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東方民主在共產黨執政後成製度
《民主集中製》是東方民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治國方法，並定為製度。共產黨當官了，共產黨有權了，但毛澤東反複強調共產黨員們，必須要繼續《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工人們有了鐵飯碗以工廠為為家。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興修水利大辦農業，創辦社辦企業人民公社工業化，互補工農城鄉差距，個體農民成了集體的社員。幹部們還必須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製即先聽民意再作決策，不但如此，幹部還要參加勞動，規定在允許的情況下到工廠農村去，與工人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到五七幹校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集體勞動。知識分子們也要為《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準則。以民為主讓民作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中央五大書記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乘坐１１輛吉普車和１０輛美製十輪大卡車，浩浩蕩蕩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進行出發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就對周圍的人說：同誌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臨行前夜，毛澤東隻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笑著接過話題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熟諳曆史的毛澤東對古往今來、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教訓，特別是對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占領北京，取得政權後，居功自傲，貪圖安逸，結果導致失敗的曆史教訓，格外重視。
早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即指示將郭沫若論李自成的史學論著《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誌們引以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一再強調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剛剛結束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向全黨敲響警鍾，提出了“兩個務必”。
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為此毛澤東提出《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同時，他還要求全黨同誌要警惕驕傲自滿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兩個務必”的提出，不僅在當時起到了警醒全黨的作用，而且直到現在都具有指導意義。
《東方民主》把扶助工農作為起點，在沒有執政權的長時間內，努力地扶助工農，將工農組組起來，帶領工農，抉助工農，終於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序 言：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製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製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今後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鬥爭中，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製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民主集中製》是東方民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方法，並定為製度。當官了，有權了，必須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同時，當官的還必須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製。
何謂《民主集中製》？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第一點就回答和示範了《民主集中製》這種方法。具體做法如下，
毛澤東：“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幾位同誌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誌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誌們，你們有各方麵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來又組織了二十一個人的起草委員會，這裏麵有各中央局的負責同誌參加，經過八天討論，寫出了書麵報告的第二稿。應當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裏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讚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這是一個開會的方法問題。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後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麵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我們這次會議是要總結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要總結最近四年來的工作經驗，問題很多，意見也會很多，宜於采取這種方法。是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可以采用這種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要有充裕的時間。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有時也許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省委、地委、縣委的同誌們，你們以後召集會議，如果有條件的話，也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當然，你們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長的時間去開會，但是在有條件的時候，不妨試一試看。
這個方法是一個什麽方法呢?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這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
什麽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說來，隻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
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那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
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成為毛澤東一直思考和擔心的焦點。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一個過程。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經過不斷升級的中蘇論戰，特別是經過“四清”運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和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認定，中國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而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他還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隻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 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
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成為毛澤東一直思考和擔心的焦點。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有一次他對身邊護士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曆史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大事全書》572頁))
1966年3月4日，毛澤東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搗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15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立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頁)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做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1936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壽辰上的講話》，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國代表鄧小平出席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時的講話《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第45頁)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資本主義就複辟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寫於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的一張大字報並作為全會文件印發。《毛選》第七卷。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1〕，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2〕，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3〕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4〕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注釋】
〔1〕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反對北大黨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經毛澤東的同意，該大字報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國廣播，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並加了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全文如下：
聶元梓等同誌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他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他們“堅守”的是他們多年來一直盤踞的堡壘。他們加強的是什麽“領導”？就是指揮他們的夥計作垂死掙紮、力圖保持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
宋碩的“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是一個信號。它反映了在這場摧枯拉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們的動態。他們是一步不讓的，寸土必爭的，不鬥不倒的。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采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現在“主帥”垮台了，他們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車馬就保存多少車馬的手法。他們妄圖保存實力，待機而動。
為陸平、彭珮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已經到了五月十四日，陸平還傳達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所謂緊急指示，並手忙腳亂地進行部署，欺騙、蒙蔽和壓製廣大青年學生和革命幹部、革命教師，不許他們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革命，彭珮雲是一個神秘人物，上竄下跳，拉線搭橋。在這個事件中，她轉入地下活動，來往於北京大學曆史係住地十三陵和宋碩、陸平之間，出謀劃策，秘密指揮。
這一切，都說明“三家村”黑店的分號，“三家村”黑幫的“車馬”們，還是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頑抗。
陸平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身份，以“組織”的名義，對起來革命的學生和幹部，進行威嚇，說什麽不聽從他們這一撮人的指揮就是違犯紀律，就是反黨。這是“三家村”黑幫反黨分子們慣用的伎倆。請問陸平，你們所說的黨是什麽黨？你們的組織是什麽組織？你們的紀律是什麽紀律？
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做出這樣的回答，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殘酷無情的打擊。
陸平們這一套是騙不了人的。
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關於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興無滅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們必須堅決遵循的。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人類曆史上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妄圖阻擋這個潮流的小醜們，他們是難逃滅頂之災的。
工農兵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以排山倒海之勢，正在一個一個地奪取反革命的文化陣地，摧毀反革命的文化堡壘。那些什麽“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學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能夠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一定能夠更加有力地團結群眾進行戰鬥。
一時還看不清楚的人們，一定會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覺悟，參加到戰鬥的行列中來。北京大學廣大師生的反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革命鬥爭，一定能夠勝利。一個欣欣向榮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北大，一定會很快地出現在人民的首都。
〔2〕五十多天，資產階級專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製訂了《中央八條》，包括“內外有別”等政策，限製和鎮壓學生的自發運動，在全國各地發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華大學六·七事件、廣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師大六·二○事件、林院《談話紀要》事件等學生與工作組對抗、工作組將學生打成反革命的現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返回北京後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做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此後，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稱為“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3〕一九六二年的右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和一係列政策製訂中，劉少奇等執行了經濟、文化方麵的“調整、恢複、寬鬆”等右傾路線。如主張放棄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業，而實行分田單幹的個體經濟。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指一九六四年劉少奇製訂的四清《後十條》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肅農村基層幹部的形“左”實右的路線。
