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餓死人是走資派鄧小平謠言

炒作餓死人是走資派鄧小平謠言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右派們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成就，抓住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所謂的“普遍貧窮”。他們一直怨婦似地苦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那時如何“吃不飽飯”、“挨餓”等，真是煞有介事！不擇手段用盡一切忽悠抹黑顛倒黑白無中生有造謠造假來宣傳。

這裏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究竟什麽是真正的貧窮後餓死人？比如一個家庭，全家省吃儉用，集一切財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辦了車馬、生產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貧窮嗎？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建設積累了那樣多的物質基礎和家產，創造了那樣多的尖端工業和科技成就，那叫貧窮嗎？就隻說毛澤東時代創建的核武庫、兩彈一星技術係統就值多少財富？還有當時建造的一係例大型工業基地、水利工程，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等，將相當於多少財富？據有人推算，中國在1949—1979年30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資金和勞動力價值）就達3636萬億元 ，這麽大的價值都作為固定資產存在著。這相當於2007年GDP（24.66萬億元）的147倍。這難道不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嗎？如果老一代建設者當時就把這些生產積累吃光分淨，無疑能改善生活，但還有國家的強大和後來發展的基礎嗎！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右派們所謂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窮”、“吃不飽飯”，或許隻是指生活方麵的，但那也隻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過的現象，而決不能概括整個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狀況。事實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毛主席和黨中央更加重視農業發展，號召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改土造田等，從而根本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條件，人民生活也逐漸好轉起來。突出的變化體現在糧食產量上，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是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僅1965年至1979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3212萬噸，14年間增長了71%，年均增長率達3.5% 。連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特色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特色政府在 “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根本上對六、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評價盡管是低調的持否定的，例如"文革經濟崩潰論"。但這個所謂的 “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仍然使人們看到：糧食產量在十幾年間一直保持穩定、大幅度增長，無一年滑坡，這在迄今中國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奇跡！在人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這說明從此中國的糧食安全、吃飯問題曆史地得到解決。雖然並不富裕，但絕大部分人達到了溫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1982年也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請問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右派精英們：當時全中國人均占有糧食已達684斤，並且“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那麽何來什麽“普遍貧窮”、“吃不飽飯”之說！這就是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右派精英們的忽悠之說。是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右派精英們不擇手段用盡一切忽悠抹黑顛倒黑白無中生有造謠造假來宣傳之說。

由此說明，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七十年代末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從整體上說也告別了生活貧困，基本到達了溫飽。如裏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下去，其實離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遠了。在工業化實現之後再反哺農業、擴大消費品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這本是工業國家的普遍發展規律。事實上，在當時新中國有些條件好的農村社隊就己經開始向富裕水平發展了。例如江蘇省華西大隊，在1978年糧食畝產就達到2720斤。工業和副業產值達100多萬元，占到全大隊總產值的78% 。每個工業勞動力每年創造產值5100多元。《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在全國各地，類似的先進社隊也有不少。農村人民公社健康地在發展。

世界工業史說明，任何國家的工業化初期，都是一個投入大量資源、主要提高其生產能力的階段，而在這期間其消費水平和生活資料方麵不可能有較快的增長。其間勞動人民的貧困和饑餓是普遍性的。指責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沒有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生活的右派精英們，不妨看看各西方大國在當時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其國民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吧！

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為標誌，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完成了其工業化的進程。在這期間和之後，歐洲各國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經受了什麽樣的痛苦和災難、有多少人饑餓和死亡，這在曆史上是不乏記載的。例如恩格斯在1884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所記述的大量事實就是當時西歐工業國家人民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勞動者失業、貧困、饑餓、住房擁擠而齷齪、疾病流傳、很多人淪為乞丐、人口死亡率上升等，正是當時西方工業國家的普遍現象。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產業革命之後，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比原來手工工場時期和小農經濟條件下差得多。列寧在概括十九世紀後期的德國工人的生活狀況時也說：“他們簡直愈來愈窮，生活更壞，吃得更差，更吃不飽，更要擠在地窖和閣樓裏。”（《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頁。）在十九世紀末葉之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先後進入周期性經濟危機階段，勞動者階級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在1930－1932年的一次經濟危機中，僅世界頭號工業國家的美國，就有800多萬人被餓死（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另外還有7500萬人以上（約占當時全美人口的60%）處於嚴重饑餓和缺衣穿狀態，很多人靠吃野草和揀腐爛的水果蔬菜維持生命。關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美國的生活狀況，列寧曾概括說：是“貧富間鴻溝最深的國家之一。在那裏一方麵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於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麵是千百萬永遠在饑餓線上掙紮的勞苦大眾。”（《列寧全集》第28卷第44頁。）

