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高考》製度以學生為敵人
新中國成立後沿用舊中國的考試製度。中國《高考》製度以學生為敵人。中國的學生在沉重的學業壓力下出現了不少心理問題，一些學生與父母、學校產生對立情緒，部分青少年出現自殺或以暴力傷害他人的行為，等等。對學生的素質教育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縱觀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新政府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教育價值觀、人才質量觀的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隻有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注重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將學生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倡全民教育，反對精英教育，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出發，對教學方法、課程沒置等問題提出了積極的思考。毛澤東承繼了五四新文化以來社會思潮中先進的青年觀，十分關注青年一代的成長，對青年在社會曆史中的地位抱以積極的評價和肯定。他認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這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針對青年一代的培養和教育提出了許多思想。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沒長期的理論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係列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針、教育途徑、教育目的等方麵都有精辟的論述。縱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過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教育思想及其重大和深遠的影響。但對高考這一形式從目前走資派官方公開的資料從未見過毛澤東要取消高考的原批文或原話等。對學生或子女們多次強調別太看重分數, 對教育的改革其中包括高考要改變舊式考式的方法等很多場合有過。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上出了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曆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後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後，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遊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毛澤東這段批示極其重要。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後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和最高指示。並直接導致1966年發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這是空前絕後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雖然這個會議別有用心，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的5天，革命小將開始向高考製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僅僅隔了5天，6 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上文已提及北京四中的信，已送交當時一線第一主持劉少奇。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即作出廢除高考製度及當年高考推遲半年進行的決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北京一女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人民日報》同時還刊發了題為《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 徹底改革教育製度》的社論。社論還居心叵測地加了這麽一段：“新的教材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論是初級學校、中級學校還是高等學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為必修課。”這實在是讓億萬民眾遷怒於毛澤東啊！不過，明眼人一看，廢除高考、增設毛主席著作作為全國在校生的必修課絕非毛主席的決策。劉少奇、鄧小平機關算盡，反倒泄露了天機。
1966年五月，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揪出，特別是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劉少奇已預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遲早會燒到自己的身上。為幹擾、破壞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夥同鄧小平對廣大革命師生一麵大肆鎮壓，這就是“白色恐怖五十天”，同時又以幾千萬在校學生的命運作賭注，廢除高考製度。
關於當年廢除高考的始末，最知情的莫過於孔丹和劉源。孔丹，文革初期風雲人物，原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長孔原、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之子，當年的“西糾”司令，“聯動”分子的一號頭目。“資改”後，曾是繼榮毅仁、王軍出任中國最大的金融集團公司中信的掌門人。孔丹曾是名列北京十大重點中學之首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團支部書記、學生黨員。正是他當年率領同學給毛主席寫出廢除高考製度的信。他完全知道那些鮮為人知的內幕。然而，這個自稱“沒有歧意”的“中國特色道路派”能供出他的主子嗎？！能說出當年寫的那封殘害幾千萬中國人的信與他的那位業已自殺半個世紀的媽媽有關嗎？！（許明連以她兒子為司令的“西糾”的通令都敢修改(詳情參看《西糾黑幕》），兒子寫給毛主席的信能不過目嗎？！許明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而劉源，並不子為父隱，他不但承認劉少奇是廢除高考的始作俑者，亦披露自己曾參與其事。他還公開承認他的父親劉少奇犯下兩大錯誤：一是餓死人事件方麵的，二是對文化大革命從不理解到抵製、幹擾。（笑窩的博客：《劉源為什麽說父親劉少奇大躍進有錯誤》）想必在劉源的眼裏，劉少奇、鄧小平當年一手策劃的廢除高考製度，亦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對抗吧！劉源，真君子也！
關於廢除高考製度，誰之罪？或許99%的中國人都怪罪文化大革命，都怪罪毛澤東。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這亦正是當年劉少奇、鄧小平精心布局設陷所期望的。有人天真地以為廢除高考製度隻是教育改革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這是個大陰謀，是劉少奇、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嫁禍。
對於當年廢除高考，毛澤東有沒有指示或批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毛澤東有關廢除高考的任何文字資料。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並批轉的《關於改進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亦並沒有取消高考的內容。然而，當劉源6月10日將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毛主席的信放置劉少奇的案頭不過兩天，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便作出廢除高考製度及當年高考推遲半年進行的決定。自1952年以來已實施14年的高考製度，說廢除就廢除了。須知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都堅持一年一度的高考製度。為了解決撤退到大後方的高校和流亡到大後方的學生招生高考的困難，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用飛機空運試卷到各考點。劉少奇如此不顧及民意，隻是為阻止毛澤東回歸一線，竟以幾千萬在校學生的命運作賭注，是可忍孰不可忍？！實在匪夷所思啊！
其實，劉少奇、鄧小平的這步棋絕非教育改革問題，而是設局，妄圖嫁禍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的如意算盤是：廢除高考，將會民心喪盡，女一中、四中的信是寫給毛澤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誤認為廢除高考是毛澤東的決策。毛澤東將背負人民的罵名，背負曆史的罵名。廢除高考將導致全國停課，勢必造成天下大亂，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還能進行下去嗎？毛澤東還能重新回到台前嗎？就是我劉少奇、鄧小平下台，我也要留個爛攤子給你毛澤東！不幸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的陰謀得逞了。這是中國的悲哀，曆史的悲哀。
毛澤東之所以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避免資本主義複辟，不讓勞苦大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當然教育革命是一項具體內容。網各"居士"通過大量的周密考證，當年的廢除高考以及全國性的“停課鬧革命”，壓根兒不關毛澤東的事。結論是：1）、關於廢除高考，未作任何指示；2）、關於廢除高考，劉少奇、鄧小平不曾向亦不必向毛澤東請示甚至通報，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的一大陰謀；3）1966年5月至7月下旬，毛澤東一直在南方，不在北京。更重要的是，最知情的孔丹、劉源都沒有披露毛澤東與廢除高考有關的半點信息。此外，記者與當年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讀的“大師級”學者周孝正（居士於2012年9月28日在北京京西賓館曾與周孝正有一麵之交，他見我談吐不俗，還把他的家庭電話和郵箱號留給了我）作過一次談訪。
記者：如果不介意的話，談談你們班在1966年寫的廢除高考的那封信吧！
周孝正：可以。我們班47個同學，當時以全班同學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後來就登在《人民日報》上了。
記者：聽說你們這所學校有很多高幹子弟，來自上麵的信息很靈通。
周孝正：是的。林彪孩子林立果，劉少奇的孩子都是我們學校的。孔丹（學生黨員，團支部書記，寫信就是由他率領的。博主注）是孔原的孩子。孔原當時是中央調查部部長。實際上我們班有的高幹子弟知道“上麵”有這個意思，他們就來一個倡議，況且上麵也要利用我們學生。（引自《在高考風雲中沉浮的學子細述當年》................
