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的確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其主要內容包括：
民主集中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這既不是民主製，也不是集中製。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實現“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政治民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民主集中製對西方民主製是一個超越，如同“兩條腿走路”是會超過“一條腿走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關於建立民主集中製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製度問題，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 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
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
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製是很合適的。
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孫中山遺囑還寫著要開國民會議，國民黨天天念（孫中山）遺囑，他們是不能反對的。外國資產階級也不能反對，蔣介石開過兩次“國大”他們也沒有反對。德國、北朝鮮也是這樣搞的。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鼎立等。
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一製度正式成為中國的根本政治製度。
它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這一製度與外國普遍采用的議會製度是有本質區別的。
第一，議會製度是基於議會黨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沒有議會黨團，也不開展界別活動，人大代表是按照選舉單位（除解放軍代表團外，一般按照行政區劃）組成代表團參加代表大會。
第二，西方製度通常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分立”。我國則采取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形式。
第三，議會製度下的議員基本是不同黨派的代表，我國的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選舉產生。
第四，議會製度下是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執政綱領或政策就輪流變化。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參政、政治協商，以保證執政綱領和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及長治久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製度。設立這一製度，是國家主席行使國家元首職權，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
為什麽中國實行國家主席製度？這是毛澤東的精心設計，為的是保證黨和國家安全。
對此，毛澤東有過解釋：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國家）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於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衝作用。
毛澤東在親自修改審定的《憲法草案初稿說明》中指出，它與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曆史上的總統製完全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腦，並不具有特殊權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和國務院提出建議或召集國務會議，因而向國家做出他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最初由1954年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是政治體製中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征。
因“林彪事件”的政治原因，1975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設置。
1982年憲法規定恢複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主席的職權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派遣和召回駐外使節，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代表國家接受外國使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必須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國家主席的活動都是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進行的。因此，中國國家元首製度是集體的，由國家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結合起來行使。
國務院製度。國務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實行中央一級政府製。國務院實行由總理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的工作製度，負責政府方麵的日常工作，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作為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受該級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並受上級人民政府（直至國務院）主管部門領導。這就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垂直領導與雙重領導相結合的行政領導體係。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
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
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製定工作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他還特別指出，我們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並沒有約束。
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獨特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製度，中央集權是“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
地方分權是“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這對新中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
毛澤東的結論是：“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
不過毛澤東認為，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提出每過一個時期就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
從後來的實踐來看，兩個積極性還可以進一步延伸為“中央為主導、地方為主體”。
所謂中央為主導，是指中央對地方的領導、指導和引導。所謂地方為主體，是指地方是中央決策的實施主體，對地方事務負總責。
這就構成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激勵相容機製：
一方麵是全國的“大一統”，避免《一盤散沙、四分五裂》，同時《統而不死》。
另一方麵是地方的“正當獨立性”，讓地方發揮自主性、積極性、創新性，同時《活而不亂》。
此外，還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製度，中央軍事委員會製度，中央司法係統（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等。
中國為什麽不能實行西式民主？這既是一個新問題，也是一個老問題。早在1949年毛澤東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把西方和中國的關係稱為“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
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
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
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
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毛澤東還說，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共和國，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
由此可知，現代中國的基本製度是毛澤東時代創立的，不僅鏟除了舊中國的地基，還建立了新中國的地基。
毛澤東實現了為新中國《奠地基、起房子》的現代國家製度目標。
作為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體係，這一現代中國的基本製度體係並不是完善的，還有許多“缺陷”、“漏洞”，甚至還受到來自舊製度、舊思想、舊意識的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還須不斷完善改進。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己成國策。）
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惡果己現。）
《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 作者：張春橋
這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發表的。
一九七六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深刻批判鄧小平的洋奴哲學，全文如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去年夏季前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隻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才能，完全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與此相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鼓吹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推行一條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們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麵前，甘心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張賣國投降，靠向外國乞討過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人民揚眉吐氣，發奮圖強，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衛星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麵，新的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的采用，大型內燃機車、大容量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百萬次電子計算機、電子掃描顯微鏡、各種類型數控機床等新產品試製成功，都表明我們在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道路上正凱歌行進。
