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醜化階級鬥爭滅了嗎

《文革》被醜化階級鬥爭滅了嗎

 

 

《文革》被醜化階級鬥爭消滅了嗎？抹黑《文革》否定得了階級鬥爭嗎？《文革繼續革命》就是現實的階級鬥爭。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在一九五六年後開始萌芽的，曆經十年到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已經基本上形成，而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偉大實踐。那麽，這個理論形成的概況又是如何呢?

通過研究發現，一九五六年中國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雖然在中共八大上將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確立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毛澤東卻對此表示質疑，這個時候也沒有提出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雖然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但是卻沒有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做出明確的論斷，也沒有提出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中國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以及此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深入思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澤東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首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1]隨後，他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進一步分析了階級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關係問題。

這就不僅使人發問，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為什麽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說到底還是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決定的。這是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同樣也標誌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就要求與其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否則的話，舊的上層建築就會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到破壞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要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又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有人可能會問，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麽又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到，繼續革命是有特定含義的，不是指不斷革命，而是指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出發，如果不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難以獲得鞏固，甚至還會付諸於東流。因而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就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不論是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如果我們把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那麽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進行的，因而就叫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了。這就是繼續革命的由來。

可能還有人會問，階級是以是否掌握生產資料來作為劃分標準的，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怎麽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劃分的標準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主要不是以生產資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為階級的劃分標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階級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我們已經消滅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還沒有消滅。這個問題，是在去年整風時發現的。從這裏可以看到，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毛澤東不是以是否掌握生產資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

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的判斷，經受住了曆史的檢驗，在以後黨內出現的階級鬥爭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現了出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進行的鬥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這場鬥爭的實質，不是要不要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而是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方向的基礎上，探索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因而這場鬥爭從性質上來說就是一場階級鬥爭，是一場發生在黨內的階級鬥爭。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鬥爭，是黨內存在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黨內出現的階級鬥爭，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這種鬥爭表明資本主義在中國仍然存在著複辟的危險性，同時還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這種鬥爭的出現，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是在困難時期黨內乃至高級領導層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產生動搖的表現，“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雖然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召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擊退了“三風”，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方向的基礎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製，迅速擺脫了困難，走出了困境。但是這種動向卻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由此他經過深入思考後，不僅重申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還進一步製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級的基本路線。

在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為了堅定社會主義信念，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避免修正主義出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決定在城鄉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時候先後製定了《前十條》、《後十條》，指導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發展。

為了進一步總結社教運動的經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製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產生了嚴重分歧，這種分歧實質上反映出他們對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基本路線的分歧。

從中看到，社教運動是在基本路線的指引下進行的，毛澤東認為社教運動就是要解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緊緊依靠群眾來進行運動。而劉少奇則認為在社教運動問題上，是黨內外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要解決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反對將運動的重點確立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張依靠工作隊，通過紮根串聯，進行大兵團作戰的方式來進行運動。毛澤東將這種分歧與以前他們在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上的分歧聯係起來進行考慮，最終認為劉少奇已經不適合於再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還是一九六二年進行的鬥爭，乃至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的鬥爭，進一步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產生黨內的階級鬥爭，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蘇聯赫魯曉夫集團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沉痛教訓，又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這是階級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現，也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依據。這說明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仍然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人為確定的，而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說階級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石。

其實，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基本上形成了，而後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又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