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將軍們該給斯大林立碑

黃埔軍校將軍們該給斯大林立碑

 

沒有黃埔軍校就沒有後來的黃埔軍校將軍們,  沒有蘇聯斯大林政府出錢出人出武器就沒有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將軍們該給斯大林立碑。黃埔軍校從斯大林當政時的莫斯科得到多少經費和武器裝備，因從不同渠道劃撥，至今已無確切數據。早在1923年1月4日，前蘇聯斯大林決定“從共產國際的後備基金中”撥一筆款給廣州政權國民黨，在軍校籌備期間鮑羅庭估計，辦校經費是每月15000-20000美元。這筆款後來納入軍校經費中。1924年3月下旬，前蘇聯斯大林應加拉罕建議，給國民黨撥出50萬盧布，1萬支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炮。後來蘇外交人民委員部又提出給國民黨增加援助。

黃埔軍校開學後，到9月11日，前蘇聯斯大林決定“從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撥出一萬美元，從外交人民委員部預算中撥出一萬五千，共計二萬五千。但整筆款項均以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名義提供”。前蘇聯斯大林援助的第一批軍火於是年10月8日由沃羅夫斯基號交通船運抵廣州，其中帶刺刀俄式長槍8000支，每槍配500發子彈，手橙子10支和其他的武器。一批蘇俄顧問也同船前來。孫中山親自寫歡迎詞，感謝蘇援，歌頌中蘇友誼。

隨著學校不斷正規及提速，經費越來越高。前蘇聯斯大林政府也不斷增加援款。1924年11月15日前，軍校已使用蘇俄援助27.5萬廣東元。11月15日至30日用去五萬元。其中國民黨軍隊及其“友軍”共用了11.2744萬元，合計9.0195萬元港幣（當時匯率1.25：1）。這中間11月，前蘇聯斯大林又為黃埔軍校增加30.5萬廣東元。另外，鮑羅庭還為蔣介石申請了預算外的10萬廣東元撥款。而蔣介石校長的黃埔1軍在1924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得到5萬廣東元的援助。1925年1月，前蘇聯斯大林又決定再撥同樣數額的援款。

1925年5月5日，應國民黨的要求，前蘇聯斯大林政府決定“1.必須在廣州建立新的可靠的軍隊，責成伏龍芝同誌為此派遣一個二百人以內的教官團赴廣州。2.責成伏龍芝和索科利尼科夫同誌最後確定補充款項（約五十萬盧布）以撥為建軍所需資金；3.為此撥出二萬支步槍和100挺帶配套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迫擊炮和手榴彈…..人員和裝備的運送……可使用’沃羅夫斯基號’交通船”。

5月29日，前蘇聯斯大林政府又批準提供廣州政府9000支步槍、950萬發子彈、1萬枚手榴彈、100挺機 槍、10門擲彈炮。

此後，前蘇聯斯大林援助開始兩路分流，既給軍校，國民革命軍，稍後也給馮玉祥的國民軍。到1925年10月給華南和華北的援助共達2489.1137萬盧布。其中主要是給黃埔軍校。

第二次東征前，廣州國民黨政府又向前蘇聯斯大林提出增加援助的要求：1925年9月23日，前蘇聯斯大林政府決定再提供140萬盧布。25日為黃埔軍校和國民黨軍隊建設（1925年上半年的費用）追加總額137萬4896盧布28戈比的援款。

黃埔軍校開學初期，用於訓練和實戰的武器奇缺。故前蘇聯斯大林又提供一部分武器，計4門日式馱載山炮（1914年產，76毫米。276發炮彈，但其中需修理且缺少炮彈），1門1910年製德製炮，沒有瞄準器，22發炮彈。野外移動不便，難以應用。2門APNCAKA式76毫米大炮，1898年製，但炮體太重，不適合野外作業，炮彈3000發。

黃埔軍校完全采用前蘇聯斯大林紅軍的黨代表製度，當然其黨代表指中國國民黨的代表，對於“軍隊中的政治行為…..黨員負完全責任”。對於軍隊的政治文化工作，部隊生活，宣傳及種種活動。黨代表負“有監督校內行政，指導黨務進行，並主持訓練事宜之責”。而黃埔軍校第一任黨代表是廖仲愷。同時，軍校設立了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蔣介石，嚴鳳儀，金佛莊，陳複，李之龍五人當選。政治顧問六名，除了熊雄，蕭楚女，張秋人，孫炳文，廖劃平外，還有蘇俄專家羅加喬夫。