須知，周孝正是著名的反毛學者，連他都不得不承認“‘上麵’有這個意思”，“況且‘上麵’也要利用我們學生”。這裏的“上麵”分明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一夥，而不是毛澤東。如果是毛澤東，不知有多少反毛文章麵世了。總之，當年廢除高考倘若與毛澤東有半點幹係，早就你知我知天下盡知了。故奉勸全國當年的在校生，千萬不要錯怪毛澤東。除了走資派、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外，我們都是受害者，然而，真正最大的受害者，是毛澤東，是他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是他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再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網對"高考"的注解:
高考全稱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 簡稱“高考”，是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曆的考生參加的全國統一選拔性考試，是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設置的全國性統一考試，一般是每年6月7日-8日考試。
中國有1300多年科舉考試的曆史，1904年，清政府在張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頒行了《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科舉考試製度壽終正寢。
1936年，全國已經有100多所大學，當時的高考製度是各所高等學校自主組織命題，學生可以選擇報考多所大學，也可能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
1952年，新中國成立後, 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製度是按舊中國的考試製度。
1977年，鄧小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文教，主持恢複高考。恢複高考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挽救了中國教育，也挽救了整個中國。
隻有"恢複高考"。唯獨沒有取消高考的注解。這就是走資派反對抹黑文化大革命的謊言。
《教書育人》，積德為學，重在育人。對學生進行端正學習目的，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思想政治教育。組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均取得良好效果。師生要形成了講政治、講學習、講團結、樹新風。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良好氛圍，激勵代代莘莘學子刻苦學習、發奮成才。
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礦業大學中的采煤專業，是個又苦又累又髒的專業，但因國家需要總要有人去做，而且都是經過學校培訓過的國營企業。而不像改開後的私人煤礦請的農民工和童工。“
大學生來了，第一次下礦實習：看見“井下環境惡劣，工作條件有限，礦工們一身漆黑，隻有那一雙雙充滿羨慕的眼睛在灰暗中放光。”同學們內心五味雜陳，看到井下工作條件艱苦，好多人回校後便退了學。
選擇堅守，不僅需要擔當，還要專業知識和技能。“國家太需要能源了，太需要新技術了”。大學進行入學教育和專業思想教育。新生入學後，有的新生因對采煤專業的苦和累、髒和險，心有疑慮，一度專業思想不夠穩定，議論說采煤專業是“倒黴專業”、“煤黑子”、因無女生又戲稱為“和尚專業”。
針對這些，院係黨、團組織把入學教育和專業思想教育融為一體，在全專業新生大會、班級會、小組會和學生宿舍等不同場合和層麵，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針對性強的專業思想教育，還邀請煤礦工程技術人員和勞動模範現身說法，講從事采煤事業的切身體會，講煤炭事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領導和老師分別與同學個別談心，推心置腹，入理動情，引導教育學生牢固樹立為報效祖國而上大學、為當好“采礦人”而勤奮學習、學好本領為人民服務的專業思想，使“學好采煤專業、奉獻采煤事業、當好優秀‘采礦人’”成為同學們的共同誌願。
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教育。在校時，個別學生入校進城後，換了環境，脫離當時經濟發展和家庭生活實際，比吃穿、講闊氣，一度出現“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不良現象。
針對這種情況，全院開展了“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教育活動，采煤係帶頭舉辦“物、圖、文”並茂的“愛護公物、節約為榮”係列展覽。參加籌劃和資料展品的收集整理，把扔掉的饃頭飯菜、沒用完的作業本和風吹壞的玻璃及窗框撿回來，放在展覽室。
把不關水龍頭、不拉滅電燈、不關門窗等造成浪費損失的現場圖片，集中掛在展覽室。
抄寫“勤儉節約、為國分憂”等文章和“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詩句，掛在展覽室，讓學生觀看討論，收到良好教育效果。
院黨委、團委安排學生會借助展覽、總結經驗，在全體師生中倡導樹立“節約一粒米、一滴水、一度電、一片紙和愛惜一片瓦、一塊磚、一塊玻璃”的良好風尚，使“艱苦奮鬥、愛護公物、勤儉為榮、浪費羞恥”的理念深入人心。
學雷鋒活動。學院黨委、團委在全院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
教育學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自己活自己幹，自己事自己辦。班同學兌錢買工具，組建理發小組和釘鞋小組。理發小組長幫同學理發，這一下轟動全院。院係領導要求從采煤係做起，在全院推開。
沒錢買工具怎麽辦？老師向分管後勤的副院長匯報，經批準由校辦工廠為每班製一套修鞋工具。學院出錢給每班買一套理發工具。很快在全院形成了“頭發長了自己理，衣服髒了自己洗，鞋子壞了自己修”的好風尚。
倡導助人為樂辦好事。每年兩個假期結束返校後，學院有關方麵都收到來自社會各界對學生的表揚信，院領導要求學生會搞好宣傳，學生會主席把任務交給宣傳部。同學們加班加點收集整理，用廣播、板報等形式，廣泛宣傳表揚同學利用假期辦好事的典型事跡，推動全院學習雷鋒“走到哪裏就把好事辦到哪裏”的助人為樂精神，形成“在學校當個好學生，回農村當個好社員，到煤礦當個好工人，在火車上當個好服務員”的良好氛圍。
“憶苦思甜不忘本，熱愛社會主義不變色”教育。院裏組織3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到博愛縣等基層生產隊參加農村“社教”活動，老師負責組織、指導學生會幹部，參與了這項活動的宣傳總結和辦教育展覽館有關事宜。
展覽館辦在學院民兵俱樂部，分綜合、村史、家史、典型事例四個部分。學院分別組織學生和教職工參觀學習。不少同學還記了專題筆記。學院以這次活動為切入點，持續深入開展“憶苦思甜不忘本，熱愛社會主義不變色”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參加義務勞動和社會調查。從第一學期開始，每周用周日一天時間，組織學生到郊區農村生產隊、車站、公園等場所參加義務勞動，得到社會廣泛好評。
班級老師帶隊，到焦作郊區牆南等生產大隊，放夏假時同學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助生產隊搞夏收夏種。全體同學到焦作上白作生產大隊，用兩周時間與農民搞“三同”，並利用出工前、收工後和晚上加班完成人口普查登記任務。
放寒假時，院團委組織200多名留校學生到東王褚、西王褚等生產大隊，給貧下中農和軍烈屬打掃衛生、挖糞池、修水道。
還組織五位同學到市運輸公司拉五天平板車，參加老工人訴苦會，公司黨組織給學校寫了表揚信，稱讚礦院學生“不怕苦、愛勞動，是好樣的大學生”。
第二年寒假，學院還組織回鄉的學生宣傳農村社教文件、參加農村移風易俗、訪貧問苦等社會活動。通過參加義務勞動和多項社會活動，使學生加深了對社會基層的了解，加深了與工人、農民的感情，培養了助人為樂精神，提高了做社會工作的能力。
參加“四清”運動，曆練提高。院黨委組織部分教師和學生作為工作隊員參加“四清”運動，班分配到馮營礦“四清”工作團。同學們分到居委會工作隊。幾位同學的主要任務是：做動員發動群眾工作，跟著正副隊長找人談話並作記錄，整理與“四不清”對象談話記錄、整理案件材料等等，雖僅四個月，卻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處理問題的能力。
參加專業勞動，奠定當好“采礦人”的基礎。我們采12班專業勞動是1965年9月至1966年1月在焦作礦務局馮營礦進行。老師帶隊，住在離礦井五六裏路的耿村農民家，全班30名學生，擠著睡在用秸稈搭的一個大地鋪上，在采煤隊、掘進隊、開拓隊輪流幹，一個學生跟著一個師傅幹一個工作段。
一部分同學主要在二采隊，跟一位姓徐的師傅，他是八級（頂級）采煤工，師傅的任務是打眼、放炮，支柱子、架棚。同學的任務有三項：
一是沿著工作麵把16根柱子、8根梁、十多塊條耙、幾十根背木爬著從六七十米的上風巷拉到我們的采煤點。
二是把當班采下的煤用鍁攉到溜槽裏運走。
三是當好師傅擱棚支護的助手。
勞動量大得難以承受，每天工作服全被汗浸透，出井後全身像散了架，30人的集體宿舍鴉雀無聲，大家都累壞了。
後來，老師和同學把“石油工人之歌”改編為采煤工人之歌《我當個煤礦工人多榮耀》，帶著大家唱，鼓舞士氣。
體力磨練過關後，陸續安排一些現場報告會，請采煤隊書記講“采礦人”精神；請隊長講井下作業組織管理。請技術員講采煤工作麵技術要領。請老工人講當礦工切身體會。
最後半個月邊勞動邊與工人座談交流，搞好總結。
四個月的專業勞動，同學們掌握了井下采煤、掘進、開拓等作業技能，與工人師傅加深了感情，樹立了采礦大學生的良好形象，奠定了當好“采礦人”的基礎。
附：《我為祖國獻石油》 (當代石油工人之歌)
作者/演唱者:劉秉義
《我為祖國獻石油》歌詞：
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
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
麵對戈壁大風沙嘉陵江邊迎朝陽
昆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
風雪雷電任隨它我為祖國獻石油
哪裏有石油哪裏就是我的家
紅旗飄飄映彩霞英雄揚鞭催戰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
頭戴鋁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
雲霧深處把井打地下原油見青天
祖國盛開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
放眼世界雄心大我為祖國獻石油
石油滾滾流我的心裏樂開了花
這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大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大學生。
而走資派鄧小平《高考》的大學生，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學。走的不是一條道。
孫中山說：“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指舊中國近百年曆史。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經常提的，教育孩子們新中國是從“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的社會中建立起來的。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抹黑文革攻擊文革否定文革，使用了一切不擇手段顛倒黑白，造謠說謊，發動一切宣傳工具來控訴文革。期間有談化或美化這段舊中國近百年曆史。以致許多如今的年輕人認為民國時代不會是“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在反對毛澤東時忽略了一點，忘了走資派鄧小平們是爬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身上起家的。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共產黨己不是當年毛澤東的共產黨了。
