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解放》留學生功不可沒

新中國《解放》留學生功不可沒

 

 

【新中國解放了誰 ？】新中國《解放》留學生功不可沒。中國《留學生》第一次大量回國創建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新中國《解放》後迎來第二次大量《留學生》回國建設新中國。相比較如今走資派時代的留學生，在此不說也罷。

新中國《解放》後，在世界先進國家留學的2000多名海外科技工作者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解放》後科技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曆經坎坷的歸國過程意義深遠，使他們成為中國現代留學史上耀眼的群體，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踐行科學報國理念的榜樣。新中國《解放》後留學科技工作者群體歸國大潮回國後的工作與貢獻，在新中國科技與教育事業揚帆起航階段做出的重要貢獻與彰顯出的家國情懷。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近百年留學史，出現過數次留學熱潮，而伴隨著國家重大變革而出現的歸國潮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近6000名留日學生全部返回國，另還有約2000名留學歐美的學生在1年內回國，共赴國難，體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高度的使命感。第二次便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歸國潮，從1948—1957年，約2500多名在海外留學、訪學的華人放棄了安逸的生活和優越的工作條件，滿懷愛國熱情，經曆坎坷和挫折回國工作。這一批歸國的科技工作者為發展中國科教事業、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的許多人成為中國一些高科技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自清政府於1872年夏末派第一批3名學生赴美，到新中國成立，留學史上曾出現過4次熱潮，包括清末民初的留日熱、“五四”時期的留法熱、20世紀20年代的留蘇熱和20世紀40年代的留美熱。特別是1943年之後，大批留學生赴歐美學習，形成了民國時期出國留學的最後一個高潮。

早年留學生《學成即回國》者居多。如1937年清華同學錄列出1152名留學生中，僅21名在國外取得身份，其他人均學成歸國。1943年後出國的留學生群體情況卻大為不同。1950年在國外學習未歸的中國留學生，據統計有5541名，其中在美國的占63%，歐洲（集中於英、法兩國）的占12%。留學生回國腳步的延緩主要由國內局勢所致。抗戰勝利後緊接著內戰打響，時局的不斷變化造成留學生對戰時國內情況不明。很多人覺即便回國一時也報國無門，不如先等待機會，待國家安定後再回國參與建設。

1949年，國內形勢迅速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即。留美高分子化學家黃葆同在回憶文章中寫到：“在中國曆史轉折的前夜，國內隆隆的炮聲也震撼了為求學身處異鄉學子的心，何去何從是每個人要考慮的問題。”此時，關注國內形勢的留學生們熱血湧動，對祖國的向往始終是他們歸國最大的推動力。

1948年自法國回國的錢三強很早就下定決心：出國前，看到的是滿目瘡痍的舊中國，國家的動亂與積弱，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家國情懷。而出國後，這種使命感愈發強烈，我們更加切身體會到中外的差距。由於中國的貧窮落後而在海外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激發了我們對祖國的責任感。

第九屆中英“庚款”留學生戴傳曾自述：“決心為祖國的富強、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在絕大多數留學生心中，學成歸國是理所當然之事。

1946年自愛爾蘭回國的彭桓武回答為何回國時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而由於國際環境的影響，歸途受阻，更使他們迫切期盼回國。

留學日本的賀德昌在回國的問題上這樣寫道：“在這裏隻能消磨時光，不如及早歸國，使學有所用……使中國農民知道如何用化肥。”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正如自動控製專家梁思禮所說：“新中國像一個巨大磁鐵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愛國留學生歸國。”

為了能讓留學生了解國內真實的政治形勢，消除他們回國的顧慮，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在各國紛紛組織起留學生團體，通過創辦刊物、舉辦各種活動，提高廣大留學生對祖國形勢變化的認識，推動回國浪潮。