文革中，毛主席把幾千年來的社會醜惡現象一掃而光，沒有妓 女，沒有賭博，沒有搶劫，沒有偷盜，沒有剝削壓迫，沒有吸毒販毒，沒有走私販私，沒有爾虞我詐，沒有黑社會組織，沒有假貨。他創造了思想高度文明，政府清正廉潔，官員兩袖清風，無私奉獻，統一思想，民族團結，路不拾遺，門不閉戶的世界第一輝煌的奇跡！毛主席統一了中國，提高了工農的地位，並在中國建立了一個“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私營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的政府。
《工人》！隻是資本家的打工仔。能作主嗎？毛澤東去安源，安源的工人階級開始學文化，組織工會，進行罷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何時罷工，怎麽罷工，工人們自己作主。這叫民主即東方民主。
《農民》！自古農民隻是地主家的長工短工。毛澤東上山下鄉，辦農民學校，教農民識字。組織農民成立農會，農會帶領農民自己作主，反抗地主和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地主和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大喊大叫“糟得很“。毛澤東下鄉經幾個月的深入農村的詳細調查後，作出的調查報告中高呼《好得很》。幾千年以來《農民》們第一次為農民自己作主，搞農民運動。農民自己作主，不叫民主叫什麽？請地主和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聽好了，這就叫民主！叫東方民主！
《士兵》！曆來被稱為“劣兵“，受長官欺負打罵。都是抓壯丁強迫來當兵的。軍官們大多來自有人家讀過軍校的。舊式軍隊中時常發生有逃兵，原因很多。但曆來對逃兵都是當場槍殺的。
然，毛澤東接管起義失敗隊伍的第一天，正遇上要槍殺逃兵。毛澤東大喊：刀下留人。問明逃兵的原因，隻是為家中老母要照料。毛澤東決定放人，發給路費。囑：想回來，歡迎。從此之後，紅軍中從不允許殺逃兵。參加工農紅軍自覺自願來去自己，由士兵自己作主。
不但如此，還不準軍官打罵士兵，更嚴重的是官兵待遇一致，軍官不準開小灶，一律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打仗同勞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要執行。官兵一致是是紀律，違者批評受紀律處問。為了監督執行好紀律，在每個連隊成立《士兵委員會》。這就是毛澤東首創的《軍事民主》，士兵作主。這就是民主，是《東方民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共產黨執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人們都有鐵飯碗。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在農村人民公社裏當集體化的社員，貪下中農當家作主。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時代一直保留著《軍事民主》，從服裝到紀律都保持《官兵一致》。
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工人又被倒退到打工人階級。農民又被倒退到一盤散沙。軍中又被倒退到舊式軍官士兵不一致了。這些都在眼前的現實，不詳說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毛澤東是最偉大的領袖、第一個真正的人民領袖、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第一個首創東方民主的最高國家領導人。
在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古老的中國首次建立了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毛澤東是和馬克思、列寧一樣偉大的革命家，也是迄今為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和軍事家。
毛澤東的一生，是創新的一生，首創《東方民主》。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新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不斷地結合，在理論和實踐進行全新的發展的一生，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是真正的、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付出自己一切的無私精神。《東方民主》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即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是為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服務的。而東方民主是為工人農民們服務的。
馬克思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使他的家庭遭遇了嚴重的災難，他的三個孩子早夭——所以燕妮談及《資本論》問題的時候說：“恐怕沒有一本書是在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寫一部秘史，它將揭示出很多、多到無限的暗自的操心、憂慮和苦惱。如果工人們知道，為了完成這部隻是為了他們和保護他們的利益而寫的著作，曾經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犧牲，那麽他們大概就會表現出更多的關心。”
恩格斯更是一名大資產階級的“富二代“，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依然放棄自己的資產階級利益，站在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屢次在物質上救濟馬克思、在精神上鼓舞馬克思、在理論上幫助和捍衛馬克思。
列寧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幹脆連子女都沒有要。更難能可貴的是，列寧同誌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對中國做了無私的幫助。我們中國共產黨可以建立、可以在之後的第一次國民革命期間擁有了一定的武裝力量，離不開列寧為核心的共產國際的援助。
不認認真真閱讀《怎麽辦》、《進一步，退兩步》、《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工人農民們就對不起列寧。
毛主席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為了中國和世界的解放，犧牲了妻子楊開慧、妹妹毛澤建、二弟毛澤民、三弟毛澤覃、三子毛岸龍、幼子毛岸紅、長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八位親人，算上轉戰贛南閩西失蹤的女兒和長征期間交給當地老鄉的女兒，以及分別在瑞金、蘇聯早夭的幼子，毛主席失去了十二位親人，是馬克思非正常失去親人的四倍。他本來已經在國民黨位居高官，卻依然放棄高官厚祿，要喚起工農千百萬、“上山下鄉“幹革命。
毛主席在建國以後，更是不惜一切代價，準備好自己的粉身碎骨，不管自己會遭到什麽樣的評價，寧可遭到大量的誤解、詆毀、汙蔑，也要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的決戰——中國人民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心底無私天地寬！
毛主席的一生，也是創新的一生，毛主席全麵的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全麵、創造性的發展，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取得了迄今為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輝煌成就。
我們按時間順序，梳理毛澤東的創造性貢獻。
毛主席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為方法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並投入實踐，首次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實現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問題。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理論，空前發展了國際共共產主義運動的軍隊建設理論，把不到八百人的軍隊發展為五百萬人民解放軍，首次解決了在被殖民地區建立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軍隊的問題。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指導戰爭全局的積極防禦理論和殲滅戰理論，成功的指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領導了人類曆史上差距最懸殊的敵強我弱、以弱勝強的戰爭。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人民戰爭理論並加以大規模實踐，指導中國人民軍隊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唯物軍事辯證法理論，並在革命戰爭實踐中運用的爐火純青。
毛主席創造性的在繼承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上，側重於改造世界的、突出論述了唯物辯證認識論的“兩個飛躍”、“三個階段”的過程，全麵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為根本糾正教條主義路線、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路線提供了理論依據。
毛主席創造性的在繼承馬列主義關於“對立統一是唯物辯證法核心”思想的基礎上，全麵的的發展了唯物辯證法，首次的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係，首次提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問題的精髓，首次全麵、詳細的矛盾特殊性理論（不同物質運動形式不同矛盾、同一物質運動形式不同過程不同根本矛盾、同一過程不同階段主次矛盾、同一矛盾主次方麵），特別是首次詳細的論述了矛盾特殊性中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麵和矛盾地位、矛盾方麵轉化的理論，為確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實事求是的革命政治路線，根本糾正教條主義路線提供了理論依據。
毛主席創造性的首次把遊擊戰爭提升到戰略高度，開展了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空前絕後的遊擊大戰，被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帝王將相“都譽為”遊擊戰之父“。
毛主席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建理論，首次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力量極少的被殖民地區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問題。
毛主席創造性的提出了體係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為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實行什麽樣的革命、團結和打擊那些階級、建立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提供了科學的指南，首次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國家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解放了當時占人類總數最多的擁有五十六個民族的國家。
毛主席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大規模轉化為通俗易懂的群眾工作方法和鬥爭策略，使群眾得到了空前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普及。
毛主席創造性的發展了土地改革的理論，以無產階級先鋒隊引導農民自覺地組織群眾團體、發展群眾武裝和地主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引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極大發展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首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和平贖買資產階級的理論變為現實，並創造性的探索出了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改造方法——低級到高級、社會震動幅度小。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並成功實踐，實行了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從低級社到高級社、從合作社到集體公社，一步一步引導農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全新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方法。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路線，實行反對官僚化體製，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調動群眾積極性、充分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實現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在毛澤東總路線的科學指導下，中國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西方國家兩百多年才實現的工業化道路，實現了完整工業體係和現代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的建立，使中國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主席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劃分發達和不發達階段、製定兩步走目標、統籌十大關係、不斷地在絕對不平衡中實現計劃的相對平衡……空前豐富發展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方法理論。毛澤東創造性的探索出了鄉村集體公社理論，並進行了成功的實踐，以鄉村集體公社集中力量發展鄉村工業生產力，成功探索出了實現鄉村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從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到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道路，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是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的。
毛主席創造性的空前發展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理論，並以此為指導進行對社會主義社會內外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
毛主席創造性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第一次開辟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道路，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力量和比較豐富的實踐。
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一切的民主實踐，也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和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最徹底的決戰。
毛主席探索著真正的無產階級大規模民主道路——他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帶領無產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最大規模、最廣泛、最真實的民主實踐的領袖。
毛主席義無反顧的開展了人類曆史上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和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迄今為止最徹底的決戰。他領導的和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決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偉大實踐，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最徹底、最深刻、最偉大的革命，也遭到了空前的阻力和不理解。
