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知青上山下鄉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幾代人的創舉,  是建設新中國農村落後的需要,  是開荒墾荒多種糧田多產糧食的壯舉, 是為中華民族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綿延了20餘年。由於階級立場和社會製度的不同，人們對這場創舉的認識和評價是不同的。走資派著重從知識青年個人的前途與際遇出發,或認為從事農業或當農村會計、赤腳醫生等，是荒廢青春、摧殘人才等。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國家需要與農業發展著眼，是肯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誰憑空想出來的。是當時農村農民文盲多急需人才。也是工業不全無法安排城市青年就業。更是讓年青人進入社會參加勞動得到鍛煉也能大有作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在農村興修水利, 帶領農民搞好農業生產、辦學校、辦衛生站、辦農具站、辦改良種子站等等。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新中國作為一場曾長期震撼中華大地的大規模青年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新中國建國後的曆史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善於“破壞”舊世界，也善於建設新世界。1953年，在國民經濟得到恢複的基礎上，新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工業經濟進入起飛發展的關鍵期；1955年，作為破除迷信的一年”，新中國又迎來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1958年前後成立了農村人民公社。

在中國工業經濟和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同時，迎來農村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廣大農村急需大批勞動力，特別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一個會計，一個記賬員，都使那些農民們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管很快，但其規模和結構尚不盡合理，中小學生的入學率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時還不能滿足需求。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中、小學生畢業後的分配和就業，成為一個大問題。而且，隨著建國後醫療水平的進步和嬰兒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這個問題愈來愈突出。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明確指出了中、小學畢業生的未來出路和理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必須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困難的。”而“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組織，幫助城市中的中小學畢業生“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和工作。”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進一步肯定了知識青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又《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明確指出：“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這兩個按語一發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便作為一個口號，在全國廣大知識青年中流傳開，並成為當時許多熱血青年的自覺行動。

實際上，早在《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指示發表前，就有一些知識青年主動提出過“下鄉墾荒”的請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區西黃鄉22歲的共產黨員、鄉長兼團支部書記楊華和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等5名青年，即聯名向共青團北京市委遞交了一份申請書，請求批準他們“組織發起一個北京市青年誌願墾荒隊”，到邊疆去墾荒。申請書慷慨激昂地寫道：“當我們知道祖國有10億畝的荒地在邊疆閑著睡大覺，我們就恨不能馬上跑到邊疆去……我們知道，到邊疆墾荒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們的祖先已經給我們拚出了16億多畝的土地，他們經曆了多少艱苦？耗盡了多少心血？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知識青年，我們不是那種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老守著熱炕頭的人，我們有誌氣做一名誌願墾荒的先鋒隊員。”《北京日報》等全文發表了這份申請書和團中央領導接見他們時對其墾荒要求的答複。團中央接受了他們的申請，並決定盡快組織城市青年進行“下鄉墾荒試驗”。

該消息一發布，立即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短短幾天中，北京市自願報名參加墾荒的青年即達587人，超過試驗需求人數的近10倍。隨後，北京團市委即從這些誌願者中選拔出60名年輕力壯、思想端正的青年，組成“北京市青年誌願墾荒隊”，並於8月30日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會上，團中央書記胡耀邦作了《向困難進軍》的講話，勉勵他們發揚“忍受、學習、團結、鬥爭”的精神，克服困難，在黑龍江的荒原野嶺上安家落戶，多做貢獻。9月4日，北京青年墾荒隊抵達黑龍江省蘿北縣鳳翔鎮南10公裏的團結村，正式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墾荒點”。從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長野草不長糧”的荒涼北大荒，燃起了誌願墾荒的第一堆篝火。

星星之火，迅速潦原。全國各地的城市青年紛紛向邊疆、荒山挺進……隨後，天津、河北、湖北、山東、哈爾濱等10多個省市的團組織，也相繼組織了50餘批、約37000餘人參加遠征墾荒。次年初，浙江省溫州市的知識青年還組成了赴大陳島的誌願墾荒隊。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鄉上山”的提法。其中寫道：“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在黨中央的號召和各地熱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國就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誌願加入到了墾荒隊伍中來……

