已和世界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狀況差不多了。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隻剩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製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製結構，已經不複存在了。”（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10和203頁）
這些新生資產階級，每天在謀劃著如何能賺更多的錢？如何偷漏國稅？如何用金錢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險”的辦法收買當權者，為自己的意圖服務？如何讓工人多做工作，少得報酬、減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們過著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夢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廣大人民的死活。
資產階級除了千方百計多賺錢這一根本特征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漏稅；二是收買權力，為己服務。
偷漏國稅是所有資產階級的本性特征之一，幾乎所有的私營、外資、個體企業，最本能的常識都要對各種稅收進行明爭暗抗，“《新華文摘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私營企業主的分析，統計在過去十年私營企業主應繳稅3058億元人民幣，實際隻繳388億元，欠繳2670億元。”（《新華文摘報》2001年第16期第16頁）二是用金錢美女、吃喝玩樂，收買腐蝕各級、各部門的黨政要員，他們的手段是先吃喝玩樂，待其上鉤後，金銀財寶、本幣、外幣一齊上，直到這些大員完全聽指揮、成為其代言人為止，這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收買議員、部長、總統以及有關係統權力為其服務的手段如出一轍。
上層建築的變化。
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上層建築，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也會產生什麽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林彪一類騙子如上台，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在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複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複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複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多數眾生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鬥，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追逐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製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鬥爭著。人人為己，全國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狀況。
在台灣，當然在大陸也一樣。1%的資本家和99%的人的貧富差距不斷在拉大，幾乎已是台灣一般民眾的共識。一場高中同學會，讓三十六歲的同年齡的同學們，心中五味雜陳。
一次高中同學會的地點，在陽明山仰德大道三段，占地四百坪，剛整修完成的歐式別墅。主人和七、八個十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起受邀到別墅主人的新居餐敘。
別墅前的車道，厚重的鍛造鐵門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寬闊的前庭和泳池，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全。別墅前大喇喇地停放著一輛最新的法拉利跑車，車庫內還有一輛頂級賓利房車和保時捷的休閑車。
光這三輛車，總值就接近四千萬新台幣。某同學偷偷算了算，自己大概要整整二十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遑論陽明山上的獨棟別墅。
“除非中樂透不然我這輩子再怎麽努力，都沒辦法過這種生活吧，“同學對主人說，“如果我不認識你，大概還不知道自己有多窮。“
同樣是三十六歲，畢業於同一所明星高中，同學和主人，如今卻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兩岸同胞一家親》？是大陸的資本家和台灣的資本家一家親。然而大陸的走資派特色政府想《統一》，台灣執政黨不想統一要搞獨立。剛上任的民進黨高調聲明，中國大陸是《敵對國家》。
《兩岸同胞一家親》，這是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一直是一廂情願地對台灣省人愛稱同胞的態度。為此，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給台灣資本家同胞，在大陸投資興辦企業開了不少便利。從1987年大陸開放兩岸探親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30多年，目前在大陸生活的台商、台幹、台勞以及其家屬合計已經達到200-300萬人之間，大約是台灣人口的十分之一。每年，台商在大陸賺取大量的利潤。
台灣同胞到大陸賺錢，兩岸一家親，一廂情願，這都沒什麽，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還鼓勵台灣的大學生到大陸創業和就業。然而，讓人無法容忍的是，有的台商卻是“兩麵人”，一邊在大陸賺著大把的鈔票，一邊把賺來的鈔票拿回去支持“台獨”，買美國武器，這真是讓大陸農民工可忍中國大陸人民不能忍，大陸人民能忍大陸農民工也不能忍！太無恥了，讓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如何再忍！
有網民發了一條微博：看看這些在大陸的台商嘴臉，在大陸賺錢回台灣支持台獨！這是媒體報導的新聞！
就是說，台商在春節回到台灣後與民進黨政府舉行聯誼活動，座無虛席，其中漳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李榮福受訪時力挺蔡英文政府，他強調“‘國家’確定政策，企業就有責任配合推動······她（蔡英文）繼續擔任我們的‘總統’，隻要她做的任何決策，我們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去支持，這事一個民主國家必須要有的素養”。