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毛澤東，能不能活下來？能不能成立新中國？毛澤東活著時的一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為啥能屈服於毛澤東？陳獨秀，王明，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李立三，甚至張國濤等都是毛澤東的領導。更不用提鄧小平了。哪個能行？
如今毛澤東逝世了，任人評說任人自說自話。如今到了有點撐不住了，老百姓對走資派的共產黨不信任了，走資派們又拿《共產黨》如何從舊中國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來說事了。
可知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而走資派的“共產黨“是否一樣為人民服務嗎？
拿舊中國說事是應該的，但也要實事求是講曆史。開口閉口共產黨如何如何得到老百姓的好。一百多年的共產黨曆史始終如一嗎？如同國民黨的孫中山和蔣介石一樣嗎？李登輝和馬英九的國民黨一樣嗎？
毛澤東要為自家先富，完全可以不參加共產黨。當年毛澤東在孫中山的國民黨裏當高官時就可以先富。而毛澤東上山下鄉爬雪山過草地到建立新中國再到《文革》，最後毛澤東在逝世時沒有留下任何錢財房產給後代。在世時穿補丁衣服租房住還付房租。為了什麽？
中國的老百姓是看得清看得明的。所以不管是紅軍時代，抗日時期和三年解放戰爭期間，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
新中國剛成立，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六萬萬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團結一起反抗十六國聯軍。
新中國剛成立時，要清除舊社會遺留的醜陋，六萬萬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齊心協力一起參加，清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又全民皆兵除掉了黑社會和蔣匪特務和外國間諜。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辦工廠修水利，公私合營，三反五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已經到了《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轟轟烈烈，全民參與。不管蔣匪的騷擾，以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封鎖禁運製裁打壓。
《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靠自立更生，獨立自主建立了完整的東西二套工業體係，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飛機輪船建成。人民政府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靠的是《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
如今己是《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
窮人，富人，差距不斷拉大，大多數窮人還願幫走資派共產黨嗎？
內卷，躺下，娛樂，遊戲，麻將，打牌，等等，《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
今天，走資派共產黨拿舊中國說事，隻提共產黨，卻不敢提毛澤東，老百姓還信現如今的走資派共產黨嗎？
不過，走資派共產黨羅列的舊中國是“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都是曆史事實。重溫一下這段曆史，就知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新中國又多麽不易。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借28艘軍艦、15000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000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賠款白銀2億兩，開辟空前的割地賠款。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拚湊的兵力卻不足兩萬，10天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經濟總量占世界1/3的東方大國，麵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1861年同治皇帝欽準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開始了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開工廠、製機器、鑄大炮、造輪船。這個也算轟轟烈烈的運動，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竟然還早了7年。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七千多噸的鐵甲艦“定遠”“鎮遠”兩艦本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的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於日軍的山田槍和日製野炮。但戰爭爆發後豐島海戰失利、大東溝海戰失利，接著旅順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時間內，30年洋務運動積攢的最大軍事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簽下的《馬關條約》更令中國遭受空前的割地賠款，連英國、法國這些旁觀者都大跌眼鏡，未想到中國竟然衰弱至此。
痛徹肺腑的中國人開始從體製上查找根源。戊戌維新的發起者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奏“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提出大清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康有為的兩部變法理論《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包含大量主觀超越客觀、將曆史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嚴謹，也不科學，後來寫《人類公理》（後改為《大同書》）更加脫離實際，含有很多異想天開的成分，以致後來毛澤東批判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
對中國病灶認識最深刻的，還是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複。這位當年放棄科舉、先入福州船政學堂、後入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海軍的人，在翻譯《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洞若觀火一般指出：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嚐為天下計也。
統治者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導致民眾普遍的冷漠與普遍的麻木，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幹？結果形成隻有王朝安全沒有大眾安全、隻有家族安全沒有民族安全的狀況，國家安全一開始就從民眾心理養成和大眾精神狀態上處於千瘡百孔的脆弱狀態之下。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在廣州登陸後，類似三元裏的抗擊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更多的倒是當地民眾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照樣有中國民眾隨聯軍之後，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
當八國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水口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一群留辮子的中國民眾，揣著手站在兩旁，事不關己地麻木觀看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其中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地利軍隊58人，意大利軍隊53人，全部兵力加起來隻有18811人，竟然能夠用10天時間攻陷北京，為什麽？一方麵雖然“義和團”人數眾多，但僅以引魂旌、雷火扇、陰陽瓶、如意鉤等八寶什物與八國聯軍的毛瑟槍對陣，隻能是以卵擊石；另一方麵還要看到，同樣是人數眾多的雇傭民眾跟在八國聯軍後麵，推小車幫著運物資、送給養。聯軍部隊進抵北京，城牆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眾通風報信，告知廣渠門的下水口沒有封堵設防，於是聯軍沿此缺口攻入城內。攀牆圍攻皇宮，同樣有民眾幫著架梯、扶梯，甚至有民眾騎於牆頭幫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麵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水口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群留辮子的中國民眾，揣著手站在兩旁，事不關己地麻木觀看。
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一盤散沙同堅船利炮對抗，結果可想而知。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開始，馬克思在其《鴉片貿易史》一文中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係的體係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中國封建製度延續2700餘年，危機則持續了71年：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終於1911年辛亥革命。一場又一場反侵略戰爭始終停留在王朝戰爭層麵而無法轉化到民族戰爭層麵，最終決定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滅。
巨大變遷後麵隱藏的，是動蕩與混亂。
皇權被推翻了，舊的社會權力中心、資源分配中心隨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誰？是孫中山的同盟會還是袁世凱的北洋軍？
軍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凱手裏，革命的先驅孫中山缺乏實力。
對共和的解釋權又掌握在孫中山手裏，實力派袁世凱缺乏道義。
孫中山長期漂泊海外從事革命工作，影響他在普通中國民眾中形成政治魅力。
袁世凱是大清王朝的舊臣與重臣，也影響他在各個革命團體中形成政治魅力。
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政治對立與軍事拉鋸，導致中國社會權力中心的真空與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此時變得更加鬆散。
