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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紅軍每月有10幾塊大洋嗎

(2022-10-01 06:16:36) 下一個

工農紅軍每月有10幾塊大洋嗎

 

毛澤東創建工農紅軍時每個戰士的“軍餉”究竟怎麽樣?事實上,紅軍官兵根本就沒有軍餉!因為紅軍廢除了薪餉製。

有造謠說"紅軍靠得是大洋!毛澤東去發動秋收暴動的路上被抓,帶著10萬大洋"。

毛澤東於1927年8月12日回到長沙,著手籌劃秋收起義。9月5日,毛澤東在潘心源的陪同下趕赴銅鼓去組織秋收暴動。在途中,毛澤東被民團抓獲,但憑智慧在銅鼓群眾的幫助下脫險。1937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延安訪問毛澤東時,毛澤東談起了這段往事。毛澤東對斯諾說:“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與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了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機會,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裏等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能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雙鞋、一把雨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1929年9月,《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中具體談到了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明確指出:“紅軍中廢除軍餉,隻發零用錢與吃飯錢這是對的。”中共中央肯定了毛澤東朱德的做法。

事實也證明,紅軍是廢除軍餉製、改為誌願軍的決定是正確的,如果真像國民黨軍那樣發軍餉,不要說擴大紅軍會成為問題,恐怕紅軍連維持都困難。因為紅軍太窮了,一開始主要靠“打土豪”罰款來籌措軍費,基本沒有經費可以充作固定軍餉。即使後來中央蘇區建立以後,紅軍的經費也不寬裕。

毛澤東1928年11月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麽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也說:雖然紅軍的質量還不算太好,“不過根本就沒有餉發,雇傭式的性質還算極少。軍中的訓練還不錯,兵士對於革命二字,還有相當的認識”。“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隻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二塊錢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夥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月來,每天每人隻發夥食費三分,四分油,四分鹽,米一斤四兩,三分錢一天的小菜錢,隻買的一斤南瓜,洗衣剃頭穿草鞋吃煙的零用錢沒有發了,所以最近以來,士兵生活特別的苦不論士兵官長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樣”。

陳毅1929年9月在上海給中共中央的書麵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也說:“紅軍的官兵物質享受一樣,所以官兵不能有什麽分別。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引者注:指朱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夥伕頭,同時到現在‘夥伕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渾號。”

“給養方麵,每人每日夥食費大洋一角五分,在物價低賤或有土豪打,或有農會贈的時候,常常有剩餘,可以分得夥食尾子。若沒有幫助的時候,則常感覺太清淡了。紅軍廢除了發餉製度,經濟公開多時,每人每月可以發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費,作洗衣、剃頭、買草鞋之用。若錢少則少發或竟至不發。士兵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鬧餉的事,沒有錢發,他隻怪這幾日籌款不到,不會向軍長要錢。”

毛澤東1936年告訴斯諾:1911年辛亥革命時,毛澤東熱血沸騰響應號召入伍當了半年兵,當時“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但是,這比我現在在紅軍裏的收入要多。”作為紅軍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收入比民國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誰還能相信紅軍士兵的“工資”是當時“行業內的最高工資”?

那麽普通紅軍戰士的“軍餉”究竟是多少呢?由於紅軍實行供給製,主要的支出就是夥食費。對於夥食費,1932年,中革軍委作出規定,每人每日為大洋1角(條件好時為1角5分)。一個月按30天計算,普通紅軍戰士所得夥食費(由於紅軍經費短缺,其他經費項目諸如零用錢和草鞋費等難以按時下發)為3元(條件好時為4.5元)。這基本上就是紅軍戰士的“工資”。

雖然毛澤東作為紅軍領導人會有其他辦公費用,但在普遍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情況下,他的“軍餉”不會比普通戰士高多少,3至4.5元這個數額與他跟斯諾的談話是比較吻合的。

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卻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說:朱毛紅軍的成份非常複雜,有原先參加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老兵(因為戰鬥頻繁死亡甚多,現隻占部隊的三分之一),有平江、瀏陽、嶽陽、湘南的農民,還有從國民革命軍中俘虜過來的士兵(俘虜兵現在差不多占了部隊的一半)。俘虜兵現在有當連長排長甚至營長的。

楊克敏的報告與毛澤東的《井岡山鬥爭》基本吻合,這說明有大量的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

有一句老話叫當兵吃糧,賣命拿餉。當兵吃糧拿餉銀似乎是天經地義,從清朝的綠營、北洋的新軍一直到國民革命軍,士兵都是拿軍餉的。如果以軍餉多少作為判斷標準,那麽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還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其實毛澤東在《井岡山鬥爭》中對此有過很好的總結:“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戰爭回憶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上麵這段話: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製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係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製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著的人的尊嚴,激發著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望,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製度,是進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於紅軍最有力的宣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這簡單的語言,對勞苦農民和廣大士兵,具有無窮的吸引力。