看看，一個在大陸賺得盆滿缽滿的漳州台商協會的榮譽會長，竟然是個“台獨”分子，唯蔡 英文馬首是瞻，蔡英文指哪打哪。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不僅要問：在大陸賺錢，到台灣支持“台獨”，這可以嗎？
根據人民日報海灣版的報道，每年春節聯誼會，台灣海基會對外表示，有超過100家台商協會、逾200位會長或榮譽會長報名參加，一年比一年多。台商聯誼會現場實況顯示，開席了41桌，每桌坐滿10人，人數不會比馬英九政府時少。雖然，事實情況的確比馬英九時期要差一點，因為多數台協現任會長都缺席，由“榮譽會長”或“榮譽副會長”出席。但是，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哪怕如此，也依然不可容忍。決不能允許一邊在大陸掙錢，回去卻支持“台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說，絕對不可以！
那麽，為什麽那麽多台商支持“台獨”呢？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又該如何處置呢？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之所以有那麽多在大陸的台商支持“台獨”，原因有：“台獨”在台灣非常普遍，大陸台商是圈子中的一部分。
在台灣，“台獨”是非常普遍的，最高的時候甚至過半台灣人都支持“台獨”。根據最新民調，雖然支持“台獨”的人數隻有兩成多，但從蔡英文這個“台獨”分子被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看，台灣大多數人沒有“一個中國”概念。事實上，記得兩三年前曾有一個民調稱，台灣年輕人當中八九成以上都支持“台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台獨”在台灣是多麽的普遍。來大陸經商的“台商”及家屬總數已經達到了台灣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支持“台獨”的。他們來大陸賺錢隻是賺錢，但他們依然支持“台獨”，他們並沒有因為在大陸賺錢而放棄支持“台獨”，恰恰相反有些人回到台灣後還無所不用其極地貶低大陸、支持“台獨”。
過去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采用懷柔政策，希望暖熱“台胞”的心，政策放得寬。過去，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對台灣同胞是懷柔政策，盡量多給優惠政策，讓台胞盡量多得利。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這些懷柔政策，顯然是希望把台胞、台商的心給暖熱了，希望他們知道遠近，多為兩岸統一做有益的事，扮演兩案交流的使者。
然而，事與願違，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的善意並未暖熱那些“台獨”分子們，反而讓台獨們越來越有錢買武器搞台獨，越來越猖狂，甚至不光綠營，哪怕那些國民黨的黨員到大陸騙吃騙喝後回去也罵大陸人這也不好那也不行、罵各級走資派政府官員，以在大陸獲得如何高的禮遇、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回去後又如何貶低大陸為榮，大陸的善意往往成了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賺錢的資本。
因此，某種程度上，過去的“懷柔”惠台政策不但沒有起到感化台胞的作用，反而縱容了一些人，讓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覺得大陸好忽悠。
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回台灣支持“台獨”，沒有成本！轉臉回到大陸照樣夾道迎接，雙手捧上《惠台政策》。這是大陸走資派的奴性。
那些支持“台獨”的台商，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可以一邊支持“台獨”一邊在大陸賺錢，根本是兩不誤。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不但沒有任何損失，反而在大陸賺錢後成了回去支持“台獨”獲取政治資本的工具。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從大陸賺錢，回去支持“台獨”獲得政治資本，如此形成循環。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我們到了必須把那些支持“台獨”的台商砍掉的時候了，就像之前砍那些支持“台獨”的演員一樣。直白說，就是想在大陸賺錢，就必須支持統一，為兩岸統一做貢獻。如果要支持“台獨”，那麽就必須被趕出大陸市場，大陸的一分錢都不讓“台獨”分子和支持“台獨”的人賺。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我們已經進入了統一台灣的最後攻堅階段，我們必須下決心切斷所有支持“台獨”力量與大陸的經濟聯係，那些在大陸賺錢的企業、靠大陸賺錢的企業，必須在支持“台獨”和支持“統一”之間做一個選擇，不能騎牆、不能含糊。
對於支持“台獨”、支持綠營的企業，一律封殺、一律趕出去。對於支持兩岸統一的台商，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要給予更多的支持和政策優惠，我們還應該支持那些支持統一的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創業、就業，我們要讓“台獨”力量逐漸失去支持，要讓“台獨”支持者的日子越來越難過，甚至寸步難行。相反，我們應該讓支持統一的企業、個人得到越來越多的大陸發展紅利。
現在，還有很多台商在支持“台獨”，我們發現一個趕出去一個。同時，對於在大陸經營的台商，必須在是否支持統一上作個二選一的選擇。支持統一的，要簽署保證書，承諾以後永遠不支持“台獨”分子；支持“台獨”的企業，一律終止其在大陸的經營，把他們列入黑名單。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隻有我們下了這樣的決心，讓支持“統一”的台胞得到越來越多的好處，讓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吃到苦頭，我們才能真正讓台商與大陸同心同德，才能真正讓對台灣“台獨”勢力進行釜底抽薪，才能提升台灣支持統一的支持率······
過去，我們這方麵做得不好。以後，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做好，決不允許支持“台獨”的台商渾水摸魚！
當然，以上也是走資派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支持“統一“的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回台灣後也是要向民進黨政府交稅的。等於也在支持台獨，支持台灣買美國武器。所以，走資派官員們是豬腦袋沒遠見的。結的苦果自己用，等著下台吧。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成立的中興會，同盟會。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後才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改名後的國民黨內部分歧很多，更有中國各地尤其是北方軍閥的分治，孫中山的國民黨隻能在中國南方即廣州開展活動。孫中山根據中國當時的現狀無法統一中國時，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國策。
