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是有序的

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是有序的

 

時不時有拿毛澤東時代的《戶籍》說事。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有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攻擊抹黑的重點是“農民們不能隨意地進入城市戶籍了”，意思是說自從有了《戶籍製度》後就如兩個鐵籠，關進去後就沒有可能相互轉換了。

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村人口很多。

中國幾千年以來農村人口都是無序的，可以無序流動的。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近十年的戰後清掃整理後，如果還是無序讓農民流動，還能集中力量搞社會主義建設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群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又將無序讓農民流動之後，結果如何？有眼有腦的都看得見。

毛澤東時代經清掃整理十年後，將全國人口有序地進行規劃。首先居住在城市的為城市戶口，居住在農村的為農村戶口。

城市戶口因沒有土地，所以企業工廠招工時優先。這是權宜之計劃，要首先安排好城市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子女們的就業。因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老大哥。

農村戶口有土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靠農民們獲得成功建立新中國的，不會不管農民的。隻是剛創業一切都是從頭開始。從當時現有的條件下，將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裏有各行各業，農忙時社員們耕地種地。農閑時老弱婦女留在公社裏管理農田和照顧小孩。而年青力壯的勞動力組織起來興修水利，開河挖水庫，植樹造林，開懇荒地，填海造地，基建造房，進廠做工等。忙得不亦樂呼，幹勁衝天，建設新中國。

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幹部社員們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根據各地特產特點積極組織創建小型的各種類型的社辦企業社辦工廠。組織集中民間各行各業的能工巧匠，以及各種類型的科技人員，到人民公社的社辦企業社辦工廠裏來，還招集各類社辦企業社辦工廠的做工的社員們進來做工。農忙時可以幫忙收糧食，農閑時可以多請社員們做工。

農村人民公社裏有社員，有工人，有各種商店，有學校，有衛生院紅醫站，有工廠，有農機站，有種子站，有托兒所，有養老院，對老弱病殘軍烈屬實行“五保“。有政府機關，有郵局，有保衛派出所，有民兵，有的還駐有軍隊。有銀行，有免費的各種社會福利。一個完整完善後的農村人民公社，不就是一個小城鎮嗎？

除此之外，城市戶口，農村戶口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城市戶口中轉為農村戶口的有：幹部下放農村勞動。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的有：工廠招工，頂替。上大學後。參軍後。提幹部後。隨軍家屬，隨工家屬，隨幹部大學生的家屬等。

當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群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各路牛鬼蛇神，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各有站在自私自利的立揚上，攻擊抹黑毛澤東時代。而非客觀地看待的。

走資派鄧小平們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如果能拿出更好更優的方法來治理中國，那也叫後人們心服口服。可如今呢？

中國的農村如何？農民們如何？農民工們如何？

具體的不在這兒說了。必竟這是中國人的“家醜“。隻是狠走資派。

[yongbing1993]

文革時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





毛澤東：“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毛澤東接見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是毛澤東評價文革的極為重要的講話。

《毛選》第七卷：26.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毛澤東：什麽時候謝胡〔1〕同誌到中國來的呀？

周恩來：去年五月。

毛澤東：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講這個問題，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也說，究竟哪一方麵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間。為什麽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比如十七年來，就有和高崗、饒漱石〔2〕的鬥爭，他們一個集團，我們把他整下去了，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後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3〕這個集團整下去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曆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4〕，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隻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

卡：受毛澤東同誌指示寫的？

毛澤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隻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彭真通知出版社，不準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現在不是改組了嗎？改組了的市委還不行，現在還要改組。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決定〔5〕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

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比如象賀龍、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把羅瑞卿的問題處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是去年五月。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六月一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八月。你們有人不是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6〕嗎？誰人去見的呀？

卡：什圖拉同誌。

毛澤東：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號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號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這一下大字報就滿天飛了！

巴：大字報就發出信號。

毛澤東：也不是我寫的，是聶元梓她們七個人寫的。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兩處搞起來的，他們有一篇材料給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就大搞起來了。八月十八號我接見了紅衛兵幾十萬人。接著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開了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自己才寫了一張二百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某些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學生，反對無產階級，搞白色恐怖。這才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麽辦法？毫無辦法。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7〕不聽。一個《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人民日報》是奪了兩次權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號；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著《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製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裏，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裏，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許多人，大概可以分這麽幾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他是讚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讚成；實際上打倒民族資本主義他就不讚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讚成的，分到農民手裏，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讚成了。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謂老幹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後才進黨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後進黨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當了幹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甚至更高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還有中央委員，這麽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收容下來的國民黨的這些人，其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了，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人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以後他們進了學校，甚至進了大學，掌了一部分權。這些人也不是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麵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這麽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並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隻有百分之幾，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等等，頂多有百分之五。那麽，七億人口裏麵也不過是三千五百萬人。他們也分散，分到各個鄉村、各個城市、各個街道。如果三千五百萬人集中到一起，手裏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軍了。

巴：盡管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沒有思想的軍隊。

毛澤東：他們是滅亡的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萬人裏頂多有幾十萬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農村、各學校、各機關。所以，大字報一出來，群眾運動一出來，紅衛兵一出來，他們嚇得要死。

另外，還有一些什麽東西也搞得很亂，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有人建議保留一個Teacher，我是個小學教員嘛，就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於什麽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你們都進過大學吧？

卡：一個都沒有。

毛澤東：馬克思是大學生，列寧是大學生，斯大林讀了中學，我也是隻讀了中學。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險，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什麽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分子可多了。但是，現在看來有些希望，鬥得厲害。

群眾都發動起來了，什麽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從去年，我和謝胡同誌談話時，比較樂觀些了。

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但是，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麽“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卡：不搞鬥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麽實現呢？

毛澤東：就是吆！中國搞修正主義不像蘇聯那麽容易，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受壓迫一百多年。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學校原封未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陳丕顯〔8〕不是派去的嗎？以後選舉的。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多，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我和總理都是聞名的。還不如紅衛兵，他們的領導人還和他們講過話呢，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去過。

毛澤東：“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9〕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誌的標語。什麽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於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打倒肖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10〕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但是，有一條真理永遠是真理，天不會掉下來的，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黨員、團員是好的，我們要堅決相信這條真理。

巴：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澤東：雖然有些人有些錯誤、缺點。我也不來包庇葉劍英、楊成武、肖華、王樹聲一點缺點，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錯誤，可以改呀。

毛澤東：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隻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麵都犯了一些錯誤。至於犯了一些什麽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麽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啥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11〕。

[yongbing1993]

《人權》《自由》《民主》芻議




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隨著封建迷信和各種宗教的影響下，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命運是”神授的“、“命中注定的“等意識形態逐漸退隱，而各種現代性新“大詞”相繼問世。如一批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政治哲學概念應運而生，如《人權》《自由》《民主》。又如公平、正義、進步、權利、平等、博愛、和平等。