蔣介石製訂的辦校指導思想，特別注重“為三民主義而戰”的宗旨，它“軍事與政治並重，人格與技能訓練共進，國民革命軍的基礎自此樹立”。蔣介石當時說：“以俄為師”“當我到俄國研究赤衛軍的時候，見著赤衛軍那樣能守紀律，不騷擾人民，完全是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家很相親愛的—人民同他那麽相好，那麽團結，這樣的軍隊有什麽打不勝仗嗬！所以我回國之後，就決定了，如果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去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製不可。” 事實上，蔣在黃埔軍校就多次以蘇聯紅軍經驗為樣板，明確指出：“紅軍有許多地方用不著打仗，而使得敵人心悅誠服來投降。因為他們一舉一動都以主義為前提，都以精誠來團結。”這顯示，蔣介石當時對蘇軍的成功有一定認識。

從前蘇聯斯大林成功經驗出發，蔣介石認識到：“中國的軍隊，如果不能受黨的指揮，不能以黨的主義為中心，那是無論什麽軍隊，不能利國福民，隻能害國殃民的。”為此，軍校成立後，迅速加強黨在軍校的活動。1924年7月，軍校開學後月餘，黃埔軍校特別區黨部成立，1925年9月改為特別黨部，直屬國民黨中央黨部領導。校黨部下設分部、小組，定期召集會議。蔣介石先後任軍校第一、二屆黨部執行委員，第三屆監察委員。蔣對加強軍校國民黨組織的活動相當重視，將其作為嚴格軍校管理的重要組織措施，強調：“黨部成立以後，軍紀範圍，並沒有縮小，並且在軍紀之上，再加一層黨紀，這個黨紀，在學校裏，是輔助軍紀之不足的，是比軍紀更要厲害的。”

黃埔學生軍成立後，特別黨部製度繼續得到進一步加強，連及連以上設立各級黨部，黨部下設小組，各級黨部和小組定期召集會議。小組會每周召集一次，要求圍繞“組員報告之批評、黨綱及黨義之解釋”等內容展開討論。和蔣一起工作的黃埔軍校首席顧問蘇聯人切列潘諾夫在內部報告中證實：“在成立國民黨基層黨部時，蔣介石被選為委員，他積極地參加了黨部的工作，同他的學生以及低級軍官一起出席會議……當基層黨部需要行政上的幫助時，他便立即發布相應的指示。”正是出於對基層黨組織的重視，蔣介石在東征期間曾特地致函周恩來，要求切實貫徹基層小組會議製度“使士兵開小組會議時，完全自由發表其意見，報告其痛苦，官長不得懷恨報複。”

黨代表製度是保證黨對軍隊指導行之有效的組織方式。蔣介石在前蘇聯斯大林考察期間了解到“俄國軍隊組織之內容”，並注意到軍事指揮官與黨代表的分工，即指揮官“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知識上事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1924年11月軍校成立教導團時，即采納了這一製度。黨代表設連以上各級指揮機關，主要任務是掌握部隊的“經濟狀況生活狀況政治訓練”，監督、指導各級長官的工作。各級長官的報告必須經黨代表副署，“指揮官之命令有危害國民革命時，應即報告上級黨代表，但於發現指揮官分明變亂或叛黨時，黨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見，自動的設法使其命令不得執行”。

蔣介石高度評價這一製度，認為：“革命軍精神的凝聚力，還是在各連的黨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衛生，通通要黨代表去料理……在戰場上有黨代表，就可以增加戰鬥的能力。”強調：“中國軍隊，黨代表製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長對此製度，誌在必行，常以為寧可無軍隊，不可無黨代表。”

但是黨代表製度的推行可能影響到部隊指揮官的軍事指揮權，而蔣介石又是黑幫出身，不擅黨務；故蔣介石對黨代表的作用有所保留：“黨代表進連部、營部、團部之後，對於各連、營、團官長，不可處幹涉主義，隻好處監督的態度。”這就將黨代表的定位限製於監督作用，並將其權限控製在政治思想訓練、軍風紀和後勤方麵，不提其指導作用，更不談及其在軍事指揮上的權限。蔣介石的這種態度，使黨代表在其領導的軍隊中處於從屬地位，雖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無法真正的實現黨指揮軍隊。

孫中山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就意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他還開拓性提出建軍必先建校，這是黃埔建校的主要內因；孫中山先生明確提出“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但長期受困於無錢無槍，在軍事上依賴於地主資本家軍閥。而地主軍閥資本家多善變，為利益常常背叛。特別是1922年六一六事件，粵軍首領陳炯明叛亂。孫中山決定接受前蘇聯斯大林援助。首先建立自己的“黨軍”，以擺脫對軍閥武裝的依賴。