一方麵是多個權力中心的出現，誰也指揮不靈、調動不靈；另一方麵是各種地方實力派係動輒就搞分裂、鬧獨立。如李大釗所述“中央視之無奈何也，人民視之無奈何也”。
薄弱的共和基礎，造就畸形的政黨政治。國家穩定因素驟減，政治動蕩因素徒增，社會組織變得更加渙散。
城頭變幻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從1911年至1931年20年時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大眾的福祉，黎民的權益，幾乎全部淹沒在對權力的爭奪、對地盤的爭奪、對中心城市的爭奪、對國外承認的爭奪之中。
推翻帝製、創立民國，雖然坐轎子的換了一批人，但抬轎子的幾乎沒有變化，仍然還在抬轎子。另一個沒有變的，是隨意被踢開國門、隨意被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
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北洋軍閥政府的權威開始坍塌。
北洋軍閥政府倒台了，以1928年12月“東北易幟”為統一中國標誌的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中丟掉了華北。
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的。他們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遊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的首領率領一夥四分五裂的族群。
一百多年來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
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為列強屠宰的目標？
好不容易將《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又經《文革》整合成《十四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
在走資派鄧小平的析騰下又成《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而己。》走資派們責怪舊中國的皇帝也對外《宣戰》，但《六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己。》老百姓不支持，隻能任由帝國入侵。
如今，走資派習政府，《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似乎在對待帝國主義欺壓時，還不如清皇帝敢《宣戰》。而習皇上隻是口頭《抗議》聲還是輕輕地在喊。什麽“落後就要挨打“？抗美援朝時中國是先進還是落後？紅軍時是先進還是落後？如今的中國是落後還是先進？比紅軍時代已過百年。比抗美援朝己過半個多世紀。用“落後就要挨打“解釋得通嗎？
事實不正是如此嗎？為什麽取消高考？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再次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何等偉大！取消高考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由之路，必須從人民群眾和生產實踐中去培養優秀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成為大學生！今天再來看看文革中人民日報原文：
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出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曆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後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後，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
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奇怪的是，這個特點幾十年沒動搖，現在仍然是這樣，而且相似的減負文件發了很多份，這是不是高考的問題？是不是中國教育的問題？我們辦公樓都叫寫字樓了，開會都叫論壇了，辦公都無紙化了，這個老掉牙的問題現在還是老掉牙。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遊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毛澤東這段批示極其重要。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後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和最高指示。並直接導致1966年發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我個人認為，這是空前絕後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雖然這個會議別有用心，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這些問題到現在也沒有什麽改觀。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的5天，革命小將開始向高考製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
（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
（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僅僅隔了5天，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這兩封不同尋常的充滿血腥的信是廢除高考的直接導火索
196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推遲可不是半年，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是這個時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則，招生的模式是“三來三去”，即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雖然招生還在進行，但統一形式的高考消失了。
以上文章源自《人民日報》原文
可是鄧小平被人民三次打倒後仍不思悔改，複出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複了被取消了十年的高考，其宣揚的就是在“考場麵前人人平等”“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就像現在他們高喊的“民主自由”，哪裏有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哪裏有勞動人民子女的分數平等？這些謬論看似有道理，其實卻掩蓋著剝削階級及其醜惡的嘴臉，我們看現在：
一．從學習時間上看，許多工農群眾的子弟由於要養家糊口，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勞動、務工、家務上，有的需要步行幾小時才能夠上學，與許多有錢人、有權人的富家子弟相比，他們的孩子進出有車、還可以住貴族學校，他們不但有充足的時間學習，而且還可以花大把的鈔票請優質家教，你說，他們的考分會一樣嗎？在考場麵前人人平等嗎？
二．從學校的教學環境、教學設施條件與教學質量來看，不要說東西部有差異，就是在上海北京等同一個大都市都有差別，在同一所學校都有教學差別，你說他們的考分會一樣嗎？他們在考場麵前真的人人平等嗎？
三．從錄取分數看，就是即使考分一樣了，如果你報考上海地區的交大複旦等，上海考生580分就錄取了，但是你是外地生可能620分都沒有能夠進去，因為大學的錄取政策向本地生優惠，你能說考分麵前人人平等、考場麵前人人平等嗎？
四．從家庭經濟條件看，窮苦子弟在學校讀書可能溫飽還成問題，哪還有錢學其它？可是富家子弟可以通過紅包權錢交易等方式擔任班長學生會幹部等、可以參加各種加分大賽，可以選修音樂文藝體育藝術等各類學科，你說他們的考分會一樣嗎，考場的命運人人平等嗎？
五．就算一起進了大學，受教育程度也不一樣，畢業如同失業，有權有勢有錢的孩子當然更會投機鑽營，父母會更會不擇手段，不擔心工作問題，但是對工農百姓子弟，父母為了孩子讀大學，籌學費，含辛茹苦花掉了一生積蓄，有的甚至還背了債，畢業後卻找不到工作。你說他們的命運一樣嗎？教育人人平等嗎？
“考場麵前人人平等”“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可見是不是鬼話呢？
是不是人生下來就有貴賤之分、窮富之分呢？在萬惡的私有製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下，教育會平等嗎？分數麵前、考場麵前會人人平等嗎？為什麽鄧小平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高考呢？其兒子鄧質方1982年去美國、加入美國籍是通過正常的高考、人人平等的分數出去留學讀書的嗎？
1965年至1966年，北京四中讀初二；把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兩位學長寫的一封公開信轉交給劉少奇。這封公開信要造資產階級教育製度的反，稱當時的教育考試製度特別是高考製度讓搞白專的留下來了，把鬧革命的工農兵都擋在學校外麵。這封信刊載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1966年6月高考製度正式取消。
1966年7月，在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9團某連軍訓；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源被部隊退回。在北京四中參加了中學生紅衛兵組織——西城區糾察隊。1967年年初到4月間的某一段時間，與西糾的戰友們蹲了公安部的監獄。
舊中國能念得起大學的基本上都是新老權貴以及資本階層即有錢人的子弟。解放後的52年，中國以舊的科舉考試的方式開啟了“高考”製度。可根據60年的累計數字，全國在這種製度下招收的大學生，90%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而其出身是屬於封建官僚、資本家、地主家庭的子女，竟占到近80%。這就是說，占中國人口九成以上的基層百姓，即廣大工人、農民以及其他低下階層家庭的子弟，則很少有人能登堂入室而為大學生者。
另外，當時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教育是為了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可是這近十年培養的約1百多萬的大學生，卻很少有人能到經濟建設最需要的第一線上去。即便是有去的，也都很快的因各種理由而返回了城市。而與此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全國縣以下的初高中畢業生，每年卻都有數百萬的“回鄉知識青年（農村戶口）”成為農村經濟建設的骨幹量。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毛澤東對這一時期的國家高等教育十分的不滿，而這也是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6年做為文化大革命開端的一項重大決策就是廢除了高考製度。
這種高考製度，看似公平，但在當時，即在農村與城市、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這一大的客觀條件還存在有根本差別的背景下，或者說是在教育資源還非常不平衡的情況下，這中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是及其有限度的。且別說是當時，就以如今來論：農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數考進北京、上海的大學，即便是有政策的傾斜（如錄取名額的分配等），他們也仍然是難以企望的。而這也就不難解釋新中國之初的那十年為什麽是鮮有基層或工農兵子弟進入大學的原因了。
