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和專政的《楓橋經驗》

人民民主和專政的《楓橋經驗》

 

人類習慣於《神》作主。《聽天由命》《命中注定》。自有階級之分之後，人們習慣於《奴隸主》作主。《封建主》作主。《皇帝》作主。《資本家》作主。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盛世時期，馬克思橫空出世，發現了工人們要想加工資，成立《工會》組織工人《罷工》強迫資本家聽工人們的意見。開始被開槍鎮壓，工人《罷工》人數越多，資本家為工人們加了工資。原來工人們也可以作一回《主》的。

嚐到了甜頭，工人們也加了工資，不想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了，《工會》組織工人又進行《罷工》，要求《八小時工作製》，又實現了。當工人們可以《作主》了，農民們也學習了，成立《農會》將農民組織起來分了地主的田，農民們自己當家作主了。推而廣之，勞動人民自己可以當家作主了。

這就是《大民主》！發動群眾起來，老百姓人人豎起耳朵睜大眼晴，一發現有人搞《自私自利多吃多占》，或是做有損於大眾利益的壞事時，人民公社的社員，在毛澤東時代又一個稱呼叫《貧下中農》們就用《四大》武器中的大字報貼出來公布於天下，讓人人知道，人人來監督。文革中還有造反派紅衛兵給戴高帽遊街。這樣就從源頭阻止有人搞《自私自利多吃多占》做壞事了。同時進行教育幫助也能讓初犯錯誤的個人免遭牢獄之災。就是對犯罪進過牢後放出來的人，也進行關心幫助尊重他們重新做人。這就是真正民主的《楓橋經驗》。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實行《警察》《法官》《法律》來管理。事實證明效果欠佳。有些民事糾紛根本無人力資源去應付。對犯罪分子有時也是無法應對。如今的槍、偷、盜、零元購等頻發，槍擊案屢禁不止。吸毒流浪漢隨處可見。平民百姓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靠《警察》《法官》《法律》忙得過來嗎？而且打官司要錢，很費錢的。而毛澤東時代的《楓橋經驗》是免費的。更是沒有資本家的。

《楓橋經驗》到底做了些啥事情？《楓橋經驗》誕生，1963年楓橋人民公社《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共8頁。以下所有條文都抄襲於原當時下發的文件。在原作者原文中都有圖佐證。人們能否一分為二學學《楓橋經驗》，人人都把社會當成自己的家來管理，就會象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對社會治安一定會有好處的。

第1頁主要內容：調處了大量的各種生產糾紛和房屋、債務、婚姻、家庭等方麵的糾紛，據1962年不完全的統計，調解委員會所處理的就有3605件，其中生產糾紛700件。對這些糾紛的解決，一般都做到了深入群眾，查明原因，分清是非，聯係各方，充分協商，按照政策，妥善解決。

第6頁主要內容：調解組織的任務是：

1·直接負責或組織群眾進行調解各種民間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

2·經常向群眾進行愛國、愛社、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產，守法律、守紀律、遵守社會秩序，尊重社會公德的教育。

3·經常負責督促愛國公約的執行，並結合生產，圍繞中心，發動群眾及時檢查修訂。

4·與治保組織一起，加強對不良分子的教育改造。

第7頁主要內容：調解委員會必須遵守的原則：

1·必須遵守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辦事。

2·調解糾紛，必須是雙方自願，不能強迫群眾接受調解。

3·必須了解調解不是起訴必須的程序，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

目前凡是調解組織沒有建立或不健全的地方，應當盡快地整頓和健全起來。人民公社必須有一個健全的調解委員會，應由公社黨委副書記或副主任、文書兼任調解主任；大隊必須有一個健全的調解委員會或調解小組，應由支部副書記、副大隊長或監察擔任調解主任或調解組長；調解人員必須是政治可靠，立場堅定，作風正派，聯係群眾，辦事公道，熱心於調解工作，並且有一定社會經驗的人。

以上圖片說明的主要內容均實錄自文獻中的原文記錄。

“楓橋經驗”是怎樣源自公安的。浙江省諸暨縣公安局楓橋派出所始建於1950年7月，是一個農村鄉鎮派出所。當年公安機關實行“雙重領導”，即以地方黨委、政府領導屬地公安為主，業務上由上級公安主管和指導。國家對"四類分子"的改造工作，主要是由公安機關依法采取強製管製和監督改造兩種形式。

1963年6月浙江省委工作隊組成人員大部分是省公安廳幹部，具體政策的製定也由省公安廳、縣公安局直接下達到地區派出所。社教運動中，浙江省委工作隊根據公安幹部的“發動群眾開展說理鬥爭，以理服人，實現不捕人，製服四類分子”建議，並由公安幹部率先試點和總結出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

