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帽子必須摘掉
《醜陋的中國人》的作者隻羅列一些表麵現象來攻擊中國人。各民族的人都有醜陋現象。中國人也不例外。隻治表不治裏是治不好病的。《醜陋的是舊文化中的醜陋的那部分》。舊文化中醜陋的不革命會進步嗎?
中華文化即《舊文化》中有許多是優秀的文化,必須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上善若水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如果有很多人得到政府官員的幫助,而政府官員都不要求回報,那政府官員的德就厚了,就可以稱作這個政府官員德高望重了。中國的低層勞動人民是需要德高望重的政府官員的。也希望政府中不至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官員,而是希望政府中有千千萬萬個德高望重的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隻為人民幣服務,隻管讓少數人先富。
然而在《舊文化》中有許多醜陋的文化要不要革命?不革命會進步嗎?
麵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醜陋如自私自利、利己主義、人血饅頭、骨子裏的崇洋媚外鄙薄自族、嗜賭成性、過於算計、嫉妒心重、惡俗飲酒、傳信謠言、愛虛榮講排場、自吹自擂、言而無信、大轟大嗡、不求甚解、沒有信仰、鼠目寸光、狡猾刁蠻、痞性成習充耳充目、盜竊成性、說謊張口就來、死不認錯無理辯三分、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擇手段惟利是圖、結黨營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親疏文化、留長辯子女人裹小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升官發財、爭權奪利、讀書上大學可改變命運、買官賣官密謀抓捕或暗殺明殺對手或影響到自己升官發財的某些人、妓女文化、吸毒販毒文化、賭博文化、黑社會文化等等, 要不要改良? 要不要革命?尤其是出國留學生的增加, 見識到世界上的先進文化, 看到中華文化以及當時政府官員的昏癰無能、洋奴買辦的奴才相。洋人橫行、官員腐敗、軍閥爭霸、有錢人盛氣淩人, 欺壓百姓吃人血饅頭, 有誌的年青人掀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文化革命史》。從《剪長辯子革命》和《革除女性的裹腳陋習》開始,到胡適積極推動白話文《文學改良芻議》《非留學篇》,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1916年底,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將其《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稿寄給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在第2卷5期上。陳獨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1918年5月,魯迅又在該刊第4卷5期發表了《狂人日記》。於是,中國現代《文化革命》邁出了艱辛的第一步。直到文化大革命全民參與的對舊文化中的陋習的一次偉大革命。回想當年《剪長辯子革命》和《革除女性的裹腳陋習》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保守的舊勢力總是要反擊的。但經過多年反複堅持最後還是成功了。假如今天中國男人還留著長辯子,中國女人還裹著小腳,《醜陋的中國人》的帽子是不是還要高一些。
剪長辯子革命即剪辮運動,最早開始於在海外定居的華僑及暫居海外的華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維新派及留學生。在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事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孫中山抵橫濱後斷發改裝,以示與清廷決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孫中山等革命者剪發易服,不是什麽稀罕事。但事實上,來自民間的剪辮呼聲,也已有多年。當時守舊者也是百般阻撓和反對,據說當時不少被剪辮者甚至哀號痛哭,謂無顏歸家。那些農村留辮的人聽說城裏開始剪辮了,便再也不敢進城。革命軍便派出巡查隊上街,手執大剪刀,滿街剪辮子。看見留有辮子的人,不由分說,上去就剪。有人哭著請求將辮子撿回去,說是留著死後入殮時好放進棺材裏,落個“整屍”。後經全國上下進步人士的不斷革命下,經多年努力抗爭下終於將男人頭上的《長辯子革命》掉了。假如不進行徹底革命,來個改良,願留則留,願剪則剪,時至今日恐怕還會有人留著長辯子,又或是男子都留著長辯子?如何?幸好有許多前輩們先行將長辯子革命了,以致今天中國男人們沒了長辯子。