這些概念的一個共同點是，人人都可以拿它們來為自己的主張或行動賦予正當性，即使不同主張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理念和實踐也打著相同旗號。在這些概念中，《人權》《自由》《民主》尤為顯眼，它們不僅能打動人，還頗具感召力。這三個概念解釋的主導權，原本掌握在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力量手中，但近些年卻被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霸權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國家先後改造，變成其發動意識形態文化戰的武器。

《人權》！誰的人權？是帝皇將相的人權？是資本家地主的人權？是達官貴人當權派的人權？要為這些人爭取人權嗎？顯然不是！

西方國家用來做借口的《人權》又是怎麽回事？又是從何時開始借用這《人權》的？西方國家是一個強調“人權“的國家是嗎？

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

有些人想當然地將目前的“人權”事業與美西方國家的曆史傳統以及更長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聯係到一起。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西方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美西方國家的八國聯軍十六國聯軍入侵越南入侵中東國等傷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美西方國家傷害了中國多少人的人權！”西方的“人權”恰恰是對非西方國家人權事業的破壞。

真正的《人權》實際上是二戰後由馬克思的共產國際中的許多國家大力推動的事業。在醞釀成立聯合國時，是古巴、巴拿馬等拉美中小國家提出，而不是美國，才了世界普遍人權標準的確立。

當時，美英等國意圖將一種“18世紀西方人的人權”標準強加給全世界，而古巴等國家則堅持一種不分種族、不分文化、不分膚色的普遍人權，反對在這個領域搞“種族中心主義”。表麵看似乎是人權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實則不然。因為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人權標準，是對其他文化特別是弱小民族人權的實質侵害。

最早要求聯合國將一個人權法案加入《聯合國憲章》的動議，是古巴、智利和巴拿馬三個拉美國家於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提出來的。在最後確定的憲章文本中涉及人權的行文，以及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大量條款，也大多出自這幾個國家代表團之手。

可以說，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和這些國家的堅持和鬥爭，“普遍人權”的概念就不會包括生活水平提高、充分就業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等方麵的“基本人權”、“平等權利”和“社會進步”這些內容。

在1948年巴黎會議上，針對古巴提案中關於勞動者工資權利條款的投票中，參會代表團分成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支持方除古巴外，還有波蘭、烏克蘭、蘇聯、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等國。而除了丹麥之外的所有“北大西洋”國家，包括美國，全都投了反對票。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後文本實現了妥協，整合各方立場，出現“一個人權，兩種表述”的情況。直到1966年，聯合國公布的兩份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依然存在這個分歧。

但美國自冷戰結束後就開始在人權問題上做文章，不承認當初的妥協，越來越片麵強調政治權利意義上的人權，甚至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並以此為借口，在非西方國家煽動親西方反對派進行顛覆活動。可以看出，西方國家蓄意進行並完成了對《自由》、《民主》、《人權》這三個政治哲學概念的改造，使它們完全變成其進行意識形態文化戰的鋒利武器。

《自由》！帝皇將相沒有自由嗎？資本家地主沒有自由嗎？達官貴人當權派沒有自由嗎？要為誰爭取自由？

自由的實質是自主。在人與人之間存在主奴關係的情況下，主人的自主包含針對奴隸的權力，而奴隸的自主則包含針對主人權力的反抗。

所以，同樣是自由，主人的自由與奴隸的自由是對立的。

從起源上看，自由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且來自西方貴族。13世紀英國的《大憲章》，被視為自由發展的裏程碑。然而，簽署憲章的高級僧侶和貴族們從國王那裏爭取來的自由，就包含著對自己領地內農奴進行統治和奴役的權力。

從《大憲章》到18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所謂“英國人的自由”，本質是相同的。人們隻看到英國人相對於本國國王和政府的自由，卻忽視了這種自由的另一麵：針對奴隸和殖民地人民的奴役。

實際上，自由有多大，奴役就有多大。之所以那段曆史中英國人深感自由，恰恰是因為這種自由建立在當時英國本國農奴和殖民地奴隸高度不自由的基礎上。

自從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傳遍世界，被壓迫的奴隸們就開啟了爭取自身自由的大業。如果從1791年海地奴隸起義算起，自由那時就開始與所有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緊緊聯係在一起。

當拿破侖1799年宣告“大革命結束了”並轉過身來派兵鎮壓響應“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殖民地人民後，爭取自由的事業實際上就從法國的“第三等級”手中轉到亞非拉“第三世界”手中。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建國運動代表著真正的對自由的理解與追求。

二戰成為自由內涵轉變的一個關鍵點。在戰爭生死關頭，世界各國普遍期盼美國參戰，美英借機從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者變身為人類文明衛士。特別是隨著美英法戰勝德意日，對自由理解的主導權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戰勝國手中。

在戰後的冷戰對抗中，西方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政體，進一步偏頗地解讀西方國家自身以“自由世界”的身份。與此同時指責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新興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從奪取政權轉入鞏固政權階段，大多麵臨鎮壓少數敵人抵抗顛覆的艱巨任務，在這一階段是獲得解放的大多數工人農民的自由和少數資本家地主的不自由作為攻擊理由。

《民主》！更是被西方重新闡釋的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從一開始也是不被認可的。

自古希臘柏拉圖時代直到二戰後的近2000年時間裏，民主一直被西方許多貴族精英汙蔑和詆毀。柏拉圖等人當年對民主政治的批判，在法國大革命後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的言論中繼續回響。比如，英國保守派外交部長威廉·格倫維爾1797年斷言：“因為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它（民主派）勢力大增”，“恐怕可以預見下個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是憲政與政府形式所導致的戰爭，這是君主政體、貴族統治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鬥爭”。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也被視為與君主政體、貴族統治不同。

從柏拉圖到格倫維爾，這一反民主政體的陣線一直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他們認為，真正的祖傳的大貴族才是優秀的、可敬的、有才華和有智慧的。新生的平民中冒出來的土豪、暴發戶的資本家地主也被正統的貴族瞧不起，不可以參與選舉。而對勞動人民底層百姓不過是些烏合之眾、無知之人、卑劣之人，他們建立的政權是“可恥的政權”。

這種對立形勢一直持續到二戰後。當時在蘇聯東歐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叫“民主國家”，高舉民主大旗，因為這真正代表了人民主權、大眾政治理想的實現。後來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而西方國家隻是勉強基於其逐步擴大的選舉權和競爭性選舉製度而自稱為“民主社會”。冷戰導致兩個陣營分裂，“民主國家”代表人民主權、人民國家、人民政治，而“民主社會”則代表資本家主權、資本家國家和由資本家所主導的政治，兩者形成鮮明對立。西方國家紛紛學習運用如全民的免費醫療、教育等。八小時工作製工會勞動法等。