我們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四個現代化”，而在於走什麽道路，執行什麽路線，究竟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基點放在那裏。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是戰勝一切困難奪取勝利的可靠保證。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又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刁難破壞，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是，我們麵臨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完成艱巨的任務靠什麽？基本的一條就是靠充分動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離開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更要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絕對不能離開這個基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吃現成的要受氣，依賴別人是建設不成社會主義的。隻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唱反調，到處叫嚷要千方百計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國際上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工人群眾從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係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於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麽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製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製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裏還有什麽工業化的速度，那裏還談得上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隻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曆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嗎？這夥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製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隻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得高速度。這已經為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無數事實所證明。我們的石油工業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連我們的敵人也無法否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造船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宣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機引進，船買進，眼睛盯著外國的一點技術專利，國產的貨輪和船用柴油機長期得不到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工人群眾、幹部批判了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才改變了麵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開始打造船工業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噸位和柴油機的馬力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文化大革命前隻造了一艘萬噸輪，而這六年中萬噸級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還是搞洋奴哲學快，不是很清楚嗎？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口聲聲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卻偏偏閉住眼睛不看事實，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搞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旗號，到處鼓吹隻要拿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不管走什麽路，用什麽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一套辦，必然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外國，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自己的獨立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係，隻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複辟資本主義，靠向外國乞討過活。蘇修就是一麵鏡子。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奪，一手又向人家乞討，這是蘇修叛徒集團搞假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
我們提倡自力更生，並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毛主席曆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因為這些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麵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學者嚴複就很讚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後來可以居上的道理。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製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於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隻許永遠跟著別人爬行。
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麵，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麵，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群眾、害怕帝國主義的劣根性愈來愈發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學。
洋奴哲學，是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我國的精神產物。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隻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洋奴哲學的幽靈總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學，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必須反複地進行下去。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時不時有拿毛澤東時代的《戶籍》說事。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有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攻擊抹黑的重點是“農民們不能隨意地進入城市戶籍了”，意思是說自從有了《戶籍製度》後就如兩個鐵籠，關進去後就沒有可能相互轉換了。
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村人口很多。
中國幾千年以來農村人口都是無序的，可以無序流動的。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近十年的戰後清掃整理後，如果還是無序讓農民流動，還能集中力量搞社會主義建設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群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又將無序讓農民流動之後，結果如何？有眼有腦的都看得見。
毛澤東時代經清掃整理十年後，將全國人口有序地進行規劃。首先居住在城市的為城市戶口，居住在農村的為農村戶口。
城市戶口因沒有土地，所以企業工廠招工時優先。這是權宜之計劃，要首先安排好城市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子女們的就業。因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老大哥。
農村戶口有土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靠農民們獲得成功建立新中國的，不會不管農民的。隻是剛創業一切都是從頭開始。從當時現有的條件下，將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裏有各行各業，農忙時社員們耕地種地。農閑時老弱婦女留在公社裏管理農田和照顧小孩。而年青力壯的勞動力組織起來興修水利，開河挖水庫，植樹造林，開懇荒地，填海造地，基建造房，進廠做工等。忙得不亦樂呼，幹勁衝天，建設新中國。
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幹部社員們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根據各地特產特點積極組織創建小型的各種類型的社辦企業社辦工廠。組織集中民間各行各業的能工巧匠，以及各種類型的科技人員，到人民公社的社辦企業社辦工廠裏來，還招集各類社辦企業社辦工廠的做工的社員們進來做工。農忙時可以幫忙收糧食，農閑時可以多請社員們做工。
農村人民公社裏有社員，有工人，有各種商店，有學校，有衛生院紅醫站，有工廠，有農機站，有種子站，有托兒所，有養老院，對老弱病殘軍烈屬實行“五保“。有政府機關，有郵局，有保衛派出所，有民兵，有的還駐有軍隊。有銀行，有免費的各種社會福利。一個完整完善後的農村人民公社，不就是一個小城鎮嗎？
除此之外，城市戶口，農村戶口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城市戶口中轉為農村戶口的有：幹部下放農村勞動。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的有：工廠招工，頂替。上大學後。參軍後。提幹部後。隨軍家屬，隨工家屬，隨幹部大學生的家屬等。
當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群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各路牛鬼蛇神，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各有站在自私自利的立揚上，攻擊抹黑毛澤東時代。而非客觀地看待的。
走資派鄧小平們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如果能拿出更好更優的方法來治理中國，那也叫後人們心服口服。可如今呢？
中國的農村如何？農民們如何？農民工們如何？
具體的不在這兒說了。必竟這是中國人的“家醜“。隻是狠走資派。
如何正確總結和評價農村人民公社製度，需要注意一下幾個不同的角度，並且要把他們綜合起來考慮得出的結論，農業現代化必須要走農村人民公社的道路。
中國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視角。
這是從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即如何看待人民公社體製對農業現代化的適應性。如果僅從農業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上看，那麽不但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太大，而且，連生產大隊的組織規模都是大的。
但是，如果從生個農業產業體係的角度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是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需要在比村更大的範圍上進行組織。
其次是農業產業鏈條的延伸不能在每一個村級組織上獨立完成。如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收購，農產品加工貿易、農業技術推廣、農村合作金融(信用社)等等都需要在社一級來組織。
第三，至於農業生產過程的組織，有生產隊這一級就可以了。所以，三級體製中，各級職能不同，又不可缺少。解散公社的理由是農業生產適合家庭經營。
那麽，對照上麵三個方麵，隻有最後一點能對上號，而生產以外的環節就避而不談了，這能講的通嗎?