當時兩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內都有不同聲音反對合併。但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聯共容共政策的分歧，遠比共產黨內反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嚴重得多。
國民黨內的骨幹大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他們中的不少追隨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擁護共和體製，崇尚民族獨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卻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24年初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竟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並將其寫入國民黨的黨章內，激起了國民黨內右派的憤怒和極力反對。
其中最有名的鄧澤如, 18歲時去南洋謀生，後因開錫礦而發跡，接著成立當地有名的企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掛羅庇朥埠分會長，開始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財政角色。他從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為孫中山籌款，並在1913年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刻，依然對他表現無限的忠誠，後來在1922年與陳炯明的決裂中也不惜與孫中山沆瀣一氣。
孫中山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初期，在某種程度上還寬容國民黨黨員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等人，公開向北洋政府情願，要求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此消息傳開，引起國民黨人士的憤慨，如當時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孫鏡亞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
國民黨官僚朱和中也批評上海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鄧澤如則指示國民黨的上海老黨員深入調查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不守黨義事”。不久國民黨監察委員謝持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文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案及宣言”。
1923年6月18日，鄧澤如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案，雖經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廖仲愷，兒子廖承誌曾任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陸紅色政權的紅人）的竭力阻擾，但幾經修改還是提交立案。國民黨黨內對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趨於白熱化。
但孫中山聽取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在鮑羅廷的影響下，雖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討論，彈劾共產黨的案依然不了了之。作為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之一的鄧澤如等11人，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視作一團象征中國未來凶兆的漆黑烏雲，決定直接上書孫中山。請願書極為深謀遠慮，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借國民黨之軀殼， 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內裏隱陰謀”。盡管上書中，鄧澤如對孫中山留足餘地和麵子，隻是把矛頭直指鮑羅廷和陳獨秀身上，國民黨的反共從此走上不歸路。
次年，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有一個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義直接對點名孫中山，指控其容共惡政的。他就是馮自由。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一個華僑家庭，作為最幼的成員，14歲時就參加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分會。1905年成為同盟會最早的骨幹成員，並出任香港同盟會會長。此後，直接參與籌劃和指揮西南各省曆次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後，馮自由等五十餘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會，反對國共合作。
李大釗，鮑羅廷將這一“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報告孫中山，要求嚴懲馮自由等四名為首分子。孫立即在大元帥府召集馮自由等，聲色俱厲地訓斥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理應開除黨籍及槍斃”。最後，馮自由受到嚴懲，被孫中山以總理身份開除黨籍。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對孫中山開除馮自由大為不滿，要求孫同時開除自己的黨籍。同時與孫中山發生激烈的爭執，最後孫中山說，“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無奈地抱怨說，“總理自己發紅，就不退，餘已不忍多辯”。不過張繼的反共立場從未停歇，後來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