二戰後起草《聯合國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這段曆史，見證了當時這一情形。當蘇聯代表提議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條加入“科學發展應當服務於進步、民主和國際和平”，並將第二十九條中的“民主社會”改為“民主國家”時，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反對，最終被否決。因為在當時的認知中，民主與民主國家就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代名詞。

那時，在到底誰才是真正民主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不敢與社會主義國家正麵交鋒，因為其選舉權的擴大過程極為緩慢。在英國，擁有選舉權的選民在1761年不足全國人口的4%，1883年才到8%，直到1928年婦女才獲得與男子同樣的選舉權，而在聯合王國全部領土上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則直到1968年才真正實現。若從1406年議會選舉法頒布算起，整個過程曆時560多年。

美國也一樣。從1789年憲法規定政府由“幾個州的人民選舉”產生算起，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才賦予所有男性白人公民選舉權，直到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才將選舉權擴展到所有婦女，而完全的普選則遲至1965年的“選舉權力法”才最終實現。整個過程曆時170多年。

法國在大革命期間嚐試一步到位實現完全普選，1791年的憲法賦予超過2/3的成年男子約450萬人選舉權。但這是一個徹底失敗的社會試驗。經曆了戰爭、複辟和劇烈社會動蕩後，到1814年選民人數被限製為7萬多人，1845年為24萬多人。嚴重內亂直到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頒布後才平息下來，選舉權重新擴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可選舉眾議院議員。而將婦女包括在內的完全普選，則遲至1944年才實現。

西方國家的這一過程與其說是人民民主的勝利，不如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因為伴隨著普選的實現，是人民大眾在政治權力上的妥協和資產階級在統治手段上的完善。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通過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直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事情很快發生變化。蘇聯被演變。中國走資派鄧小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正是在這三四十年的時間裏，西方國家像變魔術一樣，把“民主”的光環戴到了西方國家自己頭上。

[yongbing1993]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講給誰聽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講給誰聽？

毛澤東不懂階級鬥爭？

毛澤東要講給自己聽？

要講給走資派資本家聽？

鄧小平不懂階級鬥爭？

鄧小平為什麽說沒有？

而毛澤東反複強調說有？

毛澤東是講給工人農民聽的！

走資派鄧小平什麽時候忘了階級鬥爭？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中的《不要忘記》，隻是告訴工人農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如何處理任由工人農民們自己應對，麵對武裝的資產階級的當權派資本家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可以去反抗，可以去造反，也可以忍耐，更可以投降等。

《不忘階級鬥爭》是提醒工人農民。走資派鄧小平們及現代資本家和工人農民中願當奴隸的忽悠讓工人農民拋棄，而隻準他們自己《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目的。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如父母對孩子，老師對學生的諄諄囑咐。幾千年來工人農民，具體地說那些從戰火中活下來的工人農民的幹部以千千萬萬個工人農民們第一次當上了“官“，從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隊長到公社幹部、縣裏幹部、省裏幹部、到中央幹部裏，極大部分是沒讀過幾天書的，被蔣介石國民黨舊政府留下來的人視作“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說“輪流坐樁”。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時，毛澤東告訴這些工農幹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當走資派鄧小平要私有化複辟資本主義，搞垮私有化國營企業工廠，解散農村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告訴這些工人農民和工農幹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第一件事就是否定文革，忽悠“階級鬥爭不存在了“是鄧小平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是為了掩蓋無產階級同走資派之間的矛盾，保護搞修正主義的“大官”們的利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複辟資本主義。

毛主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毛主席又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揭示了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同黨內走資派之間的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

而走資派鄧小平宣揚階級鬥爭熄滅了，階級矛盾看不見了。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樣欺騙群眾的。還說：“今後的任務就是搞建設”，“階級已經基本消滅了”。又叫嚷：“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而事實是走資派鄧小平哪一天放棄過階級鬥爭。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極對不是對鄧小說的。也不是對資本家說的。走資派資本家天天在做。

請允許提醒大家注意一個非常簡單的觀念。這個觀念很簡單，但是它的理論和政治後果卻很重大。這個觀念就是：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即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曆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所開創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心和核心，是階級鬥爭。

因此，階級鬥爭不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工人運動的政治實踐中，而且還在理論中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中是“決定性環節”。

自從列寧之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哲學代表了理論中的階級鬥爭。更確切地說，任何哲學都在理論中代表了一種階級觀點，與對立階級的觀點相對的觀點。因此，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在理論中代表了無產階級的觀點。要理解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這是“決定性環節”。要理解這種哲學為什麽能停止“解釋”世界而去幫助人們革命性地改造世界，這也是“決定性環節”。

然而，要說階級鬥爭在馬克思的科學理論中也是“決定性環節”，理解起來恐怕要更困難一些。

舉一個例子：《資本論》。這部著作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基本原理。然而，我們不要給自己製造幻象。光把一本書放在眼前是不夠的，必須要懂得怎麽去閱讀它。然而，有一種“閱讀”《資本論》的方式，有一種“理解”和“闡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的方式，可能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意思是說它受到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滲透，打上了它的烙印，確切地說，是受到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或資產階級社會學至上論的影響和滲透，並打上了它們的烙印。

比如，可以這樣來閱讀《資本論》，即把它當作是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閱讀：從基礎開始，對“勞動過程”進行考察，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進行區分，對商品、金錢、剩餘價值、工資、再生產、地租、利潤、利息、利潤率下降趨勢等等進行分析，總之，安心地去從《資本論》中發現（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並在完成了對“經濟”機製的這種分析之後，再追加上一個小小的補充：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

未完成的關於社會階級的小小的一章，難道不是確實位於《資本論》的最後嗎？難道不應該在闡明了全部資本主義經濟機製之後，才去討論社會階級嗎？難道馬克思不是要我們把社會階級（從而階級鬥爭）看作僅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產物，它的最後的產物，它的結果嗎？難道社會階級不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後果，階級鬥爭不就是階級存在的後果嗎？

這種閱讀，這種對《資本論》的闡釋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經濟主義歪曲。社會階級並不是出現在《資本論》的最後，它們從頭到尾都出現在《資本論》中。階級鬥爭並不是從社會階級存在中派生出來的一個後果，階級鬥爭和階級的存在其實就是一回事。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論》的“決定性環節”。

雖然馬克思給《資本論》起了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副標題，但這不僅僅意味著他要對古典經濟學進行批判，還意味著他要對（資產階級）經濟主義幻象進行批判。他要對資產階級的這個幻象進行徹底的批判，因為它精心地將生產活動、交換活動（經濟）與社會階級、政治鬥爭等等割裂開來。馬克思要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全部條件（從而整個所謂的政治經濟），都被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滲透和統治著。