如果說最初的互助合作是貧苦農民直接為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那麽，後來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則完全是為了農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
農業要發展，要擴大再生產，就必須要對我國傳統農業的自然物質條件進行全麵改造，包括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修建水庫、打井、灌溉渠道、農田排灌係統等;大規模的農田改造，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田間道路、山區建設梯田等;還包括為推進農業機械化創造耕作條件。
很顯然，這些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在規模較小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會受到了局限，於是產生了並社的需求。這是人民公社在並社的基礎上產生的直接原因。後來的實踐也證明，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的徹底改造，也恰恰是在人民公社體製時期完成的;中國人民的吃飯溫飽問題，也恰恰是在70年代後期就已經基本解決的。
實際上，後來的人民公社不但完成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而且在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係上也已經配置完備，每個公社都有了供銷社、信用社、收購站、糧站、科技推廣站、獸醫站、以及水利、電力、農機、良種、植物保護等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員，在農業上已經完成了由落後的、分散的小農農經濟向現代大農業的轉變，形成了完整的農業產業體係。
從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的視角。
如果從整體上講人民公社與我國工業化的關係，那麽，首先，在國家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是為國家工業化起步提供原始積累，同時解決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其次是在第二階段開始農村的工業化進程。第三，完成城鄉一體化進程。如果說合作社是為了農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那麽，人民公社則已經不僅僅是農業發展的需要，而是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需要，也就是後來提出的農村工業化的需要。
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包括生產方式上的工業化改造和社會產業結構的根本變革，即由農業經濟為主轉變為以現代工業經濟為主，這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完成工業化轉型的主要標誌之一。
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人們往往隻注意到她是對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製度安排，而忽視了人民公社恰恰同時又是對農村工業化的製度安排。毛澤東主席之所以產生這一思想，是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中得來的。
實際上，在1956年毛主席編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在談到你並社問題時，就已經考慮到小社隊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局限性。毛主席在1958年談到1956年講十大關係的問題時說：“我為什麽講十大關係?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我們知道，蘇聯的工業化是國家一條腿走路的方針，在農村搞的是集體農莊，不能搞工業。毛澤東主席認為我國的人口多，底子薄，工業化不能隻靠國家一條腿走路，在農村還要有人民公社的工業化。
這也是1958年毛澤東主席不同意有些地方並社以後叫集體農莊的原因，認為叫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可以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主席的人民公社的製度安排，是他整個工業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農業問題。他實際上確定了我國城市的、以國有經濟形式為載體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的、以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經濟為載體的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這才是毛主席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也是他堅持人民公社製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根本不敢正視這個問題，他們隻是拿農業的問題來說事，攻擊一點、不及其餘，以農業不適合集體勞動為由，就把人民公社否定了。但是，曆史的進程並不支持他們的短視。人民公社後期社隊企業的發展和後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光明燦爛”的戰略遠見。隻是他們還自以為是地認為是私有化改革的勝利成果，卻不知後麵巨大的陷阱會接踵而至。斷送了人民公社體製，也就斷送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條腿，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必然變質，蛻變為國際資本主導和控製下的半殖民地性質的附庸型買辦經濟。
社會主義公有製不斷提升和完善的視角。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安排，具有很大的製度調整和完善的過渡空間。一方麵，隊為基礎，更適合於農業的生產過程，甚至可以容納統一經營條件下的家庭承包。但是，農業產業中生產過程以外的各環節，就不再適於家庭承包了（大家可以看看毛澤東時代老電影【傷疤的故事】就全清楚了）需要大隊和社一級統一組織。另一方麵，從農民增收的來源、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看，又需要更多的在社一級進行組織和統籌。