裹小腳這個曾經殘害婦女的封建惡俗,也是中國古代的一大陋習,是對女性人權的漠視,那這種陋習就是纏足,指的是女性用布將雙腳緊緊纏裹,使其腳畸形變小,以為美觀。一般女性從四、五歲起便開始纏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後方將布帶解開,也有終身纏裹者。纏足這一陋習最大的推手就是理學家,宋朝的理學家希望通過禮教約束女性,而纏足就是理學家約束女性的一大佐證,經過宋朝理學家對禮教的宣揚,在南宋時纏足風俗興起。權貴文人們將女人作為玩物,裹腳是女人"步步生蓮花",中國過去舊文化中有一項國粹就是所謂“三寸金蓮”,看一個女人就以她的腳來評定,要腳能做到小、尖、軟、巧。帝皇將相達官貴人書香文人都有宮嬪窌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網帶纓珞,中作品色瑞蓮,令窌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回旋有淩雲之態——這就是中國婦女纏足的文化。到了明朝時,纏足之風達到一個鼎峰。朱元璋的皇後馬皇後雖沒有纏足,是一位大腳,但在明朝時,整個社會對纏足是相當重視的,纏足與否是會地位、貴富等級的標誌。而三寸金蓮的說法也是從明朝開始流行,王鴻漸《西樓樂府》中“狸紅軟鞋三寸整”、朱有燉《元宮詞》“廉前三寸弓鞋露”,都是對三寸金蓮的印證,在北方尤其流行三寸金蓮。在清代時,政府曾下令廢除纏足,但受當時社會的氛圍影響,這一舉措沒有得到貫徹,清政府隻能把男性的頭發給剃了,而沒有辦法廢除女性的纏足,這也被人們渲染為“男降女不降”。
這種女性的裹腳陋習,最後在民國的時候,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全國各地紛紛開展了不纏足的運動,可以說勸禁纏足是中國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從那時候起逐漸的女人不再裹腳了。中國女性裹足的陋習從此成為了曆史。一位生於1933年的奶奶這樣回憶:“我十歲左右的時候,我母親為我纏足,也是在我10歲的時候,我開始紡棉線。每次我母親纏我的腳的時候,我都會疼得哭出來。”現在,年輕的女孩子已經沒有人纏足了。
纏足的起源,就與統治者相關。宋朝皇室與宋朝上層是最早開始纏足的。也是中國舊文化中的封建禮製,父權製社會“男尊女卑”傳統習俗增強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一旦把女子的腳纏成了“三寸金蓮”,女性在勞動和交往方麵必定會大受製約,隻有困守家中,甚至站立、行走都要扶牆靠壁。這樣一來,不僅讓“男主外,女主內”順理成章,也讓“男強女弱”成了鐵定事實,女性如有什麽不滿、反抗、私奔之類的舉動,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唯有忍氣吞聲,聽任擺布。這是父權製社會對女性施行的壓迫和控製。這種壓迫和控製也確實收到了實際功效。正如《女兒經》所說:“恐他(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約束。”女性被摧殘的小腳竟然成為激起男人性興奮的重要物品。據記載,自宋代開始,在許多妓院的歡宴中流行起一種“行酒”遊戲,從頭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腳和她們的小腳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鞋裏來傳遞、斟酒、飲酒。直到20世紀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歡參與這種“行酒”遊戲,並為有機會使用妓女小腳鞋中的酒杯來飲酒而興奮不已。
這種女性的裹腳陋習,在酸腐文人的推波助瀾。以妓女的小腳鞋玩“行酒”遊戲,大多數係文人的嗜好。不僅如此,更有酸腐文人興趣盎然地把探討小腳當作“學問”來做。他們不嫌耗時不惜筆墨地撰寫文章,細細品評,以卑劣為樂事,以下作為榮幸,惟恐不能將玩小腳的美學成分和調情作用詮釋清楚。 宋代蘇軾《菩薩蠻》(“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淩波去。隻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是中國詩詞史上專詠纏足的第一首。辛棄疾《菩薩蠻》有:“淡黃弓樣鞋兒小,腰肢隻怕風吹倒”的語句。清代有一個叫方絢的文人曾自詡為“香蓮博士”,寫成了一篇題為《香蓮品藻》的文章,費盡心機地把小腳劃分為五式九品十八種,分別進行仔細地品味和讚賞。方絢居然因此而名聲大振。由此可見,酸腐文人也為小腳風氣的延續增加了不可忽略的砝碼。許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視女人如玩物,病態審美,賞玩小腳成為癖好,還製定出了小腳美的七個標準:瘦、小、 尖、 彎、 香、 軟、 正。