1923年5月1日，蘇俄政府就通過越飛電告孫中山，提議國民黨利用前蘇聯斯大林援助直接建軍的想法，孫中山決定改用這批“物資和教練員建立一個包括各兵種的內部學校”，“而非野戰部隊”。這就等於先培養軍隊幹部，再建軍。黃埔軍校的建立。

同年底，蔣介石率領的孫逸仙博士考察團在莫斯科參觀訪問時。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領導人初步達成國民黨建軍方案：由國民黨選派“忠於黨，忠於工人階級”的人進入蘇俄軍校學習。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可接納三至七人，軍事學校可接納三，五十人。然而這遠不能滿足國民黨建軍，擴軍的需要。於是衍生出由莫斯科幫助國民黨建立軍校的想法，這樣便可以成批培養起黨軍骨幹。先建軍校成為雙方合作的頭等大事。

而在蘇俄訪問期間，蔣介石一行人對蘇俄軍事院校的規模和訓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蔣介石特別看中前蘇聯紅軍的政委製，他坐在飛機上“翱翔天際如在陸地也”，意識到“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競，非若我國可窳敗也”。從而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黨指揮槍”的重要性。不過，蔣介石在訪蘇期間並沒有就黃埔軍校建設的具體問題同莫斯科領導人做具體的研討。但為時三個月的考察卻對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體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孫逸仙考察團於是年11月同蘇俄曾就建校在達成共識：與外交人民委員部協商，在俄國境內為中國學員開辦軍校。擬開辦兩所軍校，一為高等軍校，培養不低於營級的指揮員，招收具有一定俄語能力的人員，約30名。地點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另一所在中國，為培養中等人才的軍校，在靠近中國的伊爾庫茨克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可招收五百名。但這個計劃後來改變了，沒有在上述地方為中國開設軍校。至於在中國為軍校選址，在1923年底孫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前蘇聯斯大林政府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商定，選擇廣州為軍校校址。

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閉幕後，前蘇聯斯大林政府顧問波利亞克，尼古拉.傑列沙托夫，亞曆山大.伊萬諾維奇.契列潘諾夫和鮑羅庭等，在瞿秋白陪同下同孫中山討論組建陸軍軍官學校培養步兵指揮人員和改組南方軍隊事宜，孫中山再次明確表示，“要按照前蘇聯斯大林政府紅軍模式締建軍校 ，為北伐建設基地”。

建校擺上日程後，蘇俄代表們又提議建立義勇軍。1923年11月13日，因陳炯明部逼近廣州。鮑羅庭建議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建立義勇軍。11月19日，陳炯明部被擊潰，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會議，作出的決議之一便是“先招有軍事學識黨人約十數人，日間為學生講習軍事學及黨義，夜間教練義勇軍”。26日，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0次會議上，林森，廖仲愷，孫科，謝英伯，吳鐵城，許崇靖，譚平山，鄧澤如等會同鮑羅庭一同商定，義勇軍學校定名為“國民黨軍官學校”，以蔣介石為校長，陳翰譽為教練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

孫中山將蔣介石作為軍事領袖培養，而蔣介石當時是中國和蘇俄都能接受且受歡迎的人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蔣是國民黨“左派”。1924年，孫中山以陸海軍大元帥身份，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粵軍總部參謀長；這奠定了日後蔣介石“異軍突起”的本錢。孫中山又以中國國民黨總理身份，派遣廖仲愷為陸軍軍官學校的中國國民黨代表，次日至12日，蔣介石又先後任命了校本部各部正副主任，總教官與教官人選。蔣介石早就有建軍校練兵的想法。

蘇聯解體之後，原蘇共中央秘密檔案劃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並於近年被解密。其中，最關鍵部分是政治局的指令性決議，即所謂“特藏卷”，包括長期不為人所知的斯大林的指令。南方國民黨當聽聞從前蘇聯運來的船上載有八千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無不歡天喜地…… 蔣介石國民黨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無私的援助。"此時的孫文和國民黨得到蘇聯的援助，宛如久旱逢甘霖，即便是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政治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伊凡諾娜在研究加倫將軍的檔案後指出，黃埔軍校的武器與軍費全部來自蘇俄，加倫將軍是當時作戰經驗最為豐富的職業軍人，他將南方廣州政權的軍事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