這就是三級體製的好處，它兼顧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能容納不同階段的生產力水平，自身調整和過渡空間很大，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革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毛主席的人民公社發展戰略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最終發展到全民所有製。
毛主席說：“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毛主席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製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道路。”他在強烈反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的同時，曾經反複叮囑黨的高級幹部，在體製過渡問題上不能急，不能靠“一平二調”。他還說：“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後，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
在人民公社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階段，公社體製內的生產和分配主要在生產隊一級，大隊和社一級經濟實力還沒有發展起來，當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以後，公社工業化進程逐步展開，隨著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的發展，這種格局必然會逐漸發生變化，形成社和大隊經濟實力逐漸反超生產隊的格局。
這時，人民公社三級體製逐步過渡的功能就會發揮作用，以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新變革。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公社工業化進程是其內部體製提升的決定性前提條件，而公社製度本身又是公社工業化進程的體製支撐和組織載體。這一趨勢的進一步演變，特別是公社工業化的充分發展，在國家宏觀計劃的指導下，必然使國家和公社的兩個工業化進程互相滲透、互相支撐，形成規模有大中小、產業有高中低不同層次的合理分工和布局，使城鄉經濟逐漸走向融合和一體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加上人民公社的三級體製逐漸過渡升級，是一個宏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不是僅僅早看了五十年，而是更遠，甚至可以說是百年戰略。因為毛主席認為，就是過渡到公社核算，也不能馬上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公社之間還要有差別，還要發展一段時間才行。如果聯係到他的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和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劃分，可以說在公社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以前都是不發達階段，那麽，這不是需要近百年的奮鬥嗎！？
傳統農村社會轉型的視角。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體製，不但是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農業、農村工業化、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等問題的體製安排，同時還是解決傳統農村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問題的體製安排。
現在炒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城鎮化問題，實際上就是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變革問題。從一般理論上講，工業化進程的結果必然是傳統農村社會的城市化或城鎮化。但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工業化、城市化是剝奪農村的，是迫使農民離開自己的家園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後備軍、雇傭勞動者。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廣大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貧困，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最初結果。
毛主席對此非常清楚，他十分關注城鄉關係、工農關係，把鞏固工農聯盟作為黨的重要的政治基礎和施政內容。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最困難是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是如何把幾億農民帶進現代工業文明的問題。所以，在製度設計上，不但要解決產業經濟上的工業化問題，而且要解決社會結構的轉型問題，解決好城鄉關係和工農關係問題。通過什麽途徑、什麽組織形式和體製安排來解決?毛澤東主席的答案是人民公社製度，而不是現在炒的火熱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
1958年，在毛澤東主持製定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也曾指出： “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層單位。----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注意，毛澤東主席並不把自然分布的村落作為未來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而是已經考慮到公社工業化將導致的農村經濟和人口的相對集體的趨勢，這難道不是一種以公社為載體的小城鎮嗎?所以，毛主席一般不講城市化，毛主席要的是人民公社化。
城鎮化問題，指出真正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是毛澤東的公社化。但是，在鄉鎮企業大麵積私有化以後，小城鎮建設又到哪裏去了?農村失去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以後，農民不是大規模進城了嗎?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社會問題?房地產開發拿走了農民的土地，養肥了一批資本家，又有幾個農民工買得起房?城市化也好，城鎮化也罷，一旦失去了國有經濟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的支撐，就必然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陷入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才是毛澤東主席比大師們看的更遠、更明白的根本所在。