讓我們用簡單的幾句話來解釋一下馬克思這個論點的根本原理。

不存在“純粹的”經濟生產，不存在“純粹的”流通（交換），不存在“純粹的”分配。所有這些經濟現象，都是在社會關係中發生的過程，而這些社會關係，歸根到底（也就是說在它們的“外表”下麵），其實是階級關係，是對立階級之間的關係，即階級鬥爭的關係。

且以社會有用物品（使用價值）的物質生產為例，以肉眼看來，它出現在各生產單位中（在工廠、農業生產等等中）。這種物質生產要以“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其中“勞動力”（勞動者）利用各種生產工具（工具、機器）對原料進行加工。一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或者對《資本論》的“經濟主義”閱讀，會在這裏簡單地看到勞動的技術過程。然而，隻要跟著馬克思一起思考一下，就會發現，事情恰恰相反。應該說：生產力是在產生關係也即剝削關係的統治下在勞動過程中起作用的。之所以存在工人，是因為他們是雇傭勞動者，即被剝削者；之所以存在雇傭勞動者，也就是隻擁有自己的勞動力從而隻能被迫（列寧會說被饑餓所迫）將其出賣的人，是因為存在著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並購買勞動力以對其進行剝削，從中獲得剩餘價值。因此，對立階級的存在內嵌於生產本身中，內嵌於生產本身的核心，即內嵌於生產關係當中。

必須更進一步說，生產關係並不是作為生產力的“形式”追加到生產力身上的某種東西。生產關係滲透到了生產力之中，因為使“生產力”起作用的勞動力本身，仍是“生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傾向於不斷地對勞動力進行最大的剝削。而由於恰恰是這種傾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統治著一切，所以必須說，生產的技術機製都服從於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機製。被大家稱之為生產力的東西，既是物質基礎（馬克思會說“技術基礎”），又是生產關係即剝削關係的曆史存在形式。馬克思在第一卷（第四篇第14、15章 。[2]）中令人欽佩地證明了，（從手工業到大工業）組織生產過程的基礎及其相繼出現的形式，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曆史的和物質的存在基礎及其相繼出現的形式。因此，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割裂開來，是犯了經濟主義和技術官僚主義錯誤。在各種物質存在形式中，在由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存在的，是一個（有傾向性的）統一體。

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就不存在“純粹的”生產，也不存在“純粹的”經濟。披著生產關係外衣的對立階級，從一開始就出現在生產過程當中。階級鬥爭的基礎被對立階級的這種關係所掩蓋了。階級鬥爭已經物質性地根植於生產本身當中。

但這還不是全部。任何社會，如果不在生產的同時對其存在（其生產）的社會和物質條件進行再生產，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說，不可能在曆史中繼續存在下去。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條件，就是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剝削的條件：資本家階級肯定會不惜任何代價對它進行再生產。因此，為了理解《資本論》，就必須把我們自己提高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如此一來，我們就會發現，資產階級隻有展開一場針對工人階級的持久的階級鬥爭，才能保障（它在生產中強加的）剝削的穩定和長久。資產階級是通過使剝削的政治條件、意識形態條件和物質條件永久化，或通過對它們進行再生產，而展開這場階級鬥爭的。資產階級既在生產當中（將工資減少到隻夠用於勞動力的再生產、壓迫、懲罰、解雇、對工會的鬥爭，等等）展開這場鬥爭，同時也在生產之外展開這場鬥爭：這時國家、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政治體製、學校、宗教、傳播等等機器）就出現了，以便使工人階級屈服於那種壓迫和那種意識形態。

如果這樣來閱讀，《資本論》就不再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而是變成了關於以剝削雇傭勞動力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形式、法律-政治形式和物質形式的理論，變成了一種革命理論。

如果這樣來閱讀，就會將政治經濟學、生產力、技術等等重新放回到它們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我們就能對階級鬥爭形成另一種觀念，並拋棄一些幻象，比如來源於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人道主義”幻象（這種幻象是“經濟主義”幻象的補充物）。事實上，我們將不得不放棄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在階級鬥爭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認為我們要認識的階級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及其盟友）在反抗社會“不公”時所做出的行為。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社會是同體而生的。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社會是同時誕生的，是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對那時還沒有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進行了無比殘酷的階級鬥爭。一開始，無產階級絕不是要針對“不公”進行造反，他們隻不過是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進行抵抗而已，然後他們才組織了起來，獲得了自己的意識，並進而開始從反-進攻發展到進攻，直到奪取政權。

如果情況的確如此，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向我們證明了一切取決於階級鬥爭，那麽，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史無前例的事件的原因：這個事件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運動的“融合”。我們對下麵的事實還沒有進行足夠的思考：即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沒有寫出《共產黨宣言》之前就存在的工人運動，是為何且如何在《資本論》這麽難的著作中認出自己來的？是因為從一個普通的觀點即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階級鬥爭處於工人運動日常實踐的核心，處於《資本論》的核心，處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馬克思通過自己的科學理論，把自己從工人運動的政治經驗中汲取的東西回報給了工人運動。

正如毛澤東所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當然《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對工人農民中《不願當奴隸的一群人說的》。對工人農民中有願意當奴隸的當然會說，要拋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老皇曆了。也不奇怪。

[yongbing1993]

看來一粒老鼠藥的藥量還是不夠





一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對一些基本的曆史事實都沒搞懂，張口就狂吠就噴。看來一粒老鼠藥的藥量還是不夠，還必須加大藥量。

《共產黨》出自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創立一百多年。換過很多領袖。毛澤東執掌《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四十一年。毛澤東逝世後的改革開放有走資派鄧小平幕後掌控了二個半的總書記。之後又有兩個半的總書記被鄧隔代指任。執政各不相同，如何通而籠之地指責《共產黨》，或，《毛澤東》？而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其中包括文革在內，是完整的毛澤東時代。而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是按馬列主義的理論，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是《文革》。社會主義經濟建沒是以公有的計劃經濟。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工人在國營工廠有鐵飯碗。農民在人民公社裏當集體化的社員。沒有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但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有一部分共產黨的幹部，當了大官住大房子有汽車了，不想繼續革命了，不想繼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做官當老爺了。要複辟資本主義了，要想把權力固化在掌權者手中，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毛澤東稱這些人不是真的共產黨，是假共產黨，是真國民黨。這是對走資派的批判。就有了文革。

毛主席是如何反對“假共產黨”的：

1、“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5頁）

3、“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間，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水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談話時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6、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572頁）

7、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9、毛澤東說，如果 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黨校出版社，第1160頁。）

10、毛主席說：“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麽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1頁。）

11、“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X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澤東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4、“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毛主席：對《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18、“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他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06頁）

