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中國傳統文化裏有一條叫“義”，所謂“義”，就是正確的道理，合宜的道德舉止。古人將人分為君子與小人，衡量的標準就是“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因此君子行事，“度義而動”，“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生,  亦我所欲也,  義,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義”也有大小之分。

毛主席在長沙求學期間所記的課堂筆錄裏，關於“義”這一知識點，他記道：“義，有一時之正義，如君臣奴隸之類;  有萬世之通義，如仁義禮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類。”毛主席所追求之“義”是萬世之通義，天心民意之義。

1915年5月，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二十一條》，引起舉國激憤，毛主席就讀的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生集資刊印《明恥篇》，書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國、滅亡朝鮮，法國滅亡越南以及袁世凱賣國的罪行，陳述救國方法，力圖喚起民眾，奮起挽救民族危機。毛主席在閱讀該書時題寫“四言詩”以明誌：“五月七日，民國奇恥; 何以報仇?在我學子!”讀書期間，毛主席組織誌同道合的學子成立愛國團體“新民學會”，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

師範畢業後，毛主席辦雜誌，奔走呼號，呼喚“民眾的大聯合”，實現民族的解放，“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毛主席毅然從改良救國轉向武裝革命救國，通過井岡山的鬥爭，成立了中華蘇維埃政權。1934年1月，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闡述“我們的經濟政策”時要求衝破敵人的經營封鎖，發展經濟建設，保障軍事供給，改善民眾生活，他指出：“在全中國卷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眾陷入饑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隻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隻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於空前的浩劫。”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侵略中國的鐵蹄又開始踏上了華北，南京國民黨政府妥協退讓，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華北危機，中國民族危機，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他經過分析得出結論：反對關門主義，實行統一戰線。他說：“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製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為了抗日，毛主席建議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他說，“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任何民族資本家，隻要他不讚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

1936年3月1日，毛主席起草“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布告指出：“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誌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願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

“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 團結為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於何有?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不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於國人，本軍當以漢奸賣國賊論罪。”

在中國民族生死存亡時刻，毛主席奮筆疾書，不避前嫌，向國民黨軍政要人、社會顯達、文化名人陳情國家危局，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嘔心瀝血，其情殷殷，讀之令人潸然淚下。

1936年夏，毛主席在寫給時任國民黨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說：“時至今日，全國即將陷於淪亡慘境，凡屬食毛踐土之倫，實舍救國無急務，舍抗日無工作。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 救中國，所 求者抗日本。任何個人、團體、黨派、軍隊，凡與此旨合者則聯合之，凡與此旨背者則攻擊之。其聯之者，為民族革命增義旗也。其攻之者，謂其是真正之漢奸賣國賊，為四萬萬同胞誅妖孽也。”

1936年8月25日，毛主席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向國民黨疾呼停止內戰，建立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槍口向外，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他說：“你們同我們的統一戰線，你們我們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統一戰線，一旦宣告成功的話， 那末，你們我們及全國人就有權利高呼：讓那些漢奸賣國賊以及一切無氣節的奴才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暴力前麵高喊‘中國無力抗日’吧!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 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鬥到最後一滴血!”

1936年9月22日，毛主席在寫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信中說：“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 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於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複我之河山，人民將非複我之人民，城郭將非複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於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鬥，率通國而入於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

1936年12月1日，毛主席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當前大計隻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複，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淩煙， 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1936年12月12日，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在西安發動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以抗日大局為重，主張和平解決，積極促成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

1936年12月28日，毛主席針對蔣介石回南京後發表的聲明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聲明說共產黨“言必信，行必果”：“蔣氏倘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汙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軍事上政治上俱能實際采取救國步驟，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讚助。”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接受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的采訪，在解釋統一戰線時，他說：“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麵，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代表共赴陝西祭拜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帝陵墓。毛主席在撰寫的陵文中表達了為國效命的堅強決心：“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曆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他指出：“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製度，重新編製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七七事變”，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第二天，毛主席、朱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8月25日，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的紅軍改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隨後，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要求共產黨人的個人利益要服從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他說：“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後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

共產黨人與國民黨是有血海深仇的，十年內戰，無數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了國民黨的屠刀之下，然而當中國民族麵臨外敵入侵的時候，毛主席率先提出要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化幹戈為玉帛，化敵軍為友軍，共同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即便如此，共產黨人還要時刻與不顧民族大義的反動路線作英雄的鬥爭。

1944年6月，國民黨政府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陝甘寧邊區，縮編八路軍、新四軍，限製其防區，把活動在江南和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黃海以北冀察兩省的狹窄地區內。對國民黨的無理要求，毛主席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他說：“這個提示案隻是有利於日本侵略者，隻是那些為著私利而忘掉國家民族的人們之意旨的反映。 說得明白一點，所謂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隻圖私黨利益、不知民族大義的國民黨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識的結晶，是每一個真正愛國者所不可能與不應該接受的，因為誰要接受這種提示案，就無異於幫助日本侵略者。”共產黨人所堅持的民族大義何其艱難，何其曲折，何其不容易。

毛主席曾在1945年8月16日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說：“如果共產黨毫無力量，毫無骨氣，不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到底，十年內戰何能結束? 抗日戰爭何能開始?  即令開始，又何能堅持到今天的勝利? 又何能讓蔣介石輩直到今天還安然活著，在離前線那麽遠的山坳裏發表什麽命令談話呢? 中國共產黨是堅決反對內戰的。”

縱觀領袖毛澤東的一生，雖然他從未以君子自居，但他那牽係中華民族曆史命運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顯露出發自肺腑的“君子”情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中華傳統文化裏，“君子”是一個高尚的道德符號，是人們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境界。“君子”一詞在中國，從來都是一個至高的道德符號。《周易·乾》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毛澤東少年圖強，懷著一腔熱血上下求索，以書生之力拯黎民於水火挽狂瀾於既倒, 殫精竭慮，憑大智慧運籌帷幄，窮畢生之功改寫中華民族山河破碎的百年屈辱,兩袖清風逝世時除卻滿室書香外身無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