亞洲的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開始工業革命，二十世紀初成為工業國家。1914年日本國民的人均收入僅36美元，在當時的世界列強中是最窮的。（［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280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多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掠取了大量不義之財，但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卻一直是貧困和痛苦的，並沒有過上什麽好日子。據有關材料提供，工廠工人每天勞動15個小時以上，絕大多數每天工資不到一升大米，就這點收入卻要供養全家人的生活。農村佃農和部分自耕農經常吃不飽飯，很多家庭負債累累，被迫送子女進廠礦作工或到國外去謀生。著名的日本電影《望鄉》所講述的一些人的悲慘經曆就是那個年代日本民眾真實生活的一個縮影。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是170-200‰，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是35歲。1920-1921年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 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全省92縣悉數蒙難，八百裏秦川，赤野千裏，屍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慘絕人寰，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800多萬人以樹皮、草根、觀音土苟延生命於奄奄一息。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1937年6月，四川饑荒中的饑民 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1943年餓死上百萬人。1945年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餓死了1750萬人。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

如果說西方工業國家有什麽高消費、高福利、人民生活改善的活，那也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被稱作“後工業社會”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近二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實在找不出任何國家有消除貧困和饑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紀錄。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也是勞動人民反剝削、反壓迫、要生存、要人權，此起彼伏地發生罷工、革命，國際間不斷發生戰爭的曆史。中國的右派精英們，對西方國家在實現其工業化過程中人民長期經受的痛苦和災難似乎無知，而對中國在隻有30年時間內存在的艱苦、貧窮卻大加指責，抱怨什麽“沒有改善生活”。這究竟是以什麽心態看問題，豈不是十分令人置疑嗎！

現代國際關係狀況說明，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和困難從根本上說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造成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從來也不願看到被壓迫的以及不聽它指揮棒走的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和強大。就六、七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來說，遠不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整個世界由熱戰到冷戰，各國都不能不把應付戰爭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對於新中國來說，從建國之初到七十年代後期一直處於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封鎖、製裁、顛覆和軍事侵犯之中。如果不想在強敵麵前屈服或被壓倒，當時形勢容許你安心改善生活、把大量資源投入消費嗎！連廣大百姓都懂得的道理：隻有在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獨立的前提下才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提高消費水平。在當時，為了搞建設、搶時機，所謂“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先生產後生活”等口號是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意誌。隻有少數右派精英、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才耐不住與廣大工農群眾“共同貧窮”，他們早就希望擺脫集體、自己“首先富起來”。什麽國家的生死存亡，對他們來說都是毫無顧及的。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在當時“備戰備荒”憂患意識籠罩下，國家不能不盡可能地擴大積累，使每年的生產積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國庫裏的黃金儲備達1280萬盎司，全國糧庫充滿。國家既無外債、又無外債。那麽多的積累和財富在當時決沒有任何揮霍、浪費，它最終還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毛主席逝世之後，新的領導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給全國60%多的職工增加了工資。還用大量外匯進口糧食和成套輕工設備，1978年一次就引進22個大型化工和鋼鐵項目，使用外匯超過1950—1977年引進使用外匯的總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並逐步放開了生活品供應，大量增加對農業的補償和支援等。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人們清楚地看出，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創業者們“革命加拚命”生產而又“勒緊褲腰帶”生活所留下的積累，而決非來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飽食公共資產後，卻翻過來指責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沒有改善生活”。這世界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走資派和右派們的醜陋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