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澤東!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群眾反映》信上批示：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說：學製可以縮短。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毛澤東：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毛澤東：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那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製度，不是造就 “書呆子”，就是培養出 “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就會使毛澤東等一代人所創造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成為毛澤東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裏下定決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個又一個重要動因。

在毛澤東逝世以後，當年那些振聾發聵的話漸漸被走資派們醜化了，淡忘了，還有的人撇開那些談話的核心思想，斷章取義地就一些具體做法貶低為“違背教學規律”的“外行話”，甚至有“輕視知識傳授”、“衝擊教育秩序”等的抹黑指責。

毛澤東對於教育學是有係統完整地全麵的調查學習和研究的，並且確立了以“教育學”為自己的“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教育事業”為自己的“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毛澤東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教員。

年輕時期的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實踐。毛澤東曾擔任學校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長，並主持創辦農民夜校，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這些免費學校的目的，一是“造成新中國農民和工人能成為有開拓者能力之材”，二是提供“邊學理論知識又有實踐之場所”，更重要的是克服學校與社會“相隔相疑”的弊端，實現“疏通隔閡，讓學習者參與社會實踐與學校理論學習相結合，謂之“團結一氣”。

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毛澤東曾在一師附小教育實習，現在還可查到當時毛澤東的一篇國文教學教案，其中將這節課分為環環相扣的5個環節，一是讀(字)，二是講文法，三是做選例，四是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五是練習。教案通篇體現了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適應個別差異，擴充內容，與社會相聯係，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融為一體的教學思想。

畢業後，毛澤東在湖南一師附小當主事(相當於校長)，毛澤東發動學生組織自治會，提出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教務會議，對教師、教學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見;發揚學生自治精神，發展學生個性，不開除一個學生等建議，均被采納，對湖南一師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毛澤東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經曆過學校教育的學生，當你們讀到毛澤東的這些評論的時候作何感想? 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們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學生身邊遊蕩?

批判舊教育製度，是為了樹立新的教育製度。毛澤東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澤東起草《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開篇闡明宗旨：“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周流於社會”，除強調自主學習之外，《大綱》還特別提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

1926年，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重視培養學生獨立閱讀和鑽研能力。他讓學生閱讀28種書籍，由教師先列出書中主要問題，讓學生自己閱讀，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澤東起草《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這《十大教授法》對後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幹部教育與民眾教育，包括抗日軍政大學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重申：“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式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以一種職業教師的本能，仍然始終高度關注著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強調：“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 “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那種迫切的語氣飽含著對青少年的嗬護之情。從此，全中國的青少年都記得了他老人家要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並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雖然教育事業的規模，包括學校與學生人數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但是學校的教育方法卻與毛澤東所期望的相去甚遠。這種不滿在“二月來信”的批示中集中於：未能讓學生“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這會使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落空。在他隨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教育現狀的突出問題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脫離勞動群眾;尤以文科大學最為嚴重。

與毛澤東青年時代對舊教育製度的批判比較一下，就會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毛澤東對教育現狀大聲疾呼的批評絕不是心血來潮，小題大做，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教育思想一脈相承的反映。在毛澤東看來，“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批判的舊教育方法，在已經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國還在大行其道，“摧殘人材，摧殘青年”，這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維漢、易禮容、羅學瓚、毛澤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大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培養了十多萬抗日幹部，為後來的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幹部力量。

當毛澤東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年代準備把中國的未來交付給新中國的青年一代，期望著如同當年他們那一代革命者一樣，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湧現出新一批棟梁之材時，他卻深深地失望了。正如毛澤東所擔心的，這些在學校的象牙塔裏呆了十多年，“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青年學子們，一旦走上社會，就表現得極不成熟。

毛澤東在文革中召見學生領袖時所說的：“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他們沒有想著為人民做什麽好事，卻熱衷於 “以我為核心”，那“怎麽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結果就成了“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的孤家寡人。

如果沒有毛主席從底層人民出發，進行的前30年的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農村人民公社辦學校，把教育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977年恢複高考以後，會有那麽多的工農子弟、草根子弟進入高校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