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將沈醉說戰犯改造見聞

國民黨中將沈醉說戰犯改造見聞

 

到了香港我的回答還是和在北京見到外賓的回答一個樣，一句話，一切都是真的。

究竟是什麽力量能使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來一個180度的轉變，杜聿明等跟隨蔣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麽隻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時間就會使人轉變得如此徹底呢？說句老實話，我們都沒有認真去總結過，相反，是和我們接觸過的許多外國人，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得出一條相類似的經驗總結，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改造戰犯的一著高招是：參觀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的大陸社會的實踐現實的改變，老百姓的現實變化。

根據是這樣：僅僅從革命人道主義出發，在吃住等生活上給予優待，這些人並不稀軍，因為這些人過去的生話比這好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隻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從不打不罵不侮辱來看，那也隻能使他們能安靜地生活下去，與思想轉變的關係不但不大，有時還容易使之停滯不前或滿不在乎依舊我行我索。

如果專門從勞動鍛煉來改造這些人，那隻會引起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後自殺過的，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強迫他們去勞動，肯定不會觸動他們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頑固思想。這些人是長期充當上層統治者，多年來養成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習慣，怎麽會甘心成天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如果隻是靠學習啃書本，讀報紙，雖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真理，要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學到最後也聯係不到內心深處的思想境界，來一個對過去全盤否定的大轉變。

當我得知許多外國朋友總結出通過參觀而使我們的思想起了重大變化這一情況，我雖然一向認為外國月亮並不比中國月亮圓，但對他們作的這一結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當然我不認為他們比我們聰明，但中國有句老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相信這是真理，我們是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我每一回憶我們集中改造後，一聽到宣布要讓我們去參觀工廠、學校等的時候，那種高興的勁頭，可以說自從當犯人以來所沒有過的。負責人在宣布讓我們參觀時，總要說這樣一句話：社會是學校，現在讓你們進一下這個學校，這對你們加速改造將有所幫助，希望你們好好去學習。

“社會是學校”，這句話我的確是深有體會。因為戰犯改造所改造我們時，每天讀文件、報紙等，都是靠我們去無師自通，改造所隻有領導人和管理員，沒有教員，也從來沒有人給我們上馬列主義課。如果靠我們互相來提高，那將是變成扯不完的皮。因為這些人當中，大都自視甚高，“老子天下第二”（校長老先生第一）的思想很濃厚，誰也不佩服誰，憑幾本書，肯定越改造會越糊塗，O053同學那種“一切循環不已，共產主義社會又要回到原始社會”的論調，以及第3兵團司令張淦堅信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等等，在許多人聽來還是認為對的。

進一進社會學校，去看看實實在在的東西，對比對比過去，這比什麽經典著作對這些戰犯都能起到極大的作用。

沈醉簡曆：

沈醉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期官至陸軍中將。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陸軍中將。

沈醉在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期間，先後任少校行動組長、稽查處上校處長、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中華民國國防部少將專員、雲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遊擊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後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國民黨人員。1960年被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後被委任為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的中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1980年被認定為起義將領。1981年11月起，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晚年勤於著述。

沈醉長期服務於蔣介石國民黨的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深得蔣介石國民黨的軍統長官戴笠的信任，與陳恭澍、趙理君、王天木並稱四大金剛，與周養浩、徐遠舉並稱軍統三劍客。

《戰犯改造所見聞》沈醉【完結】(94)

改造靠《參觀社會學校》

誠意改造非為過關

許多外國人到中國來參觀時，都愛找特赦戰犯杜聿明、溥儀、宋希濂等談談，他們大都是懷著一種好奇和懷疑的心情，希望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把國民黨百萬大軍的統帥以及中國末代皇帝和特務頭子等改造過來的。例如英國蒙巴頓勳爵，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與杜聿明在許多地方見到過，他知道杜是忠心耿耿地擁護校長蔣介石的，他開始聽人說，杜聿明在戰犯所改造時表現很好，得到第一批特赦，他不大相信，非親自見見不可。一見之下，他看到杜聿明前後判若兩人，他思考很久之後，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的確有獨到之處。一些仍處於封建社會製度的什麽國王、親王之類的人，便希望找溥儀談談，研究一下皇帝如何能甘心情願當平民的。