盡管遭到孫中山嚴厲指責，馮自由繼續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5月中旬，馮自由從北京來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同誌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反對“強效蘇俄”。終於為鮑羅廷和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被開除出黨。從此，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離政治舞台，著書立傳，其中有價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就是這群沒有道德底線的在孫中山逝世後顛倒黑白背離了孫中山的理念，國民黨開始了百多年的反共經曆。
當時國民黨的另一個關鍵人物，蔣介石。不但反共，還屠殺共產黨，圍剿追殺共產黨幾十年。特別是蔣介石私人日記和蘇聯檔案解密後，史學家開始詳盡地了解對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現。早在《孫越宣言》發表後，蔣介石同樣對蘇俄評價當麵是有嘉，背後捅刀子：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其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一之同誌，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以騙取蘇俄援助金錢武器，達到目的後就破口大罵背信取義之小人。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經3個多月的訪問後歸國，徹底扭轉了蔣介石先前對這個共產國家的看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寫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並向孫中山匯報此行的收獲，形容蘇聯共產黨的可怕程度，並直言絕不可信任。然而孫中山依然不改變其容共的初衷。與鄧澤如和馮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誠的人品不同，蔣介石雖然親臨地獄般的蘇維埃國家，開始一改初衷，徹底覺醒，發自內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蘇聯特務鮑羅廷，但他卻是一個城府深，權力欲之旺盛，不亞於孫中山的政治人物。蔣介石不僅沒有空開與黨內同仁反對容共的政策，卻繼續當他黃埔軍校的校長，通過蘇聯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國民黨的武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元老中的右翼從未停歇把共產黨和鮑羅廷驅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鄒魯、葉楚倫等10餘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在曆史上，這些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被稱為西山會議派會議最後一致達成決議：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同時還解除蘇聯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會議還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等決議。尤其是會議最後向全黨警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赤色矣”。
一個多月以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會議中，蔣介石不但沒有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而參與通過了一個《彈劾西山會議派之修正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中共黨員也有7人。中共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毛澤東分別控製了國民黨的組織部，農民部，和宣傳部等要害部門。
據最新考證，外事部部長彭澤民也是中共黨員。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很明顯，不同與孫中山的無知，蔣介石是放棄原則，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養癰成患,以實現其個人的權欲。為此蔣介石因喪失起碼的政治道德底線，即在23年後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被共產黨趕出了中國大陸，隻能盤踞在台灣度過餘生。這是反共的結局。
鮑羅廷的心腹有兩人，黨政方麵是汪精衛，軍隊的代表即是蔣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陳炯明的勢力依然威脅國民黨政府，盤踞在距廣州東麵僅150公裏的惠州，同時任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許崇智的奧軍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態度，軍閥雖非鐵板一塊，但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勢不兩立是毫無疑問的），為此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先下手為強，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卸下許部三個整旅的武裝，逮捕了許崇智的親信並把他流放出廣州。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蔣介石向惠州的陳炯明發動圍剿。11月4日，周恩來率東征軍第1師一部及總政治部人員進駐汕頭，同年11月7日，東征軍第2縱隊第11師在陳濟棠的帶領下克複陳炯明叛軍占據的最後一個城市饒平。這一天，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八周年。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隨軍的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席間，他還高呼“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以慶祝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殲滅陳炯明的勝利讓蔣介石正式亮相於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體驗到他的一些心眼，在毛澤東麵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蔣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純屬名不見經傳的亂世之輩。但經潛心鑽營，左右投緣，全殲陳炯明後，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可謂萬事俱備，準備北伐以完成孫中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的親自參與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蘇聯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無疑共產黨和蘇俄的支持是北伐勝利關鍵的因素。但北伐至上海時，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容不下共產黨，迫使共產黨另起爐灶。
