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牢獄管理打工人跳樓自殺

資本家牢獄管理打工人跳樓自殺

 

富士康資本家在工廠區實行“軍事化管理“實質將打工人集中居住，幾個月不能回家和外出二十四小時封控在集中營式的宿舍和牢房式的流水線車間，打工人們隻能從集中居住地到打工車間兩點來回，就如同在牢房裏的犯人對打工人進行“牢獄式管理“。造成年輕打工人們身心精神巨大壓力，因而迫使農民工打工人在富士康打工以往的一段曆史上，造成打工人農民工十多次的跳樓自殺事件。隻是人們很快遺忘而已。

台灣資本家私有企業富士康內的《農民工跳樓自殺事件》是聞名世界的大事件。自從連續發生十多起農民工跳樓自殺事件之後，有“記者臥底28天找尋真相“得知，富士康工廠管理好聽的是“軍事化管理”實質就是"牢獄式管理“或是”奴隸式管理。工廠裏有流水生產線，工人從車間到集體宿舍或去食堂吃飯、打工、吃飯、睡覺、再打工。吃飯、睡覺也隻是為了活著有力氣再去打工，幾乎將全身心所有的時間賣給了工廠。然而在一個容納著40幾萬人的四麵圍牆圈著的空間裏，如同一個大監獄關著資本家的打手管工狗腿子和大多數的打工人。

而工人們一個個在流水線機器麵前的焦慮無奈是很多工人們的共同寫照。而且工人們的工資實在太低。迫使很多打工人農民工夫妻分居、父子分離。這樣一個心態，他們在幾十萬人的廠區裏麵，人海茫茫，彼此都是互相的影子，然後用他們官方的話說，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因為有白班有夜班，對同班的可能也都基本上講不上幾句話，即便在集體宿舍裏麵很多人在一起睡了一個月，如果你不專門去打聽的話也不知道其中某個人的名字是什麽。工廠裏形成一張網均有管工打人監管著不能有小團體產生，如果一個人在社會的一個複雜的結點中人們有很多層的關係應該是難以自殺的。但是如果一個人除了工作上的生產線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係，這麽大的廠區沒有一個工人可以集會如老鄉之間聚會，工人和工人看到的都是彼此相同的影子，這樣單一的社會關係之下他們成了一個個孤立的點。在麵對機器，在麵對一些本來正常人可以解決的焦慮與壓力的話，可能最容易的就是自殺。

富士康頻繁發生的員工跳樓事件，震動了社會各界。驚動了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專程來到富士康，就接連發生的打工人跳樓事件進行調查。由特色政府相關部門聯合組成的專題調查組也已進入富士康。結果可想而知，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什麽大問題，有特色政府出麵公關危機很快化解。當地特色政府還想要資本家多貢獻一點雞的屁呢。

《富士康》是台灣的一個鴻海塑料小企業，在大陸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1988年，靠走資派特色政府對台資的優惠政策在深圳開辦了一個小工廠，開始雇用廉價農民工和優惠政策下之後逐漸發展成為富士康大資本集團。靠著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的掃盲普及教育的紅利、人口增長的紅利、土地國有化的紅利、工業化的紅利、基礎建設完善的紅利、加上雇用廉價農民工和優惠政策下發展起來的一個台灣資本家私有企業的富士康資本集團。

富士康科技集團由台商郭台銘一手創辦，是全球著名的代工工廠。靠著60餘萬員工創造的價值，其在2009年位居美國《財富》雜誌評選的全球企業500強第109位。十幾名工人跳接自殺，放在60餘萬員工這個分母上，特色政府得出結論：這是精神衛生專業領域的正常值。但這些年輕生命以如此密集的方式選擇離去，無論如何都不能用簡單的除法做解釋。

這60餘萬員工中，工作在生產一線的，多是16至26歲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大多受過中等教育，有些讀過大學。他們滿懷夢想來到這裏，又接二連三地從高樓跳下。現實撞碎了他們的夢想，又撞碎了他們的身體。這是怎樣的現實？他們究竟被什麽擊垮？

當時處在輿論壓力的中央，富士康資本家高層一邊發文限製任何形式的超時加班，一邊請專家會診集團員工的心理問題。富士康集團行政總經理李金明向到訪媒體解釋，2009年7月的一起員工跳樓事件後，公司就已對員工心理健康給予了高度重視，招聘了一批心理谘詢師，設立了能為員工提供心理輔導的工作室，甚至開設了一個宣泄室，裏麵的橡皮人被套上公司管理層的照片，供員工任意擊打以發泄情緒。

