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美國兩顆核彈為啥不扔延安地區
在博文《全民皆兵全民參戰打敗日本鬼子》中有一評論：
《你自嗨的還很高興！沒有美國的核彈，蘇聯的鐵流，中國這些戲法能把日本趕出中國？恐怕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海軍偷襲美國，轟炸了夏威夷珍珠港的戰艦和軍事目標。350餘架日本飛機對珍珠港海軍基地實施了兩波攻擊，投下穿甲炸彈，並向美國的戰列艦和巡洋艦發射魚雷。美軍毫無防備，他們在爆炸的巨響中醒來，倉促進行自衛。這場先發製人的襲擊在90分鍾內結束，彼時，日本炸沉了四艘戰列艦和兩艘驅逐艦，炸毀188架飛機，受損的建築、船隻和飛機則更多。攻擊中約有2400名美國人喪生；另有1250人受傷，這是對美國一個巨大的震駭。攻擊過後，日本正式向美國宣戰，次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國恥”演講，他隨後簽署了對日本帝國的正式宣戰聲明。幾日之內，納粹德國與意大利向美國宣戰，而美國也迅即予以了宣戰回應。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了一顆原子彈。
日本入侵中國是：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之後開始。
1937年到1941年，從1941年再到1945年。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勝利靠的是《美國的核彈》嗎？
日本入侵全中國八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地區十四年，屠殺了多少中國的平民婦女兒童？是靠《美國的核彈》取得抗戰勝利的嗎？
而《美國的核彈》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而扔的嗎？
本博是不相信的。恐怕美國人也不會相信是為中國抗日扔的。
美國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多少平民？
美國向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多少平民？當然是日本平民。
值得為此感到高興自傲嗎？甚至到今天還為此宣揚點讚，要中國人感謝美國主子嗎？
按說，美國兩顆原子彈為什麽沒有扔在延安？
美國和蔣介石國民黨如此恨共產黨，美國兩顆原子彈足夠全部消滅共產黨及親共的人了。
然而，美國人沒有將兩顆原子彈扔在延安。
知道為什麽嗎？
是不是馬戶又鳥們感到美國人沒你們聰明？應該罵美國人啊？
美國人笨嗎？不！比你們馬戶又鳥們聰明多了。
在《美軍觀察員親自視察體會地道戰》博文中說，
“此時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勝利之際，中國戰場卻出現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一方麵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潰千裏，另一方麵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蓬勃發展。美國政府瞠目結舌之餘，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國政府瞠目結舌之餘，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軍延安觀察組由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部派出，目的具有軍事與政治的兩重性：既要搜集日偽情報，還要考察中共方麵的軍事實力和探討將來與之合作的前景。其成員除16名軍人外，還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顧問，美國駐華使館武官代表瑞德上校擔任觀察組組長。“
“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資深特工，他對共產主義充滿了仇恨，因此對共產黨八路軍最初從心底是不看好的。“
為什麽美國政府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啟示之一：美國政府曆來是奉行《弱肉強食》。
美國政府一開始是大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的。
如同今天美國支持烏克蘭樣。
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當年訪美和在美國國會演講，可比烏國澤司機可風光多了。
然而，蔣介石國民黨不爭氣。
美國政府毫不含糊迅速改變戰略，放棄蔣介石國民黨，轉而謀求同毛澤東共產黨接觸要求合作。
感興趣的翻翻曆史，例子很多。這裏沒時間和精力全例舉了。
啟示之二：美國對《以弱抗強又能取勝》好奇。也是務實的。
在人類曆史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強取勝。
美國曆史上就是以強取勝的曆史。
當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弱取勝時，美國政府是《好奇的務實的》。
美國政府沒有盲目地出兵幫助蔣介石，用美國先進的強大的飛機大炮，甚至可以用原子彈將中國共產黨徹底消滅。
而是要評估能不能徹底消滅共產黨？
所以就通過宋家姐妹接觸共產黨，因此就有了《美軍延安觀察組》。
美國要的是利益。不管中國人中的哪一派的。需要時用一下，不用了就如生活垃圾一樣的扔掉。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啟示之三：《美軍延安觀察組》考察結論，無法將共產黨徹底消滅。
原因很簡單，村民們拿起槍是戰士，拿起鋤頭可種地。
平時分散在各家各戶，戰鬥號角一吹響，壯年們拿起槍打敵人，父老鄉親婦女兒童進地道躲避。
把敵人打退了，照常該幹啥就幹啥。
《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美國軍官杜倫提出要看部隊，村裏隨便拉出來一個連的八路軍，120多人，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槍，還有六挺大正十一式機槍和六門八九式擲彈筒。
村民們全日械裝備的八路軍連隊，讓美軍觀察員杜倫有些詫異，檢查了武器和隊列後，他又隨機而且反複地詢問戰士們一些問題，然後才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在重慶參觀蔣介石軍隊的一個連，實際人數隻有四、五十人，其他大都是臨時抽調的，武器裝備雖然都是我們美國的，但戰鬥精神差得很。你們的武器全是從日軍那裏繳獲的，證明八路軍與日軍進行了多次戰鬥，打了勝仗！”
啟示之四：《以弱取勝》，毛澤東共產黨的方法。
美軍觀察員杜倫問：“你們是用什麽戰術，同具有世界第一流戰鬥力的日本陸軍作戰的？”
八路軍幹部魏洪亮如數家珍地介紹了冀中軍民在殘酷的反“掃蕩”鬥爭中，運用遊擊戰、地道戰、麻雀戰所創造的光輝戰例。
最後給美軍觀察員杜倫一個答案：“很簡單，我們用的是毛澤東的戰術思想，靠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的支持。”
杜倫表麵沒說啥，心底卻是相當有些不屑的。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資深特工，他對共產主義充滿了仇恨，因此對共產黨八路軍最初從心底是不看好的。
美軍觀察員杜倫提出要看看這裏的地道，九分區作戰科長雷溪帶隊就帶著美軍觀察員杜倫鑽進了地道裏去了。原文中很洋細描述。
中間還遇到日本小鬼子進村打了一仗。把美軍觀察員杜倫驚嚇了，最後八路軍將美軍觀察員杜倫安全地送回延安。
交戰中“杜倫更慌了，大聲叫嚷起來：“日本陸軍的攻擊能力是世界聞名的，你們的處境非常危險，因此你們必須把我送出日軍遠程火炮的極限射程之外，我的生命才有保證。”
魏洪亮極力安撫杜倫，請對方放心，說我們多少次反“掃蕩”都是這麽做的，這也是我們從血的教訓中摸索出的經驗。敵人的夜間長途奔襲，已經不足為奇，被我們打回去的次數多了！既然此地八路軍的最高長官這麽說，杜倫提起來的心稍微放下，接著又問準備多少部隊掩護轉移？
魏洪亮回答說，一個警衛班，再加上一個偵察排，足夠了。杜倫急眼了，你們的警衛力量才四十多人，敵人是我們的二十倍，司令官先生，您太年輕了，軍事上您不懂，這點兵力在防禦中……“