文革取消高考後，根據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國家開始以推薦的方式，直接從社會底層即從社會生產勞動的第一線推薦優秀青年入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整個文革期間共培養了80多萬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學員後來也都成為了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骨幹。據09年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曆都是“工農兵大學生”。而如今中共領導最高層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農兵大學生，這其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另兩位是王岐山、張德江）。
文革期間全國的“老三屆”畢業生大約是1億，據此有人說：廢除高考是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以這1億人都能進入大學為假想的一種忽悠說法。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大學的實際錄取能力每年不超過20萬，因此，即便是不廢除高考，那十年的總計錄取也不過就是2百多萬人。而且，這1億的畢業生中，屬於縣以下的農村畢業生約占8成，即是有8千多萬，那麽再聯係到前麵說的文革前高考錄取學員的構成情況還可以推知，這基層的8千萬中，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不會超過2萬，即隻可能是占這2百萬錄取生的10%。
2百萬——2萬——“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複高考的頭兩年入學生總計是60多萬，雖然沒有查到相關的統計，但仍然可以確定，這60多萬的入生，有90%都是應該是教育資源相對優越，基礎知識學的比較紮實，即是屬於大中城市的“老三屆”、“新三屆”以及各類中專畢業生。而占同類畢業生總數8成，即是屬於縣以下級別的農村入考生，仍然會是極少之數。
關於恢複高考，還有人忽悠說：“是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恢複高考的同時，也是廢除了另一項入學製度，那就是推薦製度。這表明，即便是不恢複高考，大學校園裏學生也仍然是滿滿，其讀書聲照樣是朗朗，而且絕不會培養出如今這麽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所以，一定要說改變什麽的話，即通過推薦而不是高考，也同樣應該是“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推薦入學，即當時招的“工農兵大學生”一直被抹黑為是靠關係，靠走後門入的。以至使許多人都回避或忌諱談自己“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曆。其實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問題一樣，這種推薦入學由於開展的時間短，製度還不不完善，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簡單醜化昨天來讚美今天，這則是今天的右稚們常用抹黑手法。且依實而論，當時希望入學的肯定是多多，而被推薦的必定是少少，是故因沒被推薦而嫉妒、懷疑以至醜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單從這個角度看，這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竟可以讓人不被錄取也沒有了脾氣，則的確是優於推薦製度。
總之，廢除高考是毛澤東從人民當家作主，即是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上來思考並謀劃的。而具體地說，毛這樣做，就是要在教育領域裏，即是從根本製度上廢除舊的封建權貴式或西方資本式的教育路線。當然，被毛廢除的這一路線，後來是翻案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即效仿西方的所謂“精英教育”，更可謂是這一翻案動作的極致寫照。
中國曆史上的科舉考試作一篇文章就可中狀元，凡是中狀元的幾乎都沒有真才實學。文革中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貶為封建教育。意思是所有行業都是低賤的，隻有讀書入仕才是正途。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需要否定攻擊文革，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喊得更多更響了。
然而右派牛鬼蚊蠅攻擊說，”以致近四十年來，中國人的讀書風氣完全被階級鬥爭、政治運動、金錢至上以及快餐文化所代替。“這不自相矛盾嗎？四十年來不是沒有“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了嗎？而“金錢至上以及快餐文化“不正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與世界接鬼的“快餐文化“，以及走資派鄧小平的《讓少數人先富》，不管黑白貓摸石頭賺錢《全民經商》，造成的《金錢至上》一切向錢看。不但不看書，還全民打牌玩麻將，全民玩遊戲娛樂至死。
什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搞了教育革命和文化思想道德藝術等上層建築的革命，就是人民起來打到了一大批已經篡黨奪權妄圖複辟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鄧小平一夥走資派及其牛鬼蛇神，為了要斷其複辟資本主義的根，必須讓工農子弟跨進校門，培養和造就紅色接班人，必須《取消高考》，讓優秀工農兵走進大學。文革中各行各業都忙得很，工人忙生產做工，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忙下田勞動，工農子弟跨進校門後的學習又努力認真又刻苦讀書。
必須讓工人階級領導學校，文化大革命工農兵三結合領導班子進駐了包括大學在內的所有學校，人民從此真正掌握了教育領導權，舊知識分子臭老九必須靠邊站，並且要求他們必須到工廠農村去接受勞動改造，必須到生產實踐中去接受工人農民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今天看來其實這些走資派當權派並沒有被徹底打倒，毛澤東後他們迅速翻身掌權了。毛澤東提出的“教育首先必須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工農勞動生產相結合”教導在今天看來其意義更加偉大。
而走資派鄧小平上台的第一天就是恢複了高考。為少數人服務。
看看《文革》中的黨史資料：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
毛澤東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優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
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為什麽說《教育公平》體現在工農地位被提高？因為人類社會自分化為階級以來，工農勞動者一直是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教育對《窮人》來講是無人問津的，也是遙不可及的。就是新中國剛成立時文盲率達到80%以上。
而《富人》受教育就從一出身被安排好了的。還要為《富人》的教育喊公平不公平嗎？今天的《富人》們還用《高考》嗎？有錢就不用《高考》去上《貴族學校》《私人學校》《國際學校》《出國留學》。還可以用錢請人代考。請人一對一私教。還可以用錢買《畢業證書》《大學文憑》。博士論文可以請人代寫，博士學位可以用錢買到。
而要讓工農地位提高的第一步做到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全體工人有了鐵飯碗，享受社會福利。農村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當了主人。緊接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就為工農掃盲，工人農民們得到好的教育，工人農民們更要有知識來管理這個國家。
然而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中，受到解放的窮人，被掃盲的窮人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窮人上升至富人後，一部分己投降了資產階級。有的不但不幫窮人還欺壓起窮人來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改革以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升學率。在城市，廢除大學入學考試。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半工半讀都成為常規。
讓廣大的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權利。
如果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隻是投入發展少數人的高質量教育，那還是大眾教育嗎？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前者，比如印度。與其相對，毛澤東在《文革》的中國選擇了一套全民教育體製。
於是，在印度，一些畢業生位於世界頂尖，而同時文盲率長期維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國在快速並持續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績很突出。
此外，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的教育政策向有工農背景的學生傾斜，而不是用考試成敗取人。一方麵減小了父母是知識分子或有特權背景的學生的優勢，另一方麵遏製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現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學重開時，申請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兩年工廠或農村的工作經驗、公社或工廠的推薦信，這些取決於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
上山下鄉對農村教育的影響。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在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峰。
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
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教學思想要理論聯係實際。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要求學校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要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教師講授知識要注意聯係社會實際和學生實際，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提倡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時，高考要求全國使用統一課本，但這些課本為考試而設計，很不適合農村教育。電影《決裂》中就曾表現過這一問題。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許地方學校靈活掌握教科書的使用、甚至自行開發教學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學生同時參與工作和學習。