19、毛主席說，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住我對他們的希望，記住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我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20、毛主席說：“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對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21、毛主席講，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國代表鄧小平出席了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見《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第45頁）

然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經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己證明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隻是走資派稱之為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文革》是毛澤東的錯誤，給了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一粒老鼠藥，看來不夠。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為習近平揪心，《文革》將習父批鬥下台了，理應為父複仇？！習也被下鄉了受苦受難，現掌權了理應向毛澤東報複。然而，習近平在講話中用了大篇文字在盛讚毛澤東。使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很不爽。應該強烈請求習近平要為其父報仇，為習近平自己報複作出明示。總之，要加大老鼠藥的用量，才能讓這些反習近平分子閉嘴。

[yongbing1993]

文革中習家被鬥習近平會複仇嗎





文革中習家被鬥習近平會複仇嗎？不知道。

看看毛主席的胸懷，就知道他為什麽能贏得世界！

說起毛主席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

所以，有多大的心胸，才能幹成多大的事業。毛主席的心胸能乾坤鬥轉，不僅在於能團結全黨洪流向海，還在於能用民族情懷包容中國，包容那些階級敵人、戰爭罪犯、政壇宿敵。他包容了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中國。他包容了世界，共產黨一定會贏得了世界!

蔣介石屠殺共產黨那是極為狠毒，在白區“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蔣介石進攻紅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共產黨人被殺的血流成河。但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麵前，毛主席卻能置於民族利益之上，放下對蔣介石的深仇大恨。

眾所周知，毛主席十幾位親人，包括6位直係親屬被國民黨殺害，毛氏祖墳被蔣介石挖開多次。但毛主席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以德抱怨。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溪口，毛主席當即指示：“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命令解放軍切實保護好蔣介石的故居和祖墳，並指示中央政府撥專款維護修繕。

殺降、虐俘，這是世界戰爭史的通病，唯毛主席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主席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主席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主席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毛主席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主席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主席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主席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主席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主席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主席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主席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主席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主席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毛主席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主席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主席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主席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主席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主席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主席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主席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主席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主席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主席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主席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主席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看看毛主席的胸懷，就知道他為什麽能贏得世界！

說起毛主席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

白衣秀士王倫不能容人，自然遭到火並。所以，有多大的心胸，才能幹成多大的事業。毛主席的心胸能乾坤鬥轉，不僅在於能團結全黨洪流向海，還在於能用民族情懷包容中國，包容那些階級敵人、戰爭罪犯、政壇宿敵。他包容了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中國。他包容了世界，共產黨一定會贏得了世界!

[yongbing1993]

日漸凋零老輩人即將荒蕪農田地





《再無耕讀專家》

我潛意識地發現，村內對子女的教育觀，始終處於一種盲從和搖擺狀態，不管孩子的個性與悟性如何，隻要他(她)們還在讀書就行，至於孩子倒底學到了些什麽?他們是絕對不會去過問的。他們認為，現在大學生多如牛毛，國家又不包分配，畢業後一樣要自己找工作，還不如自己早早出來打工，弄點錢早早成家，結婚生子，完成一生的行程。

大山隔絕了村人的視野，他們不知道，更不關心外界發生了什麽，日久就變得難以明辯是非，通達事理。在農村人眼中，好與壞，是與非的衡量標尺和參照係，是與比他們相對富裕的幾個村民作比較的，認為有錢就有本事，有錢便有一切，殊不知，這群也許是一夜暴富的聰明人，是靠膽量，不擇手段，不計後果，敢於挑戰道義和法律底線之人，但大多村民往往對這些人崇拜之極，把他們做為自己孩子的榜樣。

在村人的思維中，宗族傳統權威早巳被打破，唯有自身錢包很鼓的人，說出話來才有份量，才能服眾，才理應被推崇為德高望重。而從不關心所供內容，所談言語是對是錯，更無須計較發言者的年齡大小或輩份高低。

這種邏輯極為簡單：有錢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最正確的。有位村領導叫阿培的在處理一些民事糾紛中，常說些大道理出來教育人，按理說出發點很不錯的，但雙方當事人背後就滴沾：“腦膜炎一個。”原因是什麽?就因為這位村領導窮唄。

《即將荒蕪的土地》

由於全村土地比較零散，且多為坡地，不易集中耕作和管理，盡管政府強調土地可以流轉，但卻無人問津。所以，每家每戶土地仍由自家耕作，從前是雙季稻，現因受勞力限製，隻種一季稻了，盡管這樣，還是有許多土地荒了。甚至有些將水田當作旱土種，因為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犁水田或插秧要150元至200元一天不等，還不容易請到合適的人，算下來成本比收入還高，於是大多逐漸改種玉米，而今年的玉米價格才7毛錢1斤，大多村民說明年什麽也不種了，劃不來。我問他們吃飯怎麽辦?他們說無所謂，反正米四處有賣，兒子寄回的錢買米還是足夠的。顯然，人口減少或人口流通，吃飯問題更容易解決了。

再者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土退化，土質板結，產量大減，甚至產生土地中毒，種上的莊稼(比如我村多年種植的烤煙)極易發生大麵積自然死亡等多類疾病，造成產量驟降或顆粒無收。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裏是種地啊，我們也知道這樣要不得，但我們老了，力不從心啊。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在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是不會種地的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日漸凋零的老一輩子》

這是一個局限的天地，這裏太貧窮了，擁有50萬以上的家產者廖廖無幾。四麵深山環繞，唯一的一條破水泥路通往鄉鎮，每天早上有二班客車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遠門，還有更多的老人，沒讀過一天書，一輩子沒走出過大山，進過縣城。

沒見過世麵的老人，卻是大山中最後一批寬厚仁慈之人，可是，這些老人越來越稀缺了，我所認識的安民、太財、賢會、清奇等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個個相繼去世了。此後，一個個兒孫滿堂的家庭根基開始坍塌，家風越加敗落，族人之間不再友善和睦，一個尚未成家的小輩不僅可以辱罵自己的叔輩，甚至可以操起家夥砸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間你爾我詐，妯娌間仇深似海。猶如一株大樹，盡管枝葉繁茂，高聳參天，但掏空樹根後，樹幹和樹椏開始枯落和腐爛。

人之間的家長裏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則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們個個神智健全，沒有任何精神疾患。這些事故的本質，是赤裸裸的人性與一個物質極大豐富，人情味都無比缺失的時代產生的強烈對撞。