更邪癖的是以妓鞋行酒。元代楊鐵崖(廉夫)喜歡以妓女弓鞋行酒。有一天楊鐵崖、倪瓚(元鎮)在友人家會飲,當時席上有歌妓侑酒,鐵崖興發,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事見《漁磯漫抄》,又見沈德符《敝帚齋餘談》。)自從鐵崖創製鞋杯,自命風流的蓮迷們紛紛起而仿效,《敝帚齋餘談》就說明朝隆慶年間何元朗用南院王賽玉的弓鞋行酒。進入清代,鞋杯行酒流俗更廣,直至民國年間依然如故。鞋杯行酒的事在小說中也有記述,《金瓶梅》說:“西門慶又將她一隻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迷樓秘記》中講到吳絳仙赤足擎杯,令袁寶兒扶其玉腿向隋煬帝敬酒,煬帝賜名曰“仙掌玉蓮杯”。對於鞋杯行酒,徐文長有詩道:“南海玻璃值幾錢,羅鞋將捧不勝憐。淩波痕淺塵猶在,踏草香殘酒並傳。神女罷行巫峽雨,西施自脫若耶蓮。應知雙鳳留裙底,恨不雙雙入錦筵。” 自從鞋杯行酒形成風氣之後,又有瓷質鞋杯燒製出來供人飲酒取樂,明清時期景德鎮就有這種青花小腳鞋杯出產。民國十三年(1924年)前後,密雲蓮癡老人還專門請匠人張德林製成景泰藍鞋杯。也有人製作銀質鞋杯的,祝枝山《念奴嬌·詠銀製鞋杯》雲:“玉嬌三寸慳,更得一點曲生風味。味盡春心深更淺,何用搵羅挨綺。緊緊幫兒,口兒小更愛尖兒細。風流無限,怎教人不歡喜。遙想飛上吟肩,比掌中擎處,一般心醉。醉意瞢騰頭上起,直到妖嬈腳底。半縷頑涎,要吞吞未下,吐尤難矣。笑他當日,郭華無量幹死。”
如此的舊文化陋習要不要革命?不革命能解放婦女嗎?不革命能讓婦女進步嗎?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對於這些《酸腐文人》的筆下的玩弄女性的舊文化要不要革命?
舊文化中的陋習是因循累積,成了積弊或積習,以致積重難返。
例如現如今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所有舊文化中的陋習以加倍地複辟。
貪官汙吏貪贓枉法至幾億元幾十億元的不在少數。幾千萬幾百萬幾十萬或幾萬的幾乎所有官員都是,做官當老爺升官發財買官賣官幾乎成常態的公開的。
口頭上喊著“為人民服務“,實質上不給錢不服務,形成一切向錢看為人民幣服務的特色政府。
為了爭先富當地主資本家不惜造假說謊不擇一切手段隻為賺錢。
而有錢了就是喜歡鋪張浪費顯擺富有、有錢了做老爺了就可以不守時、看不起或不尊敬勞動的低層的窮人。
舊文化中的這些陋習如喜歡鋪張、講排場是中華文化幾千年長久以來的一種陋習。帝皇將相達官貴人等有錢人遇到婚慶、生日、滿月、喪禮,逢年過節總是來一番鋪張,風光風光,以滿足有錢人的光榮感。
現如今的中國社會裏有許多人為了達到這個虛榮心目的,也是東湊西拚地搞“風光“的陋習,恐怕事情過去,體麵是照顧到了,卻是困苦或夢魔的開始:錢用去一大筆,再也沒有任何積蓄,若遇急需,定然是苦不堪言;如事前向各方借了一筆錢,加上利息,到時必須攤還,無法清還,好戲還在後頭。這又何苦?
講排場,大事鋪張,隻能自作自受。這種陋習實際的好處十分抽象,而且不著邊際。
何不如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根據自己的能力,請交情較好、來往較密的親友參與。不必大魚大肉,也能聯絡感情,其樂融融,達到目的。
舊文化中的陋習有很多。中國人要成為優秀的民族,須塑造良好的形象。對於舊文化中的陋習必須革命,要想文明進步,就不可以有任何理由延續下去,讓人恥笑。當然,幾千年累積的這些陋習,不可能有幾次文化改良、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改掉,必須長期地慢慢改掉。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在許多有識之士的努力下革掉了一些。如女性的裹腳陋習和男人的剪長辯子革命取得成功。推廣白話文在毛澤東時代也己實現。走資派複辟後也隻有少數酸腐文人在玩之乎者也繁體字。相信將來會變得更好。“醜陋的中國人“的帽子可以摘掉的。《醜陋的中國人》帽子必須摘掉。
這文明不是西方的政權和宗教,不管西方人東方人,有了權利都難免作惡。
文明是一個透明的體製和一種陽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