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後門上大學與出國留學當漢奸

走後門上大學與出國留學當漢奸

 

《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總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磚家叫獸精蠅右派分子們控訴的《弊》主要有二點：一是走後門。二是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其實這二點的確是存在的。控訴得沒有錯。

就《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中走後門的例子就有：走資派鄧小平家子女走後門上大學。鄧小平給汪東興的信：“東興同誌，好久沒寫信了。由於主席的關懷和你的幫助，我的兩個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上大學的事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昌醫科大學，飛飛進南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隻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鄧小平帶頭走後門讓“我的兩個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上大學的事已經解決了“。

鄧小平不但在子女上大學上走後門，而且在子女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時還可以走後門。如鄧小平給汪東興的信又說：“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麵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使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說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當時鄧小平以走資派的身分被打倒在住“牛棚“時期，還要走後門。在位時還要走後門嗎？改開後鄧要走後門嗎？

要說《反對走後門》最得力的是江青。江青反對走後門不是反對省縣級的走資派幹部官員，而是反對當時在中央的最高層的走資派。難道江青等人以命來反對走後門反對錯了嗎？這就是為什麽許多高幹子女反對江青的原因之一，因為江青斷了他們的部分特權。當然江青反對走後門最嚴重得罪的是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以致在鄧篡權上台後遭來殺身之禍。被鄧判死緩的幾個中央大官走後門了嗎？王付主席身在中央工作拿上海紡織廠的工資，老婆孩子一直住在上海紡織廠分配的房屋裏。在東北老家的兄弟姐妹及父母都在老家。張春橋在位的付總理走後門了嗎？陳永貴在位的付總理身在中央工作拿農民在人民公社掙的工分加一些補貼。妻子孩子們都在幹農活。

在中央走資派鄧小平開了走後門的頭，各地方的走資派緊跟著。當時文革批判己過，武鬥也消失。正在整改階段，經過鬥批的一大批老革命官員又或是走資派也承認錯誤後又紛紛從“五七幹校“所謂的“牛棚“回到了原來的官位上。此時這些革命的老幹部們的孩子都成大人了，文革中取消了貴族學校，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隨著他們的父母官複原位，就開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走後門》運動了。

《工農兵大學生》一九六九年提出，一九七0年北京幾所高校試招開始，新生在一九七一年入學。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全國各大院校招生，當時還沒有引起官員們的在意，可以說七二屆的大學生中幾乎都是工農兵。走後門的很少。從七三屆開始走後門就多起來了。

在此舉個例子：上海五角場的第二軍醫大學有一次校黨委成員召開擴大的民主生活會，各主要領導檢討如何開後門招入學生的。當時校內基建需要材料，通過某軍區要點木材，招十名該軍區宮員的孩子來上學。要的鋼材，管基建的付校長就批新招十名學生。某付政委的老上級打來電話後收了他的女兒上二軍大。某政委的救命恩人的兒子帶著他父親的信來家裏了，寫個便條明天去報到。某戰友的孩子帶了土特產找校長幫忙想學醫，好吧到招生辦報到。各主要領導檢討一番後保證改正。隨著毛澤東的逝世，這些都是合情合法了。江青多次向晚年的毛澤東建議，該批一下《開後門走後門》之事時，毛澤東無奈地說，大意是政權都保不住！將來他們掌權了，就不走後門都走前門了。走後門不都是壞人，走前門的也不都是好人。當時隻有走資派們能走後門，現在改走前門了。

關於習近平上大學是不是走後門的，沒有見到文字記錄。即使是走後門的，但不管如何，鄧的子女，或是習近平都沒有出國留學當漢奸。94萬人《工農兵大學生》中走後門的還是少數。一個都沒有出國留學當漢奸。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南開大學培養的博士生出國留學當了漢奸。而大學裏培養精致利己主義者相比如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大學裏培養的大學生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製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這裏說簡單點就是做得一切行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逢場作戲亦或左右逢源。

改革開放後學校教育：第一個便是功利性。上重點小學是為了上重點初中，上重點初中是為了上重點高中，上重點高中是為了上名牌大學，上名牌大學是為了有份好工作……甚至現在幼兒園都競爭激烈了。這一點，不管是家長“望子成龍”，學校企圖通過“低進高出”等手段提高自己知名度，還是社會對於人才的渴望，滿滿的都帶有急功近利的氣息。在這種大環境下成長的青年們，又怎能“出淤泥而不染”！

第二個原因是學校的規章製度喚醒了孩子們（學生們）的自我意識。我初中在一所私立學校就讀，它以嚴格化，封閉式的管理聞名於整個河北省乃至全國。當時我們不允許往學校裏帶零食，但我們總會想出很多辦法。比如藏在天花板上，塞床底下，甚至某個兄弟床底的地板下有個大洞，幾個宿舍的人都會把零食藏洞裏，更有甚者直接與食堂師傅打通關係，讓他在進貨時幫自己帶零食……  從個體的角度來說，我們的這種行為彰顯了自己維護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麵，這種行為本身指向了中國人麵對權威時的慣用策略，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調試自身的應對方法，而非直接對抗權威。這也是為什麽許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表裏不一的原因之一。