包括其他社會問題，如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也都是在公社集體經濟體製的框架下逐步解決。不論是公社化的初期，還是後來的五七指示，都已經包含了這些思想。
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主席批注：“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強迫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後又複辟到傳統村莊的區別，即在規模上的不同。中國傳統農村社區，即自然村、行政村，是千百年來農業社會發展的結果，與農村人口自主居住無序形成的。
在進入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工業社會以後，由於工業化進程產生的經濟和人口的相對集中的趨勢，必然造成這種空間布局結構的分化，加快農村的城鎮化進程。這就需要在城市之下、村莊之上找到一種能夠適應農村工業化發展趨勢的生長極，集聚點和組織載體。
所以，按照毛主席的工業化戰略，農村工業化的主要組織載體是“農村人民公社”而不是自然“村落”。就一般的村一級而言，絕大多數不會成為工業社會的區域經濟中心，隻有在鄉鎮一級，即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一級才能成為農村地區的區域經濟中心。所以，就一般趨勢而言，農村工業化的載體隻能是人民公社的社一級，而不能是生產隊和大隊一級，所以不能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正是因為這種客觀趨勢的存在，毛主席才說人民公社製度建立的更深遠的意義，是找到了農村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道路。
走資派鄧小平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以後，人民公社裏的千萬個社辦企業工廠被私有化，名曰私人承包，實則為掌權者私吞占為己有。萬事開頭難，將己經成型的社辦企業工廠被有權者接管之後，雖然改名為“鄉鎮企業“並宣傳為異軍突起，但是，由於失去農村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製和組織形式，最終難免陷入被私有化和在競爭中被淘汰的後果。不過也為製造資本家打下基礎，改開後第一代土豪幾乎都是在社辦企業工廠基礎上發財先富的。
這就是這些村級典型卻不能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發展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認為集體經濟的典型是不錯，但是不能複製，沒有推廣價值。原因到底是什麽?全國幾十萬個行政村，集體經濟的典型才幾千個，才百分之一二。難道其他村都不具備條件嗎?根本原因在於取消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製，國家放任村自為戰、戶自為戰，必然造成農村生產要素淨流出，而不能在鄉鎮一級實現本土性集中集聚。
這裏有一個重大問題，即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與國家政府的關係問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缺乏國家和各級政府對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在法律地位、經濟產業政策、財政和金融政策、土地利用等方麵的支持和保障，使其處於放任自流的尷尬處境而自生自滅。
而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磚家叫獸們卻還在研究發展所謂的“民營集體經濟”問題。難道走資派鄧小平的分田私有化以後的四十多年還不是民營嗎? 農村發展了嗎？為什麽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不能大麵積發展起來? 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離開了國家宏觀政策的保障，集體經濟再怎麽民營化，也改變不了目前特色農村的尷尬狀態。
毛澤東時代有人民公社六十條，人民公社解散後有什麽? 除了憲法中的土地集體所有製的原則規定外，有什麽保護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法規嗎? 有專門管理、指導、服務於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政府機構嗎? 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是誰? 有什麽權力和責任義務? 誰能說的清楚？
而私人工商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有全國性工商業者聯合會，有專門的銀行金融機構，那麽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可以有全國性的聯合會嗎? 有服務於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金融機構嗎? 過去的農村信用社成了銀行，與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有1毛錢的關係嗎？農村人民公社集體企業要上市，你都登記不了，必須改成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最多不能超過50人。法律上哪有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地位？？？
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一個不能和四個視角！
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必須要堅持“一個不能”和把握“四個視角”。
一個不能，是不能將1958年中央一線領導劉少奇鄧小平所犯的“左”的錯誤作為指責批評人民公社製度的根據。因為劉少奇鄧小平所犯的“左”的錯誤很快被毛澤東糾正。劉少奇鄧小平也作了檢查。
1958年在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劉少奇鄧小平所犯的“左”的東西很多，形左實右的東西也很多，共產風、一平二調、浮誇風、吃食堂、急於取消商品交換、取消按勞分配、窮過渡等等，上上下下頭腦不冷靜，這些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所犯的“左“錯誤深刻的曆史教訓。
