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兩件寶一銀針一把草藥

赤腳醫生兩件寶一銀針一把草藥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裏尋。”這是一個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中的赤腳醫生於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也是當時文革中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那時候，銀針和草藥是我們的兩件寶。離我們村27裏遠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強的人，患了麵癱，他有個親戚是我們村的，就住到親戚家，我用針灸配合草藥，一個療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銀針，對著書，就往自己身上紮，有些是要害穴位，這樣才能找到感覺。”赤腳醫生薑桂玲16歲參加培訓就是從往自己身上紮銀針開始的。最經濟的針灸技術成了學員最為追捧的醫療手段，幾乎沒有一個赤腳醫生不會這種技術，也沒有一個學員沒在自己身上實驗過。

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製土藥。

為什麽？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裏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裏，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這樣的現狀逼得赤腳醫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尋藥。

“1974年采藥、製藥的情況。采藥情況:小薊幹品10餘斤，車前草9斤，馬齒莧5斤。去北山采藥:黃芩20斤，赤芍10斤，苦參4斤，桔梗3斤，柴胡3斤，蒼術2斤，玉竹3斤，防風1斤。製藥:藿香正氣丸:製水丸6斤，成人每次2錢，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腦一兩六錢，幹薑，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黃。共製4000毫升，麥收田間場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這是赤腳醫生胡玉英一個泛黃的本子上記錄的內容。

這位當年的赤腳醫生說:“上麵寫的斤數都是幹品，采回來的鮮草藥要晾曬。都是大隊組織社員集體采的。”

湖北的赤腳醫生覃祥官以“三土”(土醫、土藥、土藥房)、“四自”(自種、自采、自製、自用)的方式，在大隊衛生室和小隊土藥房開辟了藥園，栽種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藥物。而當時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長陽樂園公社，已是全國的典型，紀錄片《合作醫療好》主要講述了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其中有這樣一段解說:“樂園公社山高林立，藥源豐富，公社黨委堅持"自力更生，勤儉辦醫"的精神發動群眾和赤腳醫生大搞中草藥運動，他們采取"田間生產結合采，早晚休息自動采，假日農閑集中采，遇上旺季突擊采"的辦法，每年采集野生藥材一萬多斤。”

全民動員式的采藥運動，使得普通群眾也知道了草藥能治什麽毛病。馬齒莧，以前總以為是喂豬的，現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療瀉肚子。草藥，不認識的時候是草，認識了是個寶。覃祥官說，當時有300多畝藥地，種了人參、田七、貝母、黃連等，還喂養了獐子、蛇。還辦了一個藥材加工廠。每年的6月26日，長陽都以公社為單位開展群眾獻藥活動。

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在當時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為村民免費注射麻疹疫苗、小兒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擔負全村公共衛生防疫工作，成為赤腳醫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廣大的南方地區，農忙時節為全村勞力熬上一鍋預防疾病的草藥湯，成了赤腳醫生的集體記憶。而更深層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針對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旦疫情爆發就難以控製的特點，便確定了以預防為主的農村衛生工作方針，以後的數十年裏，赤腳醫生就成了這一方針責無旁貸的執行者。

“1976年，流腦發作，我先帶人到處噴藥，然後再挨家挨戶去送防疫糖丸……幾乎每年都有類似的事情，赤腳醫生不光是看病，這樣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預防是公共衛生領域裏最重要的環節。”現在成為鄉村醫師的薑桂玲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赤腳醫生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製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包括陳誌潛的“定縣模式”仍是西醫，他排斥中醫，因而無法推廣，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麽成本；最後，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這就維係了一種良好的人脈，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國際視野中的赤腳醫生

20世紀70年代文革時期，赤腳醫生進入鼎盛時期，連西藏阿裏地區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腳醫生，紀錄片《北京醫療隊在阿裏》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而此時，赤腳醫生在村民的眼裏愈加親切和溫暖，而能夠背起藥箱當赤腳醫生也成了當時農村青年最時髦的人生理想。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在這部影片的宣傳海報上，肩挎藥箱、頭戴鬥笠、麵孔黝黑、赤腳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醫療界”的偶像。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鍾的發言，她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別人隻發言10分鍾，10分鍾之內，執行主席錘子一敲，就必須停止發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讚歎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麽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

上世紀7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惟一典範”。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那是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僅管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製裁封鎖禁運，但是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說，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赤腳醫生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曆史，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覃祥官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國際講壇上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倡導赤腳醫生運動的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

赤腳醫生的黃昏

1982年春天的一個上午，廣西南寧附近的邕寧縣伶俐公社女社員黃華嬌正在田間幹活，突然感到腹內劇痛，頓時昏倒在地。旁邊的社員以為她得了危重急病，立刻忙亂起來，有社員第一反應是趕快叫赤腳醫生，有人回答說，赤腳醫生早就解散回家了，趕快給醫院打電話吧。當急救車呼嘯著把病人送到南寧市第一醫院後，病人隻花了6角錢注射了40毫升葡萄糖和一支維生素B6，就恢複了，而急救車來回40公裏的費用10多元，還不算陪送占用勞力的浪費。事後有社員感歎，要是大隊衛生室不解散，赤腳醫生還在的話，就不用跑那麽遠，也不用花那麽多錢了。

同是這個縣，還發生了另一個相反的事例，壇樂公社一個小孩，右腳背被開水燙傷了一小塊，因沒有及時治療，傷口嚴重感染化膿，送到南寧市醫院醫治時已太晚，雖治愈，但腳已殘廢。這是1982年7月1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一篇題為《農村基層衛生組織不該解散》的署名文章中舉的例子。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裏淡出，盡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中國農村土地的再分配終於使得赤腳醫生成為夕陽職業，屬於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公社時期，生產隊長統一安排全村農民的勞動。勞動安排是村裏一件敏感、極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須製定種植計劃，選擇作物，配置勞力，購買生產資料，考慮產品出路，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

農村人民公社強迫解散使社員們“"工分計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腳醫生體製遭受了沉重打擊。赤腳醫生服務村民的動力，固然有鄰裏鄉情這些樸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腳醫生的服務精神和回報心理更多的是因為其醫療行為被有意區別於一般的勞動形態，無形中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評價。這種評價隱含著自古以來對郎中的尊重，這種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藝視為高於田間勞作的職業，因此在鄉間，赤腳醫生可以拿到壯勞力的工分，這是個不小的優勢，但是隨著人民公社體製的瓦解，這種優勢蕩然無存，反而在田野裏勞作的個體勞動者的身影成了赤腳醫生羨慕的對象，務農的誘惑開始難以抵擋。”楊念群說。

“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赤腳醫生李長明說。

赤腳醫生報酬的急劇下降，也使得這些曾比大隊幹部更體麵的群體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對赤腳醫生的鄉土感情和道德評價並沒因此降低，但報酬上的不平等仍難維持赤腳醫生的尊嚴。

“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文革時期達到高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有文化有見識的青年有許多成為了赤腳醫生，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知青返城現象，1977年恢複高考，他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流失，加速了整個隊伍解體的步伐。”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曆史也就結束了。

但是，赤腳醫生製度這個涵蓋數億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務體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在這個網絡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即使現在，許多昔日的赤腳醫生經過再培訓，“穿上了鞋”，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框架下，又成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不過是以賺錢為目的的。

“赤腳醫生”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但是，田間地頭那個深棕色的藥箱，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已成為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