“楓橋經驗”誕生，諸暨縣公安局1962年第20號文件共5頁。

第1頁主要內容：加強對地富反壞分子政治思想教育的通知。指出有的基層幹部公開對四類分子講：“蔣介石真的打進來，先把你們統統殺掉，甚至斬草除根！”這樣講法是很不策略的，對分化瓦解敵人是不利的，人民政府也不會規定這樣的政策。所以工作中既要防止和克服不講政策策略，多捕多鬥，擴大打擊麵的現象，又要防止產生該懲辦不懲辦的現象。

第2頁主要內容：新華社最近發表的揭露蔣匪幫陰謀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消息，在地富反壞分子中引起了幾種不同的反應。

那些經過一定改造的，對形勢認識比較清楚，仍然安分守法，積極勞動，靠攏人民，不為別人的挑唆煽動所動搖。

那些在改造中動動搖搖的，對形勢認識還不大清楚，雖然也不安分守法，但不是對人民政府的改造政策產生了疑慮，就是對國民黨回來增加了幻想。

至於少數不願接受改造的，對形勢總是從反麵看，盼望蔣匪幫早日回來，有的甚至動手動腳起來。

第3頁主要內容：事實證明，人民政府處理問題是嚴肅認真的。不少人已經獲得改造，摘掉帽子、改變成分的人，他們享有應得的政治權利，和勞動人民一起參加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經濟上同工同酬，並沒有受到歧視。

沒有摘掉帽子、改變成分的人，隻要願意改惡從善，黨和政府曆來表示歡迎，並且幫助其積極改造自己。

第4頁主要內容：對黨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猜疑顧慮是沒有根據的，沒有問題的人，用不著怕，有問題的人，怕也沒有用，歸根到底，還是應該認真改造自己。

第5頁主要內容：各地在加強對四類分子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時，還應當向群眾和治保人員進行分化瓦解敵人的必要性的教育，發動群眾共同來做這一工作，使“幾個好人夾一個壞人”的原則同分化瓦解敵人的工作結合起來。

這份文獻是諸暨縣公安局於1962年7月2日下發的在社教運動中對地富反壞分子的教育提綱，提綱中明確了黨和政府的對四類分子感化教育政策。在1963年6月開展的社教運動中，楓橋區試點的7個公社的6·5萬人中，共有四類分子911人，其中163人有比較嚴重的破壞活動，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

鬥爭會上幹部、群眾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更沒有捕人，且允許鬥爭對象申辯，因地製宜采取“文鬥”的形式，通過說理鬥爭，就把那些認為非捕不可的“四類分子” 用“文鬥”就把“四類分子”製服了。在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年代裏，這樣做是要冒風險的，他們更不會想到，自己的大膽嚐試，會在以後的幾十年持續影響全國。

浙江省公安廳將楓橋區社教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經驗，10月上報到公安部。

當時毛主席在杭州視察，負責警衛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將楓橋的做法匯報給汪東興，汪東興也感到很好，就報告給了毛主席。

1963年11月，公安部領導到浙江了解楓橋區在運動中沒有捕人的經驗後，也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主席口頭匯報了這一做法。就這樣，楓橋區對敵鬥爭的經驗通過公安係統的兩條途徑匯報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對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采取說理鬥爭的方式教育說服“四類分子”的做法很感興趣，當即指出：“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並指示公安部要好好總結楓橋區的對敵鬥爭經驗。

遵照毛主席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廳蹲點諸暨楓橋，研究討論總結，在一個月時間裏，最終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隊和諸暨縣委署名的《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

同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遞呈的向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作“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稿上批示：

富治、彭真同誌：

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後，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麵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幹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日

諸暨的好例子，就是“楓橋經驗”。這一日，被視為“楓橋經驗”誕生日。至此，楓橋經驗宣告正式誕生。此後，這套始於楓橋，源自公安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經驗，走出諸暨，走遍浙江，走向全國。

毛主席對“楓橋經驗”高度讚賞，批示後僅兩天，他又找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汪東興談話時說，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後，做得並不比你們差，並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

22日，毛主席在與有關負責同誌口頭談話時指出：“楓橋經驗”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群眾為什麽懂得要這樣做，二是證明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以後，做得並不比你們差，並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工作做好了，還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時轉發《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至此，“楓橋經驗”正式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的一麵旗幟。起源於社教運動的“楓橋經驗”，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成功範例，在全國各地被爭相效仿。

“楓橋經驗”的推廣，對全國產生了積極的效果，1964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捕人、殺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況比曆年都好。

首發2023-07-17·王蘭生
作者：王蘭生

原文題目：《從文獻中探究“楓橋經驗”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