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幾千年史上民國大饑荒居首

中華幾千年史上民國大饑荒居首

 

中華民族幾千年史上各朝各代總共發生過的饑荒有文字記錄的大大小小不下百餘次，中華民國以38年有22次饑荒的記錄高居奪冠榜首。回到史實，采訪過民國時期中國大饑荒的記者很多，其中有美國人斯諾、白修德、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人哈裏森·福曼等人。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這些外國人拍攝了許多民國時期饑民的照片，不過具有諷刺意義的時，網上流傳的一些關於所謂的新中國三年災害時期圖像中，我們能通過Google識圖功能找到圖片的最早發布的出處，恰恰都是民國時代老百生靈塗炭的曆史照片！

有記載確切的史書中關於蔣介石國民黨在中華民國時期其中幾次比較大規模的饑荒情況：

1、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2、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3、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 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這在斯諾的一篇《中國五大害》的報道中可見一斑：“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麵。”

4、1931年饑荒。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5、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6、1936-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7、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8、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出現了中原大饑荒。 “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9、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0、1943年湖南, 薛嶽, 抗日名將，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1、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2、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曆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麵。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整個民國[包括“黃金十年”]是個戰亂的年代，億萬亡靈，該去找誰索命呢？）。

湖南1946年大饑荒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抗日戰爭期間，湖南75縣曾有50縣淪入日寇之手，長沙也在其列。抗戰勝利後各地已是十室九空，沿粵漢鐵路幾百裏，兩側不見雞犬人煙，田地裏野草與人齊高。到1945年，因無力耕種而荒廢的土地達1450萬畝。是年湖南、湘西各縣又遭大旱，田土龜裂，顆粒無收。濱湖一帶則遭大水，淹沒稻田數百萬畝。因此，1945年全省糧食產量銳減，僅收稻穀6730萬石，較戰前1936年18600萬石減產64%。

1946年春，內戰一觸即發，國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內集結了26萬軍隊，加之有11萬日本戰俘滯留湖南，等待遣送。為了供給這數十萬人的食糧，國民政府火急攤派軍糧160萬石。各地糧商乘機囤積，半月之間糧價上漲1-2倍，價格最低的長沙也漲至每石5萬元。到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長沙雖非重災區，但也飽嚐了饑荒之苦。

對於大饑荒的成因，當時上海《申報》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災之成，政治的不健全，當為一大原因。由於戰時交通的不便，運輸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製，於是權勢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糧食商。湖南的食糧，以營利為目的，被竭澤搜括，運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災情。何況通貨的膨脹，稅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農村由破產而終陷毀滅。所以湘災之成，除了戰爭的原因，還有著政治病與經濟病。”

國外的大饑荒餓死人也不少。如東非馬達加斯加南方爆發大饑荒。馬達加斯加南方一直大旱，造成許多地區糧食顆粒無收，致使３６個鄉鎮的６０萬居民麵臨饑餓威脅，其中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首當其衝。 旱災、饑餓、貧困、絕收同時襲擊馬國南部，造成物價飛漲，災民購買力低下。為了活命，災民們賣掉了一切可以賣的東西，甚至包括鍋碗瓢盆。有些地區，水已賣到１５００馬朗（合人民幣１.８元）一桶。許多災民靠野地裏的仙人掌充饑，餓死、病死現象比比皆是，不少災民已開始逃離災區向北方遷徙。 馬達加斯加有關部門已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要求國際社會給予糧食援助，幫助災民度過難關。自今年元月以來，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已開始在此救災。 南部非洲遭大饑荒千萬人瀕亡

據法新社報道，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出警告，非洲南部4個國家(馬拉維、津巴布韋、萊索托和斯威士蘭)的1000萬人正因為饑餓而處於死亡的邊緣。 專家們表示，在這四個國家外如果再加上讚比亞和莫桑比克，非洲南部國家因饑餓而不得不麵對死亡的人數還會大大上升。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的一份聯合聲明稱，由於自然災害，非洲南部已經連續兩年糧食歉收，這一地區的糧食產量大大減少，已經造成了南部非洲10年來最為嚴重的農業災難。專家們預計，這種情況可能一直會延續到明年的收獲季節。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號召世界上各個援助國盡快行動，以防災難發生。據悉，這些受災國家至少需要400萬噸糧食才能滿足最低需求量，最低限度也需要120萬噸。

由於旱災造成的嚴重糧食短缺，讚比亞總統姆瓦納瓦薩5月29日宣布全國進入“災難狀態”。姆瓦納瓦薩說，讚比亞因旱災導致玉米歉收63萬噸，而收獲的糧食隻夠600萬人勉強渡過難關，其餘400多萬讚比亞人將食不果腹。他說，國家目前的糧食儲備僅夠支撐到七八月份，屆時數百萬讚比亞人將不得不依靠國外的食品救濟。最近，讚比亞南部省份遭遇嚴重旱災，造成大麵積糧食歉收和牲畜死亡。由於旱災、霜凍及經濟不穩定等原因，南部非洲國家目前正麵臨著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