但是，對農村人民公社這段曆史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農村的一項基本製度安排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初起時期混亂狀況的批評上，當時的很多“左”的嚐試和盲目的做法，而這些極左的做法也並不是毛澤東主席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主席最早提出加以糾正的。後來逐步被糾正了，最後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的製度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和組織形式，形成法律後來有了農村人民公社60條例，才成為基本定型的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安排。研究一種製度或經濟模式的優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階段的特征為標準，而是應該以基本定型的特征為對象。所以，對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左”的錯誤的批評，並不能代替對人民公社製度的評判。
農村人民公社中出現“共產風”等左的錯誤，分析其中認識上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重大原則問題沒有搞清楚，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毛澤東主席在公社化運動中不斷提出和解決的。
1、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從一般黨員到黨的高級幹部，甚至中央層麵的領導人，在當時都嚴重忽視這一重大的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劉鄧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幾年“超英趕美”等不切實際的口號。在農村人民公社中也盡可能地擴大供給製的共產主義因素等。
2、混淆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的界限。劉鄧一線領導沒有認真區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所以出現大量“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包括土地在內什麽都是公家的、公社的，合作社之間的界限被無條件打破，財產和勞動力無償調撥，嚴重侵犯農民家庭和合作社的財產權。一直到毛主席再三強調後，多次反複後，才在六十條中最後確定下來。
3、劉鄧一線領導急於取消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農村人民公社是搞商品性生產還是自給性生產，這在當時也是個糊塗認識。人們一般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係，認為既然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應該加快消滅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毛主席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強調人民公社還是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才能拿出更多的產品與國家和社會交換，才能增加農民收入和集體積累。
4、劉鄧一線領導認為“窮過渡”比富裕了再過渡容易。當時黨內高層很多同誌存在著“窮過渡”比富裕以後，再過渡到共產主義容易的思想認識。劉鄧一線領導這些意見，不但在實踐中反複被毛主席所批評和糾正，而且，毛主席還提出了過渡的條件必須是公社的資產大於大隊、大隊的資產大於生產隊的標準，否則就是平調。
5、劉鄧一線領導忽視了工農業發展的比例關係問題，破壞了綜合平衡。在國家工業化正在起步和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還沒有基本解決之前，過早地推進農村公社工業化，大量抽調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這已經被1958年的實踐所證明。
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走過了意氣風發的青少年時代和碩果累累的中壯年時代，現在已步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世界依然處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這是沒有異議的。這個佐證就是當代資本帝國主義者們極力鼓噪的所謂全球化，即經濟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連生活方式也要全球化。也就是說，資本帝國主義依然主導著世界各國各種樣式的資本主義者們起著領袖作用，資本帝國要用他們的主義一統天下稱霸全球。
這就對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官僚們提出了嚴重挑戰，是俯首稱臣為資本帝國打工，失去國家獨立、民族自尊而淪為殖民地，甘當奴才附庸?還是突破瓶頸砸碎鎖鏈，引領人類走出資本泥潭，將人類社會領向更為光明美好的境界? 兩種選擇，兩條道路嚴峻地擺在了世界各國領導者以及全人類世代子孫們的麵前!
第一種選擇：“俯首稱臣為資本帝國打工，失去國家獨立民族自尊而淪為殖民地，甘當奴才附庸。”這正是資本帝國主義將世界納入資本主義體係以達到奴役全世界的如意盤算，也是資本帝國稱霸全球意誌的強烈反應。事實上，資本帝國主義早已這樣幹了。他們在世界各國內部積極培育和豢養經濟買辦，扶植政治傀儡，倡導文化顛覆，鼓勵洋奴哲學以便於他們對各國實行有效控製。
這就觸動了世界各個國家的根本利益，首先是觸動了各國人民的利益，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各國人民除了負擔本國剝削階級的壓榨，還要負擔國際資本的盤剝。這就造成了一種情形，資本帝國主義不但在本國製造“掘墓人”，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製造“送葬人”。這除了早日催生世界革命引發戰爭，使資本帝國主義盡快地走向法西斯化，我想資本帝國主義的目的是達不到的。不過，達到達不到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這就要看全世界人民的覺悟程度。
再說第二種選擇：“突破瓶頸砸碎鎖鏈，引領人類走出資本泥潭，將人類社會領向更為光明美好的境界。”這種選擇已從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完成了理論準備;又從巴黎公社到列寧建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國家，再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已經走過了從創生到初步完善的創建階段，現在隻不過是如何往下走的實踐問題。這是一股符合世界曆史發展規律的新潮流，是能走通的道路。同樣，走不走得通，還要看世界人民的覺悟水平。但我相信，早晚是要走得通的!