《鄉土是否可以重建》

我經常在想，我們農村是否可以還原60、70年代的輝煌，當時，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農村去，農村是片廣闊的天地。”確實，那時我村與全國農村一樣，到處山青水秀，鳥語花香，完全原生態景象。但現在恐怕隻是我一廂情願罷了，現實是，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壓成“空心化”，很多人在為消逝的鄉村文明而呼籲反思，這是因為它走得太快，把文明丟的速度太快。而我的故鄉，它卻在飛速發展的時代中，因為笨重的身軀和閉塞落後走得太慢了，本該為此慶幸，但不幸的是，它卻走向了另一種根斷裂的病態極端。

我深知，我村的敗落已成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能人和資源不斷地外流，村老秘書澤含辛茹苦養育兒女成人，供讀大學，可兒女們成才後全部留在城市工作置業。老譚一生的全部積蓄給兒子在深圳辦廠，可兒子發跡後在深圳買房落戶，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繁榮城鎮的格局。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隨著國家精準扶貧等各項惠農政策的深入，理性平衡會越來越明顯，隻要村民的思想不死亡，說不定會有枯木逢春的一天。

[yongbing1993]

《河南血艾事件》真相會揭開嗎





轉網上《衛生部前高官追責李克強：不認錯，就下台》18.07.2013。

作者：吳雨

近日，中國衛生部前官員、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長陳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高法及高檢發出公開信，繼續追訴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河南血禍”中“掩蓋疫情”致艾滋病蔓延的責任。

（德國之聲中文網）7月8日，中國衛生部前官員、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及最高檢察院發出題為"李克強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認錯應該下台"的公開信。公開信指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事件，至今已近20年，李克強前任李長春主政期間，在河南推行"血漿經濟"因而導致河南農村爆發艾滋病疫情，李克強上任河南後，因為其掩蓋疫情導致至少30萬人感染艾滋病及至少10萬人死亡，河南產生了數百至上千個艾滋病村，幾十萬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屬因得不到國家賠償，加之投訴無門，在死亡線上掙紮。

公開信特別強調，1998年河南艾滋病危機爆發，李克強臨危受命到河南"救火"。在該問題上與其前任李長春一樣，隱瞞嚴重疫情和封鎖真相，並打壓河南艾滋病維權人士，包括河南第一個發現艾滋病病例的醫生王書平、目前已經出走美國的艾滋病維權人士高耀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等。這也是河南艾滋病疫情向中國其他省市蔓延的原因。

旅美艾滋病維權人士高耀潔的著作揭批河南血艾真相

此次陳秉中再促中共當局對河南血艾事件做出公正的司法判決、由中國人大常委會組成專門的調查委員會進行獨立公正調查，並公布調查結果，包括艾滋病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艾滋兒童及受到影響的兒童數量等；同時責成檢察機關對該事件問責，並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死難者家屬給予國家賠償；為現有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療、出台艾滋兒童的保障方案等。除此之外，陳秉中認為"如果李克強拒不認錯，就應該下台。"

作為前衛生部官員，陳秉中決絕的與體製撕裂，從2010年9月起開始舉報和追訴李長春、李克強及其他河南"血禍"的責任人，已向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和前總理溫家寶進行六次實名舉報；去年十八大前再向兩會主席團和黨代表舉報，後又投書中紀委書記王歧山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均石沉大海。今年3月15日，李克強接棒溫家寶成為新一屆政府的國家總理，陳秉中發出質問"李克強有什麽資格坐在總理的位子上？"目前北京警方已將這位前中共官員列入"監控名單"，不時對其進行警告和傳訊。

血艾感染者家屬要求政府擔負責任

陳秉中向德國之聲表示，自他舉報之初到現在幾年時間過去，他已經意識到中共當局根本無意正視這起人禍和對主要責任人問責，當局已將一起衛生領域公共事件轉化為政治醜聞和道德危機："對我舉報的事，他們也不說是對是錯，就在那兒賴著，顯然是心裏沒有底氣，根本無意解決。他們就怕揭開老底，如果揭開真相了，恐怕他們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

已80高齡身患重病的陳秉中表示已無畏生死，希望在有生之年揭開這起人為血禍真相，留下清晰無誤的曆史。他現在能做的就是突破國內對河南血禍信息的封鎖，通過各種渠道讓公眾知曉並倒逼政府去解決問題："對我來說，隻有堅持下去，隻要大家都知道真相了，這問題就好解決了。但現在這些內容隻能在國外發表，在國內都受限製，他們想盡辦法把信息封鎖住，但終有一天，這些真相會揭開的。"

轉《揭河南血漿經濟 愛知行網站被封》

中國致力於維護艾滋病患者和其它弱勢群體權益的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網站，近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下令關閉。

*刊登退休衛生官員公開信*

目前旅居美國的非政府組織愛知行研究所的負責人萬延海，2月15號在推特上披露說，因發布原衛生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致胡錦濤公開信，舉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河南主政期間對河南艾滋病血液災難承擔刑事罪責，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官方網站星期二被封。

隨後，北京愛知行研究所2月16號發布消息，確認得到北京市政府新聞辦電子郵件通知，稱“您的網站域名：aizhi.net違規大量發布時政新聞，如開通請聯係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兩天，愛知行研究所的網站發布了原衛生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陳秉中教授揭露河南艾滋血禍責任官員的公開信。

*市府新聞辦屢促刪除*

愛知行研究所的消息說，公開信發布後，他們接到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幾次電話，最近一次是2010年3月11日下午，要求刪除網站上登載的陳秉中教授致胡錦濤主席的公開信。愛知行研究所堅持要求依法處理，需要新聞辦出具法律條例和相關規定，新聞辦拒絕出示書麵通知。3月15日，愛知行研究所網站便無法訪問。

曾擔任過北京醫科大學教授的陳秉中在致胡錦濤的公開信中說，當年河南省的“血漿經濟”導致了10萬以上農民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萬多人已經命喪黃泉，是一起十分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公開信說，但先後在河南省主政的兩位高官，欺上瞞下，隱瞞疫情，欺騙輿論，卻沒有受到問責和司法追究，反而一路升遷。

*愛知行承受巨大壓力*

美國之音記者星期四致電愛知行研究所法律顧問黎雄兵律師詢問網站被封的情況，黎雄兵表示目前受到巨大壓力，不便多談。

他說：“現在普遍國內的壓力都大。相關的問題，我可能這陣子非常不方便，好吧。”

黎雄兵3月15號曾發推說，“淩晨，將近來的一些遭遇跟老婆作了交代，無論發生什麽事情，都要堅強。”

愛知行研究所的一位工作人員星期四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一位公民致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完全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

他說：“我覺得給胡錦濤主席寫封信，寫封公開信不是什麽問題吧。”

記者星期四打電話給北京市政府新聞辦詢問關閉愛知行研究所網站的理由，接電話的女士稱她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會將記者的問題轉給相關人士。

托管愛知行網站的萬網的技術部門星期四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說，他們關閉愛知行網站是受命於政府，要再開通需要得到北京市政府新聞辦的指令。