蔣介石的國民黨到了台灣島上，改不了屠殺的習性，在1947年2月28日對台灣本土人進行屠殺。一直不停地反共和反攻大陸搞間謀特務黑社會的破壞活動。直至蔣介石死去在海島上。這是反共的結果。
蔣介石兒子上台接班幹了幾年，被日奸李登輝篡權差一點致國民黨於滅亡解散。後起民進黨上台弄了八年。陳水扁太貪，給了國民黨一次機會。想不到總想兩麵討好的娘娘腔馬英九靠騙弄大陸走資派搞《惠台政策》在經濟上收獲不少。但也失去了執政地位。
十二年或更長時間沒法執政的國民黨，在台灣島內第三政黨己形成之後，要想再執政，恐怕有些難。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被玩完。
《主權國家》，世界上共有197個主權國家，包括193個聯合國會員國、2個聯合國觀察員國（梵蒂岡、巴勒斯坦）和2個未加入聯合國（紐埃、庫克群島）的國家。
亞洲（47個國家）。其中東亞：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朝鮮、韓國、日本。沒有見到有“台灣“。
那麽，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這是得到全世界極大多數國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而且，不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以至所有的法律文件中都沒有說到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就是從國際法規文件中也都沒有說到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如此明確的一件事，台灣省政府公開說謊造謠說：“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這世界上的《人》都怎麽啦？比豬還蠢嗎？
既然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是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允許有獨立的武裝嗎？
中國大陸的走資派也蠢得跟豬一樣，隻會糊編亂造一些沒有用的東東，什麽世界命運共同體，什麽惠台政策討好等，有用嗎？
《解決台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主要是針對蔣介石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這裏的《解放》是指：解放台灣的工人農民，讓工人有鐵飯碗，讓農民有自己的田地。而不是去“解放“台灣的資本家和地主。而是去解放消滅台灣的資本家和地主。因為蔣介石國民黨是代表保護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但是，毛澤東慈悲為懷不想對蔣介石國民黨兵們以絕路。最主要是蔣介石國民黨兵們是主張和承認《一個中國》希望統一的。
所以，《統一中國》是蔣介石國民黨兵們的主張。蔣介石國民黨兵們盼著《統一中國》葉落歸根魂歸故鄉屍埋故土。但這批老兵們包括蔣介石本人到死也未如願。再有世界各地的老一輩華僑華人們也是希望台海大陸《統一中國》。台灣是是中國的門戶，稍有一點戰略眼光的中國人都不會任憑外國不懷好意的侵略者掌控台灣政權的。從中國曆史上看，有作為的領導人都不會放任台灣讓外國人操縱的。
如今台灣的年輕人在大陸走資派的縱容和惠台政策下，加上日奸李登輝等台獨分子操控下，又有美日政府的支持下，民進黨己成敵對中國的一股勢力，而且，全世界的反華反共獨派勢力的保護地，成了對待大陸，對大陸人民造成威脅和不安全的地方。此時的大陸走資派政府還是喊幾聲反對有用嗎？搞什麽命運共同體成不了“偉人“。一直放任台獨自流而是在對中國的不負責任，對中國人民的犯罪。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這是得到全世界極大多數國家承認的一個事實。那就不允許有武裝力量的存在。走資派特色政府允許新疆有武裝力量的存在嗎？走資派特色政府允許西藏有武裝力量的存在嗎？走資派特色政府允許上海有武裝力量的存在嗎？
既然不允許別的省，為什麽隻允許台灣？還要有“惠台政策“？從中央到省到具甚至一市的區一個縣以下的小地方都有狗屁的“惠台政策“？況且，台灣人不領情。走資派想拉籠隻是一廂情願。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化了幾代人的命和血汗，被走資派們搞到如此地荒唐，等著下台吧。讓台灣獨立。讓新疆獨立。無能的走資派。
農村人民公社必須要做到：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
在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設計中，農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夠重視。通過普遍實行“五保”供養、合作醫療、社會救濟和優撫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機構，旨在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戶供養》製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燒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簡稱。
《五保戶供養》製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對缺乏或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無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社員設計和實施的一項福利保障製度，享受這種照顧的家庭或人員被稱為《五保戶》。
農村人民公社組織承載了毛澤東對弱勢和困難農民生產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當李雪峰說胡開明認為農村的黃金時代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時期時，毛澤東說：他隻講到勞動力問題，沒有講四屬戶、五保戶。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體組織能更好地解決五保戶、困難戶的問題。
