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好

毛澤東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好

 

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是“一盤散沙”，要解決中國問題，就要首先解決農民“一盤散沙”的問題。人民公社的這20餘年，恰好是共和國政治風雲波譎雲詭、社會生活動蕩不定的混亂時期。與城市中的風雨飄搖相對照，人民公社體製下農村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生活卻保持了相對穩定，這為減緩新中國當時極度混亂的社會狀況，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

新舊中國最主要的區別之一，是中央政府把“一盤散沙”的，極為混亂和分散的、由上百萬個自然村落和上千萬個核心農戶構成的傳統農村社會，通過行政的和意識形態的手段與渠道，統一於一個有序和高效的行政係統之中。

新中國農村社會的這一製度特征，始建於土改時期，毛主席並不是搞農運最早的人，廣東彭湃在海陸豐的農運工作做的很出色，然而被叛徒出賣，早早犧牲。但是毛主席卻是堅持農運最徹底最成功的人。成型於毛澤東時代的合作化階段，到了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就是所謂的“政社合一”。以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為核心的人民公社三級機構，不分地域、不分條件地把城市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行業和人等都納入了5.4萬個公社、71.8萬個大隊和600.4萬個生產隊的行政組織之中。

實踐證明，公社時期，中央最高決策層的一切決策和政令都能依靠這一健全的組織係統，做到令行禁止。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不僅注意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對現代化建設和農村社會穩定的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發現，高效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是保證這一龐大行政係統有效運行的關鍵。他認為中國的“農村黨組織紀律嚴明，這樣的組織力量在蘇聯則非常薄弱，甚至不存在。強有力的黨委會能夠組織大批的工作隊，指導農村的根本變革。”

當然，農村社會的長期穩定僅僅依靠健全有效的行政係統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人民公社在健全和強化行政機構的同時，還在經濟十分窘迫的情況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會保障製度。這對加強公社體製內農村社區的凝聚力，鞏固公社三級組織機構，提高中央及各級政府在農村的威信和感召力，都是極有意義的製度安排。必須指出，人民公社時期的社會保障，並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再分配”。事實上，公社社會保障的實現手段和渠道是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既有生產貸款、糧食返銷和分配透支，也有社會救濟和公益金補助；而且公社的社會保障既有平均主義式的人人共享，也有以救濟貧弱的"五保戶"為重點的扶貧製度。

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五保戶是指農村中既無勞動能力，又無經濟來源的老、弱、孤、殘的農民，其生活由集體供養，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簡稱“五保”。享受五保待遇的家庭叫五保戶。五保戶是指《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中的五保供養對象，主要包括村民中符合下列條件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一)無法定扶養義務人，或者雖有法定扶養義務人，但是扶養義務人無扶養能力的；(二)無勞動能力的；(三)無生活來源的。法定扶養義務人，是指依照婚姻法規定負有扶養、撫養和贍養義務的人。國家對五保戶在吃、穿、住、醫、葬方麵給予的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所謂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幾項：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人民公社時期另一重要的社會保障製度是農村合作醫療。中國從60年代開始在人民公社三級組織內普遍設立了麵向全體社員的公共衛生保健製度。它主要由生產大隊衛生站、公社衛生院和縣人民醫院三級衛生網站(院)構成。生產大隊負責統籌全體社員的醫療費用；大隊衛生站的“赤腳醫生”由經國家培訓的、半脫產的本隊青年擔任，他負責本隊社員的防疫保健、一般疾病的救治和計劃生育指導；“赤腳醫生”無法處理的疑難重病送衛生院或縣醫院救治。人民公社的衛生保健製度，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製度健全，由衛生站、衛生院和縣醫院構成的鄉村衛生網站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鄉村。第二，人民公社衛生保健集中高效的製度特征，大大降低了農村衛生保健製度的運行成本。據世界銀行的調查，僅設置“赤腳醫生”一項，就將中國的醫護人員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個農村居民享受到的醫療護理水平，在其他國家約需數百美元才能達到，而實際上，公社社員的醫療開支人均隻有7美元。這裏，人民公社的製度優勢再次顯示了出來。

人民公社時期，一方麵，國家每年從農村獲取約200多億元的建設資金；另一方麵，在農村基層幹部和社員的辛勤勞作和努力下，再加上中央政府對公社的政策逐漸由“攫取”轉為扶持，新中國農村麵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20餘年間，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農業經濟的各項指標均有大幅度的增長。在耕地麵積1952—1980年年均遞減0.3％的情況下，播種麵積卻保持了年均0.18％的增長；同時，農業的各項指標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以糧食生產為例，糧食產量幾乎每5年增加近5000萬噸，由1958年的2億噸增至1982年的3.5億噸，增長近75％，保持了略高於人口增長(同期新中國人口增加56％)的發展勢頭。同期，林牧副漁業及其他非農產業增長更快，呈現了在總量增加的同時農村產業結構的逐步改善，為日後的農村改革和生產躍進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

