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波字8604細菌部隊

侵華日軍波字8604細菌部隊

1938年10月12日，侵華日軍波字8604部隊在廣東大亞灣登陸，31日抵達廣州，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設置本部，對外稱華南防疫給水部，屬華南派遣軍司令部直轄。抗戰時，日軍“8604部隊”在華南進行細菌戰導致的受害死亡人數超過10萬。必須讓華南細菌戰遺址像731遺址一樣得到發掘和保護，讓曆史真相像南京大屠殺一樣得到充分揭露。

尋找8604部隊。沙東迅的調查開始於1994年初。那年1月，他所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收到了來自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一封公函。函中說，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計劃出版一套抗日戰爭史叢書，其中的《侵華日軍的細菌戰》由軍事醫學科學院教授郭成周、廖應昌負責編寫。現在知道日軍曾有波字8604細菌部隊，又稱華南防疫給水部隊，設在廣州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但詳情不清楚，希望他們參與這一項目。

由於沙東迅正在參與《廣東通史》中有關廣東抗戰部分的主編與撰寫，這項任務就落到了他身上。唯一的線索，是郭成周和廖應昌來信中所附的兩頁複印紙。上麵是日本《戰爭責任研究》季刊1993年總第2號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舊日本軍細菌戰部隊關係圖》，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隊”，旁有說明：日軍在廣州灘石頭設有檢疫所，在此使用細菌毒害來自香港的大批難民。

沙東迅搞了30多年廣東近現代曆史研究，從未聽說過此事。他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訪問了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抗戰時期叫“中山大學醫學院”），走訪了幾十位老人，沒有找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不久後，他又收到郭成周的來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隊一位班長丸山茂畫的兩幅草圖。這些資料是日本731全國展主席渡邊登等人寄來的。

1993年，丸山茂在東京參觀731部隊的罪行展覽後，首次在座談會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來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軍大量屠殺香港難民的細菌戰”的情況。他介紹，當時他是日本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第一課細菌檢索班兵長，部隊對外稱是“華南防疫給水部”，部隊長是佐藤俊二。這個師團級單位配備了800~1100多名專業人員，其中專業將校100人，下設總務課、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第四課和第五課共6個課。獲得了這些新線索後，沙東迅再次來到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經校方介紹，訪到了長期在該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師明華生。

明華生回憶，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學醫學院藥物研究所發現了寫著“波字××××部隊”（號碼不記得了）等字樣的椅子，聽說是日本搞細菌戰用的東西。他還帶著沙東迅去藥物研究所看了那張舊椅子，拍了照片。沙東迅還在那裏發現了一個舊的鑲玻璃的醫用鐵櫃（之後電教組又發現同樣的一個），後來經丸山茂考察證實，這是從東京運來的。

中山醫科大學圖書館退休返聘研究館員郭家鑄說，圖書館裏曾堆積了許多日文書刊，其中日文細菌書刊特別多，可惜解放後被當作舊書清理了。沙東迅認為，這些線索與丸山茂繪製的簡圖基本吻合，可以認定中山醫學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隊的大本營。

沙東迅到廣州市檔案館查閱日偽檔案，找到兩份封麵沒有字的卷宗，經申請才獲準拆開查看。這是兩份不完整的日文統計圖表，名為《廣東省敵地區急性傳染病統計表》和《華南傳染病發生概見圖》，由8604部隊編印。每次日本人來華，都會請求拍攝這份檔案。丸山茂的文章發表後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轟動，有人質疑他的文章是偽造的，為此丸山茂本人於1995年7月下旬親自到廣州進行核實並熟練指認出舊地。

