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上山下鄉接受農奴再教育

毛澤東上山下鄉接受農奴再教育

 

毛澤東雖然出生在農村自小不愁吃不愁穿還可以上私校讀書跟父輩學做生意,  可毛澤東對農奴的生治並不了解, 於是毛澤東在年青時就開始上山下鄉接受農奴再教育。同時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必須練就的基本功。

對早期在嚴酷革命戰爭環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於條件和環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也有一些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保留了下來，其中大革命時期至少有七篇調查報告得以保留，後來收入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分別是：《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

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後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他認為：“要自己當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毛澤東最早的一篇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農生活的整體狀況。這份調查報告後來被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教材，為從事農民運動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尋烏調查》，主要是了解城鎮商業。毛澤東說在這之前“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自開始從事調查研究活動以來，他認為：“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

《興國調查》，使毛澤東開始有了“農村的基礎概念”。了解中國農村，曆來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重點。因此他在江西的興國縣永豐區農村作了一次“較之我曆次調查要深入些”的農村調查。“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礎概念。”

《東塘等處調查》，是毛澤東緊接著興國調查後做的一個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紅軍行軍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這些地方的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鬥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毛澤東說，“在這次調查前，我對於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調查後發現，“哪曉得實際情形完全兩樣”！

《木口村調查》，可以說是毛澤東做過的最短的一次調查。是毛澤東等人途經吉水縣一個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飯時，利用短暫的時間做的一次專題調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

《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是毛澤東為了總結和推廣基層工作經驗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治理國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蘇維埃政權如何運轉？一切都很陌生。毛澤東認為，必須找到一些典型經驗，推廣一些基層好的做法。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是毛澤東早期常用的調查研究方法。在《中國佃農生活舉例》這篇調查報告中，采用的就是這種調查方法。

為了解中國佃農的生活狀況，毛澤東找來自己家鄉的壯年佃農張連初，首先了解他的家庭基本情況，進而詳細分析他家裏包括食糧、豬油、燈油、茶葉等在內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豬、工食省餘等在內的“收入之部”。通過分析這些詳實的家庭情況，毛澤東得知：如果沒有天災人禍，這戶細農“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由此毛澤東分析道：“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毛澤東認為：“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遊民之真正原因。”

針對一些突出問題及時采取專題性的臨時調查，也是毛澤東常用的調查方法。為解決這些問題或糾正認識偏差，毛澤東經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做一些短暫的針對性極強的專題型調查。木口村調查就屬於這種情況。

這次調查是在行軍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飯的機會做的。對這個隻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澤東逐一分析了村政府辦事人員的成分和“本村共殺了七個反動派”的情況，得出結論：“證明小地主富農當土地革命深入時，有許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麵的。”但也提出疑問：“這七個人是否每人都應該殺，卻是問題。”這個調查雖然規模很小，但針對性強，通過調查發現了一些我們黨在對待地主階級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問題。

對於一些重大的深層次問題，隻要時間和條件允許，毛澤東都盡量采取詳盡、係統的大規模調查方式。尋烏調查就屬於這一類。

在尋烏，毛澤東開了十多天的調查會。參加調查會的人員從20多歲到60多歲，有雜貨店主、職員、小商販、縣署錢糧兼征櫃辦事員、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等不同職業。調查報告中介紹了尋烏的全貌，重點講了“尋烏的商業”。裏麵所列各個行業的情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為什麽要如此細致？毛澤東道出了真實想法：“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因此，毛澤東認為，必須首先把基本情況調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對頭。

不滿足於看材料和報告，而是抓住一些具體問題采取具體分析的方式進行再調查，是毛澤東特別注意的調查方式。興國調查，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他在撰寫這篇調查報告時特別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麵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麵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調查研究，善於發現、總結並推廣基層工作中創造的鮮活經驗，是毛澤東常用的方法。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就屬於這一類。在做調查之前，毛澤東發現，在蘇區工作中，往往黨的任務提出了，許多工作計劃也發布了，但在怎樣動員群眾去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方麵，卻出現偏差。怎麽辦呢？毛澤東提醒人們：要善於發現基層創造的新鮮經驗，“在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就在把這些好的經驗收集整理起來，傳播到廣大區域中去”。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為了答複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調查中毛澤東發現: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製度，城裏的貪官汙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麵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隻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報告中例舉: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準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卻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麵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麽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隻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麽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麽“糟”，完全不是什麽“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麵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誌，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誌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誌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曆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麵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麵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