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赤腳醫生改村醫到消失中怪象

把赤腳醫生改村醫到消失中怪象

赤腳醫生,   走資派己改名為村醫。村醫“後繼無人”每年以5萬的數量銳減直至消失。在這幾十年慢慢消失的過程中看到種種的怪象。"1969年，鍾南山和赤腳醫生在一起互相學習的日子"一文中說,  鍾南山院士、胡大一醫生在1969年，鍾南山參加北京的一個下鄉醫療隊，去到河北寬城縣。這個醫療隊成員均來自當時的北京醫學院，成員有在校的各年級醫療係、藥學係和衛生係學生，有基礎、臨床和公共衛生的教員。鍾南山當時在北醫基礎部101教研組任教，他也是這個醫療隊的領隊老師之一。網上有胡大一等人的合影。

鍾南山等人去到寬城的時候，主要是研究中草藥。當時教他們辨認中草藥的老師是寬城的一位赤腳醫生——謝蘭興，而北京下鄉的醫療隊專家則主要教謝蘭興基礎醫學診治方法中醫中藥針灸等醫術。赤腳醫生謝蘭興帶著鍾南山等人一起跋山涉水采集中草藥，他們爬遍了孟子嶺附近的高山，在這裏研究中草藥的生長規律、土壤、根莖、采摘季節等，並采下來，有的種植下來，有的會被製成丸散膏丹，他們還在人民公社的支持下種植中草藥同時還辦起來自製中藥丸散膏丹的土藥房服務社員們。

1年下來，鍾南山等人認識了百餘種山裏的草藥，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這個過程被當年這個醫療隊成員之一現在是中國著名的心血管病專家、醫學教育家胡大一這個大學生記錄了下來。1969年的胡大一還是一年級的大學生，鍾南山是老師。2014年5月，胡大一回過一次曾經工作過的寬城，回京後他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回寬城》。他在這篇文章中還寫到：“當時批判傳統的醫學教育製度是——1年不沾醫學邊，3年不沾臨床邊，6年不沾工農邊。”丶“當時與赤腳醫生一起互相學習，邊學邊幹。下鄉的老師們也定期授課，但更多的是在醫療實踐中帶教。”丶“當時北大醫院中藥房的李老師手把手指導我們製藥，還指導我們背中藥湯頭，和赤腳醫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練習紮針灸。”

胡大一老師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赤腳醫生謝蘭興，他說他們向謝蘭興學習了不少東西。他也寫到，在那個時候，老鄉家裏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屬來敲醫生的門，無論白天黑夜、刮風下雨，醫生背起診箱就跟家屬走崎嶇的山間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診。胡大一《回寬城》一文中,  在胡大一老師的筆下，看到的是對那段經曆的感激之情，當年的醫藥下鄉活動，當年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的偉大創舉，讓這一批原本屬於城市的醫療衛生工作者有了更多的實踐學習機會，學習了很多東西，鍛煉了吃苦耐勞的品質，也與廣大的農村群眾形成了血濃於水的魚水深情。

但完整的《回寬城》這篇文章在網上找不到。而胡大一名下有一長串很多就現任職務一項就有77個職位。在人物經曆中第一行是"1965.09 - 1970.09 北京醫科大學就讀（原北京醫學院）"。請注意這串數字"1965.09 - 1970.09 "是上大學打基礎時間,  而這時間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 習慣上被認為是無"學習知識"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而畢業後胡大一又能在"1970.10 - 1983.09 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內科任住院醫師"了。1946年7月，胡大一出生在開封，開始讀小學中學大學都不算學習, 從改革開放後就突然成了教授博士生導師專家了。曆史就是這樣編造的。

而在鍾南山院士的回憶中，並沒有多少記錄他在寬城的學習實踐故事，在北京大學新聞網刊載《南方人物周刊》中有一篇《醫者鍾南山》，他用一句：“所以從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沒做醫生。”把他在寬城1年多的學習實踐概括了過去。甚至提都不敢提那段向赤腳醫生互相學習的故事。