尋訪幸存者。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也是因為抗戰勝利50周年的機緣開始接觸到華南細菌戰的。那時，廣州電視台文學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籌劃一個抗戰題材的劇本。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戰爭都是罪惡》，譚元亨找朋友譯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發，日軍曾在廣州“灘石頭”實施過細菌戰，殺害了不少粵港難民。因經費問題等原因，該劇沒有拍成，但譚元亨卻對這段史實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和沙東迅也因此相識（沙曾被聘為該劇顧問），各自調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證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兩名同事被派到廣州灘石頭收容所做瘧疾調查。收容所日軍所長的場守喜把他帶到珠江邊沒人的地方，鄭重地說，香港來的難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滿為患，上麵命令用細菌殺死他們。“任務落到了我的頭上，我直接聽取部隊長的口頭命令，並發誓不把事情對外張揚。”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內投放了傷寒菌、副傷寒菌，但因難民比較注意不喝生水，隻喝開水、吃煮過的食物，投放細菌沒明顯效果。8604部隊長派飛機去東京軍醫學校取來腸炎沙門氏菌，讓他投放。他先在廚房把煮好的熱粥放涼一點，再放入細菌，在當地工作人員還沒來上班之前，把粥送進難民營。

沙門氏菌會造成急性食物中毒，發病迅速，當時沒有特效藥，死亡率很高。當天夜裏，就開始出現病人，高燒、腹瀉、吐水，直至死亡。經過研究，沙東迅和譚元亨都確定，“灘石頭”就是“南石頭”，現名南石西村，最初為“南石頭懲戒場”，抗戰初期改為“廣東省南石頭難民收容所”。

沙東迅在南石西村居委會的幫助下，找到了幾位知情人，召開了座談會。譚元亨也帶著學生，後來又帶領調研小組和攝製組，走訪了一些幸存者。他們了解到，當年難民所裏流傳著這樣的民謠：籠中鳥，難高飛，不食味粥肚又饑。肚痛必屙無藥止，一定死落化骨池。流浪兒馮慶章（後改名馮奇）曾被拉進難民營，他看到很多香港難民拉肚子，嘔吐，有時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時上百人。

難民所建了兩個並排的化屍池，每個約20平方米，高約4米。因屍體太多來不及處理，日軍令難民所出麵雇了6名搬屍工，廣州造紙廠老工人蕭錚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用三張帆布床和一輛板車把屍體裝運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帶掩埋，有的還有呼吸，等於活埋。

當地居民鍾瑞榮回憶，當時先挖開一道深溝，屍體填滿後，就在旁邊再掘另一道深溝，新泥土用於覆蓋前麵的屍體。等屍體化解、塌陷下去，再鋪上另一層。他說，如果南石頭村的舊樓拆建，地下一定還會發現更多的屍骨。

50年代初曾任廣州造紙廠基建負責人的梁時暢是第一個發現這些遺骨的。1953年，他在南石頭鄧崗（即現在南箕路北段）建職工樓，發現路兩側地下遍布殘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經風化。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層層重疊，人骨堆積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層間隔30厘米厚的黃土，一直延續到2米多深的地下。人骨層長達100多米。

曾參與職工樓施工的民工隊長曾丘模回憶，80年代在南箕路兩邊挖第一、二、三棟宿舍牆基時，挖出屍骨總數超400具，後來由他經手用石灣陶瓷壇子和一些大塑膠編織袋裝起，分三批運往赤泥鎮和增城小樓鎮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雞”的不歸路。沙東迅和譚元亨都認為，8604部隊細菌戰的受害者，有相當一部分是從香港回到廣州的難民。1941年聖誕節，守衛香港的英軍投降，日軍開進了九龍、港島。這時，香港人口為160萬。盡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數年的糧食儲備，但全部作為軍糧被日軍運走。1942年1月，日軍開始在香港、九龍征收糧食和物資，市民深受缺糧之苦。

不久後，香港軍政廳頒布華人疏散方案，實施“歸鄉政策”，許諾給回鄉的市民發糧，定出隻可保留各種勞工、造船工人、船員、有恒產者、種地農民及其他軍隊認可的人員60萬人。為了鼓勵港民歸鄉，日軍還特別設立了歸鄉指導所。

在被發給少得可憐的一點米後，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趕離。僅在1942年頭幾個月，便驅離了46萬人。到了1943年，因糧食更加困難，歸鄉政策的執行變得更為嚴厲，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香港城內，貼滿了“限期歸鄉”告示。

