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從曆史上看中國工業化建設成形
從曆史上看，中國在基礎工業方麵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大躍進”時期，二是“文革”時期。“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少數在“調整”時期下了馬，但其中大部分在後來形勢好轉時又陸續恢複發展起來。與“大躍進”時期其不同，“文革”時期的工業建設卻謹慎得多，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業。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整個“三五”、“四五”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總投入達3116.42億元，（統計到1977年）新增固定資產2157.40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1691個。到1979年工業企業總數達到35.5萬個，（其中全民所有製企業8.4萬個,集體企業27.1萬個）,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業規模普遍擴大, 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例如全國鋼鐵企業就有984個，有色金屬企業945個。1978年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實際為9967萬人, 其中全民所有製有7693萬人、集體所有製有2274萬人）, 比1965年增長70％以上。
主要產品的產量：1978年鋼產量達3178萬噸，超過了英、法、意、德，成為繼美、蘇、日之後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產量達10405萬噸，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原煤6.18億噸，居世界第三位；全國發電設備容量達5712.21萬千瓦，年發電量達2566.5億千瓦時，分別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紗達238萬噸，居世界第一位；化肥達869萬噸，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達6524萬噸。
中國工業的門類，如果說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躍進運動、國民經濟調整和工業學大慶運動，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麽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體係不僅進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礎、實力上大大增強。對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個大台階。這時各主要工業部門的設備、生產能力和產量都進入世界比較靠前的行列。在技術上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中國工業己經發展成一個包括冶金、鋼鐵、原材料、燃料動力、汽車、機械製造、化工、輕紡、有機工業、電子、航天、核工業、國防工業等大型工業基地、之間相互關聯而又配套的完整體係。中國從建國初連手扶拖拉機、縫紉機等都不能製造的落後農業國，發展到這時己經成為能夠生產製造各種機床、拖拉機、汽車、火車、巨輪、坦克、飛機、戰艦、各種精密議器、核發電站、電子計算機、電視、原子彈、氫彈、核潛艇以及發射導彈、運載火箭，衛星等等的工業大國。而且是在沒有任何外國援助、合作的情況下完全由自己設計、自己製造。這大大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其關鍵性的步驟都是在“文革”時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標準：工業化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即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重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占顯著優勢；能自行設計和製造各種主要的機器設備、原材料和各種消費品；有相應的化學、動力、運輸和輕工業等。那麽可以說這一目標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實現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基本建立起來。這也同1975年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代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的判斷完全相符。
而完成工業化建設是在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禁運下進行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美國政府就確定了要利用經濟手段對新中國施加壓力的方針。在1949年2月28日提出《關於美國對華貿易的政策》中說，中共既要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又要重建國家，它勢必尋求外援，尋求與西方的貿易，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現實之間的第一個衝突大概會具體地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在對華經濟關係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美國要對新中國實行禁運需要得到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和日本的合作。麵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英國關心它在亞洲的殖民地的穩定，因此與美國一樣，也要“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共產黨行將取得全國政權，社會主義陣營力量頓時大增。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更嚴厲的貿易管製。美國開始要求其他西方國家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方麵實行與美國同樣的控製。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宣布對新中國實行完全禁運。
1951年5月，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貨單對中國實行禁運，品種多達1700餘種。自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封鎖和禁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隻要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全麵實施加禁運封鎖製裁下的強大壓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致認為"新中國將會是一個短命的政權"。
盡管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製裁封鎖和禁運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在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下著眼新中國的實際國情，集中力量辦大事，通過工業化，為積弱積貧的新中國打下鋼筋鐵骨，實現了工業化的目標。在此期間，新中國利用一切機會，特別是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通過香港奧門的通道開拓了與西歐和日本的民間貿易渠道，為打破製裁封鎖和禁運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1971年2月25日，尼克鬆在國會發表了題為《建構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報告。報告用專門的章節討論了中國問題，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美國樂於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1971年春，毛澤東主導的“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和禁運，在官方的層麵終於得到了突破。