新生事物總是有一個從創生到完善，從完善到成熟的過程。人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也是從認知到理解，由理解到熟悉;從不斷地同舊事物的對比過程中體驗到新事物的優越，從而才漸漸地肯定和接受新生事物。
我們並不指望社會主義能一蹴而就一個早晨醒來，真正民主並人人平等的美好社會就會自動到來。特別是在當今世界範圍內兩條道路鬥爭異常激烈的大背景、大環境下。一方麵是舊有的東西還沒有消失，還在發揮著主導作用;另一方麵新事物尚不普遍，真正了解的人並不多。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推陳出新的文化大革命其意義就顯得尤為重大。
1964年1月，毛主席在審閱中央統戰部的一個文件時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被修正主義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走一段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1966年8月8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誌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誌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
並同時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1967年，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曆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紅旗》雜誌1967年第1期)
是的，文化大革命觸動到了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沒有中國革命的“武革”就不會有新中國;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文革”，世界也不會明白如何往下走。
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意義就在於：文化大革命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完善撥正航向，為社會主義早日走向成熟奠定基礎。使人們的世界觀得以提升，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覺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力、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指明了方向。這個目的已在世界範圍內達到了，想用否定文革抹殺這種意義，除了證明自己的反動猥瑣，還能起到什麽作用?
如果你真正懂得了為什麽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複強調並教導人民：要關心國家大事!你就會看清楚現在這個所謂“精英治國”，其實質理念不過是中國封建官僚資本主義的祖師爺早就為剝削階級們發明的那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吃人哲學的現代翻版而已。
當風雨中有人高呼：“資本主義的法律都是維護資本財團的殺人武器，隻有社會主義才是捍衛人民利益和權力的有力保證!”; 當“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呐喊從資本帝國的大腦華爾街發出時。我們就應該懂得，世界人民正在漸漸地覺悟之中。如果他們真正地明白了“人民當家做主，人人起來監督政府”，真不知道他們會對私有製下的"民主自由平等"作何解釋?
既然西方人把殖民史說成是一部文明戰勝野蠻的曆史; 把哥倫布占領加勒比諸島和北美洲大陸，說成是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時代; 那麽，我們為何不用社會主義的新時代，真正地去開啟一回他們的所謂“真正文明”?
毛澤東如果不進行文化大革命，他就和中國曆朝的開國皇帝一樣，隻是中國諸多曆史循環周期中的一個開啟者。正是因為他進行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革命，才使得他成為巨人中的巨人。
毛澤東不是神話，也不是曆史上最後一位巨人!正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世界意義，使得毛澤東在人類曆史的長河裏，成為一個裏程碑;在人類思想的璀璨星空裏，成為永恒的泰鬥北極。
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和新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建設有學習有實踐按計劃地進行中，每五年進行一次的有計劃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不斷地從實踐中吸取經驗及時糾正錯誤地前進並進步過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竊不是不管黑白貓摸石頭亂搞一通地複辟老套的資本主義。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己進行了幾百上千年，是有進步的好的經濟。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實踐，事實證明進步很快。但由於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走資派不想繼續革命為人民服務了。搞篡權複辟資本主義而進行抹黑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經近十年重建戰亂的社會之後，全麵地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對農村建設的開始。
毛澤東主席的一生，先後為中國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開拓了兩條道路，即中國革命的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和工農聯盟，在農村形成武裝割據的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圍繞這條道路，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保證了這條道路的成功和新中國的建立，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第二條道路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可以概括為：通過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全民所有製和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兩種公有製形式，以國家工業化為先導，以公社工業化為補充，實行兩條腿走路和分步走的方針，依托計劃經濟體製和公有製體係，用50年的時間，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