香港淪陷後的3年零8個月中，先後有104萬香港難民迫於生計回到內地。回鄉路線有三條：東線，由香港經九龍半島，越過深圳河，從內地進入廣東（走這條線的人最多）；西線，從香港坐船經澳門，從珠海進入廣東；中線，從香港坐船繞過大嶼山，從珠江口進入廣州（從中線逃回的難民起碼有幾萬人）。

譚元亨曾去香港查閱資料。他拿出一張1942年初的香港舊報紙，上有題為《第十九批歸僑昨晨啟程》的報道：（本港消息）關於港僑歸鄉，在歸鄉指導委員會指導辦理下，由水路歸鄉者，迄至前日止共達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於昨日晨成行，茲特務情分誌如下。

第十九批啟程。查昨晨啟行者，隻渣甸碼頭唐泉灣一線，是晨因歸僑過於擠擁，歸鄉指導委員會乃增加載運船隻，計是晨成行歸僑，約五千餘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載運，而各帆船則由小輪兩艘拖帶，於昨晨九時許啟程，關於歸僑乏保護與糧食等，均與前無異。

這些船隻少量為客輪，大多為木帆船，船頭上畫著兩隻眼睛，俗稱“大眼雞”。南石頭村村民鍾瑞榮記得，船密密麻麻，把整個江麵都蓋住了，數都數不清。

廣州南石頭難民營，就設在船航行的終點。江麵兩岸，有車歪炮台與鎮南炮台。當年，孫中山永豐艦蒙難，被困白鵝潭，就是從這裏突圍的。

一部分船隻在南石頭附近江麵被堵截，香港難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門插針“檢疫”，方可放行。如果經檢疫被認為有問題，就會被拉進日軍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的傳染病室。一些人被帶走，不知所終，大多數人被投入了檢疫所一側的難民所。難民所本來容量1000人，每每擠進5000多人，人滿為患，緊靠難民所的鎮南炮台裏也塞滿了人。

1994年夏天，沙東迅在幾家媒體上發表了揭露日軍在粵細菌戰的文章。10月，寫成《日軍在廣東進行細菌戰情況的調查報告》。他在報告中寫道：從1939年日軍波字8604部隊在廣州編成起，正式宣告日軍在粵秘密地進行細菌戰。其大本營設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及其附近地方。其中，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是該部隊在廣東進行細菌戰最嚴重的地方，殺害了大批香港和廣東難民。

讓8604部隊老兵井上睦雄親曆者說：“我1943年2月隨部隊進駐原中山大學醫學院，被分配到第四課病理解剖班。第四課還有昆蟲班、瘧疾班。昆蟲班主要從事鼠疫跳蚤的培養，瘧疾班從事馬、豬、雞的霍亂研究。我所屬的病理解剖班裏，解剖開刀者是病理班班長橋本敬佑，其餘的人是助手。橋本解剖屍體的內髒時，我們同時切開頭蓋骨。病理班多時每天得到四五具屍體，一天的時間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屍體裏男性居多，也有少數女性、小孩和老人，還有被稱作中國間諜的人（注：可能是抗日遊擊隊員）。病理解剖時一看就知道那種屍體的額頭是遭到了日本憲兵隊槍擊的。額頭有時即使被子彈擊中而引起腦震蕩但不致死，確切地說，那是活體，心髒仍在跳動，為了止血用鉗子鉗住血管。把血管拉出來在顯微鏡下觀看，隻見紅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攏成簇，心髒跳動時它們就滾動。地下室裏有浸屍體的水槽和很多用福爾馬林浸泡、裝在壇子或大瓶子裏的頭顱、內髒標本，被解剖的人有50個以上。”

“我記得1944年空襲變得激烈前接到增產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產15公斤。空襲開始後，如果美軍不久在中國南海岸登陸，這種鼠疫戰將發揮最大作用。”

1995年夏，在南箕路東邊融園附近的水塔下建造了“粵港難民之墓”。墓碑後麵，注明死亡人數為數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