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得了教育行業中的亂象嗎?

整頓得了教育行業中的亂象嗎?

 

近日中國出台了"整頓培訓教育行業亂象，決不能讓資本決定孩子學什麽、怎麽學"《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指出校外培訓機構無序發展，“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突出。會議還明確提出嚴禁校外培訓機構隨意資本化運作，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產業。條條說到了家長的心坎裏，也打在了校外培訓機構的“七寸”上。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賺錢的機構心存僥幸，也有家長猜測，會不會“雷聲大、雨點小”，嚴管成了空話，隻吹風、沒動靜？在各行各業都資本化操作下的特色社會又怎能讓教育行業獨善其身於資本之外呢?

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就對前蘇聯變修後的教育行業中產生的新行業進行過批判。但這種教育行業中的亂象不但蘇聯解體後的各小國一直存在至今。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

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

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

《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

《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

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

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

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

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

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回看新中國成立後的教育行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國在三五年內基本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村社社有中學、大多數兒童能入托兒所和幼兒園。從1956年起，教育發展進入狀態，高等學校的招生增一倍，達18.5萬人。此後，經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全國普通高等學校規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萬人，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萬人。普通中學的規模，從1956年的中學數6715所、中學生總數516萬，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學生總數852萬。小學生總數從1957年的6428.3萬人，增加為1960年的9379.1萬人。在60年代初的調整、整頓中，教育規模大幅度削減，學校大量精簡教工和學生。

文革中的 1969年之後，全國普遍實行小學5年、中學4年的新學製，從而使中小學教育由原先的12年減為9年。在1970年大學恢複招生後，本科學習年限改為3年，少數學校為4年。因而，文革時期實行的是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大學三年的“5-4-3”學製。中小學廢止了升學考試，普遍實行就近入學。在教學過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試、考核，並且廢除了留級製度。毛澤東的教育理想，既不是“雙軌製”也不是單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種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後的方向，是學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農業合作社辦學校。”江西興辦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在文革中，這一模式發展為“七二一大學”、“五七道路”，是一種取消社會分工、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軍事化的教育。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記要》提出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農村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學不出村，初中不出隊，高中不出社”的口號。1976年全國小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了29.1%；普通中學的發展更為迅速，1976年中學學生總數達5836.58萬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萬人，增加了11.3倍；初中生4352.94萬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麵向農村的發展是實質性的：初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33.7%提高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9.0%，提高為1976年的62.3%，是十分驚人的。 

文革期間中小學教育的發展滿足了農村學生基本的學習需求，正如當時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一樣，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實用，首先解決了“有無”的問題。文革結束後，伴隨對文革政治上的全麵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點學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規模調整學校布局，壓縮普通高中。與普通中學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國普通高中學生減少1085.03萬人，減幅60.3%，初中生減少835.32萬人，減幅16.8%。這種縮減和調整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學生的教育機會受到最大的傷害。1985年與1977年相比，農村小學畢業生的初中升學率下降了25個百分點，從90.8%降為65.0%，而同期城市學生的初中升學率僅下降了3個百分點。

 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農民占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的重心究竟應當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是高等教育還是基礎教育？教育究竟應當首先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國民的基本素質，還是培養少數專家？教育究竟應當采取嚴格競爭淘汰、旨在選拔少數“尖子”的“升學教育”，還是能夠適合大多數人的實際需要、改善生活質量的“生活教育”？這一教育發展的矛盾和衝突從清末新文化運動發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繼續至今。因而，文革時期有別於1949年之後大多數時期的另一種教育實踐，在文化價值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上，具有特殊的有益於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有助於縮小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和貪富差別的偉大意義，不是貼政治標簽的簡單方式可以說服得了的。

走資派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的假象複辟資本主義的一套,  啟動了教育領域具有實質性的資本化變革。40多年來教育製度、教育政策的變化，可以從政治文化的演變，從計劃體製到市場體製的轉變，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的發展，體製外教育的發展，教育自身價值、品質的變化意味著改變教育的意識形態化、行政化、官本位的複辟私有化。學校實行“校長治校，黨委治黨，教授治學”的領導體製，要求“基層黨務幹部兼職化”，從黨委書記到支部書記，均實行兼職，黨委隻設黨辦一個部門；黨組織活動盡量不占用工作時間，不準影響日常工作。將共產黨的領導排除了,  四十多年特色政府內也有鬥爭,  從中央到地方，是國家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幾十年來，教育管理權幾收幾放，不斷反複。但都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修修補補, 總脫離不了私有化的教育行業產業化。償到了能賺錢的教育產業鏈上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們會放手嗎? 特色政府的大大小小貪官汙吏們也能從中分紅,  能堅決貫徹執行嗎? 走資本主義的特色政府整頓得了教育行業中的亂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