毛主席是無產階級領袖中唯一一位既擁有全麵理論創新又有迄今為止最長時間的政治、軍事、經濟實踐的偉大領袖，開創了全新的被殖民地區解放理論和實踐、開創了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實踐、開創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開創了最完整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軍事理論而且進行了最豐富而且最持久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軍事實踐，首次開辟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道路。
常常聽到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說法。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這三個字。走資派和右派們為什麽要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呢？就是想說明，因為走資派和右派們複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實行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化後使中國人《富起來》了。
走資派和右派們閉口不會去談，毛澤東時代三十年十幾億中國人創業時的艱苦，日夜不斷地努力奮鬥一切從零開始，幾十年所累積的財富資源和固定資產，幾千萬的熟練工人，完整的工業體係和農村的水利建設，開懇的荒田和幾億農民工的勞動力。
走資派和右派們開口就說，《富起來》了。真的《富起來》了嗎？還真的是《富起來》了。走資派官員《富起來》了。右派們《富起來》了。資本家《富起來》了。也帶動了一部分人成了中產階級。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來》了嗎？幾億農民工《富起來》了嗎？
讀了新聞《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後有所思。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己經四十多年了，先富起來的第一代貪官汙吏土豪資本家們都可以當爺爺或太爺輩了，這些先富的人的孫子輩重孫輩都已《富起來》了。怎麽陳家村因地震眾多記者去采訪得得知陳家村的現狀是：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麽“不公平”。麵對趕來救援、采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著，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裏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裏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裏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裏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麽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著“危房”的院子裏，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裏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終了，《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走資派鄧小平的《富起來》是為誰？為了讓誰“先富起來“？“讓少數人先富“中的少數人是誰？顯然，這“讓少數人先富“中沒有大多數的工人農民。
《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改革開放對於農民來講，又倒退到舊中國時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掃盲工作進行過全國範圍內的很多次。毛澤東在創建紅軍時對工農士兵就進行了掃盲，從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國解放成立新中國後全民掃盲。然而，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陳家村《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
《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農民工！文中開頭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能富嗎？何時了？“地震之後“《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這就是改革開放要的結果？！
當初，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下會是這個結果嗎！？
文中說：“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麽能幹得了？”“
《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流水線上的農民工，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是這個成果？蔣介石，汪精衛，清皇帝都能做到，還講什麽“共產黨“？
農民工們：“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裏有活兒就去哪裏。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閑著，村裏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裏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曆。”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隻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隻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裏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隻有十幾天有活幹。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裏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麵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裏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曆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采訪到的村民大部分隻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成了資本家需要勞動力的產地，新中國的農村。青壯年幫資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農村。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富起來》嗎？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著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谘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隻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著家裏。”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裏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誌剛的記憶裏，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裏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處是經濟狀況終於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戶戶靠種植玉米、養牛羊維持生計，一年掙不到一萬塊，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裏就能掙到三四千。“
反共分子能懂毛澤東的詩詞嗎？右派反共分子之所以不能讀懂毛澤東的詩詞，的確是一個私字在起作用，用他們的自私之心去理解毛澤東，得出的當然是暴君獨裁者這樣的結論。倒是經過四十年的改開，人民一天天更接近毛澤東，更理解毛澤東！
的確，曆朝曆代，哪個打下江山不是讓自己及自己的後人好好享受？
隻有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還要讓那些出生入死的戰友不忘本，不變色，不僅走資派右派不理解，就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當時也不理解啊。。。。現在理解了，但人民群眾已經成為弱勢群體。
所以人民從心底裏呼喚毛澤東，而這也是走資派右派們瘋狂攻擊毛澤東的原因！
因為毛澤東的回歸，必然意味著對官僚主義、買辦集團、腐敗分子、漢奸、賣國賊、洋奴的清算，他們吃進去的就必須吐出來，所以他們心裏在發抖！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讓一切反共分子接受人民的審判吧，讓每一個有良知的愛國者讓地下的火衝騰，把這個汙濁的世界徹底燒光。
毛主席不僅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和政治家，還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詩人。毛主席的一生寫了一百多首詩詞。
毛主席的詩詞的特點是意境壯闊，氣勢恢宏，其藝術手法也非常獨特，語言明白如話，不論下裏巴人，還是陽春白雪，都能感受到它的藝術魅力。
讀毛主席詩詞，會讓領略到毛主席那波瀾壯闊的輝煌人生。毛主席詩詞則像浪花一樣，時時以最相切距離隨著社會革命浪潮而跳動，同時，又像一麵鏡子，真實而藝術地反映了毛主席波瀾壯闊的輝煌人生，特別是藝術地反映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中國的勞動人民從二十世紀20年代開始近半個世紀的英雄鬥爭曆程。
毛主席8歲開始寫詩，1901年作了一首童謠《獅子眼鼓鼓》
17歲時一首七絕《呈父親》抒發了偉人的遠大誌向和理想：“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也是17歲時，一首七絕《詠蛙》表達了偉人驚人的豪言壯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1925年，第一次大革命前夕，中國革命形勢風起雲湧，工人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此時32歲的偉人，雖然在革命道路上遭到黨內排擠打擊時，卻並沒有因此而動搖偉人堅定的革命信仰，一首《沁園春.長沙》發出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時代最強音。抒發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戰鬥豪情。
1927年大革命失敗，寫下了《菩薩蠻.黃鶴樓》，對即將出現的革命危機作了預言。
1927年至1931年，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工農革命蓬勃發展，中國共產黨上山下鄉辦農民學校讓識字，亓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將農民組織起來反抗地主惡霸，不斷壯大了紅軍的革命力量，中國革命又出現了新的高潮，在這個時期創作的詩詞，如：1928年，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開辟了中國第一紅色革命根據地，帶領部隊堅守井岡山，粉碎了敵人一次次圍剿，一首《西江月.井岡山》，展現了黃洋界保衛戰的戰鬥畫麵，“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多麽令人感動的戰鬥場景。
毛澤東在上海辭去國民黨內的高官，回到老家告別妻兒，隻身一人，來到了在不到一千南昌的起義的殘兵敗將的基礎上，對逃兵發給路費放走。自願留下的成立了幾百個人的紅軍隊伍時，麵對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幾十萬的正規軍的剿殺之下，為什麽紅軍隊伍不斷壯大？
毛澤東沒有抓過一個壯丁，即使當上了紅軍不想幹了，在極其貧困之下還發給路賁放回家。然，紅軍隊伍不斷被蔣介石國民黨追殺，沒有軍費來源生活十分艱苦，傷亡人員很多，然，紅軍隊伍還在不斷擴大，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隻因人民群眾的支持。
還有《清平樂.蔣桂戰爭》、《采桑子.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表達了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在蔣介石國民黨派重兵圍剿大屠殺共產黨員和相信共產黨的民眾時，表現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紅軍戰士在蔣介石的屠刀下的英雄氣慨。紅軍的敵人能看懂毛澤東的詩詞嗎？
《如夢令.元旦》，展示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山上山下，鳳展紅旗如畫。”等詩句，全麵反映了這一期間的欣欣向榮、不斷勝利的革命形勢。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又寫出了《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反映了紅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千軍如卷席”的革命風暴。
《菩薩蠻.大柏地》，“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熱情謳歌了人民革命戰爭，流露出一種勝利後的寬慰和樂觀情趣，展示了偉人樂觀向上的革命激情。
《清平樂.會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這些詩作表現了人民武裝力量反擊反革命圍剿，不斷勝利的戰鬥場景。
長征期間，寫出了《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七律.長征》，展現了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壯麗畫卷。“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讚揚了紅軍指戰員不怕犧牲，敢於勝利的偉大精神。
《清平樂.六盤山》等，反映了長征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曆和共產黨領導下紅軍英勇無畏的英雄氣概。
《念奴嬌.昆侖》是紅軍走完了長征最後一段行程，即將到達陝北創作的，抒發了偉人的博大胸懷，“大同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體現了偉人的“大同”理想。
抗戰前夕，1936年的一首《沁園春.雪》震驚全國，讓蔣介石國民黨驚魂落魄。在詞裏發出了“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豪情壯誌。在抗日高潮即將到來之際，以最先進的曆史觀評古論今，指出了人民是真正的風流人物，是曆史的主人。
解放戰爭期間，《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更是直接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令，“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建國後，5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時，《浪淘沙.北戴河》展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的曆史畫卷。“蕭蕭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水調歌頭.遊泳》，歌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譜寫了一曲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戰歌。
1958年，當偉人讀到《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的消息，激動不已，欣然命筆，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對人民消滅血吸蟲進行了熱情謳歌。歌頌了社會主義製度及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煥發出來的衝天幹勁和改造山河的英雄業績。
1959年，偉人回到闊別32年的故鄉，一首《七律.到韶山》對勞動人民進行了熱情洋溢地歌頌。“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這是對新中國農民戰天鬥地的熱情謳歌。
1961年寫的《七絕.為女民兵題照》，熱情讚美了中國勞動婦女“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1961年，麵對蘇聯瘋狂反華，偉人寫了一係列的詩詞，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表達了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七律.和郭沫若同誌》、《七律冬雲》、《卜算子.詠梅》，“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些詩作，表現了偉人的強烈反霸精神。展示了蔑視霸權、震懾霸權、打敗霸權的中國精神。
