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製裁封鎖禁運下的新中國
盡管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製裁封鎖和禁運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在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下著眼新中國的實際國情,集中力量辦大事,通過工業化,為積弱積貧的新中國打下鋼筋鐵骨,實現了工業化的目標。在此期間,新中國利用一切機會,特別是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通過香港奧門的通道開拓了與西歐和日本的民間貿易渠道,為打破製裁封鎖和禁運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但是,仍然希望能夠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生意。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千方百計爭取蘇聯的經濟援助,同時指示國內“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作生意”。
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隻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施加壓力,新中國將會是一個短命的政權。美國國會很快出台《美國1949年出口管製法》。由此,美國對中國實施“對華貿易管製”,禁止向中國出口包括軍火、鋼鐵、車船在內的戰略物資。這是美國采取對中國武器禁運政策的開始。
1949年11月22日,美國又夥同英國、法國等一些國家舉行秘密會議,商量如何遏製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會後不久,一個不公開的組織“輸出管製統籌委員會”成立,負責“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製”。因其總部設在了巴黎,通稱為“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
1950年12月3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實行全麵禁運,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冊的船隻駛入中國大陸港口。
朝鮮戰爭爆發後,1951年5月,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貨單對中國實行禁運,品種多達1700餘種。自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封鎖和禁運。
盡管如此,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著眼國家建設,一直設法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1953年12月,中國首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製度的國家,在相處中實行對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它不僅包含了處理國家間政治關係的原則,同時也包含了處理經濟關係的內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結束“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努力創造條件,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護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以英國前首相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訪華代表團,並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毛澤東向客人們介紹中國的國情,以說明為什麽中國那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說:“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麵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後。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麵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麵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想,這也是英國、法國所需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你們讚成嗎?如果讚成,就讓我們訂一個條約,當然不是今天下午訂,訂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誰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隻有一樁,就是老百姓。 ”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了美國。他說:“中國、蘇聯、英國和其他各大國都靠攏些,也包括美國在內。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政策。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這個工作英國人好做,因為我們和美國人彼此罵得很厲害。 ”
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杜洛克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就問杜洛克:“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毛澤東進一步說明,我們想要與法國進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洛克答道:“我們在這方麵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澤東於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兩次會見擔任過兩次法國總理的富爾先生,並與其深入交談。富爾第二次訪華實際上是擔負建交談判任務的,因此他回去後中法即宣布建交。
在1957年5月的會見中,當富爾向毛澤東誇讚中國取得的進步時,毛澤東真誠地向客人強調,新中國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較起來成績還很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澤東說:“你們親眼看到我國的情形。看到我們是多麽落後。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他特地請富爾介紹了法國的農業情況,作為借鑒。
在富爾談到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問題時,毛澤東作出極具寓意的回答:“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不依靠蘇聯。如果我們曾向蘇聯要求專家和機器,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們不能沒有這一切。但是專家工作完畢後,還是要回去的,而且我們所取得的東西,全部是要付出代價的。”
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的對外經貿發展遇到嚴重困難,毛澤東更多地考慮如何發展同西方的經濟合作。他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說:“我們反對資本主義, 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
“希望你們把什麽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 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但是,由於西方的繼續封鎖,隻從法國、英國引進了一批汽車和石油化工製造設備。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先後四次會見來華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在交談中表達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期待。毛澤東特地提到在提高生產力方麵要向美國學習。實際上,毛澤東一直思考如何向西方國家學習,提高生產力。他在1956年4月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提出要向丹麥學習,準備派兩個代表團去丹麥考察農業和合作社。毛澤東向大使還表示,中國雖然地廣人多,但力量還很弱,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願意的話,我們也願意向他們學習。”
盡管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的黨和政府著眼中國國情,集中力量辦大事,通過工業化,為積弱積貧的新中國打下鋼筋鐵骨,實現了工業化的目標。在此期間,中國利用一切機會,特別是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開拓了與西歐和日本的民間貿易渠道,為打破封鎖和禁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偉大成就,影響了整個世界,更影響了美國。特別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麵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逐步認識到,或者說是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並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承認。美國企圖長期孤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拒不與之來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國處理對華關係中的這種內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經基本上無法再協調下去了。”(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49-1972)》第314頁、316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66年3月,美國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美國政府麵對亞洲的現實,采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係。這樣,美國輿論已經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創造了條件。
1969年3月的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後,毛澤東立刻預料到這個事件會對美國決策者們產生重要影響,將會促使美國方麵加快對華政策的調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鬆的鼓勵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受斯菲爾德在訪問柬埔寨期間致函周思來,要求會見周思來。7、8月間,尼克鬆在出訪亞歐途中也多次聲明:“美國不同意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係’的建議,美國決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總統表達了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願望,並且委托兩國元首擔當“信使”,向中國轉達美國的意圖。1971年2月25日,尼克鬆在國會發表了題為《建構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報告。報告用專門的章節討論了中國問題,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美國樂於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
1971年春,毛澤東主導的“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尼克鬆後來回憶道:“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 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和禁運,在官方的層麵終於的到了突破。新中國迅速抓住當時西方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急於尋找海外市場的機遇,積極行動,加快對外開放步伐。中美貿易額由1971年的不足500萬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很快製定和推動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的實施。
“四三方案”首先針對人口迅速增長帶來的物質匱乏的問題,引進重點放在解決人民吃飯穿衣的項目上,主要是化肥和化纖工業,這兩方麵用匯占總額的50.7%,冶金及能源工業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 左右。引進的成套技術設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投產後,我國人均紡織品年消費量從1965年的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1982年進一步提高到32尺,使中國人民在1984年告別了“布票”。通過引進化肥技術設備,我國年產尿素 1593萬噸,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產稻穀 6500萬—8000萬噸,占2000年全國糧食產量的 16%。九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告別“糧票”,引進化肥項目功不可沒。
特別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化肥還是化纖,其主要原料都是石油。當時隨著大慶油田等油田的開采,中國的石油年產量從1959年的313萬噸,提高到1972年的4567萬噸,不僅自給,而且有餘。正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引進的成套技術設備才能迅速、充分地發揮作用。
1952年就開始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吳慶彤(先後任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室主任、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和國務院辦公室主任),於1997年出版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書。此後在2002年和2013年兩次修訂再版。他在書中寫道:“ 多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媒體常常誣蔑我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與世隔絕’的政策,這種說法是完全歪曲曆史事實。自從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毛主席多次發表談話宣布:‘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恢複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我們不僅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也願意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963年12月5日,周總理接受英國作家格林的電視采訪時,闡明我國執行的自力更生建設方針的含義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來發展本國的經濟;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貿易,互通有無。我們所說的自力更生,絕不是自給自足,閉關自守。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生產自己做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自己有條件生產的東西也不去生產,那麽,又拿什麽東西去同別人進行交換呢?’可是,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一直對我國采取在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妄圖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然而中國的發展是不能阻擋的,它迅速成為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誰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194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封鎖才逐漸被衝破。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1972年至1973年,周總理及時提出建議,經毛主席批準,決定進口43億美元的外國先進技術設備。”“周總理會見來訪的西方國家領導人,曾多次表示:‘我們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是被動的,是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孤立和封鎖。我們實行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現在既然有許多國家願意跟我們做生意,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下,我們也願意進行這種貿易。’ 所有這一切證明,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幾年中,中國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多少貿易往來,不是我們閉關鎖國,而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經濟封鎖造成的。這個曆史事實是不容篡改的。”(見該書第175頁至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