李蘭娟 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自幼在農村長大，深知鄉親們看病難。在高中期間，李蘭娟就將僅有的生活費用來購買一些針灸方麵的書籍，到省中醫院學習針灸技術。1968年，高中畢業的李蘭娟成為了家鄉一名中學代課老師，她一邊當老師，一邊依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為鄉親們治病。後逢大隊組建農村合作醫療站，李蘭娟便毅然選擇了當赤腳醫生。

因為缺醫少藥，當時的赤腳醫生都要自己跑到山上采草藥，李蘭娟也不例外。在半年多的時間裏，李蘭娟認識了幾十種藥材，哪些可以用來治療傷寒，哪些可以用來消腫，哪些可以用來敷跌傷，都記得清清楚楚。2年的赤腳醫生經曆，李蘭娟盡心盡力為村民服務，深受鄉親們好評。

1970年，李蘭娟以“赤腳醫生”的身份被推薦到浙江醫科大學讀書。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經人民公社社員們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當時的學校多教西醫理論知識，赤腳醫生的經曆，也讓當年的李蘭娟在浙江醫科大學眾多同學中，成了那個既懂西醫又會針灸抓藥的特別學生。赤腳醫生是李蘭娟的主動選擇，她對醫學的熱愛，對病人的無私，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品格，正是那個年代所培養起來的。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看了衛生部報過去的衛生資源分布統計情況後，提出了著名的626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這個指示下發後，毛主席又親自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建設和赤腳醫生的培養。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的隊伍最多時達到了500萬，在新中國的土地上，每一個農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腳醫生。這一偉大舉措，徹底地改變了新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現象，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到1978年，新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68歲，超過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626指示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醫藥下鄉運動，大量城市醫務工作者來到田間地頭，和農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相互學習。這其中就包括了在非典中一戰成名的鍾南山院士，而李蘭娟院士曾經就是赤腳醫生。

從1965年到1985年，赤腳醫生在中國廣大農村存在了20年，隨著赤腳醫生的足跡在廣大農民群眾中遍布開來，中醫文化也在基層農村普及開來。“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赤腳醫生溫暖了一代人的記憶，解決了當年幾億農民的看病難題。然而，到如今，“赤腳醫生”已經成為了曆史，如今的“鄉村醫生”大概隻有80萬，遠遠低於赤腳醫生鼎盛之時的500萬。

那些曾經受益於赤腳醫生時期的廣大農民，聊起來時仍是滿滿的懷念感激之情。赤腳醫生使農村農民大大降低傳染病尤其是血吸蟲病的傳染。大大減少嬰兒和孕產婦的死亡率。僅這兩個成就，就足以讓赤腳醫生這個稱號名垂青史。世界銀行和聯合國也承認赤腳醫生，並稱其為中國的第一次衛生革命。農村農民看病難貴的問題就是因為文革時極為成功的赤腳醫生製度而改變。農民每年隻需要上交一塊錢，掛號隻要五分錢，其他從大隊公用資金裏出。這可把農民們樂壞了。如此便宜又方便，何樂而不為？普通的小病如果沒人治，這些小病也會拖成大病。走資派執政後包產到戶的農民多數都硬抗導致大病產生不得不去醫院化大錢。沒錢的隻能等死。

事實上，赤腳醫生這種稱呼並不是官方製造的，反而是民間先叫起來的。南方多種水稻，下田要赤腳，久而久之，走鄉串戶的鄉村醫生也要赤腳，於是就被稱為赤腳醫生了。赤腳醫生的出現源於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後來，當毛澤東也知道這個稱謂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赤腳醫生就是好。當時正好又伴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批青年文化水平高，就是這些人最後成為了赤腳醫生的主體。赤腳醫生們自己種植中草藥為農民看病，主要的治療手段就是針灸和草藥,  以及少數西醫治療等如肌肉注射或靜脈注射在嚴格執行無菌條件下也是可以實現的。他們還能使用的主要西醫手段就是退熱、止疼、消炎、注射針劑，紅汞、碘酒、阿司匹林、小傷口清潔消毒縫合包紮、預防傳染疾病、接生、宣傳愛國衛生運動等。