1965年，重上井岡山，寫下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井岡山》，謳歌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讚揚了中國人民“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偉大創造精神，並激勵人民“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給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1966年，73歲高齡的偉人，在滴水洞十來天，寫下了《七律.有所思》“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寫出了革命者為人民服務的真情實感和美好願望。
1974年的《訴衷情》發出了“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的慨歎。這是偉人晚年對社會主義紅色江山要如何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東方的思索。
縱觀毛主席一生的詩詞作品，從“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到“看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形成了毛主席詩詞的一個完整體係。中國革命和建建設是貫穿毛主席一生詩詞的一條紅線。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毛主席的詩詞不僅反映了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程，描繪了風起雲湧氣吞山河的壯麗畫卷，也反映了毛主席的偉大胸襟、堅定信念和叱吒風雲、縱橫萬裏的偉大氣魄以及至高無上的人民情懷，特別是凝聚著毛主席深邃的人生哲學思想，反映了毛主席波瀾壯闊的輝煌人生，閃爍著毛主席思想智慧的光芒。讀毛主席詩詞，更讓我們深刻領悟我們是從哪裏來該到哪裏去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課題。
能讀懂毛澤東詩詞的人對毛主席詩詞的評價是這樣說的：“毛澤東詩詞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典範，是波浪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宏偉史詩，是氣吞山河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壯麗畫卷，是毛澤東縱橫捭闔的奮鬥人生和跌宕起伏的心路曆程的真實寫照。”
柳亞子讀了毛主席詞《沁園春.雪》高度讚美了毛主席的才華，他說：“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賀敬之稱讚毛主席詩詞是“中國悠久史詩上風格特殊的新形態的詩美。”
反共分子能懂毛澤東的詩詞嗎？什麽山頭唱什麽歌，什麽階級說什麽話；狗嘴吐不出象牙。這是對他們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鴻鵠之誌？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麽高！不管右派知識分子如何誣蔑毛主席，可以肯定，未來的曆史，人們記得的還是毛主席，不會記得那些所謂的精英知識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澤東的詩詞嗎？如今的右派實際上是洋奴派. 他們崇洋媚外且充滿了奴性,因此認為毛澤東沒出國就鬱悶,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勢就報複. 換句話說, 對曆史人物的看法能夠預示到評論者的行為. 再沒有比洋奴派對毛澤東評價更能體現洋奴派的作風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貧愛富,得勢便猖狂的惡劣品行.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權力,就會大肆賣國,壓迫窮人,並瘋狂鎮壓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
縫間雀安知鴻浩之誌！損人利己的人是讀不懂大公無私的，同樣，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怎麽讀得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這些右右反人民的立場決定他們不可能讀懂毛主席，隻能如深宮怨婦，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怨也罷，講點道理，來點事實，說點人話，他們不會，他們沒辦法做到，他們隻會狼嚎狗吠，隻會顛倒黑白，滿嘴噴糞，惡毒謾罵，把人性普世價值掛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們的言行卻沒有半點人性，隻有奴性，賊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右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們的世界觀就是私字，就是個人主義為核心，眼裏根本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毛主席卻要求他們鬥私批修，要徹底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和個人主義，要他們為人民服務，這嚴重的打擊到了他們個人的私心和個人的利益，他們當然要對主席恨之入骨了。
右派知識分子絕對是讀懂了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極力歪曲並喪心病狂地攻擊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因為，他們要做人上人的理想，隻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才能實現；他們的人上人生活隻能在消弭了反抗精神的麻木民眾中才能鞏固......一句話，階級立場決定的！與智商無關！
凡是反對毛主席路線的人都不是毛主席的戰友。他們不過是投機革命，為自己爭得一份勝利果實，坐享天下而已。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文革》理論。反對這個理論，實質就是背叛了入黨時“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誓言了。
走資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對派。讓走資派和右派來解讀《文革》？能有正解嗎？反解都是還存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但如走資派鄧小平和大右派們極盡一切非常惡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擊文革，將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顛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將走資派在文革中幹的壞人壞事都裁贓到毛澤東和四人幫身上。將大中小走資派右派們要推翻共產黨政權不說，而對受到的批鬥誇大地說，拿走資派右派做的壞事不說，改開後成了反共反毛澤東的英雄。而在改開後，走資派右派又是如何對待工人農民的？
改開後，走資派右派砸了幾千萬在職工人的鐵飯碗，下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殺有多少？被逼瘋有多少？下崗女工被逼當妓女來維持生存有多少？農村人民公社強追被解散，幾億農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築工地上賺一點血汗錢為生存，中間有多少農民工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工傷殘廢跳樓自殺的？
文革中一個大右派自殺了，控訴了四十多年還不罷休，似有控訴一萬年。歌頌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學問懂知識，勇敢地直言反對共產反對毛澤東，被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捧為反共先鋒。而從來不會講這個大右派說了什麽？做了什麽？為什麽要自殺？更不會說，文革中對所有的走資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時，都是保留原有工資和高幹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農民很歡迎的，都當作有知識的大人物嗬護著的。
例如最大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在江西下放，帶著夫人秘書保安廚師住將軍摟，平時喝喝茅胎打打橋牌看看報紙。為了做做下工廠做工的樣子，工廠的小走資派專門為鄧小平修一條專用的路通往到工廠，一天去個二個小時看一下工廠。如今已成博物館，這路叫：鄧小平路，讓後人參觀。就是這樣，鄧小平有一點人性嗎？能在掌權後《扶助工農》一點行嗎？不但沒有，還惡狠狠地舉起了屠刀殺向了工農。
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就是讓這些當官的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然而有嗎？不會有的。這就是《階級鬥爭》！！！馬戶又鳥懂嗎？這就是《階級鬥爭》！！！無知的後人們隻聽走資派右派一麵之詞能懂文革嗎？《文革》這就是《階級鬥爭》！！！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過一段評論自己的話，大體意思是：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內心世界，是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把那樣一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社會渙散、積貧積弱的國家亂攤子，治理成為具有世界重要影響的主權大國，創造了世界奇跡，其偉大實踐、偉大功績是無與倫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廣生講的：“共產黨能把這樣大的國家治理的如此好，國勢的強大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而毛主席對這些偏隻字不提，卻獨談文革。
如何解讀？我們知道，毛主席讀書以海量計，據黨史專家不完全統計，毛主席一生讀書在10萬冊以上，他讀書讀到了臨終前的5小時58分，至此頭腦亦極為清醒。這說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動公知所汙蔑的老年糊塗，而是有著極為深遠的思考。
這種思考，就是貫穿毛主席靈魂深處的，他要領導中國共產黨跳出這政權興亡的周期率。從這個角度觀察，你會發現，從1945年延安的“窯洞對”，到1949年的“進京趕考對”，再到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這周期率的一條主線。
“窯洞對”。1945年7月，黃炎培考察延安，與毛主席形成了聞名於世的“窯中對”。黃炎培對毛主席說，我生60年，耳聞和所見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開始時聚神賣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毛主席聽後，深思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讓人民來監督，人人起來負責，這就是毛主席破解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國後，毛主席領導進行的一係列運動，都是發動群眾，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國的廣泛發動。
“進京趕考對”。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機關由西柏坡出發進北平，與周恩來形成了著名的“進京趕考對”。這天臨出發前，周恩來來到毛主席住處，關心地問道：“沒有休息好吧？應該多休息一會兒才好，長途行軍坐車是很累的。”毛主席笑著說道：“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也笑著說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主席鄭重地說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尋常，“考個好成績”，這和周恩來“考試及格”是有著明顯區別的。
我們知道，在這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已經提出了“兩個務必”，在這裏，毛主席又特別強調，“決不當李自成”，要“考個好成績”。可見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決心。
時間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問題是：蘇聯會變修，中國難道不會嗎？蘇聯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同人民的矛盾是蘇聯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此種情況如果發生在中國怎麽辦？毛主席認為，在中國隻有動員全民起來，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會變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不無憂慮地說：“我這次重上井岡山，真是彈指一揮間。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裏滋長特權思想而改變顏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可見，毛主席對人亡政息的憂慮是縈繞於心頭的。所以，毛主席要廣泛發動群眾，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於青年學生，他認為青年學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時，毛主席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變。我們知道，杜勒斯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設計者，這個和平演變戰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變，也一直是我們黨麵臨的巨大考驗。
毛主席曾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了，曆史已經證明，毛主席打破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這就是中國避免了像蘇聯那樣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過一波的毛主席熱，也讓人們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曆史時代的深遠思考，是多麽的無可比擬的高瞻遠矚。
“李自成南征北戰打了18年，進了北京隻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卓絕奮鬥，28年開創紅色江山。《文革》是毛澤東留給後人遺產。
走資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對派。讓走資派和右派來解讀《文革》？能有正解嗎？反解都是還存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但如走資派鄧小平和大右派們極盡一切非常惡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擊文革，將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顛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將走資派在文革中幹的壞人壞事都裁贓到毛澤東和四人幫身上。將大中小走資派右派們要推翻共產黨政權不說，而對受到的批鬥誇大地說，拿走資派右派做的壞事不說，改開後成了反共反毛澤東的英雄。而在改開後，走資派右派又是如何對待工人農民的？
改開後，走資派右派砸了幾千萬在職工人的鐵飯碗，下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殺有多少？被逼瘋有多少？下崗女工被逼當妓女來維持生存有多少？農村人民公社強追被解散，幾億農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築工地上賺一點血汗錢為生存，中間有多少農民工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工傷殘廢跳樓自殺的？
文革中一個大右派自殺了，控訴了四十多年還不罷休，似有控訴一萬年。歌頌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學問懂知識，勇敢地直言反對共產反對毛澤東，被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捧為反共先鋒。而從來不會講這個大右派說了什麽？做了什麽？為什麽要自殺？更不會說，文革中對所有的走資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時，都是保留原有工資和高幹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農民很歡迎的，都當作有知識的大人物嗬護著的。
例如最大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在江西下放，帶著夫人秘書保安廚師住將軍摟，平時喝喝茅胎打打橋牌看看報紙。為了做做下工廠做工的樣子，工廠的小走資派專門為鄧小平修一條專用的路通往到工廠，一天去個二個小時看一下工廠。如今已成博物館，這路叫：鄧小平路，讓後人參觀。就是這樣，鄧小平有一點人性嗎？能在掌權後《扶助工農》一點行嗎？不但沒有，還惡狠狠地舉起了屠刀殺向了工農。