“這樣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中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複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名基於推薦製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在這個群體中，有插隊多年的老知青、基層幹部，有高幹子弟，有工廠的技術骨幹，有部隊的宣傳幹事……。有真正落實推薦精神、經過相對嚴格入學考試進來的，也有組織指派進來的，甚至不乏走後門找關係上大學者。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上對“文革”中誕生的沒有經過考試“工農兵”大學生存在著一種“鄙視”“輕視”的目光，認為他們隻是空有“大學生”的名頭，“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難以勝任時代賦予的使命。

1966年，全國取消了高考製度，但是選拔人才的體係卻不能因此而停止，以影響阻礙生產的進程的實際需要。所以在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以上海機床廠為首例有了工農兵大學生的雛形，開始衍生了“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選拔的製度。1969年恢複大學招生的議論就成為了社會的關注焦點。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向中央提交了招生的請示報告，予以批轉，同意兩校試點招生。1970年6月20日，中央批準了兩所大學提交的《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向國家申請，恢複開辦大專院校，通過縮短後的學製，根據專業具體情況分別為2~3年，另外再辦一年左右的進修班，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以實現人才選拔、培訓與滿足生產需求的剛需。在這兩所大學開始招生後，全國各地的其他大學也開始陸續招生，清華和北大相當於是在這次恢複招生政策中打了個樣。各地開始按照上級分配的學校入學名額，對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進行初步推薦，上報當地縣鄉"革命委員會"批準，學校對其審查複核後，即可上大學。

在中國曆史上，工農兵學員總共隻招收了七屆，從1970年第一屆開始，1976年第七屆結束，共有94萬人被推薦上了大學。推薦上大學模式隨著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結束而宣告謝幕，退出了曆史的舞台，但對這94萬工農兵學員來說，後麵的影響卻經久不息。

推薦上大學模式起主要作用的是群眾推薦還算公開公正，但領導批準一關卻常會出現問題，如果幹部濫用職權，就會出現"走後門"現象。

工農兵學員的年齡差距極大，這主要是因為1966年開始停課的原因造成的，各大學對學生上學的年齡限製放得很寬，有17、18歲的青少年，也有30多歲的中青年，受教育程度更是參差不齊，有高中畢業，也有僅僅小學水平。

來上學的人都知道學習機會之不易，都能吃苦耐勞。在當年的大學校園裏，到處可見他們認真學習的身影，早晨不到6點就起床讀外語，晚上熄燈後還有人在廁所看書，就連吃飯都站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們一到學校就紛紛表示要盡可能多地學知識。

這樣的工農兵學員認真學習的場景在所有的大學校園裏不斷重複出現，大家感覺人生太短，都在爭分奪秒地從任何能拿到手的書籍中汲取有用的知識。

針對學員受教育程度不一致，學校采取了很多辦法，最有效的就是將理論教學與真正實踐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教育模式主要思想就是開門辦學。

老師首先在課堂上把所學課程提綱挈領地介紹一遍，然後帶領學員進行現場教學，即大學生帶著學到的理論到廠礦工地"學工"、到農村"學農"、到部隊"學兵"，一步到位，實現大學要求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訓練的目標。那時要求把教育同三大革命運動緊密結合的要求。

整個培訓的過程就是理工科類的學業為主，對學生縮短學製，主要培養技術技能。通過短期的學習與培訓再回到生產實踐當中。

在當時的時代下，能夠成為工農兵大學生，殊不容易。講究的是身家清白，出身於貧下中農，對於家庭背景有著詳盡的政治審查。與嚴格的個人品行、才能的評估製度。就是需要政治思想基礎好，出身清白是工人子弟，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又紅又專”最好不超過20歲，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還必須要通過本單位的委員會和群眾推薦，審查合格之後才能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以清華、北大的試點開始。1970年的8月，首批工農兵學生正式開學，在當年北大的招生當中，首批工農兵學員2665人，而其中初中生占主要成員2142人。在試點成功之後，自1970年到1976年，全國各高等院校總共招收了七屆工農兵大學生總數達94萬人。工農兵是工人、農民和士兵三個詞的合稱。

1970年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1970年9月-1971年3月入學，招收學員9萬人。

1971年，沒有招生。

1972年第二屆工農兵大學生，1972年9月入學，招收學員13萬人。

1973年第三屆工農兵大學生，1973年9月入學，招收學員15.3萬人。

1974年第四屆工農兵大學生，1974年9月入學，招收學員16.5萬人。

1975年第五屆工農兵大學生，1975年9月入學，招收學員19萬人。

1976年第六屆工農兵大學生，1977年3月入學，招收學員21.7萬人。

1970年到1977年恢複高考前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六屆（因為1971年沒有招生）94萬基於推薦製的“工農兵大學生”。有插隊多年的老知青、基層幹部，有高幹子弟，有工廠的技術骨幹，有部隊的宣傳幹事，有真正落實推薦精神、經過相對嚴格入學考試進來的，也有組織指派進來的，開後門進來的。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

從1970年至1976年，中國共招收六屆工農兵學員（含大中專學生）約有2300萬人，另說有2880萬工農兵學員，其中錄取在全日製普通高等院校就讀的學生又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有94萬人，約占工農兵學員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工農兵大學生隻是工農兵學員的一部分。

第一屆1970年清華、北大8月底報到，9月入學，全國其他有招生的大專院校在1971年2月入學，都稱1970年為第一屆（有少數大專院校是1970年以後才開始招生，這些院校內稱是他們院校裏的第幾屆學員會有不統一，對全國而言稱1970年為第一屆），學製三年至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