一聽這話，八路軍魏洪亮有點生氣了，非常嚴肅地對杜倫說：“你根本不了解我們抗日軍民的力量，也不懂我們的作戰特點，要不是為了您的安全，我完全有把握在這裏打退日軍的進攻。”
啟示之五：《軍民一家》《全民皆兵》隻有毛澤東共產黨做得到。
戰爭中的平民“國民黨可以不管不顧，共產黨作為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卻不能這麽辦。如果沒有一條路，那共產黨人就用生命為代價，闖出一條路，來保護平民。山溝裏可以有馬克思主義，冀中平原上一定可以建立敵後根據地，因為我們有人民的支持。
有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就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怎麽樣強大的敵人，都不可能征服我們，不管它是土豪劣紳，是軍閥土匪，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東西兩洋的各路洋大人。“
資本社會裏的軍隊是用美金作為工資征用的，有國家法律規定的義務征用，自願簽約合同征用以及專業的雇傭軍。這樣的軍隊示打仗為掙錢，一種工作。
而共產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保家為國。拿起槍是戰士，放下槍就是平民。人民的軍隊隻為保護平民，保護父老鄉親婦女兒童。用飛機大炮狂轟爛炸之下，隻會製造更多的仇恨。從而就開始怨怨相報，永無終點。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
《中美》“這麽兩個大國，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
《想改變對方》？是中國想改變美國？？？還是美國想改變中國？！
奴才對皇上說，奴才不想改變皇上，皇上一耳光打上來，奴才還是，一個獨裁者。
走資派篡權上台四十多年來，什麽時候想改變美國了？
走資派鄧小平奴才式的訪美，是以小學生的身分向美國學習的。
這次走資派習近平的發言，象不象一份述職報告。拜老油條會聽嗎？這是兩國之間的外交。不是太監向皇上述職。
走資派江朱以出賣中國利益得到美國允許入世貿。
走資派胡溫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在經濟上救了一次美國。
這次習又在戰亂中救了拜老油條或說是美國一次。全世界都在抗議種族滅絕之際，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支持美國。
走資派習李汪以美中為夫妻關係，嫁夫隨夫。想改變美國嗎？
而美國想改變中國，自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不斷地進行著。而且還很成功。這是不爭的事實。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哪一個不是美國各屆政客手中的玩物。
每每出於某種需要打中國牌要用時，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招之即來。每每需要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向別國警告時，就以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為《殺雞禁猴》來用。
以耍猴式地玩弄於股掌之中。狠狠地抽幾個耳光，又假惺惺地用手摸一下，問：痛不痛？奴才回答，不痛！奴才該打。樂此不疲。
真是奇了怪了。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這種奴才式的思維，是不是看清朝電視劇多了，還是無知，無能？還是白癡。
《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是在自言自語。是在對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自己說。對美國說，有用嗎？美國能聽嗎？
一個婦女遇到強奸犯，婦女說，在月經期，雙方不想幹不可以幹行嗎？
這種無知白癡的話還反複出現。上述這話己在多次講過。在國內有前後三十年不否定。世界命運共同體等。
《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他們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這個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婦女兒童嗎？
在這個節點上，拋開美國之前對中國的打壓不說。拋開美國強烈堅決支持以色列不提。就是看到加沙死亡的平民婦女兒童的份上，避開見麵一言不發，也算是對這些加沙死亡的平民婦女兒童的同情，對整個加沙乃至中東百姓的安慰。
是的，加沙乃至中東地區的資本家地主也都是想投降西方列強的。
然而中國《習近平稱，他和拜登是中美關係的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對人民》？中國的人民。
中國這麽富，怎麽容不下工人農民們的免費醫療？
中國這麽大，不想容台灣獨立？
資本家這麽富，不想給打工人多發點工資？
《對人民、對世界》？
對加沙的人民？《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走資派習近平：《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和謀劃，爲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爲人類進步展現擔當。》
《爲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中國這麽富，都富了哪些人？富了的財富都去哪兒了？中國幾億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這是大走資派說的。還說，人在做，天在看。
別總在《中國夢》中不醒。無能換個人做試試也行。
編者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優待浮虜》《不殺戰犯》就是不要怨怨相報永無止境了。
《改造日本戰犯紀實：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歎》。1956年，日本戰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被告席。前排右一為鈴木啟久，右二為藤田茂。
從7月3日開始，國家檔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第一個公布供詞的戰犯叫鈴木啟久，侵華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從他的供詞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駭人聽聞：“隻我個人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毀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1956年，鈴木啟久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接受了正義的審判。這次審判，沒有一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戰犯免於起訴，釋放回國。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歎。
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些日本戰犯的表現：所有戰犯都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甘願伏法，甚至主動要求以死謝罪。二戰後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上，從沒有出現過這樣全體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1000餘名經新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他們以罕見的勇氣和坦誠，揭露侵略戰爭的罪惡，在日本為“中日永不再戰”奔走呼號。