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就是讓這些當官的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然而有嗎？不會有的。這就是《階級鬥爭》！！！馬戶又鳥懂嗎？這就是《階級鬥爭》！！！無知的後人們隻聽走資派右派一麵之詞能懂文革嗎？《文革》這就是《階級鬥爭》！！！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過一段評論自己的話，大體意思是：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內心世界，是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把那樣一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社會渙散、積貧積弱的國家亂攤子，治理成為具有世界重要影響的主權大國，創造了世界奇跡，其偉大實踐、偉大功績是無與倫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廣生講的：“共產黨能把這樣大的國家治理的如此好，國勢的強大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而毛主席對這些偏隻字不提，卻獨談文革。
如何解讀？我們知道，毛主席讀書以海量計，據黨史專家不完全統計，毛主席一生讀書在10萬冊以上，他讀書讀到了臨終前的5小時58分，至此頭腦亦極為清醒。這說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動公知所汙蔑的老年糊塗，而是有著極為深遠的思考。
這種思考，就是貫穿毛主席靈魂深處的，他要領導中國共產黨跳出這政權興亡的周期率。從這個角度觀察，你會發現，從1945年延安的“窯洞對”，到1949年的“進京趕考對”，再到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這周期率的一條主線。
“窯洞對”。1945年7月，黃炎培考察延安，與毛主席形成了聞名於世的“窯中對”。黃炎培對毛主席說，我生60年，耳聞和所見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開始時聚神賣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毛主席聽後，深思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讓人民來監督，人人起來負責，這就是毛主席破解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國後，毛主席領導進行的一係列運動，都是發動群眾，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國的廣泛發動。
“進京趕考對”。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機關由西柏坡出發進北平，與周恩來形成了著名的“進京趕考對”。這天臨出發前，周恩來來到毛主席住處，關心地問道：“沒有休息好吧？應該多休息一會兒才好，長途行軍坐車是很累的。”毛主席笑著說道：“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也笑著說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主席鄭重地說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尋常，“考個好成績”，這和周恩來“考試及格”是有著明顯區別的。
我們知道，在這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已經提出了“兩個務必”，在這裏，毛主席又特別強調，“決不當李自成”，要“考個好成績”。可見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決心。
時間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問題是：蘇聯會變修，中國難道不會嗎？蘇聯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同人民的矛盾是蘇聯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此種情況如果發生在中國怎麽辦？毛主席認為，在中國隻有動員全民起來，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會變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不無憂慮地說：“我這次重上井岡山，真是彈指一揮間。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裏滋長特權思想而改變顏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可見，毛主席對人亡政息的憂慮是縈繞於心頭的。所以，毛主席要廣泛發動群眾，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於青年學生，他認為青年學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時，毛主席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變。我們知道，杜勒斯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設計者，這個和平演變戰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變，也一直是我們黨麵臨的巨大考驗。
毛主席曾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了，曆史已經證明，毛主席打破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這就是中國避免了像蘇聯那樣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過一波的毛主席熱，也讓人們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曆史時代的深遠思考，是多麽的無可比擬的高瞻遠矚。
“李自成南征北戰打了18年，進了北京隻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卓絕奮鬥，28年開創紅色江山。《文革》是毛澤東留給後人遺產。
這裏說的《獨裁者》，決沒有給這些領導者扣上終身的帽子。而是說這些領導者在決策這些大事時是獨裁的。
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數政府》執政的黨領容易得多。而《少數黨政府》執政時想搞獨裁，必須要同一個反對黨結盟組織一個《大多數政府》。這可不用再次民選。臭味相投結盟後就可以獨裁四年或八年了。
而這些領導者在決策這些大事時，大部分的獨裁對全人類沒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也沒有必要如同什麽犯了大罪似的，也不必惡狠狠的罵人家是：“獨裁者“。這些說中文的反共分子開口閉口必稱的“民主“或“獨裁者“隻不過是看門犬或站街女，隻會對著路人亂叫或呼叫男人。
其實《獨裁》隻是個詞組，對一件事物的描述。作為領導者決策時，不是民主就是獨裁。這是一個不同的方法和過程，不是決策的結果。所以一個領導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而己。“獨裁者“也不是終身製。
有少數領導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對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雖說隻是這個領導者人生中的一段時間，但這樣的獨裁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原諒的。例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剿殺猶太人。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德國己成“民主國家“了。所以稱《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也是不合式的。一個國家存在己幾十幾百年，經曆了無數的曆史時代，替換了無數的領導人，能說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一個人沒有《終生獨裁》或《終生民主》。一個黨也沒有的所謂《民主》或《獨裁》之分。說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是在胡說八道。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美國有沒有獨裁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就是一個獨裁決策。造成中國人死傷，遇到中國走資派軟柿子，忍了。敢炸俄羅斯駐外使館嗎？
前美國總統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說伊拉克有“大殺傷性武器“，就狂轟濫炸伊拉克，給伊拉克老百姓死傷無數。小布什的這個獨裁決策造成了中東戰亂幾十年。給中東帶去了“民主“嗎？
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獨裁決策的全民醫保似乎結束於川普。
前美國總統川普獨裁決策在美墨邊境修高圍牆似乎隨他的下台而停止了。發動美中貿易戰也是川普的決策。但川普沒有發動武裝侵略，以及和朝鮮和談等也是獨裁決策。他想拿個和平獎。但沒給他。
現任總統拜登獨裁決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說了。例如：支持烏克蘭，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獨裁之作。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以色列的這個總理，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獨裁者了。當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與走資派鄧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獨裁貪了不少財，遭到了反對黨的揭發。三任上來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脫法律製裁時，民眾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轟轟烈烈時，找個借口宣戰，狂轟亂炸加沙，造成無數婦女兒童傷亡。別說是以色列國民能“民主“一下，別狂轟亂炸加沙了。就是聯合國，其他國家堅決反對強烈抗議下也不能阻止。這就是獨裁者。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頭四年《大多數政府》執政，獨裁決策《大麻合法化》。當時民眾反對，反對黨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樣立法通過。第二個四年是《少數黨政府》執政，就與新民主黨結盟，四年之內推翻不了。好處是可以獨裁。
獨裁決策的作品是《全民牙醫保健》。聽起來很高大上，為“全民”，又是昂貴的牙醫保健。不過，稍用一點腦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醫療製度的事實是：加拿大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以來，由於是在私有製下的醫療昂貴，支出巨大，占各種政府支出的過半以上，己經到了難於維持的程度，醫護人員短缺，急診室關閉，一直在縮小免費的項目，有政黨一直在推醫療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響，政府財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價房租高漲之下，實行《全民牙醫保健》可行嗎？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醫保健包括：有錢人自然有。有工會組織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還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醫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醫保健。沒錢的領福利金和殘廢金的都有牙醫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醫保健的。十八歲以下兒童有政府的牙醫保健的。產婦有牙醫保健的。六十五歲以上的有牙醫保健的。剩下的人沒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醫保健》嗎？這就是資本主義民選的獨裁的惡果。還口口聲聲稱“民主國家“？
小土豆的獨裁多著呢？瘋狂用高價采購來的新冠疫苗，最後送給一些窮國家還不要。最後過期作廢了多少？還汙染環境。浪費資源，財政赤字。誰來追責？一日民選，四年或八年獨裁。八年之後輕鬆退下安享退體後的幸福生活。這就是被反共分子們鼓吹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的寫照。
作者：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
時間：1957.12
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考驗，揭露了右派分子錢偉長長期掩蓋的真實麵目，錢偉長不但是清華大學右派的首領，而且是全國教育界和科學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羅聯盟爭奪文教、科學領導權掛帥點火的一員猛將，提出過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進行過一係列反黨活動。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集的六教授謀反會議上，他是最積極出謀劃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資本最大、活動最多、影響最廣的一個。
錢偉長一九三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學，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國加省理工學院學習，一九四六年回清華擔任力學教授。解放後，他扶搖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為清華大學付教務長、教務長、付校長，他的教授和工薪級別也由五級提到一級。除清華大學的職務外，他還擔任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和學術秘書處學術秘書，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全國科聯常務委員，力學研究所付所長，自動化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力學學會付理事長，力學學報編委，物理學會理事，物理學報編委等，此外他還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印友好協會理事，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全國青聯付秘書長等一共廿多個重要職務(見本文附注)。
解放以來，他曾多次被派出國，代表新中國科學教育界訪問印度、緬甸，參加在波蘭和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力學會議，參加赴蘇考察培養新技術幹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團，參加國家技術委員會派赴蘇聯、捷克及民主德國考察工業技術的考察團。他參加了我國高等教育和科學規劃方麵的許多重要決策，如一九五六年製訂全國科學規劃時他參加了全國科學規劃的核心小組，並經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托，如參與製定我國高等學校教師學術、學位的辦法，參與審核我國技術科學方麵許多專業的留蘇學生名單等。他還接受了波蘭科學院授予的科學院通訊院士的光榮稱號，並獲得了新中國科學院第一次科學獎金的二等獎。在各種社會活動場合，他都表現得特別活躍，各種全國性的報紙雜誌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談話或有關他的宣傳介紹，使他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一時成為新中國教育界和科學界的風雲人物。
整風運動揭穿了錢偉長這個“一貫進步、博學多才、精明幹練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的假麵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質。錢偉長不象費孝通、曾昭掄等人曆史上有著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跡；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這樣的信任和提拔，為什麽他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好感反而充滿敵意呢？這乍看起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但錢偉長之成為右派分子絕非偶然；是有其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們有必要從曆史事實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況，看一看在革命鬥爭的各個曆史關頭，他是站在什麽立場上?是否“一貫進步”？看一看這個“社會活動家”在作著什麽活動?看一看這位“科學家”的知識範圍和科學態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曉一切的“萬能科學家”?看一看這位“教育家”是怎樣對青年的靈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達到什麽目的?
