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陳永貴不在了大寨造的梯田還在
1985年1月，陳永貴突然感到頭痛、渾身乏力，去了北京醫院檢查後，醫生說：“患的是肺癌，已經是晚期了"。
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按規定他是可以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也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糧，掙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慮到他經常到外地開會，光靠工分不夠花，因此每月補助他100元。後來國務院考慮到他身為副總理，決定每天補助他1.2元。他接受了國務院的這點補助，同時卻把大寨給他每天1.5元的工分錢退掉了。從此，他的生活費便是每月136元。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陳永貴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陳永貴卸任之後，國家按照正式職工的標準，給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位於山西省昔陽縣境內。生活於斯、成名於斯的陳永貴，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當年被評為山西省勞動模範。1959年應邀赴京參加國慶10周年觀禮。1960年山西省委發出向模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學習的號召。1961年《山西日報》撰文稱讚陳永貴所領導的大寨是太行山上的一麵旗幟。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的浙江等7省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裏表揚了陳永貴。
1963年8月的一場特大洪澇災害。這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給大寨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造成山流地衝、房倒窯塌，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山西省委得知這一嚴重的災害後，決定調撥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扶持大寨。陳永貴婉言拒絕。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維和勇氣，領導大寨人同這場毀滅性打擊抗衡。他沒有怨天憂人，悲觀泄氣，而是堅定不移地把戰勝災害、克服困難的基點定在依靠群眾、依靠集體力量上；他沒有像其他社隊那樣因遭災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響亮地提出堅決實施“三不要”（不要國家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庫存不少）的救災方案；他沒有在困難麵前手忙腳亂、束手無策，而是運籌有方，辯證施治，先治坡後治窩，使大寨闖過了難關，奇跡般地奪取了當年的好收成。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走出寨門，應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報告大寨抗災救災事跡。他頭箍白毛巾，身著對襟衫，沒用講稿，以獨特的風格，麵對萬餘名各界人士侃侃而談長達幾個小時。他那樸實的語言和忠厚的形象，贏得了全場人員雷鳴般的掌聲。陳永貴還未離京，報告會現場錄音就已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電波傳送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1964年3月，毛澤東出京巡視。一天，他乘坐的專列停靠在邯鄲車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了大寨和陳永貴的先進事跡，毛澤東聽後投以讚許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記下了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爾後，火車繼續南行。每到一地，毛澤東都興致勃勃地宣傳大寨和它的領路人陳永貴，毛澤東說：“大寨就是一麵旗幟。你們學不學？農業要過關，沒有大寨那種精神不行哪！”
當時，新中國正麵臨著被封鎖、被孤立的國際形勢，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中寫道：隻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但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擴大會議上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8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規劃時又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從1968年冬季開始，在陳永貴的主持下，一個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相繼展開。據有關資料介紹，幾年裏共修築了1000多公裏大壩，墾整了6萬多畝土地，這些至今仍成為昔陽人民受益不盡的財富。