當年關押、改造日本戰犯的管理所，被他們稱為“再生之地”。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豢養成的嗜血惡魔，在新中國找回了良知，一個個被戰爭機器扭曲的靈魂，回歸人性。
“一個不跑，一個不死”。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蘇聯開來的悶罐列車駛入了中國邊境小城綏芬河火車站。
通常，國際列車要在這座車站進行換軌。蘇聯鐵路的軌道寬度為1520毫米，中國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標準軌。而這趟列車要交換的不是軌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悶罐車中，裝載著969名日本戰犯。
中國的押運專列就停在站台另一側的標準軌上，等待著把這批日本戰犯運往撫順的戰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一下子抓了60多萬日本俘虜。這些俘虜被悉數押到蘇聯境內。二戰期間，蘇聯喪失了2000萬人，日本俘虜們被用來填補勞動力的巨大缺口，多數送到了西伯利亞強製勞動。後來，蘇聯逐漸遣返日本戰俘。據蘇聯方麵的統計，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約十分之一的日本戰俘因為氣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蘇聯。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訪問莫斯科，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商定，蘇聯將在押的日本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移交給中國，按照新中國的法律進行處理，以宣示新中國主權國的地位和權威。
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是蘇聯方麵認定的“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蘇雙方的交接儀式在綏芬河鎮(今改市)機關的會客廳進行。文件手續履行之後，中方宴請了蘇聯拘留管理局押送戰犯的負責人。據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時任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科長董玉峰回憶，當時正是“中蘇友好萬歲”的時候，雙方極為親近，頻頻舉杯，他很快就被蘇聯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幹部記得，蘇聯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熱時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隻有殺掉。”
這樣的評判，無論是一句酒話，還是出自他們關押日本戰犯時的真實感受，都不會影響中國方麵對待日本戰犯的態度。中國方麵接收日本戰犯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是周恩來總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時特意囑咐的。
董玉峰負責監管，他接受任務時就對這個要求有顧慮，“一個不跑”容易，“一個不死”有難度。這些戰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累累血債，他們自然會猜想中國人民懲治他們的下場，路上難免發生意外。
蘇聯方麵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用一個謊言穩住了日本戰犯——至少在交給中國之前能夠穩住。不止一個日本戰犯曾回憶道，蘇聯人將他們押送到悶罐車上時，給他們通知的是“途經中國返回日本”。
蘇聯悶罐車的車廂門在20日打開，押運人員點著名把日本戰犯一個個提出。中方接收人員在站台另一側重複著他們的名字，日本戰犯一一應聲，在荷槍實彈的中蘇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國的押運專列。
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長趙毓英也在中國一側的隊伍中，注視著日本戰犯驚恐、猶豫地走過幾步之遙的站台。她回憶說，那些戰犯們一個個縮頭縮腦，要麽低著頭，要麽四下張望，一看就是特別緊張、驚慌。再加上當時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節，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這些日本戰犯衣衫不整，汗流浹背，蓬頭垢麵，要多狼狽有多狼狽。隻有幾個穿著馬靴的高級軍官，還在腆胸疊肚地撐著門麵，可是那身軍服又髒又破，一塊一塊地印著汗漬，實在襯不起他們裝出來的形象。
趙毓英出生於偽滿洲國時期的沈陽，她說自己有一個“亡國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國的階下囚，“我心裏那個解恨，你們也有今天!”
趙毓英那時候剛剛從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而且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人生軌跡本該和監獄、囚犯沒有任何交集。而在她畢業的前一天，學校通知她和另外兩個品學兼優的同學一起去東北戰犯管理所報到，臨時執行3個月的秘密任務。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這項秘密任務就是去接收日本戰犯，當時也想不到，從此和日本戰犯有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
趙毓英等專業醫護人員隨行，隻是中國接收日本戰犯的安全準備之一。中國的接收人員已經給他們的行程做了周詳準備。
接收日本戰犯的火車是東北鐵路局安排的專列，不是蘇聯所用的悶罐車，而選用了客車車廂，每個人都有座位，舒適得多。車廂窗戶都被鎖死，並且用報紙糊上。此舉既是為防範戰犯跳窗，也是為避免他們遭遇傷害——如果備受日本侵略荼毒的東北群眾看出這列火車的“乘客”，很難保證不會有過激舉動出現。
每節車廂有一名看守員值班，但不配備武器。車頭到車尾的押運指揮所架上電話，以便處理意外情況。
給日本戰犯準備的食物是在哈爾濱購買的幾千斤白麵包和幾百斤香腸、鹹鴨蛋。蘇聯的押運人員看到這些食物都眼饞，比他們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後，直接張嘴用他們的鹹魚幹換走了幾箱麵包。
在中國的火車上，日本戰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飯和東北大燉菜。趙毓英記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絲毫不顧形象。一個戰犯告訴她：“已經五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期間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食物隻有1斤黑麵包加鹽水湯。饑餓之下，他們吃過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國看守人員嚴格卻並不凶惡的態度，讓日本戰犯們心裏安穩下來，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戰犯突發急性闌尾炎。趙毓英等醫護人員在牡丹江車站下車，將他送入醫院及時救治。
兩天一夜之後，專列於淩晨3時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已經作好接站準備，沿途所經路麵實施短時間戒嚴，除將官級戰犯和病號坐車以外，其他戰犯集體步行押送監區。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兩層高的主樓隻是一個黑黢黢的輪廓。日本戰犯行進的隊列中忽然一陣騷動，有人認出了這座建築，以及它曾經讓人不寒而栗的陰森恐怖。