錢偉長自詡追隨共產黨二十年，學生時代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而且還是革命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在美國留學時就是唯物主義者，甚至在反擊右派初期，他的反黨陰謀已開始敗露時，他還以這點來欺騙青年學生。不錯，在抗日戰爭前夕他曾一度參加過“民先”，但抗戰爆發，這位隊員就脫離了組織，脫離了抗戰，避入天津英租界教書，後來到昆明又在抗戰最困難的關頭赴加拿大轉美國留學，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兩年才回國，幾乎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居留國外，對民族解放的艱苦鬥爭采取了旁觀態度。
在第三次國內解放戰爭的緊要關頭，華北臨近解放時，他再度打算到美國去作軍事科學研究，完全背離了中國人民的立場。後來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來等待解放，但對人民解放軍的到來起先采取了很不歡迎的態度。解放以後，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高等教育製度必須作根本性質的改變，因此解放後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據蘇聯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個教學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院係調整，並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會議來討論。這次改革遭到了羅隆基集團的反對，張東蓀、費孝通等召開座談會策劃了大鬧文教會議的陰謀，錢偉長也是其中的積極份子。由於他們的阻撓，這次改革方案沒有通過，延緩了教學改革的進度。但錢偉長看到大勢所趨，難於長期抗拒教學改革，因此，他和費孝通主動提出了另一個校內“改革”方案(14院43係的大清華方案)，引用蘇聯教育經驗中的某些辭句，保存舊中國教育的實質，企圖以校內調整抵製全國調整，用這種形式上的變化來抵製根本性質的改革。錢偉長打著“響應政府號召”的旗號，欺騙、拉攏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眾的名義，要挾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這就是錢偉長最初對教學改革的態度。
思想改造運動中，錢偉長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嚴正的批判，這次運動後，群眾覺悟提高，學校黨的領導加強，掌握了行政，錢偉長審度形勢，改變策略，由公然抗拒黨的政策一變而為表麵上積極擁護，但實際上他並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裏另有一套打算。
這期間他講話、作報告、寫文章都極力讚揚蘇聯經驗先進，批判資本主義舊教育落後，強調教學改革的成績。這樣博得了“思想進步、學蘇積極”的美名。
但錢偉長表麵上雖裝作十分擁護黨的領導，背地裏則處心積慮要和黨競爭領導權，1953年春清華大學一位黨員付教授因意誌薄弱自殺了。錢偉長就幸災樂禍地在民盟的會議上大事宣揚：“黨員灰心失望了。黨沒有業務，不能領導了。”他當著校內黨員的麵常故意稱讚清華教學改革堅決，嘲笑“隻有傅家班(指傅鷹教授和他的夫人張錦教授)不肯換教科書”，但當國務院第二辦公室的範長江同誌個別征詢他的意見時，他卻又責怪年輕人無知，不尊重傅鷹教授，傅鷹教授業務好，不肯換書必有道理(其實學校根本沒有讓傅鷹教授換書)。有一次高教部召開各院校的院校長教務長座談，有人提出反對係、教研室設秘書由黨員教師擔任，錢偉長卻故意對黨員校長和黨委書記表示：這條經驗必須肯定，他一定要發言力爭。但背後又對範長江同誌說，黨對老教師隻“利用、改造”，而不“團結”和“依靠”，老教師有職無權，沒有主人翁感覺，似乎新教師就是代表黨執行政策的。錢偉長這種表裏不一的態度說明了什麽問題呢?原來教學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師對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認識不足，對貫徹教學改革不夠積極主動，當時學校黨委一方麵堅決地依靠廣大教師，貫徹教學改革方針，但另一方麵對這些抱不同見解的教師也耐心等待，不勉強他們改變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錢偉長不談指導方針上的分歧，不談新老團結的思想基礎，誇大新老教師間的矛盾和所謂“競爭”，強調老教師的“真正”職權和領導作用，實際上就是要讓這少數教師各行其是，不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這樣已經透露了他和黨競爭領導權的意思。
後來他更一再圍繞新老教師的關係和老教師領導權問題大做文章。企圖用學位、學銜製度限製年青人，以保證他所謂少數“老教師”的領導；他主張教師的任用、進級、進修的大權，都要歸“學術水平高”的老教師來掌握，把黨排斥在外麵。他認為抓到了這一條，就可以用個人名利、個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師就範，脫離黨的領導。為此，他一直熱中於訂學位、學銜製度，強調出國進修要憑業務報考，反對政治審查。曾昭掄也加以配合，說錢偉長這見解最深刻，辦好高等學校的關鍵是學位、學銜製度。到整風時他們就公開提出要一切大權絕對歸教授，“不學無術”的人“不準哇哇叫”。整風前他們進行這種爭奪戰，是隱藏在“健全學校正規製度”幌子下麵的，他用這種障眼法騙取了高教部某些同誌的信任，成為起草這些條例時的重要“顧問”，並且吸收他的意見製定了選拔留學生的辦法。
1956年是國際“多事之秋”，帝國主義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義的思潮泛濫。在國內正是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識份子中思想動蕩、鬥爭、分化最厲害的一年。從錢偉長個人說，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從表麵上擁共擁蘇轉向公開反共反蘇的一年。上半年他參加科學規劃工作，備受領導信任，參加領導核心，擔任了幾個組的領導工作，但錢偉長不是因而更加靠攏黨，用自己忠誠的積極的工作來回答黨和人民對他的極大信托；相反地他卻更加明目張膽地開始了公開的反黨活動。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學規劃中新科學技術的領導權；他一麵不懂裝懂，當上了自動化研究所的籌備主任和自動化進修班的主任等，同時，還想擠走黨員，抓原子能幹部的培養工作。又積極拉攏清華大學無線電係和電子學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這方麵的影響。後來他又利用這些資本來拆國防科學的台，煽動科學家尤其是新從美國歸國不久的科學家不要到國防部門工作，散布軍事部門不自由、國防研究論文不好公開發表、影響成名等等的謬論。錢偉長本人為美帝國主義國防科學效過勞，臨解放前還企圖再去美國從事這一工作，但他對祖國的國防科學竟抱著這樣的敵對態度，這是令人費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錢偉長隨中國技術委員會考察團赴蘇時，曾向團長表示他可以參加技術委員會的工作。錢偉長一麵喊叫社會活動多，行政工作多，說他的科學生命有被擠斷的危險，“要共產黨負責”，同時卻又不厭其多地抓新技術部門的領導權，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時出席國際力學會議，又在瑞士逗留，這時他很注意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動態；後來在東歐接觸到一些修正主義的思潮。當他隨國家技術委員會考察團在蘇聯考察時，他利用蘇聯對中國同誌的信任，專門搜集蘇聯過去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教訓，作為他後來反蘇的資本。回國不久，他就開始了公開反共反蘇的活動。
錢偉長利用黨的信任，取得了科學、技術、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眾中間有廣泛的影響，天然成為章羅聯盟要用來進攻文教界領導權的“理想”人物，而錢偉長的階級立場也要尋找反共的政治力量，這一年錢偉長和章羅聯盟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解放初期，錢偉長就曾參加過羅隆基集團的首腦張東蓀召開的座談會，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對民盟基層的活動很少過問，但費孝通的“串聯”活動卻是積極參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當選為中央委員，多次列席中常委會議，七月又被委為文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七年費孝通還擬提他為民盟的文教委員會付主任，接著又被聘為民盟中央刊物“爭鳴”的編委。他從蘇聯歸國後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羅聯盟密商，藉陪波蘭專家參觀講學為名，飛往南京、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五大城市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到處發表演說，煽動群眾，進行思想放毒。這些城市民盟組織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羅聯盟骨幹分子吳春選的通知，組織了不下萬餘人來聽他的反共反蘇演說，並布置“傳達”和“學習”。錢偉長每到一地就與當地民盟中右派骨幹分子會麵談話。據上海右派分子陳仁炳、沈誌遠的交代，他們從與錢偉長的接觸中，“得知”章羅聯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並把他的這種做法加以推廣。錢偉長還利用參觀、座談、訪問等方式收集材料，為他後來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作準備。他回京之後向章伯鈞匯報了這次旅行的收獲，章伯鈞大為讚賞，並在民盟中央的會議上表揚和推廣。章羅聯盟的女將浦熙修也通過文匯報極力為他吹噓捧場。
作者：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
時間：1957.12
一九五七年一月，錢偉長從南方回京後，就向高等教育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發動了一次猛攻。
一九五六年夏進行全國科學規劃時，錢偉長等就打著反教條主義的幌子，散布一種教學改革失敗論，實際上是否定蘇聯先進經驗，要求改弦易轍，走英美資本主義的老路。
他的這種看法引起了熱烈爭論，因此高教部定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召開會議來討論這些重要原則問題，並修訂新的教學計劃，顯然這次會議對今後教學工作方向是有重要影響的。
錢偉長就搶在這次會議開始的前四天(一月七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談話，這篇談話全盤否定了教學改革的成績和社會主義的教育原則，提出要從根本上改變培養目標和培養方法。
他儼然以一個黨外專家的姿態來“糾正”這幾年教學改革的“錯誤”，藉以證明黨是“外行”，領導不了高等教育。光明日報特地把這篇談話加大標題刊登在頭版顯著地位上，並且加上按語稱它是“專家”對高等教育“關鍵問題”的深思熟慮的見解，要求檢查過去的教學指導思想。這種作法和六月九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等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次會議上錢偉長公開發表了他崇拜美國貶抑蘇聯的言論，說“蘇聯工業中缺乏新技術”、“發展潛力不大”，說蘇聯科學技術全麵落後，要高等工業教育再走過去被批判和拋棄了的“通材教育”的老路。
他調兵遣將，大肆進攻，並且通過光明日報製造輿論，但終因遭到反對而未能得逞。今天看起來，當時積極支持錢偉長觀點的如雷天覺、陳新民、曾昭倫、馮秉銓等人都是右派分子，顯然地，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向黨進攻。
五月共產黨發出了整風的指示，全黨開始整風，並泛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幫助黨整風。章羅聯盟認為有機可乘，就發動了猖狂的進攻，錢偉長也明目張膽，出來掛帥點火。他攻擊的矛頭不僅指向清華黨委，而且指向整個文教、科學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提出了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並且要鼓動學生上街鬧事，以便由他們出來收拾殘局。錢偉長這時期的右派言行大體有以下幾方麵。