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號召和鼓勵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其主旨是從解決城市青年學生的就業和加強農業生產的角度考慮的。一批批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一塊塊處女地被挖掘開墾，一片片荒原長出綠油油的莊稼，起到了一舉多得、一興百順的作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在農場開荒懇荒種糧食,  在全國各地的農村和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興修水利, 帶領農民搞好農業生產、辦學校、辦衛生站、辦農具站、辦改良種子站等等。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進入1957年，毛澤東在其一係列的文章和講話中，開始強調青年學生參加農業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問題。這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劉少奇主持寫成的《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社論，指出：“就全國來說，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麵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為了貫徹上述精神，團中央隨後分別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個大城市，開始進行有計劃地“動員”城市青年插隊下鄉的試點工作。當時知青下鄉的基本方向，主要還是參加邊疆建設、開墾荒地和支援少數民族地區建設，也有插隊落戶到農村的。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工業勞動力需求增加，全國各地又先後從農村中招收了2000餘萬農民進城做工。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共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其中的內容之一就是“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有條件的可以下鄉或者安置到農場勞動。”此後，“上山下鄉”再度在全國興起，且直接下鄉插隊的人員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鄉的一個小高潮。

有資料顯示：在1962年至1963年間，全國共動員上山下鄉人員30萬人，直接插隊落戶的就有9000餘人。1964年間，全國共動員下鄉、回鄉人員68萬餘人，其中知識青年32萬餘人。1965年，僅到8月份，下鄉的知青就有25萬餘人……這樣，至“文革”開始前，不僅將2000餘萬在“大躍進”中從農村招來的人員全部動員返回到了農村，而且還動員了近200萬城鎮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上山下鄉。《人民日報》曾為此發表文章《百萬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成為新型農民》，稱：到農村去，已在我國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革命高潮，“它是推行黨的兩種勞動製度和兩種教育製度，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大事；它為我國知識青年開創了一條最廣闊的革命化道路。”

這期間，下鄉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壞、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來越強。因此，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對待，盡可能擺脫家庭的陰影，或為改造思想、證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積極地選擇了上山下鄉的道路。

為了推動知青上山下鄉的深入進行、解決具體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於1965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接見了與會同誌，周恩來曾兩次聽取專門匯報，顯示出黨和國家對上山下鄉問題的高度重視。這次會議，討論、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係列問題，認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上山下鄉，是城鄉勞動力安排的一個重要方麵，應納入下鄉勞動的整體規劃中。同時，會議檢查了近年來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務，並計劃當年再安置54萬餘人。重申“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能搞強迫命令”；解決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存在的某些問題、確保知青下鄉工作的順利開展，具有積極意義。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還是健康的、積極的、平穩的。廣大知識青年的思想也是穩定的，他們中的大多數確實是真誠地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自覺自願地走向邊疆、紮根邊疆、建設邊疆的，並為減輕國家就業壓力、加強農業生產，做出了寶貴貢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文章，"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同時，如報道：一篇是介紹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踴躍下鄉、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情況；一篇是介紹陝西省西鄉縣革委會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經驗。全國大中城市下鄉落戶的知青，數百萬大中學生“浩浩蕩蕩地奔赴祖國內地和邊疆的廣大農村。每一個農村人民公社，每一個農場、牧場、林場，都有了在那裏安家落戶、同工農群眾並肩戰鬥的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的偉大創舉，揭開了我國青年運動史的新篇章。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在1970年4月1日國家計委給毛澤東、中共中央寫的《關於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報告》，首先肯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這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促進城鄉鬥、批、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將產生深遠影響。”同時，報告對有些知青不安心紮根農村和邊疆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一是階級敵人的挑唆和破壞；二是城鄉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三是劉少奇“讀書做官”和“下鄉鍍金”等修正主義思想的餘毒尚未肅清；四是一些地方領導思想認識不足，對知青的生產、生活和學習重視不足，關心不夠。報告提出了九項政策規定。如：報告要求各級領導，要極端重視知青在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切實做到“同工同酬”；明確要求知青的口糧，不得低於當地單身勞力的實際吃糧水平；要求嚴厲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的各種不法行為，對強奸下鄉女青年的要依法嚴懲，對知青女青年“進行逼婚、誘婚的，要堅決進行批判鬥爭”；同時點名批評了一些單位對類似事件處理不當、對壞人打擊不力等問題。 報告強調，國家撥給知青的安置費用，必須切實用在知青的生產、生活方麵，對有的地方隨便挪用、克扣、揮霍浪費甚至貪汙知青安置費現象，進行了嚴厲批評。

所以從如何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如何對待文革一樣, 是鑒別中國共產黨人和走資派的試金石。如何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這是階級矛盾也是階級鬥爭。這是敵我矛盾也是階級鬥爭。這個鬥爭開如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 是共產黨人和走資派的鬥爭。文革是這種鬥爭的一種具體方法。走資派篡權後這個鬥爭延續到走社和走資的鬥爭。堅持走社的是共產黨人。堅持走資的是走資派及其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