人們出於各種原因，可能對文革具有不同的認識，但對那個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客觀事實卻不能不承認吧！僅十多年時間，就幹出了那樣多的大事，發生了那麽大的變化，難道就因為當時與文革聯係在一起而可以將其一筆勾銷嗎？走資派鄧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講：“經過三十一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業企業單位己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6、357頁。）這說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國工業從不存在“發展緩慢”的問題！如果沒有當時工業發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國靠什麽戰勝美、蘇兩個霸權主義？怎麽能夠打破他們的封鎖、製裁、禁運以及軍事侵犯？世界頭號霸權主義國家的總統尼克鬆能前來北京與毛主席會見嗎?！
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4231.0億元，是1965年的3倍，年均增長10.2% 。這時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是74%，農業的比重是26% 。這與1952年工、農業產值是30%與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變。這標誌著新中國從此進入了工業化時代。這是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是一個大躍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出現了日趨加快的趨勢。西方工業大國先後進入“後工業社會”，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又向“信息時代”發展。對於一個剛剛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取得革命勝利的新中國來說，直接麵對著與西方國家相隔兩個生產力時代的差距。而通向現代化的途徑隻能從工業化開始。在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下，在僅有三十年的時間，就由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具有其完整體係的工業國，這不能不是一個曆史的躍進。人們知道，曆史上英、法、德、意等老牌工業國家在實現其工業化進程中用了近百年時間，後起的工業強國美國用了半個世紀，日本和蘇聯都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相比來說，中國當時的工業化無論在程度上還是在速度上都超過了它們。不僅大大縮短了同發達國家的曆史差距，而且在很多方麵進入了現代的先進行列。
人們知道，世界上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工業化的主要指標，就是看其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世界後起的工業大國美、蘇、日三國為例：在1900年時己躍居世界第一位工業國家的美國，其工、農業產值比重是67%：33%；二十世紀初己成為帝國主義的日本，工、農業產值比重是70%：30%；在1938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蘇聯，是77%：23%；而中國1978年工、農業產值比重是74%：26%，這不低於各工業國家進入工業化時的標準。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技術水平看，更是曆史上的各工業國家所遠不能相比。例如1900年美國鋼鐵年產僅一千萬多噸，媒炭僅二億六千噸，石油27億加侖等，這還不及中國七十年代末產量的1／3 。當時美國汽車年產量僅4000輛，這隻是中國七十年代末產量的一個零頭。更不必說中國己是掌握核技術、能夠製造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工業產品的國家。即使與現代的各工業國家相比，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和技術水平也列前幾位。按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說法："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 。在國防力量和航天工業上，則躍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質生產部門采用了大機器生產，電力、媒炭、燃油成為主要的動力源；農業上達到了半機械化程度等。從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看，這時的中國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一個工業化國家。
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恣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事實也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成就。
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其意義十分深遠。它不僅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現代化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了的榜樣。從此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表，成為能夠與美、蘇霸權主義抗衡的力量，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鄧小平曾經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其實，“兩彈一星”的成就並不是孤立出現的，它正是中國整個工業和科技發展成就以及綜合經濟實力的體現。如果當時中國沒有這些成就，那麽在七十年代要實現與美國、日本等許多西方國家建交以及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不可能的。國際關係其實就是以實力說活，如果中國當時不是首先把自己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兩彈一星搞起來，也許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讓一部分人首先富起來，但決不會形成那樣大的國際影響力、以及對霸權主義的威懾力。那就不可能打破霸權主義的封鎖、製裁，爭取到較大的國際空間，那麽後來的改革開放、“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也就談不上；九十年代實現香港的順利回歸、甚至今天成功申辦奧運會都將是個疑問。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振興的曆史機迂從根本上是毛澤東時代贏得的！
中國的特殊國情：人口多、資源少、起步晚、半封建半殖民地曆史的影響等，決定了中國的發展不可能與西方國家的標準完全一致。雖然從主要指標、總體上說實現了工業化，但在某些方麵差距也是顯然的。如人均經濟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生產力多層次、發展不平衡等，這些方麵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屬落後。從工業化的長期目標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說，工業化並不是一個靜止、固定的概念，對任何工業化國家來說都是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決不可能靠一代人就能完全解決問題。但是中國的走資派和右派精英們總是拿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改革前的中國，指責當時是什麽“普遍貧困”、“沒有改善生活”、“閉關自守”、缺這少那等等。他們把中國與西方國家一百多年形成的生產力差距，要求共產黨在30年裏完全解決。其不良居心，豈不是昭然若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