去年12月22日，北京市國保警察與北京市地方稅務局稽查局聯合進駐北京愛知行研究所，以“稽查賬目”為名，強行扣查並帶走自2002年愛知行成立以來的所有資料，包括艾滋病患者情況。愛知行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告訴美國之音記者，目前“查帳”行動還沒有結果。

《高耀潔》一個：2004年，當選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3年年度人物。2008年7月，入選改革開放30年傑出人物社會人物候選名單。

而如今：揭露中國艾滋病感染的高耀潔醫生在紐約去世，享年95歲。

改革開放傑出人物在紐約去世！

一個195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九三學社成員、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婦科腫瘤病專家。2004年，當選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3年年度人物。2008年7月，入選改革開放30年傑出人物社會人物候選名單的《高耀潔》，不遠萬裏來到美國，為幫助美國人治艾滋病嗎？

《高耀潔：李克強沒報複我 習已承認艾滋血災。》但高耀潔為什麽還要逃亡美國？這個《艾滋血災》分明是改革開放之後走資派所為，但並沒有追責任何一個走資派？高耀潔找美國政府作靠山作主子，目的是為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

高耀潔自己說一生在逃亡，小時候解放戰爭時期逃亡是事實。新中國成立後逃亡了嗎？195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之後又是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九三學社成員、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婦科腫瘤病專家。2004年，當選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2003年年度人物。2008年7月，入選改革開放30年傑出人物社會人物候選名單的《高耀潔》，逃亡了嗎？高耀潔自己說，五八年大食堂餓死人了？怎麽她沒有餓死？文革受罪了？能詳細說說受了哪些罪？

這次逃亡美國是高耀潔自主的吧。到了美國“我在美國由於言語不通，基本足不出戶。“有美國政府前高官看望，有人為付房租，還有人照顧是不錯。但也別被利用胡說八道攻擊抹黑共產黨毛澤東。

[yongbing1993]

故鄉還在但村子裏魂魄早已死去





走資派特色中國最大危機是什麽？走資派特色中國目前最大的危機並不在房地產，而是走向死亡的農村！！有人說，中國當下最大的危機是房地產泡沫，一旦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中國的經濟將整個崩盤!然而，當下的中國最大的危機並不在房地產，而在一個你看不到甚至意識不到的地方——農業、農民、農村!

機會主義是對農業最大的傷害。每個產業，總有一個進入的最佳時間，比如汽車製造業、IT業、文化產業等等。奇怪的是，對農業而言，不在於有沒有機會，而在於有沒有責任。農民必須認真種田！

農業不同於計算機，不同於汽車，不同於電視……它除了作為商品的屬性外，更擔當著對生命的根本維係。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計算機，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飯! 正是由於農業伴隨著對生命的擔當和承載，所以選擇從事農業就必須默認這種責任，無可推脫。

既然每天都要吃飯，農業的機會就一直存在，它永遠不會過時，也不會因為有了某項政策，機會才能來。就像一首詩寫的那樣：你見或者不見，我就在那裏，不悲不喜。你愛或者不愛，愛就在那裏，不增不減……。

走資派特色政府如果沒有這種責任，抓不住種好地的機會就會讓所有人民失望，就會讓人民生氣，就會讓人民抱怨。如果沒有認真安心種地的情懷，即使抓住了機會，對農業來說也不是認真地去種好地和搞好農田水利建設，種子肥料農機等外，還是留不住人。原因如下：

一是走資派特色政府和地方各級官員掠奪了本屬於農民的所有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等。導致產生了走資派官員都是純粹的投機主義者。

二是走資派特色政府和地方各級官員破壞了農業自有的生態平衡，讓農業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惡性循環。許多農田荒了。青壯年外出打工成了農民工，鄉下隻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

三是最終導致了糧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

物美價廉的新鮮食品人所喜愛，可走資派特色政府下的農民以不種地為榮，都進城打工掙錢爭先富夢想發財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種文化比“農業”更古老? 在所有的養生要素中，有哪一個要素比“吃”更重要?

可是，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國人把“農業”排斥在“國學”之外。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國學被剝離得隻剩下儒釋道和四書五經。

這個問題所折射的焦點恰恰就在於，作為一個有幾千年農業文明史的國家，“農業”已經不被當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著糧食，但中國人已忘記還有這麽一個與自己生命息息相關的行業。這對有著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燦爛的農耕文明的中華民族來說，不得不說是一種中國人的悲哀。而又是走資派持色政府的“盛世“。

是的，提起農業，人們會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詞：現代農業、高效農業、設備農業、觀光農業、休閑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智慧農業……但走資派特色政府和地方各級官員很少提到有“傳統農業”。

由於傳統農業不“現代”，不“科學”，所以逐漸被疏略，被拋棄。但卻被世界公認的農業機構稱之為精耕細作、用養結合、地力常新的典範，被看作是中國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地球上最龐大的人群，而且幾千年經久不息，綿延不絕的根本所在。

中國的農民，像父輩那樣視土地為生命的老一輩農民已經漸漸老去。

中國新一代農民，有的人深知靠種地養活不了自己，而選擇當了農民工。有的人雖然繼續種地，但由於沒有繼承和掌握傳統農業的生產技術，隻能淪落為“現代農業”指揮下的“產業工人”。為地主資本家打工。

與農民的退出相反，城裏的一個又一個資本家土豪卻租地當起了農村中的地主。沒有多少人是為了賺錢，也沒有多少人是因為喜愛，更沒有多少人覺得當農民是高大上，隻因為自己想吃到有基的安全食品和時鮮食品。當一個社會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種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到了該深刻反省的時候。在食品安全成為眾矢之的的今天走資派特色政府和地方各級官員們，你們自己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當你去買菜時，麵對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會買哪一種?2元/斤與8元/斤的大米呢?10元/斤的豬肉和50元/斤的豬肉呢?當你精明的選擇了便宜時，當你把這種選擇變成一種習慣時，當你把這個價位默認為“標準價位”時……你有沒有去關心這樣的價格這樣的食物正不正常。美國資本家們發明推廣了轉基因食品，他們自己不吃。

於是乎，本來要生長12個月才能出欄的豬，3個月就上市了。本來有肥有瘦的豬，全長成了瘦肉。“本來”不是種地的人，為吃到安全食品，也開始親自種地：或者一個大棚，或者一小塊農場，人們把這種農業稱為“情懷農業”。而農民們都進城當市民了。城市戶口了。

這裏的情懷，可能是對農業的情懷，也可能是對家人的情懷， 甚至是因為對某一個作物的特別愛好……總之，因為某種機緣巧合幹起了農業。這種農業往往不是以盈利為核心目的，所以總能堅守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底線。