(一)攻擊高等教育工作中的社會主義改革，鼓吹資本主義舊教育的複辟。他公然宣揚今不如昔，舊中國的教育是切合中國國情的中華民族自己的教育製度，教學改革後的一套是教條主義，他說“辦教育掛兩個牌子，一個資產階級，一個無產階級，是無論如何搞不好的。”他誣蔑蘇聯科學和教育落後，要求學習美國西德。他竭力醜化現在的學校教育工作，極力粉飾舊清華的資本主義傳統，他說教學改革打垮了舊清華的優良學風，要十幾年才能恢複起來。他反對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鼓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在座談會上、自由論壇上和接見學生談話中大肆宣揚這些右派言論。
(二)攻擊高等教育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主張文教科學應由右派來領導。他說學校當前的關鍵問題是黨的宗派主義，黨的領導越加強，黨外人士的“當家作主的味道就越來越稀薄了”。他認為高等學校中“黨的這條線太粗”，應當削弱。他要把黨員排斥在學校領導之外，提出了“反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口號，他說在學校工作的人員隻能憑學術地位講話，“不學無術的不準哇哇叫”。而他心裏的所謂“有學有術”的人，僅僅是指在資本主義國家吃過洋麵包和在國民黨時代得過教授頭銜的老教授，他認為學校的一切大權包括人權、教權、財權都要歸教授。他主張實行一種聘任製度，學校不得教授同意不能解聘，但教授不滿意時卻可以隨時“拂袖而去”。他說這樣才能克服校長的官僚主義，保證教授的絕對權力和就業自由。
(三)鼓動黨員反黨，誣蔑黨中央，攻擊積極分子，挑撥黨群關係。他誣蔑黨中央“分裂”，造謠說有一部份領導同誌不主張“放”。他稱讚清華黨委中的右派分子袁永熙最開明，稱讚叛變的黨員覺悟高，把黨員向右派分子投降叫作“搞好團結”，鼓動所有黨員都要這樣帶頭鳴放。甚至公然主張取消黨、團組織，說從整風起就可以“公開辦黨”，又說團組織的存在會造成學生之間不團結，同年歲的人(指團幹部)作政治工作隻會造成學生的不滿。他嘲罵進步分子，挑撥黨群關係，他自己身兼廿幾項重要職務，卻喊叫“非黨員就沒有前途”，“老教師有職無權”，集中攻擊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反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說法。
(四)策動全校右派分子攻擊清華黨的領導。錢偉長上通章羅聯盟，下麵聯絡一些同盟者，後者大多是係、教研組、工會、民主黨派的首腦人物，就利用自己的工作崗位作為進攻據點，並且以自己的領導身份到群眾中去尋找支持者。右派的職員、學生也托庇在這些右派教師的麾下。他們經常在一起分析形勢，研究策略，進攻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個以錢偉長為首的全校範圍的陣勢。尤其惡毒的是，他們還勾結和征服了一部分黨員和黨的幹部為他們通風報信，裏應外合，這樣展開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策略的全麵進攻。
(五)鼓動風潮，要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奪取黨的領導。錢偉長利用一切矛盾，點火煽風，鼓動群眾鬧事。其中最大的是發動一個理工合校六千人的簽名運動。他親自指揮一個“工作組”，策劃在全校大搞，要組織論壇，訪問教授，轟出大批大字報，發表“致教授書”，指責理工分家是教條主義和學習蘇聯的結果，要高教部立即開會討論；發動教授和學生簽名，要聲勢浩大，全校轟動，然後登報，搞成全國性風潮。錢偉長還提出了選舉校長，他以為有了六千選票，當然可以“取而代之”了。他得意忘形，在章伯鈞六月六日召開的六教授謀反會議上大放厥辭，說清華的形勢一觸即發，學生就要上街，清華黨委已經不能掌握，建議章羅聯盟用這個形勢壓黨中央，讓黨中央請他們出來收拾“殘局”。但接著就開始了反擊右派，錢偉長的陰謀宣告破產。
(六)在這一階段，他在校外還進行著一個钜大的陰謀纂奪活動，這就是攻擊科學戰線上黨的領導，提出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錢偉長進行這個活動並不自整風始。一九五六年他飛往南方五大城市發表反共反蘇崇美的“我國科學工作者的任務”演說，一筆抹煞解放後黨領導下科學工作的重大成就，根本不提科學規劃這件中國曆史上的空前盛舉，處處強調蘇聯的經驗對中國不適用，惡毒地把蘇聯的援助說成幹涉。
一再吹噓美國技術先進，美國了解中國比中國人自己還深入，應當向它學習。錢偉長這些活動實際上是他纂奪科學界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
文匯報、光明日報等也極力為他們吹噓捧場，藉錢偉長得到科學獎金這件事，大肆宣揚錢偉長的科學道路，他和他弟子間的“迷人的師生關係”，這樣來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科學路線，攻擊黨要擠斷科學家的科學生命，高等學校的黨不支持科學研究等等，為此後錢偉長的“保護科學家”和提議科學院通過譴責高等學校不重視科學研究提議等活動作輿論準備。
錢偉長又通過各種方式收集科學研究工作的缺點和煽動科學家對黨不滿，他說“科學規劃以後研究條件毫無改進，反而比以前“慘”，又說“解放以後科學事業倒退了，十二年隻能用來補課，根本無法趕上世界水平，這件事要共產黨負責”，他還提出應有被“保護”科學家的名單，鼓吹“分散就人”，取消科學工作計劃性與集中領導。
他與曾昭掄等在章伯鈞親自指導下擬定出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其中提出科學研究不要有計劃地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取消科學院的統一領導，黨不能領導科學研究，新中國的科學家需要“保護”，以及要恢複資本主義社會科學等反動論點。
章羅聯盟把這個綱領當作是他們政治設計院的第一號產品，趕在科學規劃委員會開會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並加按語說這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的“新方向”。
錢偉長一麵進行反黨活動，同時又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會議，發表正麵意見，大耍兩麵手法。
他一麵向科學規劃委員會遞上這個反動綱領，企圖分庭抗禮；
而另一麵當事情敗露後卻又發言表示擁護黨，還大呼“親愛的黨”，講完了拍著範長江同誌肩膀問“我講得怎樣?”充分暴露了兩麵派的醜惡麵目。接著，反右派鬥爭開始，使他的這一場進攻遭到了澈底失敗。
右派分子高興得太早。共產黨與工人階級早已識破他們的詭計。六月八日開始了反擊右派的鬥爭，錢偉長一麵在背後大發雷霆，要拉幾個右派教授集體辭職來將黨委的軍，抵製反擊右派；而另一方麵，外表故作鎮定，偽裝積極，企圖蒙混過關；6月18、19日在民盟中央和清華大學學生自由論壇上還想冒充“反右派積極分子”，高呼“親愛的黨”，他甚至急不擇言，居然說出他要“黨天下”，極力辯解自己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絕無聯係，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他做夢沒有想到。無奈第二天陶大鏞在師大就被迫交待了一些錢偉長參加章伯鈞密秘會議的情況，以後勢急轉直下，錢偉長反黨陰謀就在群眾麵前完全暴露出來了。
錢偉長在鐵的事實麵前，不得不表示低頭，但仍然缺乏悔改的誠意，不肯自覺澈底交代，隻就別人揭發的事實避重就輕地承認一些，戴上幾頂空空洞洞的大帽子，而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仍拒不交代。但無論錢偉長如何狡辯終掩飾不了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本質。錢偉長自誇在政治上“一貫進步”，在科學上無所不知，在教育上又是青年導師；但從群眾揭露批判的材料表明，事實恰恰相反然。這位表麵上一貫進步，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積極“學習蘇聯”的科學家、教育家，原來是長期以來反共反蘇，崇拜美帝，追求資本主義道路的陰謀家、兩麵派。
錢偉長平時裝成心直口快，有啥說啥，彷彿是個單純直率的人。實際上正相反，他是一個口是心非，翻覆無常、挑撥離間、陰險詭詐的野心家。這幾年來他玩盡了兩麵派手法，在科學院、高教部、清華大學等單位之間播弄事非，挑撥關係，在科學院要譴責“高教部”。在高教部要譴責“科學院”。他要用外力壓清華黨委，他又以清華大學作資本，培植自己的勢力，提高自己的身價。大鳴大放期間，他策劃指揮，十分狠毒，反擊“右派”之後，他百般狡賴，極不老實。從這些事實上看所謂“心直口快”，完全是一種騙局。
錢偉長這個政治野心家是披著“萬能科學家”的外衣的，因此特別能迷惑人。他幾乎鄙視一切人，罵黨員幹部“不學無術”；罵老教授的學問已經過時，“誤人子弟”；罵一九四○年前後畢業的教師根底差(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念大學)。
他經常指指點點在各種專業問題上充“內行”，還自吹他興趣和知識的廣博是別人不能想像的，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領導一切、高人一等”的“萬能科學家”。
一九五六年底他在南方五大城市講演時，縱論天文、地理、動力、冶金、機械製造、土建、農業、醫學等二十多個科學部門中的研究任務和存在的問題缺點，極端傲慢地斥責這些部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無能。他說：“不知他們都到那裏去了？都作什麽去了？”“連這也規劃不出”，要受到後代子孫的唾罵。
他儼然以這一切科學部門的專家自居，而且還高出於這一切部門專家之上。反右鬥爭開始後，各部門的專家紛紛批判錢偉長的這篇報告，證明他完全是不懂裝懂、錯誤百出。除他自己本行外，其他科學部門，都是十足的“外行”同時還揭發了他的著作中抄襲別人勞動成果，卻不注明出處的剽竊行為，事實戳穿了“萬能科學家”的神話，揭露了錢偉長“偷、裝、吹”的極不老實的治學態度。他用這種態度作學問，他的科學造詣到底有多深？也是值得專家們研究的。
錢偉長還自吹是“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老教授”(實際上他隻教了十年書)，在他和弟子得到科學獎金時，光明日報、文匯報又極力吹噓他是循循善誘的良師，他在各種會議上還發表過對中、小學教育的意見，他又常常在青年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還是個教育家，許多青年甚至把他當成導師和榜樣。
整風揭露了錢偉長是一個腐蝕青年靈魂的政客。他散播沒落的資產階級的人生哲學來和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相對抗，他極力鼓吹個人主義，利用知識青年的弱點，煽動他們為個人利益、為成名成家奮鬥，不考慮國家的需要，不服從國家的利益。
他公然的誣蔑集體主義教育是封建主義的借屍還魂；他提倡自由任性，不要紀律，反抗領導。他這樣用資產階級的意識來腐蝕青年，把青年變成他的工具，利用青年來攻擊黨，實現他纂奪領導權的目的。為此，他不惜犧牲青年，讓他們作資本主義製度的殉葬品，斷送他們的前途。錢偉長常常自吹愛護青年，實際上他是在毒害青年。
錢偉長是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典型人物，他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都發表過較係統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東方民主》的目的是讓人類社會中的普通百姓都能來監督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的官員。應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來監督官員的威力的益處就是，監督官員的權力用法律的約束力交給官員身邊的每一個人，這是對每一個普通百姓的尊重，對於每一個普通百姓來講也是一種要負的責任。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戶曉監督官員。
人民應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請示報告上訪等，更不準對寫大字報的人進行打擊報複。如有報複，再貼大字報公布於眾。誰敢好意思再犯錯。官員也壓不住，寫大字報者受法律保護。也不會發生如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上訪見不到官員，或被半路上抓去飲茶。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錯，選舉時被不會選作幹部了。
