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細菌武器

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細菌武器

 

1952年6月，由劍橋大學著名生物科學家李約瑟博士率領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到中國進行調查。在大量人證、物證和科學檢驗結果麵前，科學委員會的專家們達成了一致意見，並完成了一份600多頁的報告。因該報告的封麵是黑色的，因而又被稱為“黑皮書”或者“李約瑟報告”。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東北和朝鮮人民，卻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組成國際科學委員會的七名科學家中，除了一名來自蘇聯外，其他六名都不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李約瑟是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如果由美國提議介入調查的這些機構和組織的性質與構成就會發現：首先，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而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組成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是戰爭的另一方；其次，美國所謂的“國際紅十字會”實際上是瑞士的“國家紅十字會”，並不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再次，美國建議成立的科學委員會由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烏拉圭五國提名的科學家組成，在這五個國家中，除了埃及以外，其他四國都支持美國在1950年6月25日向聯合國提出的譴責朝鮮侵略韓國的提議。考慮到美國提出的三個機構都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此中國拒絕其介入調查。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擔心有關細菌戰的檢驗結果和數據泄露給美國以後，會成為美國檢驗其細菌武器效果的重要依據。

從1952年5月開始，中朝方麵陸續公布了承認曾參與實施細菌戰的近30名美國空軍戰俘的供詞，其中3名上校軍銜的空軍戰俘談到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決策過程。另外，美國空軍上尉駕駛員約翰.奎恩還供認其在朝鮮投擲了細菌彈。

1952年初，中國和朝鮮控訴美國軍隊違反國際《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秘密地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這一事件震驚了全世界。1952年2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公開支持由朝鮮外交部長樸憲永發表的、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罪行的指控。毛澤東在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上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中朝政府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指控暴露出美國極力保護的一個軍事機密，即美方在朝鮮戰爭中開展細菌戰的能力。美軍到底是否具備細菌戰的能力？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還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就進行了細菌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考慮到細菌武器的運輸困難以及如何科學有效地進行人口免疫的難題，美國還是放棄了大規模開展細菌武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受同盟國軍事、政治、工業利益的驅使，特別是在德國和日本1939年公布細菌武器發展研究報告的刺激和威脅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發展細菌武器的可能性。當時，不僅像蘇聯、法國、英國等大國有細菌戰項目的研究計劃，就連加拿大、波蘭等國也開展了此項研究。1941年10月，當時的美軍作戰部部長亨利.史汀生組建了一支由著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隊伍，對細菌戰項目進行指導和研究，他還要求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一個細菌戰項目委員會。該委員會一成立，就立即與英國、加拿大的細菌戰項目建立了聯係。1942年2月，細菌戰項目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細菌戰是可行的，並且史汀生還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主張通過民間機構積極的、秘密的推進細菌戰研究項目。羅斯福雖然沒有看過這份備忘錄，但他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議。事實上，羅斯福總統顯然是被這些主張開發和研究細菌戰項目的專家給說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考慮到了德國和日本細菌武器的發展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將細菌戰項目任務轉到了美軍作戰部，並且與美國海軍部共同合作進行。在25萬美元啟動經費的支持下，細菌戰項目迅速成為戰時美國第二大軍事科研項目，僅次於當時研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由於細菌戰項目的重要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有近4000人參與到該項目的開發和研究中。美國細菌戰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隊的特別項目部，該項目的研發中心位於美國馬裏蘭州的迪特裏克營地。迪特裏克營地建立於1943年4月，當時，同樣位於馬裏蘭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廠已經不能滿足細菌武器研製迅速發展的需要。到1944年年底，該營地的科學家們對很多種細菌及生物武器進行了試驗和研究。但是，一方麵，因為美國已經批準了1925年《日內瓦條約》有關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條款，因此美國政府一直擔心使用細菌武器會遭到美國國內及世界輿論的譴責，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麵，美國和日本卻沒有同意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條約，這就使國際社會懷疑美國的意圖，並成為對其進行指責的理由。同時，美國還有另外一種約束，就是害怕報複和考慮到戰爭對象是否值得冒險使用細菌武器。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蘇走向冷戰階段，基於對蘇聯擁有實施細菌戰能力的不確定性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軍方要求將細菌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擴大，以保證在未來的生物戰中處於優勢地位。另外，由於細菌武器相當低廉的研究成本和發展迅速的特點，所以在冷戰前期，擴大細菌戰項目研究計劃對美國政府來講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擇。基於以上考慮，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本細菌戰戰犯及其罪行進行包庇和隱匿，準備赦免日本細菌戰戰犯，以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細菌戰研究的資料和活體標本。在被赦免的戰犯中，包括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禍首石井四郎。由美國情報官員幫助編寫的石井四郎的個人評估報告，使他免除了戰犯的審判。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們這樣描述石井四郎：“他是親美的，並且他尊重美國的精神文化和物理科學。”可見，美國為了獲取日本的細菌戰資料可謂是“煞費苦心”。由於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哈巴羅夫斯克市對日本細菌戰戰犯的審判，日本試驗和使用細菌武器的大量證據公布於世。美國政界、軍界、學術界與媒體為了掩蓋其與日本的不光彩交易，反稱蘇共是在“作秀”，是為了搞“政治宣傳戰”。

