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農民就是一條東方巨龍
毛澤東說:“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同時,毛澤東也指出:農民兄弟,就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但這個觀點在剛成立不久的共產黨黨內,是比較小眾和另類的。
無論是左傾代表張國燾,隻重視工人運動,壓根看不上農民,還是右傾領袖陳獨秀一心隻寄托於國民黨的幫助,眼裏隻有國共合作。張和陳的主張是當時黨內占主流的2個革命觀點。當然,結果上看,這兩種革命最終都失敗了。
試錯的成本是慘痛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國民黨叛變,發動了圍剿屠殺共產黨的“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工人們和共產黨員被大量逮捕屠殺。可以說,那時的共產黨進入了一個危急時刻。關於共產黨該如何革命的事,也被重新擺在了桌麵上。
毛澤東提出了農民這個同盟軍,並沒有得到黨內的完全認可,為了答複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毛澤東於1927年3月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組織的農民就是一條東方巨龍!
為此報告,毛澤東親自下鄉,耗時32天,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並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民運動工作的同誌開調查會。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手握第一手的調查報告,徹底粉碎道聽途說對農民革命的誤解,還原農民革命的真相。
在毛澤東看來,幾萬萬農民的強大力量,一旦團結起來,勢必會如暴風驟雨,驚濤駭浪,勢如破竹,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關於如何對待這股強大力量,毛澤東也提出3個反問: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麵反對他們呢?這在某種程度是對黨內錯誤領導的批判,更是對領導農民革命的肯定。但農民革命的問題之所以一直沒得到黨內重視,其實是黨內一直不看好這股力量。更準確的說,是不知道怎麽使用農民這股力量。
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針對當時法國的情況,形象地描述了農民缺乏組織聯係的特性。馬克思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相互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
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恩格斯也曾指出,農民本身不是一個統一的階層,分為不同部分,各個部分的地位和利益各有不同,所以很難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
與恩格斯一樣,列寧也主張要對農民進行區分,他認為“農民是一個特殊階級,作為勞動者,他們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敵人,但同時他們又是私有者。農民千百年來受到的熏染就是,糧食是他的,他可以隨便出賣。他認為,這是我的權利,因為這是我的勞動,我的血汗。”
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對農民這個群體的特征做了說明:農民群體本身比較分散、貧窮、保守軟弱、目光狹隘重私利,缺乏明確的政治主張,必須被領導才行,但由於本身屬於勞動者和被剝削者,革命性又很強。
但馬恩列都沒有明確指出,該如何領導農民去搞革命,更沒有係統化的農民革命的方案。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報告中,毛澤東關於農民革命該如何開展,做了係統化的說明。首先,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分散的農民就像散沙,是無法形成真正戰鬥力的 。想要形成革命力量,第一要做的就是團結。團結就是力量。
為了將更多農民組織起來,共產黨帶頭成立了農民協會(簡稱農會)。農會發展迅猛,會員的人數總計從公開活動時期的不過三四十萬,到後來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
有了農會的強大組織,無論開展運動,還是發起一場空前的農村大革命,就有了可能和保障。但農會不隻是一個組織名號。農會想要留住農民,必須要給農民帶來切實的權和利。畢竟農民本就很貧窮,而且長期受帝國主義、封建官僚、軍閥壓迫,使農民變得保守軟弱,不敢反抗。
權從哪裏來?從打倒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懲治城鎮的貪官汙吏,廢除各種宗法的思想和製度,以及惡劣守舊的陋習中來。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做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大豪紳和地主隻好外逃,逃到大城市,遠離農會的地方,小地主和劣紳們,則直接投誠農會。“我出十塊錢,請你們準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推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餘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通過農會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農會正在自上而下的,徹徹底底的,清除著封建餘孽。這對於當時的封建勢力,確實是糟得很,對於千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實踐證明,湖南農民革命證明了農民革命,會是中國革命的一股強大可利用的力量。
當然農會奪權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共產黨的領導,組織,運動。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農會的不同人群也各有各的想法,對於生活富足的富農來說,農會是徹徹底底的害人組織,是隨時可以剝奪自己富裕生活的反動派。這個態度一直沒有變,所以農會裏的富農,是需要時時刻刻提防的。
對於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的中農而言,對農會的態度是遊移的,未必能有啥作為,但這部分力量是需要團結的,因為一旦農會勢力壯大,中農的態度就會從遊移變為支持。相比富農、中農的消極態度,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貧農什麽物質資料都沒有,也不怕失掉什麽。所以,貧農也最聽共產黨的領導,搞農民革命的。因為最能革命,付出最多,所以他們本該取得農會的領導權,這點是非常之必要的。可以說,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利從哪裏來?打倒了土豪劣紳和官僚地主,貧農就翻身做主人了,不再受累於苛捐雜稅。農民也開始了合作社的嚐試,慢慢可以吃飽飯,穿得暖了。當然,有人站起來了,就有人倒下去,有人笑,就有人哭。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對於農會有人說“好得很”,也有人說“糟得很”,有人喊農會的人們是“革命先鋒”,也有人說農會各個都是“痞子”。