學生的這種輔助勞動同時對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農村給工業的擴展奠定了基礎。而農村工業轉而成為資助教育的收入來源。
1966年，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談到，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的教育遺產。
因為致力於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占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入學率與識字率的上漲。
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隻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
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實現。
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文革》時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於1940年代晚期的幹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發展戰略嚐試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教育製度的轉變正是這個戰略中的關鍵一步。
毛澤東重視初等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公平、推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成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也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洋學堂即《國際學校》雨後春筍。上《國際學校》，不用參加《高考》。《高考》還公平嗎？窮人還有上升的機會嗎？上《私校》也一樣。窮人有錢去上《私校》嗎？今天，還有人說《高考》是公平的？《高考》能讓少數窮人能有上升的機會？不是白癡就是智障。
號稱與中國敵對的《五眼聯盟》美國大使館和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新西蘭大使館於1980年共同建立了北京順義國際學校，這也是中國第一所完全采用國外教學體係和管理體係的國際學校。
1988年深圳蛇口國際學校的成立。
1989年，中國約有6所國際學校。
1990年至1999年，這十年中新建校80所，公立學校國際部有6個，民辦國際化學校39所，外籍子女學校35所，截至1999年，中國共有86所國際學校，其中公立學校國際部10個，民辦國際學校39所，外籍子女學校38所。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的10年，國門進一步打開。
1997年7月31日，國務院發布《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維護舉辦者、學校、及其它教育機構、教師、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力量辦學事業健康發展。隨著中國本土的高淨值人群的湧現，這些都促進了民辦國際化學校的不斷發展。中國一些公立學校為滿足部分學生出國留學，備考SAT和托福的需求，開始成立國際部。上海中學國際部、北師大附中、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中、廣州碧桂園學校、大連楓葉國際學校、昆山經濟開發區國際學校、北京京西學校、北京耀中國際學校、上海長寧國際學校等等這些學校都是這段時期建立的。
200ū年至2009年，這十年中新建校共271所，其中公立學校國際部75所，民辦國際化學校133所，外籍子女學校63所。截至2009年，中國共有國際學校357所，其中公立學校國際部84個，民辦國際學校172所，外籍子女學校101所。越來越多的家庭思想觀念開始轉變，不想再讓孩子走《高考》這座“獨木橋”，送孩子出國讀書，申請國外本科成為一個熱門選擇，在這種形勢下，部分公立中學紛紛開設自己的國際課程班來滿足這種需求。民辦國際學校以其招生人數和招生範圍的靈活性贏得了更多的市場發展空間。
同時，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成功申辦北京奧運會，在越來越多國人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有更多外籍人員紮根中國，為滿足其子女教育需求，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數量也在持續增加。人大附中國際班、北京四中國際部、北京十一中學國際班、北大附屬實驗學校、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民辦浦東外國語小學、上海市民辦協和雙語學校、蘇州德威英國國際學校、天津惠靈頓國際學校等等這些學校都是這段時間建立起來的。
2010年至2019年，這十年中預計建校346所，其中公立學校國際部131個，民辦國際化學校193所，外籍子女學校22所。這是中國國際學校遍地開花的10年。公立學校的教育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父母對於中國應試教育的切身感受使得他們更渴望改變下一代的教育成長路徑，於是對於國際化教育的需求變得尤為強烈。公立國際班，民辦國際學校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在中國大型城市生根發芽。尤其是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之後，民辦學校采用分類管理辦法，區分營利和非營利學校，進一步促進了民辦學校的蓬勃發展。
對於外籍子女學校，由於外籍生源沒有大量增加，外籍學校數量已然接近飽和，新建國際學校較少選擇開辦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廣州第一中學國際班、西安中學國際班、西安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國際班、上海協和雙語高級中學、廣州英東中學、北京市朝陽區人大附中朝陽分校、上海日本人國際學校、青島耀中國際學校、無錫伊頓國際學校等等都是這段時期建立的。
公立學校在2000年之後開始快速增長，2010年之後增長速度加快，到2013年之後公立學校國際班增勢放緩。2010-2012年公立學校國際部增量呈現迅猛增長，2010年新增29個，2011年新增30個，2012年新增38個；2013年新增公立學校國際部減少，2013年新增22個，2014年新增10個，到了2015年新增數量為1個。2010-2012增長速度較快的原因有：政策密集出台：2010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以政策導向推動了公司學校國際部發展，加上同階段政策上對公立學校國際部審批限製較低，使得這一時期公立學校國際部數量增加較快；生源本質變化、應試壓力增大：留學生的生源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主體從“成績不好家庭好”變為“精英家庭優秀學生”，國際課程的需求增加，加上公立學校良好的聲譽，公立學校國際部成為了多數人的選擇；課改、家長觀念促進國際課程進校園：隨著社會發展，學生的發展目標也在改變，家長們的觀念也發生轉變，更多家長選擇國際課程為孩子留學做準備，這種需求促使學校引進國際課程供更多的學生選擇。
2013-2015增量減少的原因：社會爭論引起政策約束：2010-2012年公立學校國際班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暴露了很多問題，例如：收費標準不統一、占用公共資源、加劇教育不公平等等。2013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階段國際項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明確要對各種形式的高中“國際部”和“國際班”進行規範，2013年5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下發《關於開展普通高中國際課程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引進國際課程的價值定位，規範普通高中引進國際課程的實踐與管理。隨後，北京等地也在2014年加強對高中國際班招生的規範，並表示不再批準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此外，上海部分辦學不規範的公立學校國際班也已經改製，轉換為民辦學校。
民辦國際學校增長幅度2010-2012年穩步上升，2012-2013年增長幅度有所下降，2016-2016年增幅最大。整體上2010-2016年國際學校數量穩步增長。其原因有：公立學校入學難度增加：公立學校國際班開始受到限製，無法應對留學生數量增加的情況，受政策影響，部分國際班向民辦國際化學校轉變；“入學”難度增加，外地戶籍的孩子被公立學校拒之門外；公立國際班受約束、民辦教育受鼓勵：2003年我國頒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激勵民辦教育的發展，加上之前我們分析公立學校國際部開始受政策約束，刺激了民辦教育的發展；出國的成本較低：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出國留學的成本要低於留在國內的成本，國際學校市場的發展受此推動；辦學帶來的利潤前景使得其他資本尤其是房地產資本紛紛進入到國際學校市場。
除了1996年增速較快，1998~2005呈現波動式增長，總體增量不斷增加，在2005年達到增量高峰，2005年以後增長幅度放緩。其原因有：大力引入外資：中國加入WTO之後，各地政府大力吸引外資，外企子女對學校的需求增多；海外機構辦學的政策優惠：1995年4月，教育部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部關於開辦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暫行管理辦法》，同時為了吸引外企，對辦校的海外機構在土地、校舍建設方麵給予最大的優惠政策;優質學位緊張：外企增多，導致優質國際學校學位緊張；國內教育轉型：部分教育人士想把國際課程引入中國，為中國教育國際化發展做出貢獻；國際學校開設成本較低，但學位緊張導致國際學校學費水平較高，開辦國際學校帶來經濟利潤。
2016-2018年，從三類國際學校分布走勢圖來看，民辦學校數量大幅增長，外籍辦學數量基本平穩，而公立學校國際班數量整體增速較為緩慢。對於外籍子女學習學校，由於外籍生源沒有大量增加，新建國際學校較少選擇開辦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可以看出外籍學校數量接近飽和。民辦國際學校目前市場空間和發展潛力相對樂觀，從政策角度、社會角度和資金角度普遍得到認可，各方資源豐富、各行業資本投資意願強烈，民辦國際學校已經逐漸發展為國際學校的主力，未來中國民辦國際學校的隊伍會愈發強大，前景可期。
新民促法落地進程緩慢，國際學校行業格局較穩定：雖然新民促法從法律、政策角度為中國民辦教育行業提供了良好環境，民辦學校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更多優惠待遇，但因辦學所涉及的因素較多，新民促法的推進受到了“相關部門協調”與“各地方協作”兩大阻礙。短時間內民辦教育政策不會出現大波動，民辦學校、國際學校行業也將保持相對穩定發展。
學校分段注冊有望增加，營利性學校登記逐漸增多：根據新《民促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設立隻限義務教育階段外的其他分段。所以，對於一所K-12民辦國際學校，若想實現營利性質，分段注冊必不可少。將義務教育階段和非義務教育階段分離開來，單獨進行注冊情況，將會越來越多。
