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漢和懶漢的消失是件大工程

流浪漢和懶漢的消失是件大工程

 

在舊中國清末民國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就觀察到：“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對於國民“性惰”的問題，毛主席從小就深惡痛絕，改造這一國民陋習，也是毛澤東的一大誌向。

毛澤東認為“人情多耽安佚而憚勞苦，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 故曰懶惰萬惡之淵藪也。”

毛澤東提出“奮鬥”之說：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罷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

毛澤東提出“朝氣”之說：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毛澤東提出“勤務”主張：勤務之益，一以醫偷惰，一以藥文弱。有地板之室，不應用帚掃，致揚塵，必以布揩之。

1922年5月1日，為紀念“五一”勞動節，毛主席在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更宜注意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注意的勞工三件事，一是生存權，二是勞動權，三是勞動全收權，其中對於勞工的勞動權，他指出：“一個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氣有力的時候，除開他自己發懶不做工可以讓他餓死不算數外，在理都應該把工給他們做，工人就有種要求做工的權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會無事可以買他的力事實上工人不得不‘賦閑’時，社會就應該本著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給與他們平常的工資，這就是勞動權。”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右派對於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運動進行汙蔑和打壓稱之為痞子運動，惰農運動，新生的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國民黨右派的所做所為采取了遷就和縱容的態度，對農民運動的積極意義認識不足，不敢支持，不敢接近。毛主席曆經三十二天時間深入農民運動中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雄辯的事實駁斥了對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毛主席對蘇維埃的基層組織“鄉蘇維埃”製定了工作原則、工作方法，他在《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中對“鄉蘇主席團”的工作方法指出：“主席團會議要開得好，常駐人員的工作要很緊張很切實地做，鬆懈懶惰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強迫命令主義要完全廢掉。”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號召，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造就成萬數的幹部和最好的群眾領袖，對這些幹部和領袖的素質品格，他指出：“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1937年8月，毛主席繼《實踐論》之後撰寫了哲學文章《矛盾論》，批評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把他們稱之“懶漢”，他寫道：“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對延安陝北公學畢業同學作臨別贈言，他鼓勵同學們畢業後要努力工作，他說：“一方麵不要偷懶，這個機會主義的傾向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積極工作，艱苦奮鬥。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反對急性病，那種一天就要勝利的心理也要鏟除。”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建設大黨，幹部非學習不可，他要求建立學習製度，造成學習熱潮，他說：“大家都要努力學習，不可落後，不可躲懶睡覺。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不過我們主要的在於獎，假使有個把宰予，也沒有什麽關係。”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抗戰六周年起草紀念宣言，宣言中指出要廣泛開展生產自給運動，自己動手，改善生活，減輕人民負擔，宣言中寫道：“陝甘寧邊區及敵後許多根據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產運動，應該不疲倦地堅持發展下去。獎勵勞動英雄，發展生產競賽，反對貪汙浪費，懲治懶惰分子，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一切為著戰勝敵人而努力。”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要求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動動，指示指出：“各地應開辦七天至十天為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和為著改善夥食的炊事人員訓練班。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汙。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範的條件之一。”

在194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多次講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中國古代典籍《列子·湯問》，北山愚公要把擋在自家門口的太行、王屋兩座大山搬走，他“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日複一日，一直挖個不止，麵對他人的嘲諷，愚公毫無退意，表示要子子孫孫挖下去，直到把山挖走為止，操蛇之神嚇壞了，就向玉皇大帝報告，帝感其誠，就讓誇蛾氏二子把兩座山背走了。毛主席說他隻所以講這個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麽挖不平呢?”

毛主席率領著人民大眾，像北山的愚公一樣，“劍屨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終於挖走了兩座大山。他們來不及歇息，就投身到另一場革命中去了，為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隻爭朝夕，艱苦創業，要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主席提出要“勤儉辦社”。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次全體會議上，對農業合作社問題說：“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聽取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關於農村情況的匯報，在談到合作社生產水平時，他要求向富裕中農學習勤儉持家，他說：“在現階段，教育農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農，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可以作為反麵的教材之外，富裕中農的勤儉持家、勤勞生產，都值得合作社社員學習。在這一方麵，合作社社員應該以富裕中農為師。”

在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主席提出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激勵人民。1958年8月30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講人民公社和全黨辦工業問題，在談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搞共產主義，第一個條件是產品要多，第二個條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產主義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覺地做工作，懶漢甚少，或者沒有懶漢。我們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我就沒有見過幾個懶漢。他不懶是什麽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掛帥，有個共同團體，有個共同目標。”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閱讀一篇《大幹一年翻了身，魁星莊生產隊養豬積肥改變貧困麵貌》材料，材料說：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由於土質沙性大，肥料不足，曆來糧食產量低，群眾生活貧困。1958 年以來，幹部帶頭，集資買豬，蓋簡易圈棚，並對公養私養、育肥、繁殖、積肥、打菜等事情統一領導，全麵安排，大幹一年翻了身。養豬由公社化前的 17 頭發展到257 頭(其中戶養77頭) ，每戶平均6頭多，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以豬為綱，六畜興旺，糧食產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窮隊變成了富隊，缺糧隊變成了餘糧隊。毛主席看了極為高興，他提筆給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要求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他在信中說：“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拖拖遝遝，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雄心壯誌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裏。我勸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將不正確的世界觀改過來。”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與學習小組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讀到教科書說“一個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術或更為勤勉和積極主動，他就能在單位時間內在同樣的條件下創造出較多的產品”時，毛主席發表看法說:“工作者是否更為勤勉、積極、主動，決定於政治覺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術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積極主動;另外一些人文化技術水平雖然低些，可是更為勤勉，積極主動。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覺悟低些，後一部分人覺悟高些。”

1961年9月26日，毛主席在邯鄲聽取河北省委、山東省委工作匯報，當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匯報到對投機倒把的、隻搞自留地小片開荒的、懶漢、盲流這四種人的補助問題時，毛主席說：“基本口糧要減少。對隻搞小片開荒的，給他算算賬，有的可以不給基本口糧，懶漢、投機倒把的人不給基本口糧，盲流也不給。基本口糧定多了不好，就沒有積極性了。”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在匯報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時，他指出搞社會主義教育的標準之一是幹部參不參加勞動，他說：“幹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是由懶而來。”

1970年12月11日，經毛主席審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報告要求學習大寨自力更生精神，“下苦功夫，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報告還指出：“要批判靠天、靠國家的依賴思想，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和懦夫懶漢世界觀，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肅清浮誇風、瞎指揮等，把衝天幹勁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

毛主席一生都在實踐著他“改造中國”的遠大抱負，他用共產主義的理想、集體主義精神、幹部參加勞動等濟世良方，重新找回了中華民族勤勞的美德，他所創建的思想和製度，是懶惰陋習的克星，是清除懶惰土壤的最好武器。當今天的我們回首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的時候，眼前浮現的是一幅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天鬥地的壯麗畫麵，毛主席年輕時所憂慮的“國民性惰”的萎靡之氣還能看得到嗎?看不到了，人們看到的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是“大慶精神”，是“紅旗渠”精神，是“大寨精神”，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煥發出來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有人說毛主席那個時代裏養懶漢，那都是不尊重曆史事實的瞎說。實際的情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看不到幾個懶漢，因為那是個中國曆史上懶漢最少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