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是一個得到美國基督教會經費支持，有較長曆史的中國留學生自治團體。通過定期舉辦周末聯誼會、夏令營和做禮拜等活動，北美學生會致力於增強中國留學生之間的聯係，並借此交流國際和國內形勢，為留學生獲得真實的國內信息、討論祖國形勢提供了一個自由的平台。如1949年，北美學生會在美國新澤西州舉辦的夏令營，討論主題就是《認識新中國》。1949年底，北美學生會中西部地區分會主席朱光亞還特別發出《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在北美學生會的組織下，留美學生歸國情緒日益高漲。

另一個中國留學生社團中國科協留美分會於1949年1月在芝加哥成立，其發起宗旨就是團結廣大的留美科技工作者，把所學到的最新科技知識帶回祖國服務。該組織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們認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接近徹底的勝利，新中國的全麵建設即將開始，因此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務人民大眾的機會。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科學工作人員無可旁卸的責任。”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一批又一批的留美科協會員以及在他們說服和影響下的在美留學生相繼回到祖國參加建設，留美科協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不僅在美國，各國留學生也以不同形式發起了回國運動，“中國留英同學會”、“留英中國學生總會”、 “留英科協”、“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中國留德同學會”、“中國留法學生總會”等均通過創辦報紙、舉辦時事座談會及演講等形式探討新中國局勢，在鼓勵、動員留學生回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祖國的召喚。在海外學子積極籌劃回國之際，祖國也對他們發出了召喚。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就積極開展了留學生的回國動員工作，製定了積極爭取留學生歸國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新政府就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分別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設立留學生回國招待所，負責接待回國的留學生。周恩來總理還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誠懇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與此同時，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四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務院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製定了《中國留學生調査表》與《歡迎回國證》，首先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將調查表轉發到國外，由誌願回國的留學生填寫履曆、擬返國日期、回國後誌向等項目；然後寄回國內，換領《歡迎回國證》。有了此證，留學生們便可與所在國政府交涉，辦理回國手續。

新中國成立在即，紐約《華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留美科技工作者回國為建設新中國作準備，部分留美人員很快響應號召回國。英、法、德等國留學人員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進步團體影響下，也開始陸續回國。

何澤慧1936年大學畢業後赴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大學技術物理係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國家需要選擇實驗彈道學作為研究方向。1940年，她以題為《一種新的精確簡便測量子彈飛行速度的方法》的論文獲得工程博士學位。在柏林工業大學技術物理係存在的12年中，僅有4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隻有她來自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何澤慧被迫滯留在德國，她利用機會進入柏林西門子工廠弱電流實驗室參加磁性材料研究工作。1943年，她進入海德堡威廉皇家學院核物理研究所，師從實驗核物理學家博特，轉向原子核物理研究。1946年春，她來到法國巴黎，與大學同學錢三強結婚，一起在約裏奧·居裏夫婦領導的法蘭西學院原子核化學實驗室及居裏實驗室工作，合作發現了鈾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1948年夏，何澤慧與錢三強攜剛滿半歲的長女回國，參加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的組建。另外，留英的物理學家彭桓武、光學家王大珩，留美的工業經濟專家薛葆鼎、醫學專家計蘇華和吳階平、物理學家葛庭燧、何怡貞夫婦等人都是在這個時期先後回國的。他們的回歸可以說是這次回國潮的前浪。

 1950年的歸國熱潮。1949年，美國政府在中國留學生回國問題上，一度采取鼓勵政策。在中國政治形勢迅速變化的背景下，美國國會製定了“緊急援華款項”，以“庚子賠款”繼續資助留美學生，對於尚未完成學業的中國留學生，代付其學費，並按月供給生活費；對於已經完成學業的留學生，則鼓勵他們回國，並補助全部旅費（而對於要求赴台的中國留學生則不予補助）。美國國會撥款接濟中國留學生時特別強調兩點：一是留學生們應“盡快”回國；二是這筆款項用於協助在中國擴展民主。