受邀到富士康進行調研的清華大學心理學係副主任樊富瑉教授，回到北京後，接受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采訪。2010年5月7日晚，她抵達富士康時，離第八位自殺員工的死還不到48小時。樊富瑉說，早在2006年6月，富士康就啟動了“心靈之約”服務項目，包括設立情感傾訴網站、開通心理熱線等，但對於一個擁有數十萬員工的企業而言，這個項目“到底有多少員工知道，又能讓多少員工享受到幫助和服務”，樊富瑉打了個問號。

有媒體報道，今年 4月，在接連3起員工自殺事件後，富士康曾宣布，一旦發現周圍同事出現情緒異常，應立即通知心理醫師或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將獎勵發現者200元。此後一個月中，有20多名情緒異常者接受了治療，有的被送入精神病院，有的則由家屬陪護著回了家鄉。一位心理專家得出結論：“大家工作壓力都大，為什麽隻有這幾個人自殺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個人的心理問題。”是個人的責任？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反對將“十幾連跳”的主因簡單歸結為心理疾病。“哪位專家說了這樣的話，我建議他到富士康來，和工人一起工作一天。”劉開明說，“就一天，不用多。挑個輕鬆的活兒，比如在流水線上往機器裏插針，每秒鍾插兩個，插12個小時，然後再請這些專家開口講話。”劉開明做了十幾年勞工研究，一次，他和一位絲綢企業的老板共進午餐，飯後，他邀請老板一起去流水線上繅(音sāo)絲，“我們就在那兒搖了幾個小時機器，老板下來後就說，頭已經暈了。”

在富士康一開始，臨時工每月底薪900元，扣去社保等費用後拿到手800多元。而公司規定，工作日加班，每小時薪酬是正常工作時的1.5倍，節假日加班則是2倍。富士康實行員工12小時“兩班倒”，這其中包括8小時正常工作、2小時加班及午餐、晚餐時間各1小時。曾在富士康臥底28天調查的某媒體記者介紹，因為不加班沒法賺到錢，這裏的工人都願意加班，可就連加班這樣的機會，也是要跟上司拉關係才能爭取到的。

“改善人文環境會對員工心理起到積極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心理衛生認知度。”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黃悅勤說，“一個人發燒到39度，周圍人都知道他該看病了，可有多少人知道，一個身處高壓環境的人，出現什麽狀況就該看心理醫生了呢？”

人們的焦躁日漸積累造成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後，富士康請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到園區為死者祈福。“沒用的，富士康管理層直接和工人接觸得太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麽。”劉開明評價得很直接。依他的調查經驗，“十幾連跳”不過是打工群體自殺事件的一次集中爆發，所展現出來的問題，隻不過是冰山一角。

富士康是台資企業(後簡稱台企)的代表，規模龐大，流水線作業，軍事化管理。劉開明用“蚊子都飛不進去”來形容富士康的管理嚴格。“大部分台企的管理模式都是從日本學來的，等級極為森嚴，員工隻能向直接上級報告工作情況，嚴禁有任何越級行為。富士康中層以上的幹部，大多都來自台灣，高層則全是台灣人，大陸員工把這些人統稱為‘台幹’”。在劉開明的調查中，“台幹”是個相對封閉的群體，他們隻和大陸員工中的主管層打交道，幾乎不怎麽和工人接觸。

“富士康的工人基本都是‘90後’，大點兒的也不過1986年以後出生，在家裏都是寶貝，從學校出來後直接就進了工廠。他們很難適應公司，公司也不會給他們時間適應，隻想盡快讓他們創造價值。富士康是低技術含量的製造企業，工人在接受簡單培訓後就能上崗，在流水線上跟著機器的節奏幹活，變成工具的一部分。誰要是跟不上節奏，就會影響整條生產線，被前後的人埋怨。一天下來，頭昏腦脹。”劉開明告訴記者，多數台企都有著一樣的工作、管理模式，富士康是其中的典範。員工們每天清晨6點半或7點起床，一起吃飯、早操、唱歌，再按級別的不同穿著不同的衣服進入作業區，他們還經常在半夜被老板的電話叫醒，然後像軍隊緊急集合一樣，在幾分鍾內整裝完畢趕往廠區會議室開會。