美國到底從與日本的交易中得到了什麽？美國國家檔案中的資料顯示，美國軍方對石井四郎和細菌戰專家至少進行了24次詢問，而且對詢問記錄進行了備份。石井四郎和日本細菌戰戰犯總共向美國提供了35份書麵報告，報告還附有大約8000張詳細記錄的800個人體測試的幻燈片，以及有關鼻疽、鼠疫和炭疽病的三份屍檢報告。這些報告的篇幅從300多頁到800多頁不等。日本戰犯所提供的有關細菌戰研究的報告顯示，日軍對細菌戰的研究與美國相類似，範圍較廣，細菌類型多，但主要是集中在對鼠疫、炭疽、霍亂、傷寒等病毒的研究上。在得到日本細菌戰的詳細資料後，美國的細菌戰專家寫出20多份詳細的分析報告。1947年11月，從日本回到美國迪特裏克營地的生物戰項目負責人埃德溫.希爾博士稱：“在這次日本的調查中收集的證據，大大擴充了這個領域的各個方麵。”在目前所解密的美國國家檔案中，雖然沒有關於石井四郎等日本戰犯幫助美國進行細菌戰和細菌武器研究的記錄，但是有證據表明，日本人所提供的細菌戰的情報資料幫助了美國人在1947年以後所進行的細菌武器的設計和測試。

1950年6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天，美國國防部長特設的研究生物、化學和放射性戰爭的史蒂文森委員會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關於更加廣泛的發展生物武器的計劃和更加激進的八項建議。10月27日，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批準了這些建議，使得美國軍方在戰爭爆發時能夠使用包括新的神經毒氣等生物武器，並研究和測試有關進攻和防守方麵的生物戰。史蒂文森委員會的報告還否定了國際上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定義和分類”，主張美國放棄“使用生化武器隻用於報複”的國家政策。美國空軍完全讚同該委員會的建議，主張大規模開發和使用生物武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敵人精神、軟化敵軍進攻、隔離戰場等方麵的潛力和好處，他們認為美國必須“毫不拖延地獲取強大的進攻性生物武器”，並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生物武器係統用於緊急戰爭，以對付蘇聯和中國。盡管做了大量的努力，1952年9月，美國軍方負責生物武器研究項目的人員仍向政府報告，他們把殺傷力強、穩定、可行、易傳播、成本低、能產生疫情的細菌武器運用到常規戰爭中的計劃並不成功。而一年後，在朝鮮戰爭結束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兩年的結果表明，他們對細菌武器的計劃過於樂觀。但是，這不表明他們的計劃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沒有收獲。

早在1950年2月美國生化部隊負責細菌武器研製項目的威廉.克雷塞就通知國防部，三種病毒試劑與最先進的M33炸彈已經成功地經過了實地測試，再經過一年的繼續研究，這種細菌彈的威力可以發展到4天內將病毒擴散到500平方英裏的範圍。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後，美方除了研製出含有能引起波狀熱的豬布魯氏菌細菌彈外，還研製出了含有炭疽、兔熱病、鼠疫、肉毒杆菌四種病毒的細菌彈。1951年夏天，美國軍方負責細菌戰項目研究的部門想在朝鮮戰場上對已經研製出的各種細菌武器進行測試和檢驗，與此同時，美國迪特裏克營地的科學家與加拿大的細菌戰專家一起繼續研究和開發利用昆蟲作為媒介來傳播疾病的炸彈，他們利用蒼蠅、蚊子、跳蚤等昆蟲攜帶的病毒或帶病毒的火雞羽毛生產出細菌彈，抗美援朝戰爭中朝部隊在戰場上發現的美國空軍投下的細菌彈就是這種。

美國軍方對細菌武器的研發由來已久，特別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的細菌戰研究有較快的發展，當抗美援朝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後，美國為了在邊打邊談中取得優勢地位，是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性采取細菌戰的。1952年春天，美國中央情報局曾與在迪特裏克營地的美軍細菌戰實驗室達成了協議，規定雙方共同開發和研製細菌武器及運輸係統。20世紀60年代，由於美國政府公開承認在對越戰爭中使用過化學武器。紐約的《新聞日報》出版了一份有關美軍細菌戰尚未解密的報告的摘錄。該摘錄公開了從1950年到1966年美軍在8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活體細菌試驗的情況。這則消息震驚了所有的參議員，他們認為軍方對他們不知道隱瞞了多少重要的數據和事實。與此同時，1976年11月9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頭版報道了一部日本電視紀錄片，該片控訴日本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細菌試驗殘忍地殺害了3000名中國囚犯，並且進一步指控這些劊子手通過與美軍分享試驗成果的方法逃脫了戰犯審判和懲罰。日本細菌部隊的5名軍官聲稱，美國軍方承諾如果他們將有關日軍細菌戰研究的重要數據和資料提供給美國軍方，他們將受到完全的保護。日本媒體的指控恰恰與1952年李約瑟博士率領的國際科學委員會所提供的調查報告相吻合，即“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二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20世紀50年代早期，美國的約翰.鮑威爾在上海主辦了英文雜誌《中國月報》。由於在他的雜誌上批評了美國及聯合國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並支持中朝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因此，美國政府於1953年查封了該雜誌。1956年，鮑威爾與他的妻子被美國指控犯有煽動罪。6年後，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和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為由宣判他們無罪，但是，此後他再也不能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了。後來，鮑威爾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在1980年10月發表了《日本的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行》一文，對美國與石井四郎的肮髒交易進行了揭露。當年第一時間向西方民眾報道有關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澳大利亞記者弗雷德.格拉漢姆.伯切特和英國記者阿蘭.溫寧頓，他們非常同情中國的遭遇，撰寫了大量揭露美國罪行的戰地報道，因此，他們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視為眼中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如果美國沒有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麵對美國眾多學者要求政府開放關於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細菌戰項目的檔案資料時，美國政府不會至今仍保持沉默。美國再狡辯也不能掩蓋其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對中朝軍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中朝兩國反對美國細菌戰的鬥爭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抗美援朝戰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