借此時機，錢葆功等一批留美學生先行探路，乘坐“戈登將軍號”輪船回國，途中因戰事未了，曆時4個月才到達北京。1949年10月之後，回國開始相對容易。1950年2月，華羅庚歸國途中在香港發表了著名的《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其中的“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這句話成為大家共同的心聲。1950年3月16日，華羅庚返抵北京，立即投身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籌建工作之中。

華羅庚的選擇和號召在留學生群體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少留學生被這種熾熱的愛國之情打動。據曹宗巽回憶：“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鬥爭，我們終於把美國公民和政治難民的兩種申請表扔到了廢紙簍裏。下定決心，回到生我育我的祖國去，建功立業。”如此，從1949年至50年代初，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回到了中國大陸，形成留學生歸國的一個高潮。

1950年8月，130餘名在美留學人員先後從舊金山、洛杉磯搭乘“威爾遜總統號”回國，成為50年代的留美回國潮中同船人數最多的一次。趙忠堯就是其中之一，由於本身出國的任務便是進一步了解核物理學前沿，並采購加速器等有關的科研儀器、設備，他已經陸續把裝配加速器的一些大件設備發運回國。新中國成立後，他按原計劃回國，冒風險把質子加速器的圖紙以及真空管等小零件隨行李帶回，並把一部分物品放到同船的幾位校友包括羅時均、沈善炯、鮑文奎等行李之中。當船到日本橫濱時，美國以檢查違禁品為由，將趙忠堯、羅時均、沈善炯扣留，而鮑文奎因為非相關專業而躲過一劫。1950年11月28日，在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呼籲下，趙忠堯等人終於劫後歸來，踏上祖國的土地。隨後，趙忠堯用帶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中國第一台質子靜電加速器，進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

1952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的陳榮悌正準備回國之際，美國政府已禁止在美中國留學生回國，並且沒收留學生護照，僅提供一張證明信作為其在美的身份證明。為了能順利回國，陳榮悌不得不迂回取道歐洲。在經曆數次旅歐簽證被駁回後，他終於在1954年8月11日乘法國“自由號”客輪離開美國，並在中國駐日內瓦領事館協助下，輾轉取道布拉格、莫斯科，在1954年國慶前夕回到北京。

謝希德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係取得博士學位後就開始籌備回國事宜。因受美對華政策阻撓，她隻得先於1952年赴英國，與從事生化研究的曹天欽結婚後，再一起返回祖國。吳仲華、李敏華夫婦則是趁美國機場海關周日沒有移民局官員值班之機，以旅遊的名義繞道歐洲經蘇聯從滿洲裏入境雙雙回到祖國。王德寶在形容自己的回國之路時說：“總之是動了不少的腦筋，費了大量的周折和金錢，終於……回到了朝夕思念的祖國，當經過羅湖橋看到鮮豔的五星紅旗時，心中的激動和高興，真不是語言所能形容的。”

1950年錢學森在回國前被捕，保釋後又經曆了長達5年的軟禁。在漫長的5年中，錢學森在精神上感到十分壓抑。1955年6月，他輾轉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請求幫助回國，其中寫道：“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這封信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被作為中方重要證據。經過中國政府的交涉，美方不得不允許錢學森離美歸國。1955年10月，錢學森一家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到祖國。在錢學森的推薦下，郭永懷、李佩夫婦也於1956年輾轉回國。臨行前，郭永懷燒掉自己多年積累的手稿，坦言如此方能躲過阻礙早日回國，反正一切皆在自己腦中了。回國後，錢學森和郭永懷迅速投入到中國力學研究國防科技事業建設之中。

登記在冊的歸國科技工作者中，留美學者達937人，占65.8%；留英學者居第二位，占13.6%。但上述統計數字小於實際回國人數。據估計，1949年、1950年回國的科技工作者應多於登記人數一倍左右。總體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幾年間（1949—1954年），海外歸國科技工作者大約有2000人，另外，1955年、1956年回國者則有16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