這後一條道路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前一條。為了保證這條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毛澤東主席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文革》，並在實踐上從上層建築和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采取了多種形式，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新中國幾十多年的曆史，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麵證明，隻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才能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強大中國。
對毛主席的第一條道路，除極少數堅持反共立場的人還在不斷進行曆史虛無主義的解構以外，整體上已經被曆史所證實和人們的認可。
但是，對毛澤東主席的第二條道路和與其相適應的繼續革命理論，則至今還存在很大的“爭議”。幾乎所有的第一代領導人逝世以後的評價都是完美的，唯獨對毛主席的曆史評價卻保留著一個“晚年錯誤”的評價。這個偉大的“晚年錯誤”主要就是兩件事和一個理論：人民公社、文革和繼續革命理論。這個“爭議”是不確切的，爭議應該是人民內部矛盾所產生的不同看法，通過學習辨論實踐可以得到不爭議的。而走資派的“晚年錯誤”是階級鬥爭。走資派至死都會咬住這個所謂的“晚年錯誤”的。《文革》是批走資派，要讓走資派改說《文革》是對的，可能嗎？
走資派鄧小平否定人民公社之後的今天，看看中國農村的現狀如何？許多農村田地荒著，房屋空著，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少數留守婦女殘傷病者自生自滅。而大量的農民工為走資派政府資本家出賣勞動力。
今天，下崗工人，農民工們還在紀念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和新中國國營集體的工業化、現代化的關係問題，看看這些錯誤的偉大之處。
今天的聽信走資派四十多年來的誤導的人們對人民公社的誤解太多了，右派就不用說了，基本上從感情上就對這一製度是排斥的，甚至是仇視的，所以是徹底否定，聽到這個名字就反感。就是在左翼，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搞早了、搞糟了，是官辦經濟，說的好聽一點，是一種不成功的探索，列出問題一大堆。
那麽，人民公社製度的本質到底是什麽?
在這裏概括一個定義：人民公社製度，無非是在大於高級社(現在的村級)的鄉鎮一級的規模上，建立一種集體所有製的經濟體製，使其更加適應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便於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以利於社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這就是問題的本質。請大家注意，在這個意義上，甚至什麽“以糧為綱”、“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等，都隻是人民公社製度的階段性特征，而不是人民公社製度最本質的特征。
至於公社製度與工業化的關係，就從現存的集體經濟典型談起。
堅持一段人民公社製度的南街村、劉莊村、華西村。！
任何典型都是特定時期極具時代特征的有代表性的個案，這些個案代表著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向、路線和道路。合作化時期，毛主席總結了一大批典型，並匯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還親自寫了一百多條按語。那些典型代表新中國農民從個體農業走向合作化的曆史趨勢。
人民公社化以後，中國農村又湧現了一大批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寨（農業學大寨）成為全國農村學習的榜樣。那些典型代表著農村集體化以後展開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的曆史趨勢。再後來，又有很多新的典型，大家知道的鄉鎮企業的典型有天津的大邱莊，當時可是全國有名，後來夭折了。
但同時還有一大批同類的典型，像河南的劉莊、江蘇華西村、河北的周家莊、黑龍江的興十四村等等，一直到現在，被稱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典型村，全國有幾千個，有的說有上萬個。這些典型代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曆史新階段。
在所有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之間，還可以細分。一種是靠原來的社一級的組織和體製發展起來的，如周家莊的公社體製，代表了在一般農業地區的公社製度是完全可以發展起來的。北京郊區也有一批類似的典型，有改革前就過渡到公社核算的，改革後仍堅持發展社一級集體經濟，稱為後公社體製，如北京海澱區的東升鄉等，現在的鄉級集體有上千億資產。
說明公社製度在城市化地區也可以順利實現傳統農村的城市化轉型。一種是在公社體製撤銷後，以村為單位發展起來，然後擴展帶動周邊村莊統籌發展，形成很大的規模，如華西村的大華西體製，山東龍口的南山集團。雖然表麵上看仍是村級經濟，但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原來公社的功能和作用。此外，更多的則是以村為單位各自為戰，如劉莊、南街村、東北的興十四村等，都是堅持村級體製。
如果把這些典型上升到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高度來總結，那麽，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這一批典型的共同特征是：
1、至今都在堅持集體經濟;
2、在農業經濟為主階段都進行了農業基本建設;
3、在後來的發展中都實現了農村工業化;
4、在工業化的基礎上都完成了城鎮化改造。
這幾條是這些典型的主要特征，正是這些特征集中反映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普遍規律。這個普遍規律，就是毛主席為新中國製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三部曲。
具體說：就是依托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體製和組織形式，通過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先解決糧食即吃飯溫飽問題，然後在通過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調整產業結構，推進公社工業化，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和傳統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轉變。
用華西人的說法：就是六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辦廠、九十年代建城。這個通俗的概括，反應了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不同曆史階段的時代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