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經濟是按計劃地進行的

文革期間經濟是按計劃地進行的

 

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是每個《五年計劃》進行的。不是瞎貓碰到死老鼠摸石頭的市場化進行的。文革二年及文革之後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後十年任務。到1978年，中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製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複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中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所以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等胡說的“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中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少，實際上反映了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人民節衣縮食、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

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因此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麵，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

 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將麵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

 “文革”時期，人民生活差別、幹群經濟差別不大，一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貫徹。毛澤東常常抨擊特殊經濟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澤東在關於企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蹲點報告中，批示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麽會認識到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中毛澤東在談到“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時說：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民主革命後，一部分黨員反對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一百年、一千年後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文革”後期，從工農兵中提拔為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單位時的幾十元工資待遇，參加中央會議用餐、飲茶都要付錢、糧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群關係在經濟差別上相對比較緩和，在這方麵群眾怨言不多。

在國防科技工業方麵，建立了雄厚的生產基礎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試驗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體係，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輕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先進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貴州、陝西的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體係。四川、陝西等地的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擁有從鈾礦開采提取、元件製造到核動力、核武器研製的核工業係統。貴州、陝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業基地建成的１２５個項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國生產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業基地建有９６個項目，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的研製基地，包括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建設的衛星地麵實驗站、在我國航天事業中發揮巨大作用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等。其他還有沿長江中上遊地區的船舶工業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補了我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國防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淨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超過一二線地區，大大改變了國防工業的布局狀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交通運輸方麵，先後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幹線和支線。從１９６５年起相繼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１０條幹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８０４６公裏，占全國同期新增裏數的５５％，使三線地區的鐵路占全國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貨物周轉量增長４倍多，占全國的1/3。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裏數２２.７８萬公裏，占全國同期的５５％。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後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麵，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１２４個。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等骨幹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係。１２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製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於１９６５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陝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陝西秦嶺火電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萬噸增加到２１２００萬噸，占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４７.９％；年發電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億度增加到６３５億度。到１９８４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萬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麵，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幹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９８４個，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屬企業９４５個，占全國總數的４１％，１０種有色金屬產量占全國的５０％。?

三線建設還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隨著三線建設的開展，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已經有了興起的趨勢。給內地以後的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等過去是人煙稀少的荒山僻野，現在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鐵路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使長期不發達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湧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了加速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部署。在以周恩來為首、十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指導下，有關各部門製訂了一係列計劃。二機部計劃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彈、導彈核武器的試驗，爭取在１９６８年進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到７０年代中期研製成功供地地戰略導彈使用的核彈頭；七機部擬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製出４種地地導彈，同時發展衛星運載火箭的計劃；六機部計劃在１９７２年研製成功第一艘中國核潛艇，下水試航；中國科學院提出，爭取１９７０年前後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準了上述計劃，將其納入國防科技“三五”計劃。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完全成功，標誌著中國氫彈技術的突破。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隻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采用轟６型飛機投擲方式，爆炸威力為３３０萬噸ＴＮＴ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製造技術的國家，標誌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研製人造地球衛星，從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國科學院已經做了許多理論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進行衛星研製的技術基礎基本具備，國防科委提出了開展衛星研製工作的報告，獲得中央批準。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兩級火箭飛行試驗成功，３月，中央批準衛星及運載火箭運往酒泉發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裏，最遠點2384公裏，軌道平麵與地球赤道平麵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周為114分鍾，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導彈核潛艇的研製，從１９５８年開始列入計劃。１９６５年列入國家計劃，開始研製，分為研製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兩步走。１９７０年４月，研製核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７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係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結構證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文革”時期，石油工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從60年代起，中國已陸續勘探和開發出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準備投入全麵生產。“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麵重大突破的一個裏程碑階段，先後製成和試驗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第一顆氫彈、第一艘核潛艇、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這些成就是從５０年代起中國領導人和廣大科研技術人員經過不懈的開創和連續科學技術攻關才取得的，也反映了新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們在“文革”時期的可貴努力，為以後新中國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事實證明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等胡說的“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說法是別有用心的,  是忽悠人們的大謊話, 是走資派鄧小平說謊公司編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