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多次講（談）話中都提到要保證五保戶的基本生活。在強調反對分配中平均主義的同時，他認為還是要“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這一點平均主義還要。”
在困難時期的政策大調整中，關於供給製問題，毛澤東主張“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毛澤東說，“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其他通通是按勞分配。”
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把扶助救濟貧弱社員作為人民公社的一項製度給固定下來。
各地人民公社將五保戶和困難戶的生產生活安排照顧委托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負責。一般做法是：
(1)照顧農活。對於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五保戶，安排他們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諸如養豬羊、看場院等輕巧農活，適當給予工分，保障他們的生活相當於一般群眾的水平。
(2)補助勞動日。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五保戶，補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勞動日數，與其他社員一同參加分配。
(3)補助錢物。即按照政策規定和民主商議的吃、穿、燒、教等標準計算出五保戶所需要的錢款和物資數，從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給現金和實物。如吉林省規定，從人民公社可分配的總收入3%-5%的公益金用於五保戶和困難戶的補助。
(4)對年老體弱病殘人員、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難的五保戶，安排專人照顧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戶的費用和具體照顧由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分擔，對於窮社隊和遭受自然災害嚴重、負擔五保供養確有困難的社隊，國家給予必要的補助。
廣西區委在關於1961年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的分配問題的規定中提出，包“五保戶”有兩種辦法：
一是全部由大隊包。
二是大隊包用錢，生產隊包實物，死後埋葬，由生產隊負責，其遺產由生產隊處理。
孤兒必須撫養好，其費用，一般由生產大隊開支，對有親屬族房撫養的孤兒，大隊可將孤兒的照顧費用，交給撫養人。
產婦補助、病號照顧，應該由生產隊負責。
1962年，在強調繼續維護集體經濟，認真履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政策，應該做到既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要確保軍烈職工家屬、五保戶、困難戶都能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
據統計，1958年全國農村享受五保的有413萬戶、519萬人。絕對大多數五保戶對於生活安排照顧感到滿意。
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一些老幼無人照料的問題，一些地方開始試辦托兒所、幼兒園和敬老院（幸福院），對五保對象實行集中供養。
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人民公社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並且認為幸福院不應當孤立地辦，而要大中小結合，否則僅僅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隻有陰陽，沒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規定：要辦好敬老院，為那些無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戶）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場所。
此後，敬老院迅速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據1958年底統計，全國辦敬老院15萬所，收養300餘萬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農村集體經濟的力量，使兩百多萬五保戶得到了較好的供養。
盡管五保製度在發展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挫折和起伏，製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還有缺陷，但它的建立與發展對於解決我國農村中絕大多數鰥寡孤獨殘疾人的生活問題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這其中蘊含著毛澤東對於農村社會保障的思考，其實踐結果彰顯了中共和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
農村人民公社裏集體辦供銷、信用合作：減少中間環節，直接服務於農村生產生活。
農村人民公社要有商業。毛澤東多次談到：人民公社裏工、農、兵、學、商都有，不隻是農業。人民公社在進行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商品性生產，這也是公社製度設計的應有之意。人民公社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主要通過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進行組織。
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蘇區就有組織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的前身）和信用合作社的經驗。
延安時期，以消費合作和信用合作為基礎發展出了綜合性合作社，如延安南區合作社，由單一的消費合作社發展為辦理生產、運輸、借貸和供銷等業務的綜合性合作社。
毛澤東曾讚譽說：“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的道路”，並且認為發展這樣的合作社，是發展邊區經濟的重要工作之一。
延安的這些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後得到毛澤東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共同綱領》規定：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