民辦雙語學校成辦學最大趨勢，特色創新學校出現：隨著國際學校行業的發展，三類國際學校的市場占有格局已定。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難有增加，公立學校國際班也不會完全消失，整個行業的主體將由民辦國際化學校組成。結合新民促法對課程內容、教學大綱的規定，民辦國際化學校將以雙語發展為關鍵詞，在保證國家要求的基礎上，增加外語課程、國外教材內容作為學校特色。
輕資產模式依然是學校擴張的最好途徑，未來更多學校、教育集團將在服務輸出上投入更多精力：一方麵，輕資產模式之下，集團能夠降低辦學成本，同時能夠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教育管理、師資培養等核心業務上。另一方麵，在國際學校行業逐步走進競爭質量和學校特色的新階段下，優質教育品牌將成為學校集團的強力競爭要素，品牌輸出、教育服務輸出也將在學校擴張過程中發揮助推作用。
民辦幼教行業將成為資本爆發的集中地：新民促法規定了學校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可選擇營利性辦學，幼教與高中將成為資本進入民辦學校領域的首選，而從去年的相關資本活動來看，從2017年8月威創股份完成對可兒教育的收購，到9月“紅黃藍”成功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各大資本對於中國民辦幼教市場有著良好的前景預測，加上國家對於民辦幼兒園的鼓勵政策，幼教行業在民辦學校加速資本化的過程中走在了前列。
國外品牌學校在中國布局將繼續發力，二三線城市成為下一輪“搶手貨”：國際學校市場需求依然存在，海外教育品牌進駐趨勢正在迎來新一輪小高峰，其中英國學校顯然動作更大。但比起之前如哈羅、德威等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在中國的落地，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外教育品牌的進入更注重與本土機構的合作辦學。在國外學校品牌不斷進入中國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其選址多在二三線城市。原因在於已有的一線成熟市場競爭壓力過大，無法保證生源。而二三線城市的國際化教育理念普及度不高，對國外品牌更容易接受。總體上看，這是一種搶占市場的趨勢，等二三線城市國際學校市場趨於飽和後，中國整體市場也將開始新的洗牌。
走資派鄧小平“不讀書不讀報“，隻知道打橋牌喝茅胎。年輕時跟著別人在法國和前蘇聯轉了幾個月就回中國，怎能懂得《教育》。尤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全民的公平的教育。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沒長期的理論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係列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針、教育途徑、教育目的等方麵都有精辟的論述。縱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過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教育思想及其重大貢獻和深遠的影響。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特色政府否定了文革中的《教育革命》的成果，依著走資派鄧小平高呼一聲《高考》複辟了，隨之而來為了應試所致學生在沉重的學業壓力下出現了不少心理問題，一些學生與父母、學校產生對立情緒，部分青少年出現自殺或以暴力傷害他人的行為，等等。
走資派鄧小平否定了學生要《德、智、體》全麵發展的要求。隻顧考試分數，因而對學生的素質教育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縱觀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大家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道德教育價值觀、人才質量觀的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隻有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注重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將學生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倡全民教育，反對精英教育，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出發，對教學方法、課程沒置等問題提出了積極的思考。毛澤東承繼了五四新文化以來社會思潮中先進的青年觀，十分關注青年一代的成長，對青年在社會曆史中的地位抱以積極的評價和肯定。毛澤東認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這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針對青年一代的培養和教育提出了許多思想。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出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曆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後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後，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
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奇怪的是，這個特點幾十年沒動搖，現在仍然是這樣，而且相似的減負文件發了很多份，這是不是《高考》的問題? 是不是中國教育的問題? 走資派特色官員們：辦公樓都叫寫字樓了，開會都叫論壇了，辦公都無紙化了。但這個封建的舊科舉製度著實是老掉牙的問題而現在還是老掉牙的封建的舊科舉製度。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遊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
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
教授又甚不得法。
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
毛澤東這段批示極其重要。
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後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和最高指示。並直接導致1966年發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這是空前絕後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雖然這個會議別有用心，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這些問題到現在也沒有什麽改觀。更確切地說，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後更加變本加利地惡劣存在。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
《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
《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
《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
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
《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的5天，文革中的革命小將開始向《高考》製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
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
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
(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
(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僅僅隔了5天，6 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
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這兩封信是廢除高考的直接導火索。
196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
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推遲可不是半年，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
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
文革時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則，招生的模式是“三來三去”，即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給周總理做了一份五十餘字的批示，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廢除貴族學校，實現教育公平。這份批示，擲地有聲，依然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在教育領域中重建的《貴族學校》的現實，證實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中國的廣大的工人農民城市普通居民農民工及低層老百姓們能上得起《貴族學校》嗎？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就定下了為人民大眾的教育的基調。其突出體現是向工農大眾開放教育，用多種形式幫助廣大工農大眾學習文化。
1950年代掀起大規模掃除文盲的全國性熱潮,在工農速成中學、各種業餘學校、夜校、工農速成學校、政治學校、幹部培訓學校之中,許多無緣接受教育的成人獲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與此同時，在有條件的城鄉也開始興辦中小學。
但這個時期，作為教育起點的教育公平問題也開始產生，其典型為享有某種特權的幹部子弟學校的普遍設置。
一方麵是工農群眾子女教育資源的普遍短缺，渴望教育的要求難以滿足；一方麵是幹部子弟學校優越的環境。加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巨大的反差，引發了民眾的普遍質疑，最嚴重者甚至質疑新政權是否工農當家做主。
當時，一名上海市民鼓起勇氣向毛主席反映這個問題，並希望政府能盡快取消這種特權學校。這不由不引起毛主席深思、警惕、反感，乃至憤怒。
毛主席的這種態度是一貫的，他對官僚製度及由此導致的特殊化一直保持著足夠的敏感和警惕。
1951年末開始的三反運動所揭示出來的幹部貪汙浪費問題，讓中央感到震驚。毛主席接連做出批示，顯示了他在“三反”問題上的堅決態度。
毛主席一直是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他對自己子女也是從嚴要求，經常勸誡她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搞特殊。
李敏、李訥，上學後就和普通工農的孩子一樣，住集體宿舍，吃大食堂，擠公交，周末才回家一次。偶爾身邊衛士因為心疼她們，偷偷給她們加餐或開車去接，都會招致毛主席嚴厲的批評。她們晚年退休後，過的是清貧的普通人生活。