可見,吸引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的是新型人民軍隊迥然不同的氣象和作風,而不是所謂的“高工資”。

1965年夏,72歲的毛澤東決定做他後半生最重要的那件事之前,回了一趟井岡山。他當時很動情地對身邊人說,“我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去看看……”

毛澤東在井岡山住了7天,從5月22日住到29日。在外人看來,可能認為他隻是去井岡山休閑一下、順便寫兩首詩,或者是年老了回顧一番崢嶸歲月。

實際上毛澤東的心情並不輕鬆。他在井岡山說了這樣一段沉重且意義深遠的話,“為創建這塊革命根據地,不少革命先烈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犧牲時都隻有二十幾歲呀!沒有過去井岡山的艱難鬥爭,就不會有今天。今天井岡山各方麵比起三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車,住樓房,吃飯四菜一湯,穿的是幹淨整齊的衣服,真是神氣多了。我相信,井岡山將來還會變得更好更神氣。我勸大家,日子好過了,井岡山的精神不能丟了……”

——這段話如果出現在別處,可能也顯得稀鬆平常。但是由1965年身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口中說出來,卻有著無盡的蒼涼、沉重、輝煌,還蘊含著無上的殺伐之氣。

這段話的重點就在於“井岡山精神不能丟”,丟了井岡山精神就要付出代價。

所謂井岡山精神,有兩層內涵:一方麵指革命犧牲很大,需要有“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戰鬥精神;另一方麵是告誡同誌們不能丟了為多數老百姓謀福利的初心。

但是說實話,毛澤東這些話有多少人聽進去,那是要打問號的,至少這麽多年以來,那些搞腐敗的群體沒聽進去。他們既沒有犧牲精神,也沒有服務精神,隻有貪婪的欲望。一年後毛澤東幹得那件後半生最重要的事《文革》,最初的目的之一便是整治腐敗。

在井岡山那幾天,毛澤東又把這段話的精髓寫入兩首詩中:分別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井岡山》。

他在《念奴嬌·井岡山》最後部分寫道: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搞革命犧牲很大。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情。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初心綻放出的魅力。

建國之後,毛澤東沒有回過瑞金,沒有回過遵義,沒有回過延安,沒回過西柏坡;唯獨回過井岡山。這個現象非常值得深思。

要知道井岡山、瑞金、遵義、延安、西柏坡這些地方,如今都是典型的紅色文化坐標,是很多人的精神聖地;每天都會有各行各業的人們去旅遊、遊學或朝聖。

為什麽毛澤東建國之後隻回過井岡山呢?現在已有的文獻資料給出的解釋,無外乎建國之後毛澤東太忙了,沒時間回那些地方。

其實這個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建國之後毛澤東經常外出巡視,他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那他為什麽唯獨鍾愛井岡山呢?

毛澤東和袁文才初次見麵的時間是1927年10月5日上午,毛澤東基本算是單刀赴會。

要知道在兵荒馬亂的年頭,毛澤東和袁文才素昧平生。在雙方沒有信任基礎的前提下,起義失敗後的領頭人這麽做風險其實很大。但毛澤東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

結果兩個人從上午談到下午,甚為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得知袁文才隻有60條破槍,毛澤東當即決定贈送他100條槍,而袁文才則慷慨回贈1000塊大洋。

10月7日,袁文才親自帶了30人,抬上一張睡椅轎子,接毛澤東上茅坪(井岡山)。

毛澤東沒有換衣坐轎,隻是換上了謝梅香(袁文才妻子)親手做的新鞋,拄著拐杖上山。

到達茅坪後,袁文才把毛澤東安排在八角樓。那裏原本住著賀學敏一家,毛澤東就是在那裏結識了賀子珍。

就這樣毛澤東和紅軍將士們在井岡山站住了腳跟。

公開資料都說是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折服了袁文才。這個說法並不能算不對,因為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確實很大。畢竟袁文才在黑白兩道混了那麽多年,能通過一席話將其折服,足以突顯毛澤東的個人魅力。

但個人認為,在折服袁文才這事上,僅僅強調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並不能呈現曆史的全部脈絡。如果毛澤東在9月29日之前和袁文才見麵,未必能將其一舉折服。

原因很簡單,毛澤東在9月29日搞了“三灣改編”。

紅軍是中國曆史上最特殊的一支軍隊:

特殊1、兵員最廣,紅軍來自普通農民老百姓。因為紅軍的終極戰略目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獨一無二的。

特殊2、戰鬥力極強,這個不解釋。

特殊3、戰鬥成本極低。這點不易理解,因為它是一本經濟賬。因為井岡山時代的紅軍戰士,幾乎不發軍餉,相當於開公司不發薪水。

當時的大致情況是,紅軍將士們自己籌集糧食,然後每人每天發5分錢,用來買柴米油鹽。冬天棉衣不夠,戰士們隻穿兩件單衣,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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