戰犯管理所。矗立在日本戰犯眼前的戰犯管理所，在他們的口中原本叫做“撫順典獄”，是1936年日本關東軍修建的。14年前的監獄建造者，14年後淪為獄中囚，曆史的巧合，像一個巨大諷刺。
更為巧合的是，這一行日本戰犯中有個大村忍，曾在撫順典獄擔任了10年典獄長，對這裏的恐怖與血腥再清楚不過。
撫順戰犯管理所保留著大村忍的筆供，裏麵記錄著他擔任典獄長時的所作所為：“我曾親自審問，加以拷問，方法是戴手銬腳鐐、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當處理屍體時，沒有將部下監督好，埋得很淺，屍體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經驗，凡是被關進這座鐵牢的人，必然經曆的是殘酷折磨，最終結果多數是死亡。
即便是沒有到過撫順的日本戰犯，也大多對這個偽滿洲國時期重要的煤炭產地早有所聞。在蘇聯期間的幾年苦役生涯讓他們猜測：“完了，要在這裏挖煤了卻一生了。”
撫順戰犯管理所原管教劉家常告訴記者，很長時間以後，這些戰犯才袒露了他們進入管理所時劇烈的心理波瀾。“他們想得太多了。”劉家常笑著回憶，管理所選址在原撫順典獄，既沒有羞辱他們的意思，也沒有讓他們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這個選擇是為了給他們提供了更好的關押條件。
不過，若是對撫順典獄尋根問源，這些日本戰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關押違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偽滿洲國成立之後，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移交”給了偽滿洲國，並撤銷了日本的治外法權。這不過是為了配合偽滿洲國政權成立的一場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戲倒是做得很足，撫順典獄就是一個戲碼——日本人在偽滿洲國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權庇護，也要進監獄。於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當時的“模範監獄”，建築、牢房的標準比一般監獄要好很多。
典獄長大村忍最清楚，這座監獄關押過的數千人中，沒有幾個違法犯紀的“日本臣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抗日誌士。“模範監獄”的外表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撫順典獄原有建築麵積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築是用做刑訊的地方，僅刑具庫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訊室、絞刑室、試驗室、“鎮靜間”等，一個接一個。
在接收這批日本戰犯之前，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萬元對這座監獄進行了改建，給監房安暖氣，擴大窗口，新建禮堂、醫院和浴池等，徹底清除各種刑具和刑訊室，處決犯人的刑場被改建成運動場，用於折磨抗日軍民的“鎮靜間”變成了理發室和浴室……獄中甚至還辟出了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電影放映室。
進入修葺一新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們依據職務被分派監舍。
獄內共有7棟監房，其中第五、第六棟監禁校佐級以上戰犯，6人一個監舍;第三、四棟是尉官以下戰犯，12人一間;第七棟安排病患戰犯;第一、二棟留給同樣從蘇聯引渡回來的偽滿洲國戰犯。一個月之後，溥儀和他的“皇親”、“大臣”們住進了那裏。
除了這批蘇聯移交的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來還收押了地方公安機關查補送監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轉監的9人。與此同時，還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抓獲的日本戰犯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新中國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戰犯。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夾雜著在長途行程後的疲憊和對陌生環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靜地過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監舍牆上貼著的通告，一些日本戰犯炸了窩。
戰犯還是戰俘?通告的內容隻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後，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並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內，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號的名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後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著犯有戰爭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台。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著“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內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牆內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員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鍾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哢哢”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隻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隻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隻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麵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並沒有那麽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著未來，還定義著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殺》死敵人是最簡單最容易的一件事。但讓戰犯認罪改過不是一件容易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不殺戰俘不殺戰犯。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幹部金源，要求麵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後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誌性的仁丹胡。