1969年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永貴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也許是毛澤東當時出於反修防修的考慮，在中央委員會裏增加來自基層的工農兵代表。這一著，為他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打下了基礎。要抓革命，促生產。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3至5年將昔陽建成大寨縣。在昔陽逾千人的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響亮口號。
1970年《人民日報》發表《農業學大寨》社論。此後，陳永貴在中央的授意下，主動出擊，奔走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播撒大寨種子。學大寨運動以燎原之勢，遍及神州。
在這種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陳永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又當選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走入權力頂峰，大寨和學大寨也同時被推到了狂熱的峰巔。國人當時猜測，陳永貴要擔負起按照大寨經驗解決幾億人吃飯問題的領導重擔。陳永貴雖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卻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既當副總理，又是農民身份，在中國，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
197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號召。以徹底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
據資料記載，經過學大寨，全國增加水澆地1.8億畝，農田有效灌溉麵積 每年遞增110萬公頃，農業機械化水平迅速提高。農業很快大幅度增產，第二年即取得糧食大豐收。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與壓榨的曆史，人民始終處於社會的底層，沒有做人的權利和尊嚴。是毛澤東同誌和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讓幾千年來受盡苦難的勞苦大眾揚眉吐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有烽煙滾滾的炮火轟鳴，有石油會戰的壯觀場麵，有高峽平湖的丹青妙手，更有勒緊褲腰帶，不懼“一萬年太久”也要研製出“兩彈一星”的壯誌豪情，有“工業學大慶”到“農業學大寨”的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從而扼住了美蘇的“核訛詐”，使中國人民真正意義上從容自信地站起來了。
毛澤東在哲學和政治上對於社會階層的見解分析十分深刻，往往能一針見血，切中痛點。“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切掉他三分之二"。毛澤東是新中國的創業者，毛澤東深知中國低層人民的疾苦，明白勞動人民才是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和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隻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彌補得起我們的理論"。
大寨當年苦幹實幹改造自然，吃冰碴飯，棒子麵，冬天沒蔬菜。大寨村處於石灰質的土石山區，土壤貧瘠，水源缺乏，自然條件很差。五、六十年代隻有六、七十戶人家的大寨村農民，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艱苦奮鬥，修山改土。當年大寨的“鐵姑娘隊”的隊長郭鳳蓮回憶說：“中國人都是很窮的，在那個‘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我們自己動手來改造大自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呀。回想起來當時吃不飽、穿不暖的，現在也不想多回憶了，因為太苦了"。“在我記憶的大寨，還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大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老一輩苦幹實幹，改造自然的那種精神。每天在地裏吃兩頓飯，中間為了修梯田，就在地裏吃冰碴飯。當年的生活不怎麽樣，到冬季我們這兒幾乎沒有新鮮蔬菜，吃的就是棒子麵"。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在全國“大躍進”高潮中先後視察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在與山東當地負責人談話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新華社發表了這一談話，於是全國各地相繼出現成立“人民公社”的熱潮。