由多個中醫學院集體編寫的《赤腳醫生手冊》更是人手一本，成為了除了毛澤東語錄外最流行的書籍，甚至被聯合國翻譯成5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行。對於赤腳醫生來說，其之所以流行，也與參與了鄉村情感有關。醫療本來就是人際關係的一種。赤腳醫生本來就是農民。在醫療之餘還要下地幹活。病人必須信任醫生才能配合醫生的治療，醫生也必須理解病人才能感同身受，為病人解除痛苦。而現在城市醫院裏的西醫們卻做不到這一點。他們都高高在上沒有意識到醫療也是人際關係，將機械觀帶入醫療活動，導致對病人的冷漠。而現在，隨著醫患衝突的惡化，醫生群體更對病人群體產生了很大的偏見。而病人對醫生的偏見卻是由醫生對病人的冷漠產生的。國外對赤腳醫生的研究，大多對這一模式推崇備至。這一模式以低廉的花費普及了基本醫療，是一種極其偉大的行動。聯合國至今仍然在貧困地區推行這一模式。赤腳醫生本身是依賴農村人民公社而產生的。在改革開放以後，農村人民公社製度解體，赤腳醫生模式隨著走資派改為村醫為私人個體後自然會麵臨消失。

那些曾經下鄉受益於赤腳醫生時期的城市醫護工作者，有的早已經成名，如鍾南山、胡大一等，這一批人中，有的人會對那個時期心存感激，不忘當年對自己有過“老師之恩”的赤腳醫生，也有的人可能早已忘卻那段經曆。

還有那些曾經就是赤腳醫生的農村醫護工作者，有的後來進修成為了城市醫護工作者，如李蘭娟，保存著那個時代培養起來的優秀品格，在後來的醫學領域中貢獻自己的力量。還有的仍然留守於農村，如謝蘭興，繼續守護那一方普通勞動者，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隻是，現在的鄉村醫生地位遠不如從前，在赤腳醫生時期，農民與赤腳醫生的關係不單純是看病，還有同樣是農民的親情關係而不是醫患關係,  更不是金錢關係。赤腳醫生都是不論刮風下雨白天黑夜，隻要有人上門尋醫，赤腳醫生就會去上山下鄉風雨無阻從不問是否有錢,  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給病人看病，醫患關係和諧濃厚。而如今，凡事與利益掛了鉤，醫患關係也變得緊張了，走資派篡權執政後改名村醫在農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自然發生了轉變。

盡管有赤腳醫生情結的許多家庭都是世代行醫，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醫生卻發出感慨：“我的下一代絕對不會再做鄉村醫生了。”其實何止是鄉村醫生如是想，隨著醫患關係的愈發緊張，現在很多的大學畢業的醫生都是這麽想的。赤腳醫生製度隻能在社會主義農村實現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才能行得通。

走資派上台後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  將赤腳醫生改名為村醫,  村醫就屬於私有化的個體診所,  農村中平源地區的農民分散居住,  山溝地區更是要翻山越嶺,  村醫背著藥箱走了一個多小時，去給病人打針。路上花了將近 3 個小時，一針才收費 3 元,  誰願當這個村醫。而且當了幾十年 " 沒有名分 " 的村醫，每月領了 30 元的工資，承擔著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工作。而且又 " 是遊離於醫療體製之外、" 半農半醫 " 的農業醫療從業人員。

近幾年考資格證書的村醫越來越多，但多在取得資格證書後就離開了鄉村，轉至鄉衛生院或是縣級醫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齡超過 45 歲的村醫。絕大多數地區的村醫麵臨著沒有編製、沒有社保、退休後還是農民的窘境。隻有 26% 的村醫有養老保險，每月養老金額在 100 元 ~500 元的占 43.76%。還有 19.82% 的村醫每月養老金額在 100 元以下。村醫數量在以平均每年 5 萬的速度銳減。慢慢地都消失了。這對先富起來的走資派和官員資本家來講沒有傷害,  這個群體會得到更好的醫療。而對生活在農村和山溝的農民們來講是有害的。誰為人民服務, 誰為人民幣服務,  從把赤腳醫生改村醫到消失中怪象中看得很清楚。

當年的赤腳醫生製度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在這場製度的推行過程中，中國人民也切實地看到了毛主席關於中西醫結合、西醫學中醫、互相學習的倡導。在新時代下，赤腳醫生時期的經驗，依然值得現在的或將來恢複了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化的社員們去好好研究學習。