麵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麽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裏沒有戰俘，隻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後，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於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幹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幹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後審判戰犯時製定和應用的一係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於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曆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曆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製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夥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後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製、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鬥，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拚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麽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麵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夥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夥食標準。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裏，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幹部看了心裏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麽做。”有人說：“槽裏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麽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匯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將戰犯們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灶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夥食標準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幹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麽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隻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夥食標準，也要遠遠高於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發、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證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後勤采購的高震照單采買。高震後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裏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著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幹淨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著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標誌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裏。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頑石點頭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後，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後就一直在進行著，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並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致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諉隱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麵，管理所把號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偽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內，製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後，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釁看守，恐嚇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凶。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後，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隻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隻會更囂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於關禁閉、關小號。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並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討，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後，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討，被管教幹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複複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麵前公開檢討。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裏傳出了鹿毛繁太懺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
“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裏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多年後，曾任偽滿三江省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長的島村三郎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寫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裏，他曾經傷害過的那些人的麵容一次次浮現腦海，“想起了自己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想起了指揮活埋俘虜、親手砍殺無辜百姓、甚至將其活活燒死時的慘叫聲;想起了眾多被塞進卡車送給731部隊做活體實驗的人們……”
日本軍國主義將他們變成戰爭機器和嗜血的魔鬼，鮮血和暴行是他們在戰爭中的興奮劑。戰爭結束了，軍國主義陰魂消散，一遍遍回想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這何嚐不是一種懲罰。
古海忠之，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被稱為“二號太上皇”。武部六藏癱瘓後，他成了日本戰犯中文職代表，“文看武部”變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戰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發自內心的懺悔：“我過去完全是一個人麵獸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奪取千萬中國人寶貴生命、掠奪中國億萬財富的重大責任的。”“我千死萬死也洗不淨自己的罪責。”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認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廣島，他知道原子彈在自己的家鄉爆炸，而看到原子彈爆炸後的廣島慘景，卻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電影《原子彈》。這個最頑固的日本戰犯開始思考：“日本的悲慘現實是怎樣造成的?中國以前的慘狀又是誰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暴虐：“對軍官全體教育說‘為使兵習慣於戰場，殺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試膽。對此使用俘虜比較好’ 。‘刺殺比槍殺有效果’。”他給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於萬一。”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1113名戰犯全部低頭認罪，他們每人都親筆寫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最終的審判，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日本戰犯和蔣介石國民黨軍的戰犯都是執行《一個不殺》的政策。
這些戰犯用“罄竹難書”形容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日本戰犯做出了“追究犯罪處分”的決定。此後兩年時間裏，700人組成的偵訊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兩處戰犯管理所，對全部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審查、偵訊、核實。
即便是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罪行簡單匯總，也足以讓人瞠目：被他們直接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有857000人，燒毀、破壞房屋78000處，掠奪糧食3700萬噸，煤炭2.22億噸……
曾經被視為“勇武”“忠勇”的行為，現在成了對良知的拷問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也覺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謝罪”，有28人向偵訊工作團遞交了處決請罪書，主動申請死刑。
藤田茂是自認必死無疑的日本戰犯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記錄當時的內心活動：“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虜要被處以重刑。在國際法庭的審判中，已經有1200多名日本軍官因此被處決。而我自己，僅‘秀嶺一號’作戰一戰，就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死刑。”
血債血償，於情於法都是這些日本戰犯應得的下場。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是依據他們的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采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最初給中央匯報的公訴方案中，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被免於起訴，準備起訴的戰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嚴重者足以被處以極刑。
這個已經是寬大處理的公訴方案卻被中央否定了。周恩來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匯報時作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定後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依據“不殺少判”的中央決策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複斟酌縮減，最後確定的起訴人數隻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第一個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製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幸存者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是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寫道：“從開始悔罪時起，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審判長宣讀完公訴書，輪到島村三郎自我陳述，他忽然雙膝跪地，泣不成聲：“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於衷地聽著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當年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麽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二戰之後，在世界範圍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有幾十個國際法庭、軍事法庭，庭審數千次，從來沒有過的一幕出現在了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45名戰犯，對法庭指認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認，沒有辯解，沒有推脫。被告席上的很多戰犯痛哭流涕，當庭下跪，跪向審判席，又跪向旁聽的中國民眾。
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證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戰犯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