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主席馬上讓其脫下軍裝，先當農民，向勞模學習，再當工人。朝鮮戰爭爆發後毛主席又帶頭把毛岸英送到了炮火連天的戰場——“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這是毛岸英犧牲後，毛主席對好友周世釗說的話。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幹部子弟學校的各項“特權”：
師資方麵，幹部子弟學校要求非常嚴。如華東保育院要求教師在批改作業時不能隻判對錯，還須注明原因。教職工學曆也非常高：育英小學有輔仁大學的畢業生，華東保育院營養員、教養員均有畢業於金陵大學的，教養幹事則有畢業於南京大學的。
飲食健康方麵，華東保育院保證學生“天天有牛奶盒，頓頓有水果吃”，上午課間有雞蛋盒豆漿加餐，每天早飯還有魚肝油供應；廚師詹萬財廚藝精湛，後調至中央軍委，服務鄧、葉等人。
育英小學每個月都要給學生稱體重，並要求班主任和學生同桌吃飯，以觀察學生飯量變化；學生每年體檢，之後依據學生健康狀況分組以便重點保護，學校醫務室還聘請了蘇聯專家。育才小學校醫院有50張病床，有內外科、化驗室等部門，儼然“一個小型醫院”。
硬件方麵，比如，南京衛崗小學1950年代就有室內籃球場。育英小學校園由蘇聯工程師設計，包括圖書館、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冰場、大禮堂、理發室等，甚至還有一個小型動物園。
1952年5月，政務院批準通過《幹部子女小學暫行實施辦法》，這一規定實際上為幹部子弟學校的開辦提供了政策支持。辦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和團體均可根據需要設立子弟小學，規定子弟學校教職員工與學生比例為1：6。若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必要時可以將幹部級別作為是否招錄子女入學的參考標準。
次年北京市教委的調查發現，辦一個育才小學的所用的工作人員可以辦4.4個一般市立小學，育才小學所用經費可辦19個市立小學。
此外，“目前幹部子弟學校中，學生待遇較一般中小學生為優，但也及不一致，學校之間夥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
幹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曆史和職位分為三等。上述差別對幹部子弟和一般學生都影響極壞，應該改變”（據1952年6月《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生負擔情況的報告》）。
相形之下，工農子弟的教育則是“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於勞動人民家庭和低薪製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
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對學生有幫助，但還不能解決問題。小學生根本無助學金，隻有減免費名額。中學生的夥食一般仍很差，營養不夠，醫療衛生設備少，而功課和課外活動又較繁重，學生健康狀況雖較過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據1952年6月《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生負擔情況的報告》）。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占有大量資源，擁有舒適環境的幹部子弟獲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1953年為例，育英小學畢業238人，隻有4人沒考上初中，北京小學81人，3人沒考上初中；而當年全國小升初升學率僅27.9%，且全國不少地方都出現小升初供不應求的局麵，競爭非常激烈，甚至有學生因考不上初中而自殺。
更嚴重的後果則是幹部子弟學校學生所處的環境與社會、與人民群眾嚴重脫節。
特殊地位、特殊待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對社會權利結構的認識，並塑造著他們的身份優越感。他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嬌生慣養，不知節儉，生活自理能力差，對真實社會生活所知甚少；還不尊重老師，目中無人，看不起勞動人民；學生之間互相攀比父母官銜，還有學生借勢壓人。
有的學生甚至敢說：“反正老師不能開除我，我爸爸還管著學校呢”，以至於很多群眾說“這樣的學校不是給我們辦的”。
公正的說，1937年創辦的幹部子弟學校最初有著積極的意義，用徐特立的話說“為了使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能解除後顧之憂，安心抗戰救國，也為了把革命的後代、烈士的遺孤培養成才”。
雖然當時在師資、後勤等方麵已經呈現出特殊優待，以致於在學生中已經有脫離群眾的特權思想產生，但“集體育兒，教養並舉”的思路和突出地將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要求學生參與生產勞動的同時必須保持與當地人民緊密聯係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抑製了這種傾向。
建國後，作為特殊時期特殊產物的幹部子弟學校本該取消，反倒迎來遍地開花之勢，與人民群眾和生產實踐的聯係也幾近於無。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6月14日，就在政務院批準通過《幹部子女小學暫行實施辦法》月餘之際，毛主席做了一份很簡短的批示：
“周總理：
（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
（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短短五十餘字，內容很明白，就是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廢除貴族學校，實現教育公平。
毛主席的這份批示直指教育的要害，即教育是否公平，教育是否為人民。要真正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實現“兩個決裂”，即在教育領域破除私有製和私有觀念。當務之急，首先應當解決的就是幹部及其子女的特權思想。
可以說，在幹部中，毛主席是孤獨的，以致於他在批注中不得不用到“請酌辦”這個詞——因為這不僅是一個辦事步驟的問題，更是要麵對一個龐大的幹部群體及其背後的特權問題。這背後的難度可想而知！
1953年11月，北京市教委對育才、北京和培英三所幹部子弟小學進行調查，反映出幹部子弟學校存在嚴重問題，並提出將培英和北京小學改成一般市立小學，暫保留育才小學幹部子弟學校體例的意見，希望逐步實現毛主席的“與人民子弟合一”。
1955年10月，教育部黨組發出《關於逐步取消各地幹部子女學校的報告》，要求各地從1956年開始逐漸將幹部子弟學校轉為普通小學，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然而，這一係列的舉措，招致家長們或明或暗的抵製，事實上的改革隻能是有形無實。
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報》刊文，吳晗對這種“陽奉陰違”的行為給以了尖銳批評，“名義上學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務仍由國務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門掌握，去年有幾個學校雖然也招了一些走讀生，但數量很少。這樣，名義上是交給地方，實際上仍是中央的幹部子弟學校。”北京尚且如此，何況地方？
1963年，教育部再次發出通知，指出“有的省、市現在還保留少數的幹部子女學校；有的地區把重點學校 實際辦成‘幹部子女學校’，隻有‘幹部子女’才能入學”，催促各地抓緊取消子弟學校的工作。一年後，教育部再次敦促地方盡快取締幹部子弟小學，結果地方仍然不緊不慢，依然故我。
同年，中央軍委決定取消軍隊幹部子女學校。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等四單位聯合發出了《軍隊幹部子女學校移交教育部門接管的通知》。
地方上，幹部子弟學校的消亡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後。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徹底廢除了《貴族學校》。文化大革命後進行的教育改革初具成形。然而在文革後雖然貴族學校消亡了，但是走資派的問題還在，被毛主席稱為“漢獻帝”和“阿鬥”們的幹部子弟已經習慣了高高在上。所以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在教育領域中重建的《貴族學校》更多更貴族外加洋化。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春天”，教育市場化了，教育資源再次向城市聚集，加之貧富迅速拉大，讀不起書或因讀書返貧在工農家庭再次出現。“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死灰複燃，有錢有權人家孩子上私立、貴族學校或985/211，窮人家孩子上學貴上學難，早早輟學或上技校/三本的情形已然成為現實。
“張華考上北大，李萍進了中專，我當了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曾經我們相信的美好，已經成了現實中莫大的黑色幽默。貧困地區的孩子都沒有學校上。
此情此景，再讀毛主席短短五十餘字的批示，擲地有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是對誰有利？不搞文革行嗎？這讓工人農民及平民百姓如何不想念毛主席呢？
再看看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下的貴族學校：上海協和國際學校是一所以美英式課程為教育為主的國際私立學校,招收對象為上海外籍人士的子女。全校現有來自世界近30個國家的學生1200餘名，擁有來自近10個國家的教職工約250名，其中80%為外籍。收費情況：幼兒園一年，143,100元;小學1-4年級，176,900元;小學5,6年級，185,850元;初中1,2年級，186,400元;初3到高3, 190,900元。還有申請費2100元(不能退)，校服費，每人都必須要有Apple的電腦，11,560元。親，這不是普通人能讀的。
匯佳學校於1993成立, 學校位於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昌平園區，隸屬北京匯佳教育機構，是一所集小學、初中、高中為一體的寄宿製私立學校。學校現有80個教學班，中外籍學生 2200餘人;全校教職員工488人，其中包括63名外籍專業教師，60%一線教師擁有碩士以上學位。收費情況：從學前班到中學畢業每個學生得需要花費六七十萬，一年學費8萬左右。
北京王府學校校園占地150畝，建築麵積10萬平方米，擁有現代化的辦公樓、教學樓、達到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標準的數字化實驗室、綜合樓、藏書25萬冊圖書館，無線上網閱覽室、擁有400考位的目前全國最大新托福考點、美國AP考場、1080席位6國語言同聲傳譯多功能演播廳、國際標準的室內體育館、室內遊泳館、體育場、400米標準塑膠跑道、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跆拳道館、鋼琴房等。收費情況：中學教育階段3-4年：初中前兩年大約為每年 5-6萬 後兩年大約為每年6萬。
上海美國學校是上海規模最大的一所國際學校，1912年由美國領事館於創立，1949年中斷，1980年複校。上海美國學校有浦東和浦西兩個校區。學校的4000多名學生分別來自4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等。收費情況：幼兒園，一年學費13,592美金;小學20,592美金;初中，21,092美金;高中，22,092美金。
上海英國國際學校由英國教育集團Nord Angalia獨資設立的全日製國際學校，目前已經涵蓋從幼兒園到高中各年級，在上海有三個校區，分別位於嘉定南翔、浦東和浦西。共有約2200名在校學生，學生人數僅次於上海美國學校。收費情況：學費16萬人民幣到23萬人民幣 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