針對人們對農會運動指摘,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會中農民所有的行動做過仔細檢查,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麽樣的。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總共做了14件大事,列舉如下:
1、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這是農會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隻角落裏的農民沒有起來的。
2、政治上打擊地主:農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清算賬目、罰款私吞贓款的劣紳、要求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和辦合作社、對破壞農會罪狀輕者進行小質問、對劣跡斑斑的土豪劣紳大示威、戴高帽子遊鄉、罪孽深重者或關進監獄或驅逐,甚至槍斃。這些政治上的打擊,都是為了更好的行使農會權利,鞏固農會的地位,革封建官僚的命。
3、經濟上打擊地主:通過製定一係列政策,如不準穀米出境,不準高抬穀價,不準囤積居奇。不準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不準退佃。減息。在經濟上減少地主劣紳對人們的剝削壓迫。
4、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占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征收權如畝捐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裏王。通過打倒都團,徹底拔掉封建統治的獠牙。
5、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6、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毛澤東通過湖南實地考察發現,在土豪劣紳霸占權力的縣,無論什麽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汙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麽人去,都是廉潔政府。
7、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3種有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1)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係統(政權);(2)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族權);(3)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係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係統——總稱之為鬼神係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會興盛的鄉村,推翻以上四權後,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女子男子都翻身做了主人。不得不感謝農會對男女平權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關於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毛澤東也曾和農會說:“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裏、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隻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麽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8、普及政治宣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還在牆上張貼“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一個都進過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政治宣傳可以快速提升農民思想,持續跟進共產黨搞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9、農民諸禁: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製起來。禁得最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通過對不良行為的約束和懲戒,營造農會積極向上的分為,畢竟一個持久的組織需要防止外界帶來的腐蝕。10、清匪 11、廢苛捐
12、文化運動:中國曆來隻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農會的成立,改變了曆史。大辦其學,很多農民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上學不再隻是地主和豪紳子弟的專享,農民哪怕是貧農,也有權利獲得教育,成為知識分子。
13、合作社運動: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農會出現之前,農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農會合作社的出現,很迫切地要解決了這三個問題。
14、修道路,修塘壩:這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要想革命順暢,先修路,路修得好,塘壩修的穩,農民生活才會便利,農民革命才能更通達。綜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是中國農民係統化的革命方案。該方案雖然是針對農會這個組織, 卻全麵且係統地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規章製度等多個領域的具體措施。該革命方案堪稱完備的係統。
農民這個群體承受了太多本階層賦予的特質,這不可否認,但也無妄承受了太多所謂公知的偏見與詆毀。但就是這樣的群體,在國民革命中,扮演了中國革命最主要的同盟軍角色,為中國革命勝利貢獻了莫大的力量,可笑的是,很多公知卻躲在革命大後方,隻剩一張嘴在那嘰嘰喳喳地叫。
農民多是貧窮的,見得世麵少,自然目光相對狹隘,都在為生存苟延殘喘,日常看重眼前私利也無可厚非,自從農會武裝推翻了劣紳地主,減少了苛捐雜稅,成立的合作社,興辦農民學校,讓農民可以有米下炊,有舍可居,有學可上,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農民也真正實現了翻身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