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大寨人的命運隨著“農業學大寨”毛澤東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大陸農民和其他各階層尤其是低層人民的命運也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搞改革開放農村包產到戶,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走資派萬裏支持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並波及全省農村的包產到戶。據目前已披露的材料來看，走資派萬裏是第一個向“農業學大寨”運動發起攻擊抹黑的中共高級官員。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黨校工作會議上說：什麽這個學大寨學歪了，那個學大寨學錯了，大寨本身就不正。農業學大寨到底學什麽，這個問題多年來並沒有解決。很多地方是學表麵，學形式，搞極“左”路線，造成了嚴重後果，甚至給農業和農村帶來了破壞。走資派萬裏在省委鄭重宣布，今後安徽不組織去大寨參觀，也不去學大寨那一套。緊接著，1979年走資派控製的新華社內部刊物先後刊載了幾篇揭露大寨、昔陽情況的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也相繼刊發了文章，揭發、批判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錯誤，在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反響。這樣，便匯成了巨大的曆史潮流，使大寨、昔陽的聲譽開始下降，“大寨紅旗”在人們心目中大打折扣。
然而大寨村1952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陳永貴出任黨支部書記，帶領58名男勞力在白駝溝打壩24道，造地5畝。1953年在後底溝打壩25道，造地25畝。1954年在小背峪溝造地8畝。1955年起先後三次在狼窩掌打壩180多道，總長7.5公裏，把300畝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依靠農民的生產熱情和集體經濟力量，持續挖山填溝，修造梯田，改造耕地，連年取得豐收，使糧食畝產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長到385公斤，不僅村民自給有餘，還上交國家公購糧。
1963年夏季，大寨遭遇特大洪災，農民房屋被衝毀113孔窯、77間房，70%的農民無家可歸。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辛辛苦苦幹了10多年才修好的梯田與100多條大壩，全部被洪水衝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衝走，180畝耕地顆粒無收，嚴重自然災害給大寨造成毀滅性打擊。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些救濟款，扶持大寨救災度荒。大寨黨支部卻決定：“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保證農民口糧不少，農民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當時，山西省和晉中地區很多幹部不相信大寨能做到這“三不要、三不少”，有些幹部認為陳永貴是吹牛皮。
1963年下半年，大寨群眾在陳永貴帶領下，以無比高漲的幹勁，白天搶修梯田、搶種莊稼，晚上重建房屋，經過幾個月苦幹實幹，大災之年奪得大豐收。當年糧食產量比上年大幅度增產，畝產量平均達到７００多斤，總產量達到２０多萬斤，不僅群眾口糧充足，還上交給國家１２萬斤。被大水衝毀的房屋重建得整齊劃一，更加牢固，確確實實創造出了人間神話。
那幾年，大寨的事跡確實對中國幾億農民起到了榜樣引領作用。農民群眾普遍認識到：大寨人苦幹實幹，改造農業生產條件，奪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學習。學大寨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鋪開，全國各地都產生了一批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從1968年冬季開始，在陳永貴的主持下，一個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相繼展開。據有關資料介紹，幾年裏共修築了1000多公裏大壩，墾整了6萬多畝土地，這些至今仍成為昔陽人民受益不盡的財富。
據資料記載，經過學大寨，全國增加水澆地1.8億畝，農田有效灌溉麵積 每年遞增110萬公頃，農業機械化水平迅速提高。農業很快大幅度增產，第二年即取得糧食大豐收。
陳永貴不在了, 但大寨造的梯田還在, 修築了1000多公裏的大壩還在, 墾整了6萬多畝的土地還在, 曾經有過的全國增加水澆地1.8億畝，農田有效灌溉麵積 每年遞增110萬公頃，農業機械化水平迅速提高。農業很快大幅度增產，取得糧食大豐收。尤其是留給昔陽人民子孫後代受益不盡的精神和土地財富永存。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地處太行山區黃土高坡，植被稀缺，水土流失嚴重。耕地主要集中在虎頭山一側的“七溝八梁一麵坡”上。村域麵積2平方公裏，800畝耕地零零星星散布成4700多塊，每塊耕地的麵積平均不足0.18畝，可想而知地塊有多小。這些山坡小地缺邊少堰，三天不下雨禾苗就發黃，一旦下點急雨就會把地全都衝毀。耕地麵積零散而又貧瘠，糧食產量一向處於低水平徘徊。》