一位村支書對農村現狀的憂慮，想跟大家分享一篇來自邵陽市新寧縣豐田鄉麒麟村原村黨支部譚書記的一篇文章《故鄉還在，但村子裏的魂魄早已死去》，它將為你還原出當下農村最真實的樣貌。

《故鄉還在，但村子裏的魂魄早已死去》

淩晨六點左右，當東方天空泛出那麽一丁點魚白，位於湖南省邵陽市新寧縣西北邊陲一個小村一一豐田鄉麒麟村在岩灣嶺沙石場轟轟的機械聲中蘇醒了。

麒麟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年輕人在外務工，其中有不少優秀者，或文化人，或小老板，或公務員，也許是常年漂泊在外的緣故吧，總把故鄉想象得似抒情詩一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對故鄉的無限恩念和眷戀，表現出濃厚的故鄉情結，把貧窮品德化，把落後浪漫化，認為醜化家鄉就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在這種迷茫之中，家鄉的腐爛就漸漸模糊起來……

我常年紮根家鄉，連我自己也很費解，在這種進步時代，為何家鄉這群人的生活竟會如此?有時連我自己也置身其中，隨波逐流。但習慣了也就自然了，也許這就是赤裸裸地人性吧，無論你願不願意，這就是人性，它都是擺在那裏，真實地發生，並伴隨時光的流動而變得變本加厲。

這就是我裝滿童年記憶的故鄉，正因為我愛它，才為它的人情嬗變而心痛，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感到遺憾與痛心。這一切的愛與痛之中，自己無能為力改變什麽，僅能摘錄其中的某些片段…

-1、賭博盛行

從馬坪原碧田中學舊址到麒麟碧田水庫管理站長達2公裏左右的馬路邊，有著大大小小的商店幾十家，但商店的物品卻七零八落，少得出奇，而是擺滿了小方桌、麻將桌之類，占據了店麵的大多地方，這應該是個綜合性的場所吧，在這裏，每天都發生了什麽呢?

村裏的娛樂方式是略顯單調的麻將與字牌，這種風氣在長達20年的時光中長盛不衰，年長者在家中操持家務，看帶孫子，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將桌或字牌桌上的是一群身強體壯的中年男女或敢於下賭注的年輕人。

早上九點左右，他(她)們會不約而同來到經常聚集的場所，自覺地按平時賭注大小坐在不同的位置上，開場時歡言笑語，大聲喧嘩，慢慢地就變得嚴肅、沉默起來，有時候不分晝夜，天昏地暗，直至把口袋裏的錢輸個精光，借得無處可借為止。肚子餓了，中途稍歇片刻，泡包方便麵或啃幾塊餅幹就了事，為何要放在商店?為的就是就地取材，節省時間，又有氣氛，又夠刺激，何樂而不為呢?

春節期間，是每年牌局的最盛時光，遠方的遊子回來了，走門串親的外地人也多起來，娛樂項目也隨著增加，鬥牛、A花、牌九一齊上陣了，牌友們雲集一起一決高下，有時候一人一年的血汗錢一夜輸個精光，還強顏歡笑，說“隻是娛樂娛樂一下”而已。

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贏者滿臉歡笑，輸者垂頭喪氣，回去後夫妻反目，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比比皆是。

靠收取“台費”的老板一天有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收入進賬，此時他們比自己的兒子考上名牌大學還牛逼：“今年放出去幾十萬哩，都是三五分的利息，明年我收到的利息都吃不完哩!”

春節過後，打工大軍又滿懷豪情的北上或南下了，他(她)們一定會認真努力地去掙錢，等待來年回來重複同樣的故事。

故鄉還在，但村子裏的魂魄早已死去;故鄉還在，但古老的宗族家訓的血脈早巳被掏空。

《扭曲的微信》

微信時代縮短了世界的距離，也融洽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親人，朋友天涯咫尺，相互間聊得熱火朝天。殊不見，火車站、汽車站、地鐵上、街道邊、酒店裏，人山人海都是低頭族。人們不會在候車室相互聊天了，無所謂問彼此的目的地結伴而行，就是熟人之間也隻是點頭招呼一下而已，大家都變得陌生起來。

這幾年，村裏通了光纖，有極少部分人安裝了電腦，自然也就有了WiFi，這可是個新鮮東西，往往全家人整天捧著手機玩微信，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不放過，白天黑夜顛倒，玩累了睡，睡醒了又玩，放任讓生活處於一種無聊的惡性循環之中。

受其影響，由於許多夫妻倆都在外務工，孩子則由爺爺、奶奶照顧，為方便聯係，自然給家裏購置了手機，老年人不懂使用，手機就由孩子掌管。爺爺奶奶們認為隻要讓孩子別餓著、凍著就行了，其餘的一概不管。這樣，許多孩子聚集在有電腦的牆角落、豬欄棚邊，不分晝夜，不分時間地打遊戲，玩微信，上QQ，學習一概不問，逃學、輟學者比比皆是。

這些年，村上考上名牌大學的為零，考上一般大學的也廖廖無幾，倒是未完成學業就輟學的越來越多了，看著一張張幼稚氣未脫的小臉，我心裏在滴血。

依舊故鄉，但相夫教子的傳統已不複存在;依舊故鄉，年輕的一代卻讓我們看不到希望。

《買碼之風愈演愈烈》

買碼，在香港稱之為“六合彩”，香港是合法的，大陸是禁止的，“六合彩”一般一星期開二至三期，因其中獎賠率高而非常誘惑人，我村前20年就有人坐黑莊，開黑碼了，買碼的村民更是不計其數。

拿到碼報後，儼然一副教授模樣，年長者戴著眼鏡，年輕的跟著摻和，相互討論和研究，希望得出一個有效的答案。然而又相互提防，各自有所保留，生怕對方撿了便宜。

輪到開碼那天，四處便熱鬧了，有人在電話中大聲叫嚷：“嗯，今鴨裏買吆咯?我看會出猴，今年是猴年，這是第一期。”對方手機傳出笑聲：“我想這一期買蛇，昨鴨裏我作了個夢，夢見蛇了，我作夢一向挺準的。”其實他在騙人，他昨夜根本沒作夢或許夢見了豬，他故意在誤導你，天上哪會掉餡餅?

買碼的四處在打電話問，開碼單的忙著向莊家報碼，然後不停地看時間，等著9點30分這一刻的到來，因為這是出碼的時刻，都在等著1比40的高額彩頭大發橫財。

終於出碼了，肥皂泡瞬間破裂了，高叫尖叫聲彼此起伏：“是麽，你就是不信，我說買猴你偏要買豬。”“唉，又沒中，下期看好滴，下注大的。””我家阿豪砍腦殼的，今鴨又輸了八佰。”二、三天後，又會重現同樣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