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比較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的秦邦憲又名博古,留學蘇聯回中國的博古在會上提出總結湘江戰敗之事。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教訓。17日的會議,博古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與周恩來任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定的負責人等。
2月5日,周恩來找博古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麵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關印章,同時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準。
在日常生活中,毛澤東確實是一個頗具“霸氣”的人物,在政治、軍事謀略等大問題上,他更是自信十足、堅持己見,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
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他敢於違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命令。德軍侵入蘇聯後,斯大林唯恐日軍夾擊,要求中共主動發起對日軍的攻擊以形成牽製,而毛澤東就是不出兵。
對中共黨史深有研究的學者楊奎鬆慨歎:“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領袖換成陳獨秀、王明,哪怕是張聞天、劉少奇,它也還是很難走到它的1949年。”
1949年8月,美國政府發表敵視中國人民的白皮書。毛澤東接連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五篇評論,痛斥美國在中國推行的侵略政策。對美國封鎖新中國的企圖,毛澤東擲地有聲地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一方麵派遣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一方麵組成“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並將侵略戰火燒到了我國邊境。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作戰。
當時新中國剛剛誕生,百廢待興,毛澤東為何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他說:“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介石給他安排做了軍統研究室主任,在戴笠手下做事,風風光光一陣後,很快就被冷落了。落寞之餘,不免大發感慨。據沈醉回憶:張國燾有次對他說:“我要是過去心狠手辣一點,我在共產黨內的地位就不會是第三第二了。”張國燾說自己不夠潑辣,確切地講,是嫌自己不夠獨斷,尤其是在與人發生衝突、受到外界壓力時不能堅持己見。在回憶錄中,他也多次對這一性格表示不滿。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張國燾曾反對中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認為這樣會使中共喪失獨立性,而且會讓那些老國民黨員感到共產黨人去搶位子,勢必導致國共交惡。在他看來,國共合作的方式應當是“兩黨聯合”,“兩黨聯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讓國民黨為大股東,中共為小股東。任何一種形式均可避免兩黨黨員在黨內爭奪地位和權勢”。但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壓力下,他屈服了,最後還出席了國民黨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據地反“圍剿”失敗後,他帶領紅四軍進入川北,打算拋棄過去的蘇維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認為蘇維埃政策是失敗的,政權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威力。但中央來電嚴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蘇維埃的旗幟時,他又屈服了。但他心中卻憤憤難平,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我這個流產的主張,後來就被斯大林拾起來,取消了錯誤的蘇維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乃至國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歎道:“我之所以不能改變中共錯誤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點是我不夠潑辣之故。”張國燾缺少一種“一意孤行”的潑辣勁兒。他不僅不敢違抗共產國際的命令,甚至對與自己積怨頗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
這就不難理解,張國燾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後會變節,供出李大釗等黨內同誌的名單。同樣也不難理解,在投降國民黨後,張國燾竟然會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務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豈偶然哉?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最直接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1938年,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啟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很害怕。
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你的四方麵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當然,“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於是,他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誌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走了。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還能接受,王明對他的評價則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逃離延安了。應該說,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然而,王明斷言其雖不是托派卻也是幫凶,則是促使張國燾出走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對張國燾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在武漢張國燾住的旅館裏,周恩來對其徹夜勸說,但張國燾去意已定,最後他提出見在武漢的蔣介石。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陪同張國燾一起過江到武昌去見蔣介石。
張國燾見到蔣介石後,開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聽了十分生氣,立即對他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接著,張國燾向蔣介石匯報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情況,一來事先沒有準備,二來他並不是為匯報工作而來,所以語無倫次。蔣介石見到這種場麵,也不便多說什麽。回到辦事處,周恩來嚴肅批評了張國燾對蔣介石談話時奴顏婢膝的態度。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抗大給全體學生作報告時,說:“張國燾到延安後,中央多次開會批評他,他多次承認錯誤;但尾巴猶在,一反一複,兩麵派行為始終存在。他資格老,過去做過工人運動。我們講仁義道德,還讓他做邊區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說割掉了,實際上穿起長袍子,尾巴藏在裏麵。這次他借口到陝西中部祭黃帝陵,黃帝抓他到墓裏去了,我們也隻好開除他的黨籍。”
5月7日,陝北公學舉行第二期學員畢業典禮,毛澤東出席並講到了張國燾的問題:張國燾過去在政治上早已“開小差”,現在在組織上也“開小差”了。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麽都要爭第一,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老機”,曆史上不“左”就右。黨的“三大”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會十幾天,他反對十幾天。到了武漢,他又支持陳獨秀右傾。長征路上,他反對北上抗日,主張到西藏去建立根據地。以後,又另立“中央”。到陝北以後,1936年10月,他反對黨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信,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說什麽黨中央的信是“韓文公祭鱷魚文,與國民黨合作是幻想”。西安事變後,他半夜敲我的門,堅決主張對蔣介石(毛澤東用手比畫著在脖子上一割)處以極刑。
黨中央進入延安後,張國燾說:“延安是塊雞骨頭,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這是曹操主義,結果味也沒有了,開了小差,一直逃到漢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風,但張國燾沒有看到。張國燾在革命的道路上從頭到尾是機會主義,沿途開小差。他最後勉勵學員:“我今天講的是堅定革命的旗幟,就作為對同誌們遠行的禮物。每個同誌出去要記住,堅決奮鬥,不怕困難、不開小差,不學張國燾。”
張國燾的悲劇,多少與他的“不夠潑辣”有關。不夠潑辣,意味著性格中存在軟弱的成分,在關鍵時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種寧為玉碎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張國燾在黨內一直被他的政敵斥為“老牌的機會主義“。若以能夠堅持己見、抵製外來壓力而論,張國燾的確不如毛澤東“潑辣”。曆史人物的性格,頗值玩味。因為它所影響的,不僅是個人的命運浮沉,而且往往關係到曆史的大事因緣。
1921年7月23日晚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開幕,會議共由13名國內代表,代表了全國50餘名黨員。13名代表中李達脫黨。李漢俊宣布退黨。張國燾投奔國民黨,隨即被開除中共黨籍。劉仁靜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後被開除黨籍。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陣亡於福建長汀。陳潭秋被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27日深夜被秘密殺害於迪化。王盡美1925年7月1日病逝於青島。鄧恩銘1931年4月5日被槍殺於濟南緯八路刑場。陳公博退黨後加入中國國民黨,1938年隨汪精衛投靠日本,抗戰結束後逃往日本,1945年10月被民國政府引渡回國,1946年4月以漢奸罪被判處死刑,6月3日被槍決於蘇州。周佛海退出中國共產黨投靠蔣介石。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汪精衛投靠日本,抗戰勝利後被逮捕,初審判處死刑,後特赦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包惠僧退出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1979年7月2日逝世於北京。董必武1904年考中秀才,之後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1920年在湖北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會後回到湖北開展黨務工作。中共五大後前往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抵達中央蘇區,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之後參加長征。1937年起先後在武漢和重慶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前往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國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1975年4月2日因肝癌在北京病逝。毛澤東曾參加辛亥革命的新軍,1918年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1920年在湖南創建早期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國共合作期間從事農民運動工作,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八七會議上提出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之後領導秋收起義,並先後主持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工作,期間一度被王明排斥出中共中央。後隨紅軍長征至陝北,途中於遵義重新取得中共中央領導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9日於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