發明《大字報》的是工人農民和為工農服務的知識分子。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隻能是《大字報》這種形式了。《大字報》的發明是基層的普通勞動人民, 他們對某人或某事有意見, 想表達卻無機會和平台, 即使表達了會遭到領導的打擊報複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報》的形式揭露執政黨的黑暗麵, 來監督當官的一言一行, 確保能公平公正廉潔奉公。新中國成立後就有, 《文革》時代仍寫入憲法中, 運用《大字報》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謀體,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1950至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普遍運用的民主方法。興起於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時又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七五憲法》中。毛澤東去世後一段時間，此原則還繼續享有合法地位，並被寫入七八憲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資派鄧小平廢除。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鬥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鬥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也會解決得比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內容為批評學校黨政領導。《人民日報》刊登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要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的群眾性的大民主運動。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組指令，以“四大”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運動》逐步擴展到工廠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開始。
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將“四大”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的民主。1978年憲法更進一步將“四大”上升為《公民基本權利》。
這個《公民基本權利》通過還不到二年就隨著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 於1980年8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改憲法的決議，取消了《公民基本權利》四大的全部內容。
新中國的《大字報》：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澤東視察武漢國棉四廠時觀看了大字報。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又專程到上海國營第一紡織廠看大字報。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視察沈陽黎明機械廠、 2 月 13 日 視察長春汽車廠、 2 月 14 日 視察長春電影製片廠、 4 月 12 日 在長沙視察駐地附近的警衛連和長沙著名的飲食店火宮殿、 8 月 12 日 視察天津東郊四合莊鄉新立村農業社時，毛澤東每次都比較仔細地觀看了各單位專欄中張貼的大字報和鳴放欄中的工人群眾提的意見和對幹部的批評和揭發的各種各樣不為人知的醜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澤東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陪同，離開東湖客舍驅車到湖北省委整風運動的點，位於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營的裕華紗廠看大字報。
毛澤東一進廠門，就被工人認出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消息很快傳開。工人們高興得直鼓掌。毛澤東微笑著，同圍在身旁的工人親切握手。當時，廠區兩旁全是貼滿鳴放的大字報專欄。
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黨能領導一切嗎?》大字報上寫道：“共產黨能領導打仗，隻能搞土改，搞農村工作有一套，搞工業生產不行，還是需要資產階級來領導。”
讀完大字報，毛澤東說道：“好家夥。” 他回頭問：“ 這些大字報是誰寫的? 這些人過去是幹什麽的?” 廠黨委書記張元一、經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又問：“你們怕不怕?” 張元一、尚金修回答：“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有工人群眾的支持，我們什麽也不怕。” “你們能頂得住嗎?“ “頂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們不要怕，要頂住。”毛澤東高興地說。
大字報很多，有一張大字報特別引人注意。上麵畫著五個頭像，頭像的嘴上還有封條，下麵的文字，說明這些人是靠吹牛拍馬上去的，所以整風時不開口揭發黨的問題。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前站了很久，問：“上麵畫的是誰?”
尚金修說：“都是從工人中選拔出來的幹部，有的在舊社會是童養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現在都是工廠或本車間的領導。” “怎麽能醜化工人呢? 寫大字報的是誰?” “都是資本家的留用人員。” “被貼大字報的人，他們怎麽樣?”“他們還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澤東放了心。
毛澤東在張平化和張元一、尚金修陪同下，邊看邊往前走，職工緊緊相隨。在一張題為《繡樓閨閣》的大字報前，毛澤東停住腳步。這是倉庫工人寫的，批評廠級領導作風不深人，從來沒有去過倉庫，希望領導走出“繡樓”，深入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問：“你這個領導是光吃飯不幹事，還是既吃飯又幹事?”尚金修答：“我們還是工作的。”張平化說：“他們既吃飯又幹事。”
毛澤東環顧左右，問：“這張大字報是寫誰的?”尚金修：“是寫我的。”
毛澤東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麽是閨閣?”“我們的書記是女的，大字報是寫我們的。”
毛澤東問：“對不對?(指群眾的批評)你是不是沒有到倉庫？尚金修：“去過，去的次數不多，每月盤存的時候去。”
毛澤東：“你是不是在樓上辦公?”尚金修：“我們辦公室在一樓。”
毛澤東：“當廠長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廠範圍內每天要轉一轉，要走出‘繡樓’，深入實際，接觸群眾。”
武漢的9月，氣候仍然十分炎熱。毛澤東冒著暑熱看大字報已有一個多小時了。尚金修請毛澤東、張平化去會議室休息一下。毛澤東不同意，要去車間看看工人。從筒搖車間進去，從清花車間出來。紡織工人見到毛澤東，熱烈鼓掌，毛澤東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廠靠長江的小路上，毛澤東問： “看完了沒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澤東同在場的工人、幹部親切話別，然後健步走向停靠在江邊的輪船上。裕華紗廠，後來改名為武漢市國棉第四棉紡廠，是武漢市紡織行業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澤東要柯慶施帶他去看大字報。上海國棉一廠的職工，整風的大字報一天出了好幾百張。九月十八日這天，毛主席來廠看了大字報，全廠有將近兩千個職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興，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鍾。”黨委書記特別的感到幸運，與毛主席握了手，談了話，陪著毛主席在走廊裏走了半裏路，並且與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裝，著的布鞋，身體很健康，麵色很紅潤。起先我們是這樣打算：請毛主席和柯慶施同誌到休息室坐一會，讓我們向毛主席匯報一下工作。毛主席笑著說“先看大字報吧，我們一麵走一麵說。”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張老工人發言的大字報，他老人家仔細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對整風中一些錯誤言論提出了反駁，並且要把錯誤的言論進行討論。毛主席看了以後，連連說：“老工人說的對。”
這時候，毛主席很關心地問我們：“鳴放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現在到了什麽地步？”我們告訴他，鳴放已經一個多月，現在全廠正在展開爭辯。在一張名叫“百醜圖”的漫畫前，毛主席又停下來仔細地看著，並問了一些這張漫畫中幾個人物的錯誤言論的情況。
毛主席來廠參觀的消息，飛也似的傳開了。這時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飯休息，有的工人端著飯碗從飯廳跑出來，有的工人從後機房騎腳踏車跑過來。在毛主席周圍，已經圍上了一百多人，四麵鼓起了掌聲。毛主席向群眾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們繼續向前走。貼在蘆棚上有一張批評黨委書記的大字報，毛主席仔細地看了一遍。因為平時接近群眾不夠，待人接物方麵比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職工反映看見我就害怕，甚至於在下車間巡視時，他們有意躲避。這張大字報就是批評這種作風。向毛主席匯報了這個情況，毛主席說“我們應當更多地接近群眾。”是的，今後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囑咐和同誌們的批評去改進自已的作風。
走著走著，我們到了食堂門口。一張大字報貼在門上，這是批評食堂管理不善，衛生工作不好。告訴毛主席，我們已經組織二十一個人的食堂檢查組，正在處理群眾提出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大字報並點點頭。
當我們繞道經過托兒所、醫務室走向南紡工場的走廊，早班吃飯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兩旁排著隊等候了。他們個個都想擠到前麵來，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著，舉起了左手，微笑地環視著群眾。
走出南紡工場以後，毛主席又看了幾張大字報，並且問起了廠裏情況。他問我今年幾歲，在工廠工作幾年。在小花園的門口，有四、五個職工湧上來，毛主席親切地和他們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紡織工人藍球隊健將，曾經上北京見過毛主席，這次又與毛主席握了手，好高興極了。
我們還想多留毛主席一會兒，但是時間不早了，毛主席還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眾夾道鼓掌歡呼聲中，毛主席上汽車走了。很長很長的時間，走道上還聚焦著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興地談著。
《“大鳴”、“大放”》其原本是把社會主義發展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推廣到中國共產黨對幹部黨員的整風運動當中，指人民群眾應有的《公民基本權利》中的言論自由。
《大鳴》相對於現代少數精英言論自由的“小鳴”，將政治評論的範圍擴大到當時中國的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工人、農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內容包含三個方麵：一是發表言論自由的主體大，大到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論自由覆蓋範圍大，公民有權表達對本單位、本地區、本部門乃至本國家所有問題的政治訴求，可以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進行公開質詢，並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縛，不限地點，不限集體或個人。三是容納言論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體之外的新的言論自由渠道，大小字報，標語口號，自由辯論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麵：放開曆史觀念的束縛，思想的解放；放開所有規則的約束，廢除所有審批和注冊等限製，任何人都有權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廢除已有製度基礎。
《大字報和大辯論》中的《大字報》指一種寫在紙上、粘貼於公共場所、以大字來書寫的牆報，用於表達自己對社會各個方麵的看法。
《大辯論》指在廣泛的群眾中間，圍繞一個政治問題進行的辯論。主要強調集思廣益、全民參與。與議會和委員會類似小範圍的辯論相對，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都交由人民自由討論。
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眾政治時代大眾應當享有的大眾自由和大眾民主，將從根本上取代數千年來精英時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