到7月20日，設在沈陽和太原的兩個特別法庭，分四次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宣判。出乎這些準備以死謝罪的戰犯預料的是，中國法官沒有判決一個人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戰犯全部免予起訴，先後分兩批釋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後，被判刑的戰犯被集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這裏從此改稱撫順戰犯監獄。他們之中，武部六藏因為身患重病，在宣判後不久即假釋回國。另有一人在獄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後3名戰犯被提前釋放。此時，他們被新中國關押改造的時間總共有14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也是14年。
中歸聯”的遺產
從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鶴港需要4天，這是日本戰犯歸國的航線。
1956年6月21日，1000餘名日本戰犯被新中國政府宣布免於起訴，他們分批登上了從日本開來的“興安丸”客輪。4天的航程中，一個名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組織在回國日本戰犯中產生。
“興安丸”到達日本舞鶴港，很多人仍穿著撫順戰犯管理所統一分配的服裝——那是一身中國樣式的中山裝。日本當地政府部門為他們送上“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服和軍靴，沒有一個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歸聯”發表《告日本國民書》，文中寫道：隻要認識到本身所犯的錯誤，那麽如何會再次地去犯錯誤呢?我們絕對反對戰爭，絕對反對把人們驅向戰爭道路的軍國主義。
在歸國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中，他們選擇了文藝匯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公會堂被《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淹沒。
因為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十餘年，他們被視為異類，在試圖營建自己生活的時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幹擾。警察時常會來進行所謂的思想狀況調查，還會要求他們提供關於蘇聯和中國的信息。一些歸國戰犯在公司裏、在社會上也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赤色分子”、“過激分子”的標簽。
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誌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匯，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其實，最先對他們“洗腦”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洗去的是良知，灌輸的是邪惡。新中國對他們的改造，也可以說是“洗腦”，這一番洗去了邪惡，喚醒了良知。
為揭露戰爭罪行、保衛世界和平，“歸還者”們還從他們在中國關押期間寫作的《懺悔錄》中精選了15篇文章，並配上15幅曆史照片，編成《三光》一書出版，該書10天之內印刷6次，銷售之快占戰後日本書籍銷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獲得新中國提前釋放。他回到日本後擔任了“中歸聯”的會長。這位曾經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實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時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麵旗幟。他不斷帶領會員奔波於各地巡回演講，介紹中國政府對戰犯實行的人道主義待遇，用自身經曆勸誡民眾反省戰爭。
“中歸聯”成立後便發起了尋找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他們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組織募捐，並護送這些遺骨回葬中國。藤田茂先後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返回中國，不停地邀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訪問日本，但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後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第一任所長孫明齋等人率團訪問日本，“中歸聯”包括藤田茂在內的眾多老兵已相繼離世，親人們捧著骨灰前來迎接，以了卻這些老兵的心願。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總理贈給他的中山裝。
1988年，“中歸聯”會員集資22萬元人民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建立起一座潔白如玉的大理石謝罪碑，碑後用中日兩國文字刻著這樣的文字：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我們犯下了放火、殺人、掠奪等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間卻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從而使我們恢複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表示真誠的謝罪，並發誓絕不允許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作出貢獻。
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歸還者”離開了人世。到2002年時，活著的“中歸聯”成員僅剩100餘人，多數也已是風燭殘年。這一年，最後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中歸聯”不得不麵臨解散的命運。
實體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續。“中歸聯”宣布解散的當天，“撫順奇跡繼承會”宣告成立。它的成員是“中歸聯”會員的後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們繼續記錄侵略戰爭證詞，編寫季刊《中歸聯》，繼承了反戰老兵們的夙願。
“撫順奇跡繼承會”在證明著，曆史不會因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遺忘。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旁，一簇牽牛花爬滿籬笆。
這些花的種子來自一個叫副島進的戰犯。在他獲釋回國前，中國管教員送給他一把牽牛花籽，告訴他說：“你來中國的時候拿著武器，回日本的時候帶著這些花種。希望你再來中國的時候，手裏拿著的是鮮花。”
回國後，副島進把花種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並將結出的花籽分贈給鄰居。2007年副島進去世後，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牽牛花籽回贈給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日本戰犯的謝罪碑旁，這些牽牛花旺盛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