還在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商業要發展，必須使每一個公社，並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毛澤東說：“商品流轉，就是產品進入流通過程。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綜合，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
供銷和信用是人民公社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和金融服務於生產和生活，並且促進生產的發展。農村人民公社各業並舉，有生產、有交換、有商業流通、有信用活動。
毛澤東批評那種“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的觀點”說，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沒有穿的，隻好交換。
因此，毛澤東強調，“每個社都應當種一些有交換價值的經濟作物”。他還談到，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鄉與鄉之間以及與外省之間的交換。
農產品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實現其價值，因而毛澤東強調，人民公社不僅要有自給性生產，還要有商品性生產。
毛澤東說，不發展商品交換，生活不能富裕，沒有工資或工資很少，那就隻有飯吃。
因此，要提倡每一個人民公社生產商品，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忌諱它幹什麽呢？它現在有作用嘛。
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
並且，毛澤東還指出，在生活資料方麵，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可以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作為過渡時期經濟核算的工具。
毛澤東說，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列寧就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個時候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
我們在1950年也曾有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為此，毛澤東還提出要搞好交通運輸業。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的商業是農民與國家交換勞動的一種必要形式。
毛澤東說，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統統是他們自己所有的，他們有產品所有權。要獲得這些產品，必須進行交換。他們隻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人民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並且，毛澤東在這裏就已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麽經濟製度相聯係，同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
毛澤東說，為什麽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
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並且指出，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隻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隻要存在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
以供銷合作社為人民公社的商品流通渠道，可以減少中間環節和流通費用。
人民公社的商業，通過供銷合作社作為流通中介，統一購買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並為農民提供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基本生活資料，可減少中間環節，節省流通費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曾多次提到：供銷合作社的“首要任務，是供給社員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例如工具、原料）與生活資料（例如糧食、煤炭、布匹、油、鹽），推銷社員所生產的商品（例如農民的糧食、棉花，手工業者的成品）”，這樣就可以不假手於中間商人，“免除中間剝削”。
人民公社成立後，進一步提出把群眾加入供銷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與黨和國家組織供銷合作社的更高的目的和要求結合起來，將供銷合作社與國營商業互相配合，使國家能夠掌握農副產品的流通，統籌城鄉交流。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供銷合作社得到空前發展，為國民經濟恢複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作出了貢獻。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文按語中強調，要訓練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的會計員，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
在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低、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要發展經濟，農民要擺脫貧困的命運，就必須通過生產合作形成生產力合力，通過供銷合作供給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交換，通過信用合作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
人民公社時期的供銷社經營著化肥、農藥、農藥機、小農具和部分中型農具，還接受國營商業委托代銷部分用於農業生產和生活的工業品，實際上農村主要生產資料是由供銷社提供的。
人民公社時期的信用社在協助國家銀行管好用好國家支援農業的各項資金的同時，通過放款支援農業生產，主要是農業生產放款（主要是購買化肥、種子、農具、農藥的款項）和多種經營放款（主要支持一些資金少、見效快的“短、平、快”項目）。
可以說，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事業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