山東曲阜縣陳家莊大隊黨支部書記陳以梅，還是中共濟寧地委委員、縣革委會副主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可是，他當“官”沒有官氣，還是一副莊稼人本色。他身穿粗布衣，腳登莊戶鞋，手上有老繭，身上有泥巴。一年四季，他風裏來，雨裏去，和社員一起戰鬥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崗位上。陳家莊大隊在沙灘上打大機井。在井筒子裏掏沙挖泥，又髒又累，還很危險。幹這個活，別說上了年歲的人，就是小夥子也有點打怵。可是，五十多歲的陳以梅，每天總是第一個搶著下井，最後一個上來。有一天，他的胃病發作了，社員們都勸他不要下井了。群眾的關懷，使陳以梅心裏覺得熱乎乎的。他向群眾風趣地說：“隻有凍死的蒼蠅，沒有累死的蜜蜂。勞動能壯筋骨。”說著挽起褲腿，象往常一樣，又第一個下井了。十冬臘月，水涼刺骨。他雙腿泡在水裏，揮動著大鍁，一個勁地幹。突然，井上傳來了喊聲：“東南角裂縫了！”陳以梅知道，這是塌方的苗頭，就招呼大家趕快躲開。他自己卻冒著危險，摳著井幫爬到危險區，用石頭和身體頂住塌方，排除了險情。社員們感動地說：“以梅真是鐵打的，累不垮，難不倒。”
陳家莊有一個黨員，由於在工作中栽了兩個跟頭，就產生了消極情緒，“看到重擔不上肩，碰到問題不發言”。黨支部的幾個同誌找他談話，都碰了“軟釘子”。一天夜裏，黨支部開完會後，陳以梅躺在床上翻來複去睡不著。他想，怎樣才能幫助這個同誌解開思想上的疙瘩呢？他細細地琢磨了好幾個來回，主意終於出來了：同他一塊到挖河工地上去勞動，在勞動中幫助他解開思想疙瘩。第二天，雞剛叫頭遍，陳以梅就起來。他安排了一下隊裏的工作，就往挖河工地上去。在工地上，他一連幹了四十八天。白天和那個黨員摽著膀子幹活，晚上經常一起憶苦思甜，促膝談心。陳以梅的忘我勞動精神、火熱的階級感情，使那個同誌很受教育。那個同誌提高了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悟，自覺檢查了自己的錯誤想法。打那以後，他工作積極，精神振奮，受到了群眾的好評。
陳以梅就是這樣把勞動和工作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社員群眾讚揚說：“老支書辦公沒有固定的窩，陳家莊七百畝糧田，五百畝果園，四百畝河灘，都是他辦公的地點。”
陳以梅時刻關心著社員群眾，誰家的房屋該修了，誰家的子女該上學了，他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陳以梅在坡裏育稻苗，看到貧農社員陳慶南的孩子沒有上學，整天在隊裏幹活，心裏挺納悶。一打聽，才知道陳慶南因為家庭勞動力少，才叫兒子退學。他想，貧下中農的子女能夠上學，是黨和毛主席對勞動人民的關懷，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決不能讓孩子中途退學。陳慶南家有困難，集體應該幫助他解決。於是，陳以梅幾次去陳慶南家走訪，講送子女上學的好處，幫助陳慶南的老伴安排家務。為了使陳慶南家增加經濟收入，陳以梅一方麵和隊裏研究多給他安排些零活，另一方麵幫助他家訂了一個“多養豬多積肥”的計劃，還親自給他家買了兩個小豬崽。這樣一打算，陳慶南的孩子上學不但沒困難，還增加了家庭經濟收入。陳慶南感激地說：“老支書替俺想得真周到啊！”
陳以梅的心貼著群眾，群眾心裏有話，也願意對他講。一九六八年，有人打著宣傳陳家莊的旗號，要陳家莊花兩萬三千元錢建造一個展覽館。對這件事，大隊革委會成員意見有分歧。多數同誌不同意；但有的同誌卻說：“有粉誰都願意往臉上搽。陳家莊是毛主席批示過的紅旗單位，建展覽館花個三萬兩萬的沒什麽。”群眾到底同意不同意呢？
一天，陳以梅和社員一塊鋤玉米。休息時，他問老貧農陳慶木：“花兩萬三千元錢建展覽館，你說行不行？”陳慶木說：“兩萬三千元，就是二十多萬斤糧食啊！咱莊戶人過日子，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花兩萬多元搞展覽館，我看不是宣傳紅旗，是往咱紅旗上抹黑。堅決不能辦！”老貧農的一席話，使陳以梅心裏更有了底。他利用這件事組織全體社員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教育了那些主張建大型展覽館的幹部。幹群一條心，頂住了那股講排場、鋪張浪費的資產階級邪風。
多少年來，陳以梅同誌不僅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帶動其他幹部，他還一直把教育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看成是對幹部的愛護，是防修的一件根本性大事。青年黨員選進黨支部，陳以梅就手把手地教他們勞動，叮囑他們一定要過好勞動“關”。他發現那個幹部勞動少了，就及時提醒。有的幹部因為工作忙，擠不出時間參加勞動，陳以梅就想方設法減輕他們的工作，給他們騰出參加勞動的時間。在陳以梅同誌的帶動影響下，陳家莊大隊的幹部參加勞動蔚然成風。去年，全大隊二十名幹部，每人平均勞動三百二十多天。貧下中農讚揚說：“俺大隊的幹部，都和老支書一個樣，兩手繭子一身泥。”
梯田太美了
在世界上不受人欺負，才能體會到當時是如何依靠人民一步步由弱變強走過來的。
算了算，作者也是快80歲了吧，是不是老糊塗了?
奇怪的是至今還有人捧漢奸的臭腳，也不要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