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反右是三年解放戰爭延續

五七年反右是三年解放戰爭延續

 

五七年反右是三年解放戰爭延續，前者武鬥，後者文鬥。對於五七年右派言論的啟示最後演變成五七年反右鬥爭的過程，是值得後人認真研究學習的。原先隻是為中國共產黨內官員的整風，後來情勢發生逆轉，才演變為反右鬥爭的。說毛澤東搞的是“陽謀”先“引蛇出洞”，後“聚而殲之”反右早在計劃之中是別有用心的。“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但是開始就是要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

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毛澤東總在考慮他一手創立的新中國政府官員永遠要不脫離勞動製度，不脫離老百姓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 總是要求他的官員們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資本家、沒有流浪漢、沒有吸毒等平等的共同富裕的社會製度。所以在1949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新中國建立後，盡管形式上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但是裏麵還是一些舊時代遺留下的官員和影響。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立國以前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立國後當了大小官時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係列舊製度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讓黨外的有識之士和人民群眾來監督這些當官的。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後發生的一連串社會運動，恐怕需要返回原來的曆史語境中去。否則沒有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包括許多學者都會有一個印象，認為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怎麽如此不可想象。當然有一個曆史背景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麽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少數受過也是小學、中學的教育，大量的幹部一點教育都沒有受過。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又要運用人，所以它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用了。

現在有的人是別有用心的抹黑共產黨，比如土改之後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就要摘帽子的，地主、富農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簽，但是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生產資料不存在了就會取消成分了，其實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城市裏麵更複雜一些，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麽解決幹部問題呢？就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在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省級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成分的人，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的共產黨政權裏，包括警察和政府機關都有大量留用的。所以，1949年之後全國各行各業各級政府中就出現了兩種官員，一種是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官員，很大一部分是舊官員，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子女們。當時大學裏麵或者高中裏麵，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直到文革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官員還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甚至中央層麵的一些大官職。  
   
雖然56年、57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資本家們的資產合營後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虧損還是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5％給利息，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十二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這是當時的狀況，56、57年的狀況。當時也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等等，抓緊培養工農革命幹部，但是技術幹部和文化幹部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來，要搞建設就必須留用老官員和老知識分子。

所以，那時候老知識分子中間流傳一些話語，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可見還是有怨言。56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要推翻共產黨政權等那樣的言論。那個言論明的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麽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人說“至少10％到30％的中共黨員應該開除黨籍。而且要讓所有工農出身的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

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帽子。如果去看看57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是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工農們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就要讓他們去休息，舊官員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  

美國人李敦白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等等群起抗議政府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共產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隻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共產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

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們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製和提升的工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共產黨的稿子。’” 李敦白的嶽母是個普通勞動婦女，她幹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見《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第139-141頁）。

而這一切都發生毛主席領導工農群眾進行的 “反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裏麵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澤東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實際上，57年是一個轉折點，原打算要摘帽的地主富農的帽子改為不摘了，因為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是當時的曆史背景。事實上是舊的老的官員集團想把新中國的共產黨政權趕掉，而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想辦法反擊，就出現了這場反右運動。
   
老的官員集團排斥共產黨的工農革命幹部，說是沒有知識，沒有掌管國家的本事，我們有，所以應該你們下去休息、學習，先讓我們掌權。但是革命的工農幹部怎麽會答應，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你講本事、講知識，確實沒有，但是有革命的本錢，工農的出身就是本錢，以後之所以十分強調“成分”，就是這樣從那時候來的。

1957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資本家地主富裕人家的子女，因為工農子女還沒有錢上，都沒有上過小學。哪怕1949年剛剛開始上小學，到1956、57年，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隻能講“成分”。本來“成分”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消掉的，土改法裏都有明文規定的，但是1957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實際上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新中國剛建立要用這些人來建設新中國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隻有42000位大學教師、 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六億五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隻有三百八十四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很多工作單位裏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其中有上過高中的人就叫知識分子。就那個知識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  
   
百花齊放的時候，舊官員集團說要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麽說。在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是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會有強烈的反應的。當時幾個大右派的言論,  包括一些國民黨的留用人員，他們就說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這是言論的核心所在。 

反右並不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不是因為對知識分子歧視，把55萬人打成右派，不是這麽簡單。如果事情這麽簡單，為什麽反右發生在57年，不是發生在這之前，也不是發生在這之後，再過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為有大量的工農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當然，會不會有領導人借機報複，是一定有的；會不會有人下指標抓右派，也是一定會有的。到文革初期的時候又出現過一次，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文革時的反應，他並不喜歡下指標抓壞人這一套。

毛澤東從66年初就準備搞文革，頭50天，他批評的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頭50天中央以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各地的走資派的做法跟反右時一模一樣，就是下指標批己定性的地富資本家和右派，把他們放出來批判，他們已經經過一個57年，這一次確實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澤東說，這是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群眾，大鳴大放這個東西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毛洋東寫了第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才要造反,  造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

毛澤東在大字報中說,  把這兩個連起來理解，可以知道劉鄧真實的動機不在反對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  而是有意轉移鬥爭大方向,  達到鎮壓群眾運動的真正目的。有國外的專家，就是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麥克法誇爾，他講毛澤東反右很大程度上受黨內強大的壓力迫使他轉向，從大鳴大放到反右，因為黨內有強大的壓力。57年以前講落實政策，依賴知識分子，周恩來56年在一個知識分子的會上講話，都講要團結知識分子，但是57年以後說這些人不可靠，所以轉向是這樣轉過來的，對政策的影響也比較大。

回望那段曆史，從新中國後直到反右運動，你會發現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政權裏麵確實起到很強的參政議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將發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澤東與他的秘書林克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複查的程序問題時還說：今後黨組討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

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絕大部分是民主黨派人士。從章怡和寫的《往事不能如煙》，你也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對民主黨派人士的待遇是非常好的。但事實這些民主黨派人士中有相當一部分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先是以極左麵目擴大打擊右派分子,  隨後又平反拉籠右派分子,  聯合起來又打著中國共產黨的旗號複辟私有化的資本主義,  這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徹底露底了。

國營工廠私有化工人下崗了,  人民公社解散農民四處流浪找工成農民工了。雖然經過文化大革命被批了,  所以要極盡所能來否定林黑文革就不難理解了。工人農民被剝削壓迢的日子又回來了。普通工農大眾參政議政放到曆史的時段裏麵來看，普通的民眾能夠在政治中間發揮作用，49年以後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對普通的民眾而言。
比如54年憲法賦予公民選舉權，那時候的人真的是歡天喜地，而今天工農參政議政反倒少了很多。而有些問題已變得令人觸目驚心，包括環境危機、貧富懸殊（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大規模下崗失業、就學難、就醫難、各類事故頻發）等。工作的八小時的權利現在卻消失了，工人完全被工具化了。在參政議政方麵，工人農民是惡化了。看政協就是資本家富人俱樂部，政協裏麵幾乎沒有地地道道的工人農民了，人大裏麵工人、農民也越來越少。80年代初，人大裏麵有50％以上是工人、農民，現在完全不是。而權貴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團化的趨勢很明顯。今天，看到大量的曆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曆史就不是原來的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現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