我不及他們接見的外賓多，總共不過三次，一次是澳大利亞兩個大學教授，他們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找了溥儀、溥傑、杜聿明等談過之後才找我的；另有幾個從日本來的記者，是讀了一本叫《紅岩》的小說之後，想見見這本書中描寫的殺人不眨眼的軍統大特務，究竟長得多麽可怕，又是怎樣轉變思想而得到特赦的。

還有幾個是抗戰時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國人。他們過去長期和我打交道，他們到中國旅遊時，聽說我還活著，便抱著好奇心請求見我一麵，居然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和我一道拍了許多照片，帶回去給過去在中美所工作過的、與我認識的美國朋友看。

更多的當然是我前年赴香港時，許多人當麵問我，是不是真心誠意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的確能使人改變過來，或者隻是為了求得自由，裝出一套過了關。他們很坦白地說，在北京你不敢講的話，到香港可以暢所欲言，他們可以絕對保密不告訴別人。我的回答還是和在北京見到外賓的回答一個樣，一句話，一切都是真的。

究竟是什麽力量能使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來一個180度的轉變，杜聿明等跟隨蔣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麽隻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時間就會使人轉變得如此徹底呢？說句老實話，我們都沒有認真去總結過，相反，是和我們接觸過的許多外國人，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得出一條相類似的經驗總結，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改造戰犯的一著高招是：參觀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的大陸社會的實踐現實的改變，老百姓的現實變化。

根據是這樣：僅僅從革命人道主義出發，在吃住等生活上給予優待，這些人並不稀軍，因為這些人過去的生話比這好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隻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從不打不罵不侮辱來看，那也隻能使他們能安靜地生活下去，與思想轉變的關係不但不大，有時還容易使之停滯不前或滿不在乎依舊我行我索。

如果專門從勞動鍛煉來改造這些人，那隻會引起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後自殺過的，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強迫他們去勞動，肯定不會觸動他們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頑固思想。這些人是長期充當上層統治者，多年來養成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習慣，怎麽會甘心成天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如果隻是靠學習啃書本，讀報紙，雖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真理，要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學到最後也聯係不到內心深處的思想境界，來一個對過去全盤否定的大轉變。

當我得知許多外國朋友總結出通過參觀而使我們的思想起了重大變化這一情況，我雖然一向認為外國月亮並不比中國月亮圓，但對他們作的這一結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當然我不認為他們比我們聰明，但中國有句老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相信這是真理，我們是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我每一回憶我們集中改造後，一聽到宣布要讓我們去參觀工廠、學校等的時候，那種高興的勁頭，可以說自從當犯人以來所沒有過的。負責人在宣布讓我們參觀時，總要說這樣一句話：社會是學校，現在讓你們進一下這個學校，這對你們加速改造將有所幫助，希望你們好好去學習。

“社會是學校”，這句話我的確是深有體會。因為戰犯改造所改造我們時，每天讀文件、報紙等，都是靠我們去無師自通，改造所隻有領導人和管理員，沒有教員，也從來沒有人給我們上馬列主義課。如果靠我們互相來提高，那將是變成扯不完的皮。因為這些人當中，大都自視甚高，“老子天下第二”（校長老先生第一）的思想很濃厚，誰也不佩服誰，憑幾本書，肯定越改造會越糊塗，O053同學那種“一切循環不已，共產主義社會又要回到原始社會”的論調，以及第3兵團司令張淦堅信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等等，在許多人聽來還是認為對的。

進一進社會學校，去看看實實在在的東西，對比對比過去，這比什麽經典著作對這些戰犯都能起到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