傳統體製下新中國農業的發展實績，與同期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相比，也是相當可觀的。1951—1980年，中國農業產值年均遞增3.2％，其增幅是美國的一倍，比前蘇聯和同是農業大國的印度也高出許多。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農業發展的成績是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麵實施“工占農利”政策的背景下取得的，這就尤為難能可貴了。

在農業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人民公社時期尤其是在70年代新中國農村的生產條件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國家為此投入的人財物力之大，動員社會力量之廣泛，推廣應用的技術之先進，建立健全相關組織機構之完備，農業生產條件改變之顯著，都是舊中國曆屆政府望塵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空前的。除了灌溉麵積增幅為0.62外，其他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均有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長，譬如農村用電量增長了282.5倍，農機總動力的增幅也達到了135.9倍。

經過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僅已明顯高於印度、巴西等原先與中國處於同一程度的發展中大國，而且在某些指標上已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另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1980年中國單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4.3倍、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2.8倍，甚至是市場經濟工業國家的1.2倍和前蘇東國家的1.5倍。以如此貧窮落後的基礎和較短的時間，完成如此規模的農業現代化偉業，除了大量的物質投入和全國上下的努力之外，健全有效的人民公社製度無疑也為此做出了無以替代的貢獻。

有的學者認為，建國之初，如果堅持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治國方略指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實現將會付出較小的代價，廣大民眾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也將會少受許多苦難。但事實上，新中國選擇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即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此基礎上，由中央政府利用手中已控製的絕大部分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全麵推動現代化建設。

這一發展模式有兩點是比較突出的。其一，先變革生產關係，然後再進行經濟建設。具體說，企圖以“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來推動現代化事業。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先要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的規律。”其二，“工占農利”。即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原材料和勞動力的絕大部分，都應由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提供。關於這一點，1953年10月在傳達毛澤東有關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的指示時，表達了如下思想：從今年3月以來，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昨天晚上，毛主席交待，要再跟大家講一次，讓同誌們弄清楚一個道理，就是講糧食征購一定要聯係過渡時期總路線去講。四川試點，農村幹部對征購抵觸情緒很大，這些有抵觸情緒的幹部，主要不是基層幹部，而是縣、區兩級幹部(後來查明，省部級幹部中也有。你講征購不聯係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無法使全黨同誌讚成這個東西。農村基層幹部甚至部分中高級幹部對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是因為他們沒有把統購統銷與過渡時期總路線聯係起來，沒有認識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盡快完成生產關係領域中的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化，集中全國主要的人財物力，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實踐證明，在當時新中國的曆史條件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勞力和原料隻能通過“剝奪”農村經濟即所謂“工占農利”來實現；而統購統銷就是實現“工占農利”的主要形式之一，合作社及後來的人民公社製度至少是在客觀上為建國後30年的“工占農利”提供了製度保障。

中國的“工占農利”，由於有了像人民公社這樣完整的製度作保障，不僅運作有效而且數量也是極其巨大的，其對工業化貢獻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資金的積累，農村人民公社期間，我國農村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約5400多億元的資金，年均高達210多億元。如果我們將考察的範圍擴大到建國頭40年，農業累積為工業化提供了近一萬億元的建設資金，占同期國民收入全部累積額的22.4％，平均每年高達近250億元。若按每個農業勞力平均計算，人民公社時期每位勞力年均向國家提供的剩餘多達80餘元。在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在同期農民的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農業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積累的數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農業勞動力人均奉獻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曆史上都不多見。

建國之初，中國的社會發展再次提出了迅速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以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曆史任務。然而，在商品率極低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要完成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創製和建設能保證“工占農利”的農業管理體製就成為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前提。農業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是在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從農業提取建設資金這個曆史階段上，出色地完成了從高度分散、剩餘極少的千萬個小農家庭吸收工業化所需資金的農村社會製度。簡言之，沒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保障，長達幾十年的“工占農利”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

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業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晚清以降，洋務運動和民國政府的兩次工業化努力，都因官僚資本過量提取小農剩餘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而夭折。所以，新中國在建國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其首要和迫切的任務，仍然是在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險惡、國內人口眾多和資源匱乏的條件下，盡快擺脫貧窮落後麵貌，建立自己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新中國的領導者和建設者們不僅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曆史的重任，而且，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完成了這一前無古人的曆史任務。這是震古爍今、光照千秋的壯美功業。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的製度建設。正是中央政府無處不在的高度權威和強有力地行政調遣，才使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在蹣跚中起步，在風浪和困難中艱難前行。筆者始終堅持，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以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作為其製度保障的“工占農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實現方式。由此，人民公社製度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