這樣單調的高壓生活，日複一日，疲倦無法緩解，焦躁卻日漸積累。“這樣的環境，心理有問題的人自然無法承受，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人，長期身處其中，一旦身心疲憊焦慮，又遇到刺激，會做出什麽事，誰能預料呢？”

劉開明說的刺激之一，是情感挫折。5月11日跳樓的女工祝晨明，就是因男友移情別戀而情緒失控。掙紮幾日後，她還是在母親的眼皮底下自殺了。“富士康裏大部分是女工，有些男工會同時跟幾個女孩談戀愛。”劉開明告訴記者，他曾知道一個班組長就有太太、有情人。“類似的現象，在女工多的廠子都有。沒辦法，環境封閉，壓力大，人總需要找一個情感安慰。”

再者，就是員工間的關係。在富士康的生產線上，每個員工的操作工序都要精確到秒，互相說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正因為如此，同一車間，甚至同一宿舍的員工可能互相都叫不出名字。4月下旬，富士康的工會專門在心理輔導講座時設立了有獎問答，誰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1000元，可絕大多數人就是答不上來。如今，為了改進員工關係，富士康修改了規定，不再隨機分配員工宿舍，而是盡可能地讓同鄉、同生產線的員工住在一起，或自願組合。

還有大陸員工和台幹之間的對立。富士康的合作者吳濤(化名)告訴記者，在富士康，台幹和大陸員工的待遇差異極大，台幹出入廠區有專屬的門，大陸員工隻能從另一個門出入。 “為防止夾帶產品，大陸員工出廠時須經過安檢人員搜查，即使進廠，也不能帶電子設備，因為要防偷錄偷拍。台幹歧視大陸員工，大陸員工也看不上台幹，長期下來，彼此間對立嚴重，”吳濤開玩笑似地形容，“台企裏有兩個階級，階級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2009年7月，負責保管並給蘋果公司郵寄16部蘋果手機的員工孫丹勇，因丟失一部樣機接受調查。其間，他不堪壓力，跳樓自盡。在媒體披露的細節中，令孫丹勇“不堪”的壓力包括了上司的非法拘禁和“動手”。

打工人農民工們的希望在哪裏？雖然不認同心理學家們對富士康自殺事件的分析，劉開明卻和他們得出共同的結論：富士康有責任，但不是最大的責任者。“走資派特色政府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

樊富瑉也說，希望媒體能將眼光從事件本身拉出來，投射到打工者這一龐大的群體身上。“過度關注隻會給企業和員工帶來更大的精神和情緒壓力。”畢竟，“十連跳”不是簡單的員工心理問題，也不是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為例，深圳總人口1000多萬，而戶籍人口隻有200萬。就是說，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來的務工者。大量的農民工潮水一樣湧入這座城市，所尋求的不過是生存和就業的權利。這也是富士康跳樓事件不斷，卻仍招工火熱的原因。

劉開明說，如今，湧入城市的主力打工族已和父輩有太多不同。上世紀80年代，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很多人沒讀過書，對生活的預期不高，賺到錢寄回家就很知足。那時，深圳沿海一帶打工者的月收入在200至600元，比大學教職員工的工資還高。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GDP一直維持年均9%的高位增長，“大多數國家，一旦GDP持續20年增長超過6%，國民收入都會大幅增加。但在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總量的比重，卻在22年間持續下降。民眾創造了城市的財富，卻沒有享受到這些財富。”談起這些，劉開明不無憂慮。

比起父輩，新生代打工者大多在城市長大，受過一定教育，有些還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習慣了都市的繁華，也自覺地追逐成功，如掙錢、買大房子、開好車。可他們每天在機器邊工作10多個小時，每月拿千餘元工資，除去基本開銷，所剩無幾。即使爭取到了更好的職位，手中的鈔票也不會厚多少。都市的夢想如海市蜃樓，在眼前真實可見卻難以觸及，又化作重荷，沉沉地壓在他們的肩上、心頭。

5月18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9名社會學者緊急發出了聯名信，呼籲各方攜手，盡快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悲劇重演。這封聯名信中寫道，在過去30年裏，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遺憾的是，學者們話音未落，“第十跳”又發生了……

來源：2010年《記者臥底28天找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